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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政治论文
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_政治论文
作者：
佚名 来源：
不详 发布时间：
2006-12-148:
21:
23 发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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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一项专题研究“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导论部分。
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已有的研究或因史料前的理论预设，或因概念的模糊及方法论上的错误而存在不少的缺陷。
为重新解释近世商人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为理论架构，并以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对民初商人与政治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考察。
研究的最后结论是：
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
商人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的自救举动不能被视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
民初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产权与秩序的问题。
商人与政治的研究主题，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
但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研究似乎都束缚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体系或者“现代化”的理论取径，而对中国近世的政治、社会变迁与商人的观念、行为间的互动关注不够。
其实，讨论近世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如不从商人本身的角度出发，并且与急剧的社会变革相联系，其视野上既有盲点，论述也必流于牵强。
对于商人而言，政治意识的抬升与降低以及政治参与的程度等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力的冲击如何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变动，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他们又该如何因应这些变量。
本人研究的重心即在于透过商人自身的视线，去梳理商人与政治、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史实，进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启示。
在此研究中，以1911至1927年的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先看看晚清以来该区域内社会变迁的态势与商人的变化，再对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
革命、战争、民族主义运动对社会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做具体研究，然后分析政治力冲击下商人所出现的种种变化。
一、文献批评
1980年代前，“商人与政治”的主题在中国大陆学界主要被置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框架中加以讨论：
其一，着重分析政治运动的“阶级基础”。
如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
其二，将商人划为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认为阶级属性决定政治立场。
其三，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如软弱性、妥协性、两面性）及其根源，如“封建脱胎”说、“工业弱小”说、“政治幼稚”说等等。
（注：
主要可参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
）
1980年代后，关于中国近世商人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学者们突破以批判为主的论述模式，试图对“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在近代历史中的表现给予一定的公正评价，其研究工作多侧重于讨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阶层分析法将多数商人纳入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范围，与“大资产阶级”或者“买办阶级”作些区分。
稍后，又开始对“买办阶级”及“大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尽量将这些概念具体化，而避免政治化的定性分析。
这些研究仍多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进行，政治色彩仍很浓。
对于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
作为对资产阶级集团分析的一种路径，1980年代后商会史热潮在大陆亦开始兴起，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
所以在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此前讲“民族资产阶级”，其所指多停留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的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却反而被淡忘。
商会史的研究者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重新提出，从而根据新的基础来判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特点。
在这些研究者的笔下，商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与利益，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的重要场所”。
论者们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认为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政治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
（注：
冯筱才：
“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待发表中。
）
进入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尝试着引用各种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进展：
其一，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
学者们认为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开始抬头，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转变。
其二，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
论者多以“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求作为分析其与政府关系的关键，把商人与政府的离合作为判断其政治独立性或进步与否的标尺。
其三，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
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呈"M"型，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
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
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
但在国民党上台后，受到压榨，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
（注：
关于1990年以后研究的具体评述，请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26期，1998年9月，第87～98页。
）
在西方，1960年代后，一些学者即在从事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名的工作，强调商人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
或者以“对抗论”来重新阐释商人与政府之关系。
官商关系长久以来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
如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小科布尔（Parks M.Coble）、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人均有相关专著问世。
（注：
Wellington K.K. Chan,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1987;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1911～1937,Flammarion,1986）.translated by Janet Llov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中文版由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
以下引用该书均为中文版页码）；Joseph 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其中白吉尔与傅士卓的著作主要讨论的即是1911～1927年的政商关系。
白氏在其著作中将1911～1927年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趋势崛起，取得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政治上也日益觉悟，并曾试图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权。
然而最后却归于失败，“资产阶级”走上了依附国民党的道路。
而傅士卓的著作，主要从上海的商业组织入手，去探究晚清至国民党上台之间商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化。
他认为上海的商人自晚清后，由于观念的变化，组织的创建，自治运动?
牟斡耄找姹硐殖稣畏矫娴姆⒄梗遑υ硕虼怼吧倘俗橹位钡囊桓龈叻濉?
