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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民犯罪现象

《良民犯罪的思考》

人们经常说犯罪是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是社会顽症。

要治理犯罪,就像治病一样,要“对症下药”。

“对症”就是找准犯罪原因,“下药”就是找出预防措施,而这里的“症状”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犯罪现象。

犯罪学研究就是通过对形形色色、许许多多的犯罪现象进行广泛观察和典型分析,总结犯罪特点和规律,寻求犯罪原因和对策。

所以说,犯罪现象是犯罪学研究的基本素材和出发点。

它是犯罪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它与犯罪原因、犯罪预防并称为犯罪学的三大研究对象。

我们首先界定一下犯罪现象的概念。

犯罪现象不同于犯罪行为。

犯罪现象属于宏观层面,指一定时空中表征、装述和反映犯罪原因并被犯罪原因所决定,进而为预防犯罪提供依据的有关犯罪、犯罪人、被害人、被害人的非刑法条文形态的诸经验事实的总结。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一个和我们普通公民密切相关的犯罪现——良民犯罪。

良民犯罪是指原守法良民由于受当今以钱为本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而一时冲动而进行的犯罪。

我先举几个案例,让大家明白什么叫良民犯罪

负债救老人,然后捂死他

如果要把我国建国以来的良民犯罪现象进行一次全面梳理,不论所选角度是法理、社会还是犯罪心理,浙江省杭州市的章红彩案恐怕都要排在首位。

2008年5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章红彩死缓。

案件审理过程中,341位村民写下了保荐信,请求法院从轻发落章红彩。

如此戏剧性的场面,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事件本身太过离奇。

事情要从2007年9月18日说起,那天,杭州市萧山区楼塔镇发生了一起车祸,74岁的村民丁志灿的左腿被车轮碾过,生命垂危。

肇事司机连忙打电话给车主章红彩,章赶到现场后将老人送到萧山区中医骨伤科医院,并且不停地请求医生:

“不论花多少钱,都一定要救活老人!

”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老人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交警部门稍后对这次事故进行了责任认定———司机负全责。

然而,责任认定后,司机却消失了。

章红彩没有去苦寻司机,而是主动承担起了对老人的赔偿,她说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将老人治好,健康如初。

“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对她当时的行为也非常感动。

”萧山区中医骨伤科医院急诊室的一位医护人员说。

但老人家属却在接到老人病危通知书后,要求章红彩一次性支付赔偿15万元。

“他们图的就是钱,平常他们对自家老人从来不照顾的。

”章红彩的丈夫章华明说。

章红彩没有同意,她与老人家属的矛盾自此日深,矛盾的焦点只有一个———钱!

章红彩并不富裕,但她竭尽全力去救老人。

当医疗费一笔笔地向她“袭”来时,她一个接一个地去找亲戚朋友,四处举债。

她用借款支付了3万余元医疗费用,但尚拖欠4万余元无法支付。

巨额医疗费压得章红彩喘不过气来,她寝食不安,整个人几近崩溃。

最后,性本善良甚至堪称高尚的章红彩不堪重负,萌生了杀人的念头。

2007年11月20日凌晨4时许,章红彩偷偷进入丁志灿病房,用棉被捂住老人头部,致其窒息性死亡。

法院审理后,判处章红彩死缓。

此后,本案种种争议一直不绝。

但因为已经达成和解,双方家人齐齐封口,任凭世人评说,直至现在……

勤恳打工仔,一吵伤人命

与章红彩案相比,邓某的案件显得极其简单。

但此类因一时冲动而引发的恶性案件却并不少,占了“良民”犯罪的绝大多数。

四川人邓某在广州花都打工多年,是一名装修工人,专门负责贴地板砖。

因为心地善良时常帮助身边的人,工作又勤勉认真,邓某在朋友和客户中口碑都不错。

2009年9月28日晚7时许,邓某正在一条人行道上铺地板砖时,钟某和朋友刚好经过,踩到了刚铺好的一块地板砖。

邓某很生气,小声嘟囔了一句“赔钱”之类的话,双方遂发生争执,进而动起手脚,邓某被打得鼻青脸肿。

邓某认为自己并没有错却挨了打,感觉受了欺侮,便找来正在附近的老乡围殴钟某,钟某挣脱逃走。

因被打不服气,邓某又与两个朋友继续沿途追打钟某至马路中间花基,致钟某在疾穿马路时与急驶而过的一部小轿车发生碰撞,当场死亡。

后来,公诉机关认为邓某的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并向法院提起公诉,本案目前仍在审理中。

创业几起落,失意炸商场

今年5月17日,有一个陌生男子打电话到珠海吉之岛,自称在超市里分5个地方放置了炸弹,其中3楼男洗手间内便有一个,并向吉之岛勒索100万元……

珠海震动!

