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军统大案之金陵毒酒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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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徐远举实为军校七期毕业。

　　张毓中说：

“首先我们去晋见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将军，承他告知邮电检查对国家人民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全世界各国都做邮电检查的原因。

又承他训勉，做邮电检查人员，除保密之外。

还要有良知和道德操守等等。

随后他命参谋发给我们到差公文，从公文中，我才知道詹组长、徐远举分到竺桥邮局，马壬、虞廷金到三牌楼邮局，而我一个人则被派到新街口邮局。

“这是我跨出学校以来，第一次步入社会工作，又不知道什么是‘邮电检查’，心中免不了忐忑不安。

　　其实，所谓“邮电检查”，说白了就是将别人的信件在邮寄的过程中拆开，看看里边都写些什么，并做相应的处理，属于情报工作的一个门类。

“新街口邮局有平房三大进，是很有规模的一等邮局，员工二十多人，每天进进出出的信件和包裹数量相当庞大，因此邮局人员和邮差部很忙碌。

我见了局长张承祖先生和有关人员后，就向一位顾组长报到。

顾组长是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很和气，说一口江北话，很不好懂。

据他说邮局员工对‘邮检’有厌恶排斥之心，而信件这么多，也不可能逐一检查，就是抽查，也查不出名堂，不过是查扣、汇交一些由香港和两广寄来的反动杂志与报刊而已。

”　　张毓中说：

“我再环视邮检工作的地方，在邮局第三进左边角落，有背对背的书桌两张，桌上只有象牙签两片，每片象牙签约三寸长两三分宽，两头削成薄薄的半月形，这就是检查信件的全部工具了。

至于邮务人员，我早就听说他们是凭本事考进来的，人人奉公守法，负责尽职。

我到邮局后，和他们礼貌的周旋，轻松的谈笑，尽量消除他们对我的厌恶与排斥。

　　“象牙签”即拆信的工具，那时候的浆糊和纸张比较差，都“毛毛叉叉”的，用象牙签把封口裁开，然后再粘上，一般人看不出来。

　　宁夏省军法处上尉督察黎杰曾被派充邮检员，他后来回忆说：

　　“检查人员，每人发一把约十五公分长的小角刀，一支一头圆、一头扁平的骨扦，作为开拆信封的工具。

此外，每人还发给一枚金属小印章，上面有三位数号码，作为检查员的代号。

谁拆检的信件，要选择不易发现的地方盖上自己的代号印章，以示负责。

如果该检扣的信不拆、扣，或信内夹带的现金、物品被窃取，要根据印章追查责任。

特别是挂号信件，手续更为严格。

交挂号台的待检信件，由检查员根据邮电局的收发登记表册，清点签字，发还时，邮电局也要清点签字。

被查扣的信件，也必须详细登记，谁查扣，由谁签字盖章。

被拆查的信，要使收信人觉察不出来，所以如何开拆、信封，成了检查员的首要技术，必需细心谨慎。

信的封口种类很多，浆糊封口的较容易拆，火漆、机扎、封条等封口的较难拆，得挖空心思，采用多种手段。

经处理过的邮件，收件人一般很难发觉。

”　　说是这样说，事情都有例外，傅作义就曾经因此跟军统“翻车”。

　　那是抗战后期的1943年，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发现他的私信曾被开拆，当即令人找到军统的邮检负责人，予以痛斥。

　　军统当然不吃这一套，于是，他们采取了“罢工”加“静坐”的方式，几个人跑到傅的公馆门前，躺在地下，不吃不喝，表示“抗议”。

　　傅作义大怒，当即向重庆发报，声称辞职。

　　“宜生兄”的面子，蒋介石是要给的，于是即令戴笠前去见傅作义，务必将屁股“擦干净”。

　　戴笠赶到绥远，当地负责人高荣带着一批高级干部早已恭候多时，戴一下车，二话不说，先叫过高荣，狠抽了两记耳光。

随即备酒向傅作义道歉，其时戴笠已权势熏天，傅也不为己甚，转过面子，也就算了。

　　事后，戴笠将“肇事”七人全部调离绥远，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其实，傅作义所为，也是借题发挥，希望借机把戴笠的人挤出绥远，因为不论谁的辖区，只要有特务存在，都会有芒刺在背之感。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宁夏。