927年后国民党人曾试图以党化商民组织整合上海商人，但遭到反抗，最终双方妥协，形成一种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
而曼素恩则关心“民间力量”的成长，认为它隐含着对“国家”的反抗。
小柯布尔等人更把“政府”视作阻滞商业发展的力量。
台湾学者如李达嘉、张桓忠等人亦就商人与政治发表了多篇著述。
（注：
李达嘉：
《商人与政治：
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以下皆简称《商人与政治》），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5年；又：
“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决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上册，1994年6月；“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同上，第27期，1997年6月；“五四前后的上海商界”，同上，第21期，1992年6月；“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大陆杂志》，第79卷第1期，1989年7月；张桓忠：
《上海总商会研究：
1902～1929》，台北，知书房，1996年。
）特别是李达嘉在其以“商人与政治”为题的博士论文中，认为自1895-1914年，“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意识逐渐兴起”，但是面对政治强权，最终只有无奈地被压制。
（注：
达嘉：
《商人与政治》，第285～287页。
）
历史研究应该围绕“问题”而展开，自无异议。
（注：
余英时：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月，第55页。
余氏认为：
现代的史学论文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都应遵守十九世纪艾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
“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
”）往往什么样的问题便决定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与解释。
以“商人与政治”的题目而论，以上中外学者，虽然关注的重心不一，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却相差不大，基本上是围绕着“商人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中国近代商人为什么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展开的。
这些问题其实均在预设中国近世的商人群体有政治企图，但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虚弱或者强权的压制而最终未能实现。
我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是，中国近世商人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吗？
他们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吗？
其实，上面许多学者在研究“商人与政治”时，多以上海作为其举证的唯一中心。
然而，欲通过对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来观察商人的政治动向，笔者认为难度极大。
政治之谜中，哪些是商人的“做秀”？
哪些又是他们的真意？
左右商人行为的种种因素，哪些是上海特有的，哪些又是在别处可遇到的？
不作认真深入的考察是很难发现的。
笔者认为，要看清中国近世商人的政治观念与行为，仅从上海着眼是远远不够的。
商人的特性，固然有地域的差别，但在职业范围内，商人的共性确实是存在的。
而如何找出这些共性，就需要我们将观察的视野放开阔一些。
即使要了解上海商人的政治旨趣，笔者认为亦应将上海放在江浙地区之中作一比较，而不能把它“典型化”。
要判断商人的政治动向，首先便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视点。
其次，更不能以预设的政治化框架去套商人的言行。
论者往往先预设商人有政治志向，或者与“国家”相对立，然后便将论述重心放在分析为何此种意愿不能实现。
但是此种前提本身即需要证明。
此种取向往往是由于论者的知识分子立场所引起的。
有时我们可以发现偏激的政治倾向充满于论者的文字之中，对党派政治的厌恶和对“军阀”个人的不喜欢，致使分析流于粗糙。
虽然有时论者可能找到一些例子来作局部证明，但均未能明了事实的全部。
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放弃预设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或者避免使用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如“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从商人所经历的事实本身出发去作适度的分析呢？
再次，论者往往没有将研究主体作适度界定。
在他们的研究中，民族主义运动与革命、战争等不作区别，对内与对外混为一体；所谓“资产阶级”，不分商人与“知识分子”甚或“党人”。
论者笔下主要关注的所谓“政治”其实主要以“政治作为”为核心，诸如商人的政治参与、政治意识的觉悟甚至所谓“自由主义”等等，因此他们笔下的“商人”失去了商人的本来面貌，而成为了“泛政治化”的“虚拟对象”，但是这却根本不是民初中国商人的主要形象。
由于此种严重偏狭，我们很难从他们的著述中找到民初商人对政治的真实反应。
总之，史家对民初商人与政治的关系虽然已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但是在研究视角、理论架构与概念界定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许多描述既未能摆脱政治化的思维框架，忽略了商人自身的根本诉求，因此无法对民初商人的行为有一个合理连贯的解释。
二、概念的厘清
近世中国社会无疑处于急剧变迁之中。
经由内部因素的嬗变及外力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机制均有巨大的改变。
此种变化，无论是文化象征、行为准则、价值体系的层面，还是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等层面，均有广泛的表现，这即是笔者所谓的“变革社会”。
把“商人与政治”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来作考察，能使我们注意到种种变化因素的作用，而避免静止孤立的分析。
