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史纲-读书报告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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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此时，中国虽已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仍深陷军阀混战的泥淖无法自拔。

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之间引起争议。

部分国人渴望“救国新路”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强大国力。

但也有人评价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是“得寸进尺”。

社会主义的思潮在此时是很不清晰的，因此国人十分关注苏联的发展。

新生的苏联此时也充满着革命的热情，迫切的想输出革命。

中苏的早期交流应运而生。

孙中山一度“以俄为师”，并接受了苏联很大的援助。

在援助的背后我认为中苏出发点是有所差异的。

中华民国方面：

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共和国，且孙向日、美求援无果，因此可以将“以俄为师”视作一种建设国家的无奈之举。

苏联方面：

对中国输出革命，试图将中国拉进社会主义阵营。

当然，对于苏联的革命热情要予以正面的肯定。

在“五四”期间，苏联“愿将沙俄政府略夺的一切归还给中国人民”、“放弃一切特权”，民众也因而心存感激。

国民党的军备建设也离不开苏联。

蒋介石正是受到苏联的启发，才致力于组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

闻名全国的黄埔军官学校也是在苏联军事顾问参与设立的；

“台儿庄大捷”等著名战役也少不了苏联军事专家的指导。

在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帮助绝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热情”，不要忘记苏联是想将中国拉入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中国解放前的主旋律。

1924年，民国政府联俄联共，对国民党有利有弊。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苏联的援助大半落入国民党手中。

同时，共产党积极地鼓励罢工等运动，这是部分国民党员不可容忍的。

因此党内摩擦不断，很大一部分来自受共产国际控制的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心目中，苏联的形象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一个无私援助友好国家变成了一个威胁民国国家安全的隐患。

“五月指示”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苏联的态度：

通过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入国民党来改变国民党的构成，同时鼓励组建共产党的军队。

这一指示直接导致武汉国民党“分共”，而共产党也自动退出以示抗议。

值得一提的是中苏断交后的“同江战役”引发的思考。

战役最终以中方惨败而告终，但中共公开表示支持苏联、推翻现政府。

这是他们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观念：

世界以阶级划分。

苏联是社会主义大本营，是唯一的依靠。

中共直接受到共产国际的指挥，当时的共产党甚至可能觉得苏联的意义甚于祖国。

只考虑阶级性却不考虑民族性，这样的思考方式我不敢苟同。

陈独秀是这一时期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他是最早“觉悟”的人之一，也是中共的元老。

在武汉政府“分共”之后苏联批评“右倾投降”。

同江战役之后陈独秀批评中共“不能片面宣传拥护苏联”“这样对我们不利”。

结果陈独秀被直接开除党籍。

陈独秀不是唯一持反对意见的人，中共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可见当时对于苏联忠诚的不可动摇和采取措施的果断。

国家利益永远是影响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

表面上的社会性质永远站不住脚，70年代末的联美抗苏就是一例。

“无私奉献”的苏联永远不会在外蒙和东北的问题上轻言妥协。

东北被日本控制，而苏联始终采取中立态度，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迟迟不肯交与中国。

雅尔塔协定中最无耻的一条：

外蒙古独立。

苏联需要这样“缓冲国”，需要其被自己直接或间接控制。

“革命不能输入，亦不能输出。

”毛主席如是说。

整风运动间接导致了共产国际的解散。

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而斯大林也发现没有听从苏联指挥的党员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建国前夕，中国进入东北“苏撤区”，不断接受援助，为中国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在本书的第二卷，李凤林先生将50年代中的苏联概括为“同志加兄弟”，的确，从军事援助到经济援助，从资金援助到人才支持，在这段时期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所谓物极必反。

最终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了，苏联甚至将核武器转移到蒙古境内，险些将中国变成一片火海。

联想到苏联曾在六小时之内占领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中苏同盟的快速崩溃也就可以解释了。

在两国关系破裂之前，双方也都想挽回局面。

美国成了维持两国关系的有趣的角色。

美苏发生冲突时中国就会立即声援苏联已获得新的信任。

这样的工作后来被证明只是徒劳的，中苏关系破裂已成定局。

我想在这里讨论在“蜜月期”所埋藏的导致后期关系彻底破裂的几个重要原因。

中国与苏联国力的悬殊是后期分裂的诱因之一。

历史总会这样重现：

大国各个方面帮助小国，初期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但经过一段时间，“帮助”就会变质，成为“干涉”。

50年代初期，苏联无论经济势力还是政治影响力都远强于中国，且斯大林凭借成熟的外交手段和党内威望使中国总是处于被动位置。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被当作平等条约的典范，但当时苏联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条约中有多项不平等的条款。

即中苏即使在蜜月期也始终没能够在利益划分的问题上真正在同一高度上对话。

当“大国”习惯指手划脚，“小国”的不满迟早会爆发。

中苏之间指导思想的差异就是爆发的诱因之一：

中方被指“教条主义”，苏联被指“教条主义”，这一矛盾在文革时期被突出强调，掀起一轮又一轮反苏浪潮。

当然，关系破裂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的利益冲突，上述谈及的问题实质上也是利益问题。

比如抗美援朝之前，中苏双方都表示了去朝鲜参战的困难，彼时中苏同盟已经结成，但略有间隙。

毛主席果断出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向苏联示好以达到中苏的全面合作。

而以当时中国的状态贸然出兵显然是不明智的，此时同盟利益实际上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又比如，由于历史因素，中苏边境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妥善解决以至于六十年代冲突不断，甚至上演到珍宝岛事件的程度。

中国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一直在思考如何逐渐脱离苏联，走中国特色道路。

进一步说，中共希望取代苏联成为共产世界的领袖。

这显然惹恼了苏联。

历经波折，今天的中国早已与今天的俄罗斯邦交正常。

中俄并没有结盟，但两国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水平。

在我看来，平稳、健康的外交体现了两个关键词：

尊重，共同利益。

一切违反这两个关键词的、凭着一时热情的外交关系势必走向衰亡。

因此，我极其赞同作者的一个观点：

本国利益应该作为外交的首要标准。

在相对和平的今天，中国不断向一个拥有稳态的超级大国发展，地位的对等将使中国迎来一个辉煌的外交时代。

后记：

三个日夜，读罢全书，只因被本真的历史深深震撼，被作者客观的论述深深折服。

写下这篇3000字的读后感，实在难书我心中的波澜，竟生一种浅尝辄止之恨。

还望读者谅解文章之陋！

郑世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