　　宁夏是马鸿逵的地盘，1943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告马鸿逵：

“需在宁夏设立邮电检查所，宁夏方面应予协助支持。

　　对此，黎杰说：

“马鸿逵知道，遍布全国各地的邮电检查所和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站，均由特检处直接领导。

特检处是军统的一个主要支系，处长李肖白是特务头子戴笠的骨干分子。

如果同意特检处在宁夏成立邮电检查所，无异引狼入室，将不利于他在宁夏的统治，但慑于蒋介石的权力，又不好公开拒绝，于是便采取不答复、不表态的办法拖延对付。

特检处的前身即邮检处，就是曾与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和戴笠的特务处并列的那个“第三处”。

抗战前的两任处长，先是老资格的陈焯，此后即丁默邨，邮检处的大权从此落入“CC系”。

　　抗战开始以后，邮检处改称特检处，划归军委会办公厅直属，处长换上了另一位“CC系”干将金斌，此后又由朱世明继任。

　　朱世明，1902年生，湖南湘乡人。

　　朱世明的经历，有点像孙立人，也是清华出来的（与吴文藻是同学），后赴美留学。

回国以后在中央军校任教，后又派任驻苏大使馆武官。

　　从朱世明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点类似于军队中的“文职”（此后走的也是这条路），从没有直接带过兵。

可想而知，把他放在特检处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特工色彩的位置上，是很不合适的。

　　到1940年，军统的刘璠取代了朱世明，特检处就此落入戴笠之手。

1941年，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中，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几个学员被闷死，戴笠大怒，当即撤掉了刘璠的职务，以李肖白代之。

　　李肖白，1905年生，湖南汨罗人，军校六期毕业。

　　李肖白与李崇诗、李人士并称为“湖南三李”，在特务处中资格很老，曾任考核股（主管人事工作）股长。

军统局成立以后，李肖白任第五处、即人事处处长，1941年接任特检处处长。

　　李肖白是干人事出身的，“玩人”自然是一把好手，曾在他手下当科长的黄康永回忆说：

　　“李采用调换、顶替、代理等手段把中统的人员全部逼离开（也有用同化办法把他们吸收为军统人员的），特检处就此成了清一色军统直接掌握的公开机关。

　　1944年，戴笠将航空检查业务并入该处，改称“邮航检查处”，李肖白仍为处长，自此。

邮检、航空以及对对国府各军政机关的密监工作，均由李肖白负责，权倾一时。

　　这次，李肖白又要摆布马鸿逵了。

　　黎杰说：

“同年冬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不等马鸿逵表态，即由特检处委派杨福全为宁夏邮电检查所上校所长，带领有专业技术的职业特务十多人来银川筹设。

”　　对此，马鸿逵当然很不高兴，杨到任后，曾两次求见马鸿逵，均被拒绝，后经多方疏通，马才勉强接见。

当时马对杨：

“宁夏的治安情况很好，不需你们设什么检查所，我主政宁夏，难道中央还不放心?

你们要设，那就随便吧……。

　　征得了马鸿逵的“同意”，杨福全在宁夏挂起了“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宁夏邮电检查所”的牌子，黎杰说：

　　“马鸿逵见此，一气之下，便命令军法处长程福刚也建立了一个宁夏邮电检查所，由军法处副处长李树栅任所长，抽调稽查四人为工作人员，地址在特检处检查所的对门福兴店内，与特检处唱对台戏。

两个检查所，每天都到邮电局执行检查任务。

后因迫于马鸿逵的权势，特检处只好先让宁夏方面检查，自己随后再检查。

　　黎杰回忆说：

“嗣后，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给马鸿逵来电说：

邮电检查是一门技术工作，检查人员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承担这一任务，要求宁夏派十人到重庆特种通信人员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与杨福全带来宁夏的工作人员合并成立宁夏邮电检查所，所长由宁夏派人担任，经费由军委会特检处开支。

