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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行
内部发行
第5期
（总第1334期）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信息部编2007年6月12日
本期导读
●对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原因的分析
●欧美再制造产业发展情况
●稳中适度从紧成为当前货币政策取向
●林毅夫：
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中机联组织召开2007年机械工业名牌工作研讨会
●上海市工经联召开第十次主席团会议
目录
【经济热点】3
对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原因的分析3
欧美再制造产业发展情况11
【政策动向】11
稳中适度从紧成为当前货币政策取向11
专家预测再次大幅下调出口退税率可能性加大12
【专家论坛】13
樊纲：
降低过剩流动性须另辟三大途径13
林毅夫：
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15
【会员园地】19
中机联在京举行中韩核电泵阀标准技术交流会19
中机联组织召开2007年机械工业名牌工作研讨会19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召开"五四"优秀青年表彰大会20
上海市工经联召开第十次主席团会议20
【经济热点】
对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原因的分析
[摘要]探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原因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决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重要因素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人口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均收入少，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长期推行强速战略，盲目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市场取向改革不到位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开放的非均衡的发展；经济结构失衡，包括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失衡、城乡之间的失衡、地区之间的失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失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与强速战略相联系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城镇化率低；一些理论、思想和观念，也是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
经济结构失衡，是我国当前经济中众多矛盾的深层次矛盾之一。
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探讨这种滞后的原因，显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总的说来，建国以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反映了第三产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
1952～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8.6%上升到39.5%。
但是，我国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进程被严重扭曲，以至当前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按当年汇价计算，200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00美元，但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比2003年低收入国家的比重（为49%）低9.5个百分点，比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相当的下中等收入国家比重（为52%）低12.5个百分点，比上中等收入国家比重（为59%）低19.5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比重（为7l%）低31.5个百分点。
在这方面居于世界后列。
决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重要因素如下：
1、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
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均证明，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与人均收入呈现很强的相关关系。
我国人口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均收入少，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据有关单位按照改革20多年的数据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服务业发展的相关系数为0.65。
当然，仅用这个因素无法解释我国第三产业的严重滞后，尤其是不能说明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为什么还低于低收入国家。
但它毕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来说，尤其是这样。
2、长期推行强速战略，盲目追求经济的高增长
这主要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包括他们的各部门），到国有企业都存在投资膨胀机制。
但在“一五”时期这种体制还在建立的过程中，投资膨胀机制的作用还有某种限制。
因而“一五”时期这种倾向相对后续时期来说还不很明显。
但从“二五”计划时期到“六五”计划时期（其中1961－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除外），这种倾向就很明显了。
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以后，从中央政府制定的“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这个层面来看，由推行强速战略而导致的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总的说来，这六个五年计划（或规划）规定的经济增速指标都是低于甚至远远低于潜在增长率，以至实际实现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了计划（或规划）指标。
但由于强速战略的慢性作用，特别是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门和企业都还程度不同地内含着投资膨胀机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仍然很强，以至改革以来多次发生过热（或局部过热）。
乍一看来，这种强速战略似乎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是无关的。
但在实际上，正是这种强速战略是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一个最重要根源。
问题在于：
这种强速战略是片面地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为重点的强速战略，甚至可以说，就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强速战略。
其长期推行必然导致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其他产业发展的滞后。
历史事实也正是这样的。
1953～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9.2%、3.8%、19.7%和9.6%；这期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2年50.5%下降到1957年的40.3%，第二产业比重由20.9%上升到29.7%，第三产业比重由28.6%上升到30.1%。
1958－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分别为5.4%、1.6%、9.1%和4.5%；这期间第一产业比重由1957年40.3%下降到1978年的28.1%，第二产业比重由29.7%上升到48.2%，第三产业比重由30.1%下降到23.7%。
1979～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分别为9.7%、4.6%、11.3%和10.6%。
上述数据表明：
如果仅就上述三个时期第三产业本身增速的绝对水平来说都不算低，但问题在于第二产业增速过高，从而第三产业相对增速偏低。
这样，第三产业比重在第一时期的变化尽管还比较正常，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
特别是在第二时期比重甚至下降了，在第三时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