“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涵括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
但国内外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着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变化。
如于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
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
尤其是“资产阶级”一词，由于其概念范围甚广，把知识分子、党人、军人甚至学生等等均包括其中，而这些群体的政治旨趣却相差甚远。
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词语最不适合用作分析商人的概念。
近十多年来，这类状况有了改观，一些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代商人阶层，如“早期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等等，虽然这些替换词语能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但其本质实际仍未跳脱“资产阶级”的概念框架。
另一个目前使用甚为频繁的词语“绅商”，因其界定不易，且难以分清“绅”与“商”的区别，其实亦不能滥用。
（注：
当然，“绅商”是近世中国历史上既存的概念，而且在许多时候，地方上的活动是由“绅”与“商”一同参与的，甚至未必能分清哪些工作是“绅”做的，哪些工作又是“商”做的。
在此时，我们可能不得不采用“绅商”一词。
但是，如果事实上可能的话，便要尽量分开来讨论，否则不能看清两者的区别。
本文中，笔者亦遇到此一问题，但如果可以分清角色，便尽量不使用“绅商”一词。
）
笔者认为讨论某一历史主体最好直接使用当时社会上惯用的称呼，或者他们自己所使用的名词，最好不要使用带有褒贬色彩或者意识形态成分较浓的词语。
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一定要用新概念来对某一社会群体作归纳，那么，这种归纳不应出现众多指代不明或者有“史料前预设”的问题。
（注：
所谓“史料前预设”，笔者意指论者在讨论某一历史问题时，不是从史料入手，而是从某一特定理论框架或者意识形态入手，预先确定一些假设，然后去从史料中寻找“证据”证实。
）因此，笔者径直用“商人”这一中性的概念来指称本研究的主体。
本研究中所指的“商人”是一个泛指性概念，其定义则以民初所颁布之“商人通例”为准。
（注：
1914年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人通例）规定商人为商业之主体，而商业则包括以下17类；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镶业或贷金业、赡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堆褛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业、代理业。
参看张士杰编，《商人宝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第425页；陶汇曾编：
《商人通例释义》，商务印书馆，1925年10月，第13页；刘绍基编，《商人要览》，南京书店，1933年4月，第14～25页。
）不过，我认为在讨论近代商人问题时，应把一些虽然侧身于商界，但其主要活动却在政界或者党军界或者学界的人和普通商人作适当的区分。
就其主流来说，商人自然是以经商为其主业，其兴趣和理想亦在其中。
不能把一些暂居商界的党人、政客作为商人的代表来举证。
甚至“商客”也不能算作民初中国商人的主流。
（注：
罗志田曾在一篇论文中引用杨荫杭所谓“商客”一词，来指代民国初年新出现的介于政商之间的边缘小社群。
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近代社会权势的转移：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
贝罚?
999年7、8月号，第12页。
）
国内外学者讨论商人与政治的问题，多喜欢从商人组织入手。
这固然有其研究的方便，亦能带来许多的启发，但是问题可能也不少。
此种“集团分析”，有时会因取证的难度而容易将一些个人的行为当成是集体的行为；即使作者确实是使用了“集体证据”，但可能会忽视团体可能受个人或者派别的操纵。
论者可能因过分重视个别团体如商会，而忽视其它商人团体，或者更多商人个体的表现。
尤其是在处理商人与政治关系的主题时，此种问题对观点的影响尤其大。
本研究中的“商人”，将尽量从个体出发，同时注意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中组织与个人态度的差别。
所谓政治，在本研究中主要指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
革命、民族主义运动、战争。
笔者主要讨论的是这三种政治力对商人造成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
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密切，商业发展与政治变革既息息相关，商人之事业更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政治变迁亦加剧了商人阶层的复杂化，近世政治党派甚至渗透进商人社团而影响商人的活动。
以前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商人与政治，多以上海为中心，或认为上海具有代表性。
（注：
李达嘉：
《商人与政治》，第285页；白吉尔：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121页。
）但是在近世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最为独特的城市，其政治化、商业化及国际化程度均是其它都市不能相比的。
处此环境中的上海商人又如何能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
论者以上海为讨论中心，笔者认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史料的原因，研究上海，史料容易搜集；另一个原因则是理论框架的影响，由于上海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城市，各种形态的商人均可找到。
更因为此地的商人受“政治场”的影响往往较大，（注：
讨论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必须考虑到“政治场”的影响。
“场”的概念是借自物理学，按照《辞海》的定义，主要指“分布在空间区域内的物理量或数学函数”，亦指“空间区域本身，不一定是物质存在的形式。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440页。