马鸿逵见电后，认为对自己有利，便欣然接受了。

”　　事实上，重庆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把马鸿逵的人给拉过来，釜底抽薪。

黎杰回忆说：

“李到重庆后，很受特检处重视。

处长李肖白几次个别邀见，李与特检处秘书周敦景也过从甚密。

返回银川时，其他人均乘汽车，只有李树栅享受特检处赠送的飞机票，经西安回宁夏。

离开重庆时，李肖白亲自到机场送行。

“在重庆期间，特检处接待我们很热情，处长李肖白亲自主持宴会，为我们洗尘，安排我们在重庆邮电检查所居住。

特检处派一姓王的教官每天给我们上课（未发课本、讲义，也不准记笔记）。

学习内容是：

邮电检查常识、邮电检查的重要性、世界邮电检查概况、邮电检查技术、剪拆邮件的方法及检查人员应遵守的纪律等，共讲了十多次。

随后便让我们到东川邮电局和小龙坎邮电局参观实习，我们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便草草了事。

当时出于好奇，我们要求参观特检处审查化验室，但被婉言谢绝了。

我们在重庆学习、参观共十多天，就匆匆返回宁夏。

”　　经过训练，李肖白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撤回杨福全，“中央”与宁夏的两个“邮电检查所”合并，由李树栅任所长。

　　事实上，马鸿逵也不傻，李树栅暗通“中央”的情况，他了如指掌。

黎杰说：

“李树栅回到银川后，与李肖白、周敦景经常书信来往，给这两个人邮赠宁夏特产二毛皮衣等。

这些情况，都经我们向程福刚作了秘密报告。

程福刚是宁夏军法处处长、李树栅的顶头上司，李树栅暗通“中央”，就是想挤垮程福刚。

　　经程福刚密告马鸿逵，李树栅被撤职查办，宁夏邮电检查所到底落在了马鸿逵的手里。

　　——话说，西北的这几匹“马”，都不是好相与的。

　　又扯远了，接着说南京。

张毓中回忆说：

　　“知道了他们的作业流程以后，我每天比别人早到，等邮局把信件倒出来分发处理时，我马上从中拿出一批来，一一翻看寄信和收信人的姓名与地址，然后凭直觉，抽出其中的几封来检查，在邮局分信结束之前，我也全部抽查完毕，既不耽误他们的时间，也不妨碍他们的工作。

至于快信、挂号信，不但有时间限制，又常常牵涉金钱，邮局非常重视，指指定有专人管理，如想检查，非常困难，稍有疏忽，还会惹祸上身，因此检查人员从来不查。

我年轻胆大，一面处处配合邮局的工作流程，一面又和邮局上下相处融洽，他们就让我试着检查，想不到一举成功，我从快信、挂号信中得到了很多重要的资讯。

　　在新街口邮局工作了还不到一年，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张毓中、马壬和虞廷金三人，奉戴笠之命入闽，以“参谋本部军事杂志”记者身份从事情报工作。

福建事变平息以后，张即被戴笠派到蒋介石的身边，从此告别特务处本部。

　　至于情报二组组长詹藜青，则早已于1934年夏派赴江西工作，组长一职由5人中仅存的徐远举继任。

　　其时，邮检系统仍被中统把持，徐远举等人实在被排挤得够呛，戴笠只好将他们撤回。

后以南京大同通讯社为掩护，成立新闻组，在各报社刺探情况，以曾任《东南日报》社总经理的姜颖初为负责人。

抗战爆发以后，大同通讯社迁往重庆，由军统局秘书刘启瑞负责“运用”。

1937年4月，即抗战爆发前不久，钱新民接任南京区区长，仍兼任特警室主任。

曾在南京区任助理书记的李雨生回忆说：

　　“二十六年四月，钱新民先生接替汪德龙先生任南京区区长。

在编制上，并增设副区长一人，调河南站站长尚振声（方）担任。

是时，南京区以情报及肃奸为工作重点，除搜获日寇侵华阴谋多项证据，以供中央决策机关以及国际组织了解外，并积极展开肃奸工作。

其间，日谍利用汉奸渗入我政府机构有所图谋，曾为南京区布置之工作路线相继破获多起，最重要者有黄秋岳（时任汪内阁行政院秘书，福建籍，名诗人，有《花随人圣庵摭忆》等著作行世）父子间谍一案，颇多牵连，经清除，后日寇企图始未能得逞。