最终使得第三产业比重过低。
可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增速长期过高，是造成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根本原因。
3、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市场取向改革不到位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开放的非均衡的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为推行强速战略提供了巨大需求，而这种体制集中的资源又为推行这种战略提供了可靠供给。
因此，这种体制是强速战略赖以建立和实施的基础。
正是这种强速战略从根本上导致了第三产业滞后。
从这种相互联系的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是造成改革以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更为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诚然，这种情况在经济改革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主要是经济改革在促进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方面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伴随经济改革的进展，市场在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合理配置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而且这种改革又成为1979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均收人大幅攀升的根本动力。
这样，就推动了第三产业比重的迅速恢复，并上升到建国以来从未达到的高水平。
但同时需要看到：
由于经济改革不到位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开放的非均衡性发展，仍是第三产业滞后根本性因素。
就经济改革不到位来说，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只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和基本完成改革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消除了。
但在改革没到位的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就是改革以后多次发生经济过热以及2003～2006年连续4年经济发生局部过热的根本原因。
其中主要又是重化工业增长过快。
当然，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重化工业的发展可以而且必须快一些。
问题是重化工业发展过快了，由此造成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
在经济改革不平衡方面，无论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工业都是领先的，第三产业都是滞后的。
据有的学者计算，到2006年为止，全国约有80%左右的国有中小企业已经完成了改制，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等。
在国有大企业中，目前国资委管理的约有160家，各省市自治区大约平均各有30家左右。
其中相当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股权多元化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造。
当然，国有企业改革任务还很重，要真正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大约还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但相对说来，国有第三产业的改革则还要滞后得多。
这一点当前突出表现在垄断行业、文化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方面。
这是就存量改革来说的。
在增量改革方面，就对民营经济的开放来说，工业比第三产业要早得多，快得多。
这当然是从总体上说的。
在第三产业的某些方面（如商业）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并不晚。
但在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域（如垄断行业和文化事业方面）则要晚得多。
直到目前为止，这些领域对民营经济的开放仍然严重滞后，某些方面的开放程度甚至还不及对外资企业。
当然，在第三产业的某些领域（如涉及国家安全和关键经济领域）是需要国有资本控股经营甚至独资经营的。
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仍然可以说，第三产业对民营的开放还是滞后的。
当前这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开放空间。
在对外开放方面也存在某种类似的状况。
无论是在外贸方面，或是吸引外资方面，也都是首先集中在工业方面。
在对外贸易方面，1980～2005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由90.05亿美元增长到7129.16亿美元，增长了78.2倍，占货物出口的比重由49.7%上升到93.6%；工业制成品进口由130.58亿美元增长到5122.39亿美元，增长了38.2倍，占进口货物的比重由65.2%上升到77.6%。
但在这期间服务业的进出口则不多。
据报道，1982～2005年，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由43.4亿美元增长到1582亿美元，增长了35倍。
其增速也很高，但占外贸的比重很低，2005年服务贸易仅为外贸总额的11.1%。
在吸引外资方面，以2005年为例，这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已经达到6032469万美元，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71826万美元、4469243万美元（其中工业为4420223万美元）和1491400万美元，分别占总额的1.2%、74.1%（其中工业为73.3%）和24.7%。
这些数字表明：
改革以来，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从货物出口需求与投资品和资金的供给等方面大大促进了工业的增长。
而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来说，这方面作用则不大。
当然，决定这一点的并不只是由于对外开放不平衡性，还同体现国际资本利益的产业转移的特点相联系。
国际资本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利用我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土地等），只是把那些附加价值小、利润低的制造业的加工环节转移到我国，至于那些附加价值大、利润高的高端产业（其中包括第三产业）以及制造业中的研发和流通环节（即生产性服务业），仍然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这一点，在加工贸易占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明显地反映出来。
1981年，加工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分别为11.31亿美元和15.04亿美元；二者占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比重分别为5.1%和6.8%。
到2005年，上述两组数字分别为4164.67亿美元和2740.12亿美元；54.3%和41.5%。
就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来说，第三产业是滞后的。
这突出表现在城乡二元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滞后上。
比如，在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作为城乡二元体制最基本组成部分户籍制度（城乡就业、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上）当前还只在某些省市破题。
显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进展不平衡状况，又导致了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工业发展更快，第三产业较慢，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4、经济结构失衡
这包括以下四个重要方面：
（1）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失衡。
我们仍按照前面提到的三个时期来分析这种失衡状况。
1953～1957年。
这期间消费率由1952年的78.9%下降到1957年的74.1%，投资率由22.2%上升到25.4%，二者升降的幅度不大。
1958－1978年，消费率由1957年的74.1%下降到1978年的62.1%，投资率由25.4%上升到38.2%，波动幅度很大。
1979～2005年，消费率由1978年的62.1%继续下降到2005年的51.9%；投资率由38.2%继续上升到42.6%，波动幅度很大。
上述情况表明：
