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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摘要】文章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

结果表明：

对于我国创业板中的上市公司而言，内部控制相关信息的披露和抑制代理成本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同时，代理成本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存在传导关系。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

F275.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5937（2015）12-0044-06

　　一、引言

　　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导致了一系列代理成本问题的产生，进而对企业绩效造成了影响。

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制度的形式存在于资本市场中，相关人员可以通过披露结果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外部监督的能力。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不仅可以有效抑制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还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效率，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自2010年4月《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发布以来，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正处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企业绩效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联系，这个问题在我国还没有直接的经验证据可以说明。

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的作用关系，旨在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并为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一定的指导意见。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已经引起世界各国高度重视。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2006年6月和9月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2008年6月，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以上制度通过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监管来促使上市公司完善内部控制，从而提高内部管理效率，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代理成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BushmanandSmith（2003）认为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增加减少了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约束机制，降低了管理者的道德风险，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

LopesandAlenca（2008）基于巴西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证实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在证券分析师覆盖度比较小而且股权集中度比较低的上市公司中会更加显著。

杨玉凤等（2007）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分别指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显性代理成本抑制作用不显著，对隐性代理成本有明显抑制作用，对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具有综合抑制作用。

毛洁（2012）在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基础上，明确了内部控制、财务杠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与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呈现显性负相关。

张颖（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显性代理成本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隐性代理成本有抑制作用。

杨丹（2013）基于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对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以及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

研究发现：

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的加强有助于约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从而抑制了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产生；同时，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的加强可以约束控股股东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在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上，StephenandSteven（2005）通过分析《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404条款及发布后公司的特征，得出那些有实质性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其平均规模和业绩与他们所在行业应有的水平不匹配。

Rahman（2002）以新加坡上市企业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表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优化公司治理绩效，从而获得价值溢价，通过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可以增加企业价值。

Beak（2004）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表明：

在金融危机期间，如果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比较高，那么上市公司市场价值降低的幅度较少，因此上市公司应该通过提高信息披露水平来提升企业价值，使得公司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存活下来。

梁剑云（2013）构建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评价指标，定量地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通过实证研究的办法验证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提升上市公司的绩效的观点。

杨玉凤（2011）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为依据，构建了评价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结果表明企业经营业绩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呈正相关关系，说明经营业绩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

张晓岚（2012）通过构建基于熵模型计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指数，基于面板数据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我国现阶段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之间的关系：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公司，经营业绩越好；反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越差的公司，经营业绩越差。

　　基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目前的理论成果可以看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的关系，并可以提高企业的绩效。

但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具体作用关系的文献尚是空白。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文提出以下3个假设探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具体关系，研究假设如下：

　　H1：

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能提高企业绩效。

　　H2：

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能抑制企业的代理成本。

　　H3：

代理成本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存在传导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13年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搜集上市公司年报和国泰安数据库的方式获取相关资料，以此作为初始研究样本。

初始数据筛选如下：

1.剔除ST、PT类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3.剔除金融类公司。

本文采用的数据处理软件为SPSS和Stata。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期间企业的经营效率与业绩，企业经营效率水平主要表现在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债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等方面。

当前我国常用的企业绩效指标主要有两类：

传统会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资产收益率等）和市场价值指标（托宾Q值、每股收益、企业价值）。

在相关研究中，国际学者大多倾向于采用托宾Q值来反映企业绩效，我国学者也不乏使用。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还未发展成熟，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不能很好地反映股票的真实价值，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并不满足使用托宾Q值的现实条件。

同时，出于粉饰财务报表、发行新股等目的，我国上市公司有充分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美化”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使其难以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

而资产收益率指标不是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中的数据，也与发行新股、增发配股没有关系，因此受粉饰与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低，与以上两个指标相比，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绩效。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

　　2.解释变量：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指管理当局根据一定的标准，定期地对本公司的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并将评价的结果用报告的形式披露给外部信息使用者的过程，它是对财务报告披露的补充，有助于管理者提高内部控制意识，帮助投资者判断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方面，本文选取公司是否披露内控评价报告（DER）、是否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DAR）以及是否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DW）这3个指标来衡量，并以虚拟变量（披露取1，不披露取0）来表示。

　　3.待验证中介变量：

代理成本

　　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从而使企业中出现了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主要是指股东与经理人之间订立、管理、实施合同的全部费用。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天然存在的利益不一致而形成的市场契约成本。

在企业中，由于管理者努力工作所带来的收益必须在自身与其他所有者之间进行分享，所以现实中经理层就容易产生把公司资源转变为个人收益的动机，从而产生了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并形成了代理成本。

目前，度量代理成本的方法主要有五种，一是采用权益市账比（RajanandZingales，1995）；二是采用管理费用率、营业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吕长江、张艳秋，2002）；三是采用费用率（包括管理费用率和营业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Singh，2003）；四是采用管理费用率与总资产周转率的综合结果即资产费用率（邓莉等，2007）；五是采用管理费用率来度量显性代理成本，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隐性代理成本可观测的财务绩效变量（李世辉和雷新途，2008；马君潞等，2008）。

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选取管理费用率（OER）来衡量代理成本的大小，用以观察股权制衡是否内部控制与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变量。

　　4.控制变量（见表1）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干扰，本文选取以下代理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1）公司成长性：