”　　按：

黄秋岳即黄濬，该案系由南京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破获，与特务处无关。

　　陈恭澍说：

“笔者与钱新民相识，时在民国二十二、三年间，记得是在南京开会及会后的聚餐席上。

我们从未共过事，也谈不上有私交，只耳闻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而已。

尚振声同志在友济间风评均佳，惜未识荆。

　　尚振声，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前述殷汝耕案中，尚曾参与策反张庆余。

　　李雨生介绍说：

“尚振声同志，单名方，河南省罗山县人，出身名门，其伯父曾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并教于大学。

尚方同学少有大志，弱冠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不久，复接受干部训练，供职军事委员会，于二十四年任军统局河南站副站长，后升为站长，二十六年抗战前夕，调为南京区副区长。

尚同志眉清目秀，温文儒雅，待人谦和，视同仁为兄弟，深受工作同志爱戴。

经笔者多方查询，未得到尚振声毕业于军校六期的记录。

　　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将南京区改为京沪区，仍以钱新民、尚振声为正、副区长，并令他们率全体人员转入地下，做长期潜伏的打算。

　　关于京沪区与上海区的关系问题，徐远举解释说：

“那时军统对上海工作采取多层布置办法。

京沪区侧重对南京及南京到上海沿铁路各城市的工作，专做情报，不做行动工作。

该区直接由军统局领导，与沪一区、沪二区等不发生横的联系。

　　南京区秘密电台报务员潘光祥回忆说：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前，戴笠选定了他认为最可靠最忠诚的部下钱新民，留下来担任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以便在南京沦陷之后潜伏下来开展敌后工作。

钱新民是黄埔四期毕业生，他曾在首都警察厅担任过重要职务。

　　除了钱新民、尚振声，同时留下的，还有管容德，李雨生回忆说：

“二十六年‘七七’日军发动战争，南京区为周全策划，实行双线部署；

将区本部移驻江北六合县境瓜埠山区，并成立南京行动总队，由管容德（化名徐曦）为总队长，负有保卫区本部及对敌采取行动之基本任务。

同年十二月初，上级复决定由副区长尚振声率一部分工作同志留守南京。

　　潘光祥说：

“由于在南京认识钱新民的人较多，无法公开露面，因此他在南京未伦陷之前，就带老婆黄氏和岳母等，以下乡逃难为名，来到江北六合乡下住下来。

当时跟他到六合的有交通毛兰田夫妇、译电员杨国栋、会计杨某某、汽车司机杨宝森等人；

另外，还有航空情报第八分会会长温酿、报务员刘正凡（女）。

当时留守在城里的人，由副区长尚振声负责，还有秘书谭兆宁、行动队长张志强、情报组长李云声、会计安广如、译电员杜雪帆、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军统电台报务员周光球（女）、周英杰（女），还有许多外勤人员。

”　　南京沦陷之后，京沪区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搜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证据。

李雨生说：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沦陷。

南京区留守同志，则避入山西路一带‘难民区’均亲眼目睹日寇入城后之烧杀奸淫、残害我三十万军民之大暴行；

此一震惊寰宇之暴行，亦即我中华儿女永世难忘之‘南京大屠杀’。

我南京区留守同志仍不畏艰险，仍四处搜集堪为左证之资料，汇报上级据以公布于全世界。

其后，日本虽欲掩饰其当年罪行，企图窜改事实以欺骗世人，然而铁证如山，虽历千古犹闻血腥，无论如何是消灭不掉的。

徒见齐心劳日拙，欲盖弥彰而已。

”　　在避入‘难民区’的地工人员当中，就包括张毓中的好友、也是他在“浙警”正科第二期和杭训班的同学倪永潮。

　　许多年以后，倪永潮回忆说：

“我毕业于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六期，从事警务工作多年，历充南京政府高级警官。