稍后,警方成功拆除炸弹,并将犯罪嫌疑人钟某抓捕,钟某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今年31岁的钟某家住揭阳市揭东县农村,在家人和街坊邻居的眼中,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孝顺儿子。

邻居们说,他不但每次回家会给父母带来礼物、时常打电话问候,甚至在自己创业稍有起色的时候,还想给父母和外公外婆购置房产,让他们安度晚年。

而那时,他自己还没有房子。

钟某也是一个勤奋的人,他曾一直相信自己会在商海里有一番大作为,并为此百折不挠。

几年来,他开过饭店,倒闭后又承包饭堂,亏损不少后他又卖起了菜,不过获益甚少……创业不顺,也让钟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把唯一的铺子抵押出去也不足以偿还。

钟某不敢再贸然尝试创业了,他心灰意冷,拆了手机,半年没有出门。

今年5月,钟某为了自己的“发财大计”,不惜铤而走险,“玩”起了炸弹……

良民犯罪不完全记录

马加爵案:

马加爵从小孝顺父母,与人为善,热爱学习。

中学期间,成绩一直优异,曾被预评为“省三好学生”,并获“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二等奖”。

2000年马加爵以高分考入云南大学,但因生活极度贫穷常被嘲笑,他认为尊严受到了践踏。

2004年2月他疯狂“报复”,连杀4名同学。

王斌余案:

宁夏的王斌余是一个忠厚淳朴的农民工,他自己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但还热心帮助身边人,而他最怕的就是干了活没工资拿。

2005年,当工资累积到5000元时,他反复去要,工头就是不给。

于是,他举起了刀,连杀4人,重伤1人。

崔英杰案:

河北保定人崔英杰在部队期间技术过硬,为人善良。

2003年他带着优秀士兵证光荣退伍。

其后,为了生活他在北京当起了“走鬼”。

2006年8月11日下午,他卖烤肠用的三轮车被城管人员抬上执法车,崔英杰气愤之下,手持小刀刺中海淀城管大队海淀分队副分队长李志强的颈部,致其死亡。

郭云案:

2006年9月2日,3岁零9个月的小任湘被素不相识的26岁贵州男子郭云突然抱起从广州天河一座天桥上扔下,郭云也随后跳桥自杀。

据悉,郭云性格较内向,对父母很孝顺,打工期间经常给家里寄钱,他曾想在老家盖房子结婚。

事发时他到广州才5个多小时,刚被拉客仔用假钞换了400元并追打,其后多方求助无门……

刘旺锐案:

刘旺锐原本是个老实、淳朴、上进的农家孩子,2004年初从福建武夷山的农村老家来到广州打工赚钱,不料被黑传销骗光父母为其筹得的血汗钱。

愤怒下,他手持西瓜刀与同时受骗的叶星等人对“上线”王全金猛砍多刀,致王全金伤重死亡。

社会“推手”

所谓成功就是有钱

“良民犯罪”,部分对这一现象一直关注和思考的专家学者受羊表示,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导致他们犯罪的冲动、贪婪和失落还有社会因素。

造成这些‘好人’犯罪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社会价值观的单一。

所谓价值观即人们关于好坏、得失、善恶、美丑等价值的立场、看法、态度和选择。

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的需要为标准,对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或现象所蕴含意义的认识和评价,他往往表现为信念、理想、信仰、追求等形态。

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是和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并受其制约的,是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之中的人们的利益和需要的反映,它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

由众多的复杂多样的价值观进行长期反复的整合和消解,最终就形成了体现一个社会价值理念的价值体系。

任何社会的价值体系都是该社会价值观的集合体,是建立在该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

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强力支撑。

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和一般价值体系的完整的、内涵丰富的价值观系统,其构成具有层次性。

社会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由核心价值观构成的核心价值体系,由里到外则是由一般价值观构成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其他价值体系,主要包括伦理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对其他层次的价值观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各个层次的价值观依据核心价值观来确定其内涵。

各个层次的价值观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各个层次的具体价值观内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调整或变化。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表示,“现今的社会,对金钱的追求几乎成了唯一的价值观,也成了衡量成功唯一的标志。

不论章红彩案中的死者家属、‘地砖’案中的邓某还是‘炸弹狂人’案中的郑某,都在案件发生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了对金钱的诉求,而他们的这些言行最终间接或直接地导致了案件的发生。