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RGR）来衡量；

（2）资本结构：

采用资产负债率（ALR）来衡量；（3）公司规模：

采用总资产对数（LNA）来衡量；（4）实际控制人性质（CSC）：

国有企业取1，非国有企业取0；（5）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1S）；（6）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L10S）。

　　（三）模型设计

　　模型设计说明如下：

在

（1）式中，若a1、a2、a3为正，则说明H1通过；在

（2）式中，若a1、a2、a3为负，则说明H2通过；对于a1、a2、a3而言，若它们在（3）式中的值小于在

（1）式中的值，则说明H3通过。

　　ROA=a0DER+a1DAR+a2DW+a3RGR+a4ALR+a5LNA+a6CSC+a7L1S+a8L10S+ε

（1）

　　OER=a0DER+a1DAR+a2DW+a3RGR+a4ALR+α5LNA

　　+a6CSC+a7L1S+a8L10S+ε

（2）

　　ROA=a0DER+a1DAR+a2DW+a3OER+a4RGR+a5ALR

　　+a6LNA+a7CSC+a8L1S+a9L10S+ε（3）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研究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其中，资产收益率极大值为0.2750，极小值为-0.3715，标准差为0.498879，这表明我国创业板中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差距较大，企业对资产利用效率参差不齐。

创业板企业内控审计报告由于选取的样本企业都披露了内控评价报告，因此将是否披露内控评价报告这一变量剔除，并通过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对于内控缺陷的披露情况来反映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内容。

由表2可知，94%的样本企业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显示，其内部控制不存在缺陷。

相对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而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披露情况不是很理想：

只有64%的样本企业披露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管理费用率的极大值为1.0581，极小值为0.0202，标准差为0.1004655，说明我国创业板的上市公司之间由股东与管理者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代理成本是有差异的。

控制变量中，实质控制人性质指标的均值为0.013834，这说明我国创业板的国有企业仅为少数，非国有企业单位占了较大的比重。

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数据标准差较低说明稳定性较好；营业收入增长率的稳定性次之；而总资产对数指标稳定性最低，说明创业板企业之间的公司规模差异较大。

（二）自变量相关性分析

　　研究模型中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

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可知：

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资产收益率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仅仅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不能显著起到增强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

而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披露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与资产收益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135，这说明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管理费用率与是否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及是否在内控评价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均为负相关，但结果均不显著，这说明在创业板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所能起到的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并不明显。

而管理费用率与资产收益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来说，代理成本依旧是影响企业绩效的一大制约因素。

除此之外，变量间虽然表现出相关性，但相关系数数值偏低，故可以认为多元回归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以上分析说明，主要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与研究假设基本吻合，初步论证了研究假设的合理性。

　　（三）多元回归分析

　　1.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方差分析得到该模型的显著性p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表明该模型整体上非常显著。

由回归分析结果得知：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披露和内控评价报告中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披露都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并且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由此说明了相对于审计报告的披露而言，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更有利于企业提高绩效；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披露作用相对较弱，对增强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H1通过。

　　2.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代理成本的多元回归分析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代理成本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得知，方差分析的F检验的P值接近于0且F值较大，说明该模型在整体上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通过观察回归分析结果，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披露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披露均和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但二者均未通过0.05的显著性水平。

其中，是否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指标的回归系数大于是否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指标的回归系数，这表明一般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披露的企业，其内部控制效果更好。

以上分析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代理成本呈不显著的负相关，企业可以通过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方式，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增强企业对管理者的监督能力，提高委托代理效率，从而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

综上所述，H2通过。

　　3.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

　　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由方差分析的F值和P值均可判断出模型3的整体非常显著，有很好的统计学意义，且调整R方（0.309）比模型1（0.277）中略有上升，说明加入代理成本变量后，多元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有所提高。

根据中介效应原理，如果解释变量通过某变量来影响被解释变量，则称该变量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中介变量。

本文中，若要证明代理成本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即证明H3成立），则需检验模型3中是否披露内控审计报告和是否在内控评价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回归系数（即a1、a2）是否小于模型1中相应的回归系数（即a1、a2）。

由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加入管理费用率后，是否披露内控审计报告和是否在内控评价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回归系数分别从模型1中的0.002和0.023变为模型3中的0.001和0.020，显而易见，模型1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变量的影响大于模型3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变量的影响，说明加入代理成本变量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每变动一个单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幅度下降了，由此验证了H3的正确性，即代理成本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具有传导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一）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在分析2011―2013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基础之上，验证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和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以及代理成本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的正确性。

除此之外，本文还验证了相对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对于提高代理效率、创造企业绩效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有效的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缓解了企业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冲突，降低了管理者道德风险，从而提高了代理效率；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增强了企业的“透明度”，有利于壮大企业外部监督与制约的实力，防止管理层的舞弊行为，减少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优化企业的管理，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起到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

　　从研究结果来看，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内部信息披露制度仍有待于完善，唯有继续细化内部控制的相关标准和评价体系，强化虚假披露的惩戒措施，同时提高企业对内部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内部控制披露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局限性

　　代理变量选择方面，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上只选择了两个变量，代表性不够强，不能全面反映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内涵；数据选取方面，本文只选择了2011―2013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未能全面反映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数据缺乏整体代表性，有待于在未来的研究中弥补以上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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