1937年我任职于首都警察厅，在南京保卫战中，负有维持社会秩序及地方治安重任，还受有市区巷战的作战任务，以至南京沦陷前未能撤离。

十二月十三日早晨，日寇侵占南京，我沦为难民，为时两个多月。

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曾屡遭生命之虞，均以机智得免，真是虎口余生。

在这两个多月的难民生涯中，我亲眼目睹世上罕见的日寇南京大屠杀惨状。

”　　倪永潮说：

“当时‘南京保卫战’，由于作战方案估计不足，判断错误，南北通路均为自己截断，部队无法及时应变撤离，大批被敌包围，沦为浮勇而遭集体屠杀。

日寇进城后，对我同胞奸淫掳掠，严刑拷打，放火屠杀等等无恶不作，真是惨绝人寰。

　　以下，倪永潮从劫掠、奸淫、放火、酷刑、屠杀等五个方面回忆了当时的惨状。

他举例说：

　　“南京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日寇认为反日情绪特别高，对南京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则更抱有戒心，如在难民收容所为其发现，一律作‘抗日未成分子’处决。

上述党、政、军人员被捕的，全被交特务机关和宪兵队，受酷刑逼供，如火烫、灌水、针刺或放军犬抓咬人体等，没有一个不被折磨死的。

　　“突击搜捕的方法是：

事先布置各收容所的汉奸，当日军军官到收容所时，突然发出‘立正’口令，凡军人或受过军训的党、政人员，突然听到此口令往往未及思考，习惯地立正不动。

因这样被捕的为数不少。

以上被捕的人，经审讯终了，装上卡车运到郊外，关进民房，用煤油焚烧灭迹。

　　“更有甚者，将被捕的‘抗日未成分子’，剥去上衣，把他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作刽子手刺枪的人头靶：

刽子手持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距十字架约十五六公尺处站立．叫到‘杀’的口令后，即持枪向前冲刺．高喊‘杀!

杀!

’在冲到十字架面前，仅做了刺枪动作，此时又听‘停’的口令，而跑回原地站立，接着再做第二次。

此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胞，因受惊吓而脸色苍白，已处于昏迷状态。

刽子手第三次持枪冲刺，才刺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胞的胸部、腹部，乱戳、乱刺。

声声惨叫，闻者心碎，血肉淋漓，目不忍睹。

而全身沾满鲜血的日本刽子手，则发出阵阵狞笑、狂叫乱蹦。

”　　另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实录，还有钮先铭的《还俗记》。

钮先铭，1912年生于江西九江。

　　南京保卫战时，钮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

他后来回忆说：

“七七事变后一个月,我奉召自法返国,参加了上海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七年末的南京保卫战。

不幸的是日军以野蛮人而加上文明的智慧与武器,我们打败了。

而我个人则躲在庙里——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　　此后，张恨水以钮先铭的这段经历，创作了名为《大江东去》的长篇小说，从1939年开始，在香港的《国民日报》上连载，从此钮先铭名噪一时。

　　抗战当中，钮先铭曾在军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

据该班第四期学员张赣萍回忆，当时这位“被张恨水写成‘小说人物’，曾一度被日本人追得削发为僧的钮先铭将军”，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赣萍说：

“另一位最受我们欢迎的教官，是多次向我们讲解时事的钮先铭，他那时在军令部任职，在情报参谋业务上，他也是我们的上司。

他来向我们讲解时事，由于大众受了张恨水的小说，以及有关他种种风流韵事的新闻影响，大家对他早已心仪神往，可说‘先声夺人’；

但又耽心‘小说家言’，会言过其实，人不如文。

故在他第一次来班讲演之先，同学们都在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下，一早便坐在课室里，屏息静气等候他的驾临。

”　　张回忆说：

“钮先铭给我们的印象，堪称‘名不虚传’。

言态潇洒，雄辩滔滔，风度好极了，口才也好极了；

他一出台‘亮相’，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满堂彩’！

他讲解时事的时候，也旁及战术。

对敌我两军的部署，番号驻地，如数家珍；

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有条有理，层次分明。

间中加插一些战场上的逸事趣闻，及敌我指挥的性格作风介绍，无不引人人胜，绘声绘影，令人忍俊不禁。

听他演讲，对我们那种枯燥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来说，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心灵上的享受。