朱征夫认为,价值观单一的责任不应推给个人:

“个人之所以接受这种价值观,也是被社会‘逼’出来的。

在单一价值观的背景下,人们对成功的理解便变得过于狭隘,个人和社会都容易出问题。

当大家都把赚很多钱当成生活的目标时,因为资源的局限,成功者只能是少数,而失败和挫折的人必然更多,这些人便可能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

他们郁闷,他们彷徨,他们愤怒,他们失落,他们冲动……于是,很多本不该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便‘令人震惊’地发生。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广东省心理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邱鸿钟也认为,当今社会对成功的过度强调造成了一种浮躁心态:

“对成功的宣扬贯穿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产生了对快速成功、一夜致富的强烈欲望,从而导致了赌博、犯罪等行为的出现。

但是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

近代市场体系确立以来流行的“物质主义”——个人的物质享受至上,及“理性主义”——盘算利益得失是个人行为的至上准则,而这些往往是道德和宗教界的批评对象。

其实,在任何时代,追求物质享受都是人的本能。

农人努力使田地多产,商人努力赚钱,自古皆然。

即便对于孔孟先贤,依然“食、色,性也”,而且要“食不厌精”。

对物质享受的理性追求,提供了人类基本的前进动力。

然而,理性地追求物质享受是人类本能,而不是价值观。

价值观不是本能,而是精英们制造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观念,要求在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伤害“社会”中他人的利益。

物质利益是重要的,个人理性是重要的。

本能以利己为要,社会价值观本质上是利他的。

当社会精英把“人类社会”的法则简化为市场法则,甚至简化为动物界法则,普适道德就成为“理性主义者”们的(逻辑)“累赘”了。

维系人类社会,靠的是人类成千上万年痛苦经验积淀出的普适道德规则,亦称“正义”或“基本法”。

这正义观是深深种植在人类心灵里的,正是这种“人性”使人类脱离动物界。

与动物界相比,人类社会优越得多。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社会精英们不把自己看作“人”,而自认是动物王国里的一员,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及“理性”,心灵里的“普适道德”就会迷失,这个社会就有堕入动物界的危险。

成功不以金钱衡量

犹太商经指出,成功不是以金钱为衡量的,富有的人并不都懂成功的艺术。

面对金钱,许多人都想在狂热梦想中等待成功,但他们却不懂得一个基本的原理,那就是金钱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

犹太商人虽然看重金钱,但是更看重做人的成就感。

一位著名的犹太富豪曾经这样说:

“工人的工资是按工作能力或工作效果支付的,然而,人们的成就绝不是以银行存款来衡量的。

多少伟大的成功者,他们并不是富豪,却穷的可怜:

印度伟大的政治家甘地,死后留下的遗产只是两只饭碗,两双拖鞋、一副眼镜和一块老式怀表而已。

海伦·凯勒,这位成功者的典范,她克服了先天的障碍,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盲聋之人并非毫无前途,从而给了千千万万如她一般的人以生活的勇气,使他们得到启发,不再消沉,但她却并不富有。

圣弗兰西斯曾影响过多少王族统治者,高僧圣者,艺术家,以至凡夫俗子,就连今天在他死后700年,其影响力仍然深植人心,他可算是最有成就的穷人了。

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对人类未来社会价值诉求的基本看法和总体要求,是几千年来人类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理想的一种延续,是对一种更人道、更平等、更自由的合理社会的理想价值诉求,它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

这一体系是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积极扬弃的基础上的,是在吸取以往人类一切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以人民利益为目标的新型的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同样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一般价值体系,它是由核心价值体系主导的多元价值体系构成的价值系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理想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共同理想则是社会大多数人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当代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

这个共同理想,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动员、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它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反映了现阶段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普遍追求,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

 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

只有分清荣辱,明辨善恶,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了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涉及人生态度、道德修养和治国方略等主要方面,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旗帜鲜明地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辨别是非善恶、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和规范。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正确的理解成功的定义。

贫穷与犯罪的关系

(一)贫穷带来的问题

贫穷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是体现在几个层面:

  1、教育问题。

贫穷限制了人的受教育的机会。

很多贫苦人家的孩子无法和别人一样上学,一般看来,父母的教育水平也限制了孩子的教育。

  2、歧视问题。

社会对贫穷长期以来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歧视。

这也许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

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家里很穷,但是他并没有申请学校的助学金,他花钱比我们还大手大脚,这是因为他忍受不了自卑,也对社会歧视过于敏感。

他怕别人看不起。

  3、机遇问题。

家境较好的孩子其父母的社会关系也较好,在找工作等方面的机会要大得多。

  4、娱乐和享受问题。

消遣较少。

一些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也忙于打工。

  5、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

且不说门当户对、势利眼、傍大款等等现实,贫穷人家在恋爱、婚姻和家庭方面也面临更多的困难。

这些问题,的确在困扰着很多人。

甚至有很多自暴自弃。

但是,只要他们想一想,现在国内外上等社会中的人,有几个在一百年前不是贫苦出身呢?