“一五”期间在恢复经济基础上继续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大体还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对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
但同时需要看到，这个方针和体制在导致投资和消费失衡方面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特别是1958年以后，继续长期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和计划经济体制，必然继续强化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在资金投入方面向工业倾斜。
这就导致工业增速大大超过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其他产业的发展。
这是其一；其二，一般说来，工业的快速增长也会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但我国原来生产技术水平低，特别是在企业组织方面长期实行“大而全”、“小而全”，因而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发展，而且在主要实行粗放增长方式的条件下，技术升级和分工发展都比较慢。
这样，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大。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消费率虽然逐年下降，但毕竟始终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而且相对生产性服务业来说，我国消费性服务业比较发达，占服务业大部分。
这样，消费率下降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阻碍作用就要大于由投资率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从而成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按照200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消费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可以提高0.51个百分点。
这样，扩大消费对增加第三产业比重的作用，比增加投资要大得多。
（2）改革以前农业发展滞后，传统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是主要因素。
其结果是，农业增速大大低于工业，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也下降过快（数据已在前面列出），农业在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方面与工业的差距也都急剧扩大。
1952年，农业每个从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为198元，主要由工业构成的第二产业为926元，二者劳动生产率之比（以农业为1）为1：
4.9；到1978年，前者为353元，后者为2732元，二者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
7.7。
在这期间，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62元增加到132元，同比增加了77.2%；而非农业居民由148元增加到383元，同比增加了113.2%；二者增速之比（以农业居民为1）为1：
1.5。
诚然，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都有很大的提高。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并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但从80年代下半期到21世纪初，工业各项经济改革逐步加快了步伐，而农村在流通、税收、金融、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显得滞后。
改革以来，农业在开放方面一直落后于工业。
这是其一；其二，城镇化速度慢，水平低（详见后述）。
其三，1978－1999年，为了促进全国经济的高效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实行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第二、三产业占有较大比重的东部地区获得了迅速发展，而第一产业占有较大比重的中西部地区发展较慢。
其四，从一般意义上说，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了农业哺育工业和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
而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出台不够及时。
其五，建国以来，农村的基础设施发展很慢。
其六，有些年份由于对粮食生产形势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以至使得作为主要农产品的粮食发生多次减产。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改革以前就存在的农业发展滞后于工业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诚然，在2004～2007年间，中共中央连续发了四个一号文件，大大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
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局面。
这样，在1978～2006年间，农业增速仍然过慢，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下降过快（数据已见前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以及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并无大的变化。
到2005年，每个农业从业人员创造的农业增加值为6664元，而由工业组成的第二产业则为49735元，二者之比（以前者为1）乃为1：
7.5。
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纯收人为3587元，比1978年同比增长5.7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也增长了5.7倍；二者增速之比为1：
1。
可见，在1979～2006年期问，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增速方面，农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但绝对水平的差距则扩大了。
这是其一；其二，就收入来说，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支出包括了生产方面的支出，而且农村居民享受的由国家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基础设施、科技文卫和社会保障事业等）比城镇居民要少得多。
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则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需要着重指出：
在全国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农村居民收入低，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极严重的不利影响。
显然，乡村居民对服务业的需求比城镇居民要小得多。
比如，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7942.88元，而农村居民则只有2555.4元，前者为后者的3.1倍；市、县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的比重达到78.3%，县以下只占21.7%。
而县以下还包括镇，考虑到这一点，农村居民在这方面占的比重还要小。
（3）地区之间的失衡。
建国以后，直到改革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虽有变化，但总的说来，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旨在消除旧中国留下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均衡发展战略。
其突出表现就是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提出的建立大行政区甚至省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这种战略不仅否定了以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等为基础的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而且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因而不可能解决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以作为衡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标志的工业为例，1952～1978年，沿海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70.84%下降到63.32%，内地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9.16%上升到36.68%。