笔者用“政治场”，指一定区域内的政治活动的强度。
包括政治人物数量、政治言论及宣传的多寡、政治事件发生的频率、民众政治意识的强弱等等。
而在上海，由于集中了大量的政治人物、政治性的宣传媒体、政治事件发生频率也高，所以“政治场”大。
在强大“政治场”中，人们往往会受到场力的影响而使行为言论均呈现一种“政治化”的表象。
但这种“政治化”未必反映人们自身的真实意识，往往是在外在的“场”的压力下一些被动的表现。
）而且容易观察到，采用不同理论框架的研究者或许均可以找到其所需的例子，所以上海便成为学者们论述的焦点。
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向上海以外，便就会发现上海可能并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
（注：
Joseph Fewsmith,Party, 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pp.12～13.）
由“上海中心论”出发，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立起来观察，（注：
关于“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的使用，可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31页；［美］柯文（Paul A.Cohen）：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215～219页；费正清（Fairbank,John K.）主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3页。
不过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
“中国沿海”和“中国内陆”是两个界限比较模糊的抽象物。
它们首先是提示性的用语，而不是分析解剖的工具。
同上书，第31页。
）而造成对中国历史割裂的认识。
其实他们所说的“沿海”又主要局限于上海一地。
但是这种划分，对他们研究的“沿海”来说，因过分重视那些与“西方经验”类似的现象，而忽视在相同的时空情境下发生的其它基本事实。
这无疑误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所具有的异于西方的历史本质。
因此，笔者虽然赞同区域史的研究取径，但是在“近世商人与政治”这一主题上，却不认为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存在本质性的差别。
（注：
固然，在沿海一些条约口岸，由于外国政治经济势力的存在，尤其是租界的设立，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商人可能会更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是否改变了多数商人的观念甚至行为，以致他们与其他生活在非通商口岸的商人有根本的不同，可能需要我们通过具体的考察来分析。
更重要的是，即使真的有一些口岸商人政治化比较明显，我们亦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是商人的代表或者典型，而必须考虑到左右其言行的众多的外界因素。
）选择江浙区域做此个案，主要是基于史料的熟悉与自身的了解，而不是认为江浙区域有着与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
当然，即使是同一事件，各地的历史经验亦不尽相似，江浙地区更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区位，（注：
所谓“区位”，系借自经济地理学概念，其简单的定义，“一般是指某一地区在与外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所形成的空间关系，即个体在总体中的位置。
与地理位置的含义大致相同。
”（丁萍萍主编：
《经济地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3月，第4页）。
在本文中，笔者以该词指由某地由历史及现实因素所构成的事件发生的背景。
）许多方面均与其它地区有显著不同。
但是这种历史表象方面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基本脉络的相似。
选择“江浙商人”为讨论主体，则是因为：
1、江浙两省在地理上的密切联系、历史行政上的归属以及区域文化上所拥有的众多共同点，使得人们在习惯上便以“江浙”合称。
（注：
《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华中编第二种：
《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一册，宗青图书公司印行，1932年9月，序，第1页。
）江浙民众在心理上亦承认此种联系。
这可由历史上以及海外至今尤存的许多以“江浙”命名的同乡会馆得以证明。
而“江浙商人”此一概念本已存在于众多的文献之中。
2、江浙两省间商品、金融、信息、人员的频繁流通，使得他们实际上存在某种共同经济利益。
而在开拓外埠市场时，江浙商人往往因地域文化的相似更易联成一气，两省以外的人便自然把江浙两省商人视为一体。
这种共同纽带因为五口通商后上海崛起而得到极大的强化，上海成为江浙商人最大的事业基地。
所以，在经济上，江浙商人的概念可以成立。
不过要说明的是，采用此一相对化概念并不否认两省商人之间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各自具有的独特性，更不认为他们是一个绝对同质的群体，而是从他们的基本关怀着眼的。
3、江浙两省商人群体经常也被人们冠以“江浙财阀”、“江浙财团”、“江浙资产阶级”、“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江浙帮”等等其它名称。
这些概念如果在特定?
挠锞持惺褂梦闯⒉豢桑绻阉欠夯魑绞∩倘巳禾宓钠毡樾愿拍钤蚯星胁煌住８钦庑└拍罹郊恿硕钔獾恼位蛞馐缎翁某煞荩菀撞蟮肌Ｊ褂谩敖闵倘恕币嗍俏司×考跎倮访枋鲋械闹鞴鄢煞荨?
nbsp;
在近世社会变迁这一历史过程中，1911-1927年可谓是一特别阶段。
1911年的革命虽然在短时间内未对社会的制度和传统造成激烈的冲击，但是，由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性成果却对日后中国社会的广泛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笔者把它作为讨论的起点。
而1927年后由于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变迁进程与这以前有重大的差异，故姑且以1927年作为讨论的时间下限。
当然笔者不认为历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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