有钱人家在条件创造方面的作用并没有想象或感受到的那么大。

没有奋斗,就没有未来。

不是自己的努力成果,也难以赢得别人真正的尊敬。

(二)贫穷是诱发犯罪的原因之一

从社会学角度讲,贫穷确实是诱发犯罪的主要成因之一,如果深入探讨犯罪的心理诱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贫穷为当代中国犯罪频发的原因,特别是象盗窃,抢夺,贩卖儿童等,分析犯罪诱因似乎应该对犯罪的类型进行划分,然后分析更能得出令人人信服的结果,而不是单单看到表现贫穷而断言贫穷既是其犯罪的原因。

南非暴力与和解研究中心发布报告说,贫困是导致目前南非暴力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该中心负责人戴维·布鲁斯说,南非经济结构的特点之一是高贫困率和高失业率,贫富分化严重削弱了人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导致谋杀、强奸和暴力抢劫等恶性犯罪事件不断发生。

赵国玲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犯罪学》中,从“贫穷与犯罪、失业与犯罪、政治与犯罪、家庭与犯罪、酗酒与犯罪、赌博与犯罪、职业与犯罪、人口与犯罪、烟毒与犯罪、奸淫与犯罪”11个方面,探讨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时,把“贫穷与犯罪”放在首位,是有其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的,也是生命本源的异类逻辑演绎。

如果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里,遵纪守法的有志气者,会选择“穷则思变”的路径,穷且益坚,发奋图强,寻求出路,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如果在一个机会并不均等甚至严重不公的社会环境里,遵纪守法的良民,即使发奋图强,也未必能够寻求出路。

所以机会均等的公平社会应可降低犯罪率。

 所以要建设和谐稳定而文明健康的社会,不管其时社会经济总量水平如何,至少要公正公道,起点公平,机会均等。

严格的绝对的公平均等无法实现,但是社会共识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形成合力,社会管理者要有这个目标。

穷富差别太大的情况就不是乐观的状态,尤其是财富的聚集方式是对大众掠夺的话,会更加引起不平。

马克思说,上帝给人的天赋就是不平等的,而这先天的不平等,可以在人间通过科学合理的组织与分配得以弥平。

还有另一则新闻,为减轻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辽宁及时调高相关社会保障标准,并专项发放生活补贴,解决城乡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等困难群体的生活困难。

世界中本来就不存在绝对的平等。

一些都是在均衡中相存相克相生。

用积极的态度,我们不能要求社会对每个人都公正。

上天借不公正给人以施展发挥的余地。

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

一个人的完善往往与磨练密不可分。

不公正让人们进取,同时造就英才。

只有承认这些社会规律,才可能在社会变革中把握住自己。

我们是应该关心弱势群体。

这是因为社会文明是全人类的文明,而社会的均衡发展也需要减小人与人的差距。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资源是有限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也是有限。

这种约束正正体现了自然和社会的承受水平。

仅以温饱来说,温饱问题的解决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饥饿和寒冷就是自然界自我约束的一个手段。

地球是有限的,人口却在不断地增长。

每一次粮食产量的提高对于人类短期是好事,而长期是灾难,因为解决的这些温饱却是为下一阶段的人口膨胀留下空间。

当自然失去有效的自我约束以后,灾难就开始到来,这就是资源的全面匮乏,甚至于不能再生,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逐渐升级。

没有少部分人饿死,就没有人口自我收缩的边界,就不足以留下自然界自我恢复的空间,其结果是全人类一起灭绝。

所以,不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不能维持整体的利益。

这就要求我们政府,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千方百计的为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依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完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促进社会的安定发展。

减少良民犯罪现象的产生。

 

参考书目:

菲利著《实证派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刘文成《犯罪学——犯罪现象、原因、对策》,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魏平雄《犯罪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宋浩波《犯罪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商小平,王学才《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潘维《中国问题是核心价值观的迷失》

《世界上最伟大的犹太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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