这表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有所缓解，但并不显著。
改革以后，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面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为此，在改革开放和其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东部地区较快发展的措施。
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也随之扩大。
依据条件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1999年以后，逐步形成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总体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但这个总体战略实施不长，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遏制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
比如，1978～1999年，东部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63.32%上升到1999年的70.14%，又继续上升2003年的73.48%；而在这期间，中西部地区由36.68%下降到29.84%，又再下降到26.52%。
这是就比重来说的。
就增长率的差距来说，正在缩小。
比如，西部和全国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九五”期间为2.7个百分点，“十五”期间为1.7个百分点，2006年为0.6个百分点。
需要强调的是：
地区差别也是导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有的学者按照2000年可比价计算，1978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4.75%、29.82%和15.43%，人均服务占有量分别为381.46元、209.38元和265.76元。
到2000年，这两组数据分别为62.05%、24.89%和13.06%：
4431.44元，2052.9元和1660元。
按当年价格计算，2004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9.4%、23.6%和17.O%：
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60.7%、22.1%和17.2%。
2005年，按当年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5.6%、18.8%、16.9%和8.7%，这四个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3768元、10608元、9338元和15982元。
与此相联系，这四个地区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57.2%、17.5%、17.0%和8.3%。
这些数据表明：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就愈大，其比重也愈大；反之亦然。
据有关单位分析，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该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98。
（4）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失衡。
2003～200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顺差分别为254.7亿美元、320.9亿美元、1020亿美元和1775亿美元。
其中，2003～2005年三年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6.1%和25.8%；2006年货物净出口大约接近30%。
当然，就我国具体情况来说，净出口比重多少才算是适度的，还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但就2003年以来与出口顺差激增相联系的经济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加大，外贸风险增加，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以及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内需和外需是失衡的。
从2007年1月的外贸顺差的大幅增长情况来看，这种从2005年以来开始的失衡加剧的势头还在发展。
据报道，2007年1月外贸顺差高达158.8亿美元，同比增长64.7%。
诚然，从本质上说，内需与外需失衡，是与战略和体制相关的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
但如前所述，这一点同国际资本的产业转移特点也是直接相关的。
并且同美元作为主要的世界货币地位以及美国的外贸和军事战略紧密相连。
美国依靠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多发钞票，用以大量购人我国的廉价货物，又依靠其在众多高技术的领先优势和垄断地位，在高技术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方面对我国严加限制。
但需着重指出：
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失衡，也是加剧我国国内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中包括加剧了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
如前所述，我国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大部分都是工业品，服务业占的比重很小。
这样，外贸在拉动工业增长方面的作用比服务业要大得多。
5、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重要支撑点，就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
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的来源是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在改革前传统战略的指导下，长期推进优先发展重工业，必然阻碍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是其一；其二，以铁饭碗、大锅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是行政部门、企业或劳动者个人，都缺乏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性。
其三，诚然，在这种体制下，也追求经济的高增长。
但推进高增长的主要手段，就是最简便易行并被普遍采用的上项目和增加投资，而并不是技术进步。
其四，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把劳动成本压的极低，从而把使用人工和使用机器的费用的差距拉的很大，阻碍了机械化的发展。
其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是建设型财政，而不是公共财政。
因而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是经济建设投资，而不是提供服务的科教事业。
其六，部门分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就必然会在科研体制方面形成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企业两张皮的状况。
从而大大阻碍了科技进步及其在企业中的运用。
所有这些重要因素都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
改革以来，上述六种情况已经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也没有根本改变。
这里需要着重提出以下几点：
（1）如前所述，由于强速战略的强大惯性作用，特别是由于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的作用，曾经导致改革以后多次发生经济过热或经济局部过热。
而追求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上新项目和增加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
这无论是对国有企业来说，或者改革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大量民营企业来说，大体上都是这样的。
（2）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竞争是仅次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推动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动力。
但在我国当前，尽管市场竞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真正的统一、平等、有序、诚信的市场竞争还远没有形成，有的却是在相当范围还存在的与地方行政垄断相联系的市场分割和行业垄断，特别是多得出奇、层出不穷的不正当竞争和非法竞争（如假冒伪劣的产品和服务盛行，信用严重缺失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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