再因为他所讲的，又有许多是内幕性的军事秘密，在报章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不但使我们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知识满足，并且听了就算，既不做纪录，又不必做作业，所以也是最轻松愉快的一堂课目。

大家在全神贯注中，他每次来演讲的两个小时，都能在不知不觉中溜过了；

连中间那十分钟休息，也认为是一种损失。

钮先铭是蒙古族人，后举家迁徙到江西。

其父即钮传善，前清进士，民国时曾任财政总长。

因此，钮先铭既是官宦家庭出身，又是典型的“诗礼传家”，且14岁即“负芨东瀛”，毕业于“陆士”，回国后从基层军官干起，未几又赴法国留学，所以说，钮先铭是标准的“允文允武”。

加之当时钮供职于军令部，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非常了解，给参谋人员做教官，实在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当时，大家都请钮先铭“加多一点时间或次数”，钮说：

“你们是奉命听讲，我是奉命演讲，加多减少，都由上面决定，大家只有服从命令行事。

　　还有的人请求他“现身说法”，“把他被迫做和尚及逃出陷区，与经历的风流韵事讲给我们听听。

”钮先铭说：

“这不太好吧？

在编定的时事演讲中说自己私事怎么行。

你们既然欢喜听我的私事，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我请大家去到石头城里痛饮三杯吧，等待那时再说好了。

“这当然是张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

　　在这里多说一句，钮先铭的《还俗记》写得极为坦诚，他虽然是一位军人，但在那种人间鬼蜮的环境下，也会害怕，在回忆中，钮丝毫不惮于暴露自己当时的怯懦。

　　比如他说：

见到日本鬼子进城，他会“过分惊恐”；

日本鬼子来搜查，“前后虽不过十几分钟，可是紧张的情绪使得每个人都近乎昏厥，我也不例外。

”当日本鬼子盘问他的时候，他会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丝毫矫饰和矫情，可谓君子坦荡荡。

　　此外，钮先铭的多才多艺和机警智慧，也给人留下深刻影响。

比如他假扮和尚，引起日寇怀疑，令其背诵佛经，刚好钮在儿时，跟着母亲学过佛经，多少还记得一些，当即背诵了半部《心经》，这才蒙混过关，否则，没准早被日寇看出破绽。

　　再比如，他在南京鸡鸣寺的时候，看到很多来“朝拜”的日本鬼子都想盖一方鸡鸣寺的“印信”以“留念”，于是灵机一动，找了块石头，找了把修脚的刀子，刻了一个山寨版的“古鸡鸣寺”石章，以糊弄日本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刻图章发展到给日本人写字，还很受欢迎，既以此为自己、为寺庙加上一重保护色，避免了汉奸的骚扰，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定的“润笔”，以养活自己和僧人。

　　由于钮先铭的《还俗记》和张恨水的《大江东去》流传都很广泛，这里就不再更多引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吧，颇值得一读。

　　钱新民做的第二件事，是着手恢复与特务处本部的联络。

潘光祥回忆说：

　　“在南京刚刚沦陷时，两位女报务员在亲戚的掩护下，进人了难民区暂时隐蔽起来。

到1938年3月，城里秩序逐渐恢复正常，钱新民就派交通站站长刘汉臣在六合瓜埠镇开设五洋杂货店为掩护，开始与南京城里的组织联络；

同时命令城里的军统电台开始架设，以便恢复通讯。

由于技术问题，这两位女报务员未能架设成功，乃派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前往架设，并以夫妻名义与周光球在一起工作。

电台架设成功以后，就与汉口航空委员会气象情报总台联络，报告气象情报和替军统局南京区收发电报。

”　　潘光祥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京沪区的，他后来回忆说：

“关于南京区的电报，是由该区译电员翻译好送交电台报发的。

当时我刚刚毕业于武汉特训班（这个班是电训班，正式名称是‘训练总监部军训电讯干部训练班’，该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魏大铭，教育长是董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