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丰子恺散文中的人物描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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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丰子恺散文中的人物描写

论丰子恺散文中的人物描写

　　一般来说,人物描写主要出现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而不是以抒情议论为主的随笔散文之所长。

丰子恺的随笔散文以阐述哲理、抒发闲情偶感,或记述见闻为主,写人物的为数不多。

解放前写人物的散文很少,“文革”期间的《缘缘堂续笔》中写人散文比较集中,占了全书的一半以上,但在丰子恺总共300多篇散文中仍占很小的比例。

这些数量不多,篇幅不长的散文,在人物描写方面却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小说写人物,往往须经过典型化,有较多的虚构、综合的成份。

记人散文写人物,有时也有这种情况,著名的如鲁迅的《一件小事》,杨朔的《雪浪花》,都是如此。

这类散文接近于短篇小说,《一件小事》收在短篇小说集《呐喊》中,《雪浪花》刚发表时,曹禺是把它当作短篇小说来评论的。

丰子恺记人散文中的人物描写与此不同,它基本上没有虚构,不加综合,只是如实地写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某些人物。

然而,读丰子恺的写人散文,往往令人联想到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这不是因为二者的人物都经过了典型化,而是由于二者都反映旧社会的浙江农村生活,社会背景相同,而且都采用白描手法。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经过了综合和虚构,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丰子恺散文中的人物则不是这样,只是如实描写,因而二者又有较大的差别。

鲁迅笔下的阿Ｑ虽然有模特儿,主要却是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办法塑造的,在阿Ｑ身上集中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民性的弱点。

我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与阿Ｑ完全相同的人物,只能在某些真人身上发现阿Ｑ精神的某些方面甚至一鳞半爪。

丰子恺笔下的某些人物就颇具阿Ｑ气。

1947年,丰子恺在《假辫子》一文中就《漫画阿Ｑ正传》假洋鬼子的辫子问题答复读者的不同意见,顺便提到他儿时家乡的一个流氓烂污阿二,因被人捉奸把辫子剪去,后来做了一条假辫子缀在帽子上。

他在说话中占另一流氓庆和的便宜,庆和要把他的帽子连辫子抛到屋上,烂污阿二跪下来讨饶。

写到这里,丰子恺说:

“这很像是鲁迅先生《阿Ｑ正传》里的材料。

”阿二装假辫子,与假洋鬼子相同;而欺软怕硬,先占便宜后讨饶,又有阿Ｑ的某些特点。

然而烂污阿二既不是假洋鬼子,也不是阿Ｑ,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人物。

《缘缘堂续笔·癞六伯》中的癞六伯身材瘦小,一头癞疮疤,无人知其姓甚名谁,孑然一身,并无家室,喝醉了酒就在街上骂人,头上的癞疮疤变得通红。

这个人物更容易令我们想到鲁迅笔下的阿Ｑ。

然而癞六伯有自己的家,并不住在土谷祠内,他也没有阿Ｑ式的狡猾,不游手好闲,上街卖的东西均系自产,且货真价实。

癞六伯是本世纪初浙江农村虽然对自己的处境心怀不满,却安分守己,诚实勤劳的贫苦农民,现实生活中实有其人。

烂污阿二和癞六伯都不像阿Ｑ那样概括了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作为一个真实的人,都是与阿Ｑ既相似又不相似的另一种社会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然而我们不妨说阿Ｑ是鲁迅在观察思考了无数烂污阿二和癞六伯之类的人物之后综合概括出来的,烂污阿二和癞六伯的存在恰恰证明阿Ｑ这个典型形象的高度真实性,为我们研究鲁迅笔下的阿Ｑ概括中国国民性的深度提供了可靠的客观依据。

丰子恺笔下的五爹爹也是如此。

他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样都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然而他比孔乙己幸运得多,不是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更没有因偷东西被打折腿,而是在三十多岁时终于考中了秀才,在家设塾授徒,后当小学教师,虽生活清苦,却自得其乐。

五爹爹与孔乙己同样一生坎坷,然而他全靠达观,竟得长寿。

又如《王囡囡》开头就说:

“每次读到鲁迅《故乡》中的闰土,便想起我的王囡囡。

”王囡囡“项颈里戴一个银项圈,手里拿一枝长枪”,知道许多别人不知道的新鲜事;阔别多年以后再见,把儿时的游钓伴侣“慈弟”叫做“子恺先生”。

这些情形确实与童年闰土有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两个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闰土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苦成了一个木偶人,而王囡囡家境尚可,只因为是私生子,一直被封建礼教压迫得抬不起头来,酿成了家庭的不幸。

　　成功的艺术典型都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同时又概括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现象,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从丰子恺笔下的烂污阿二、癞六伯、五爹爹、王囡囡等人物身上,我们知道鲁迅笔下的阿Ｑ、孔乙己、闰土等人物确实是在观察了大量社会现象以后综合概括出来的,反映了某一时期某一类人物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来自现实生活的人物原型,丰子恺笔下的人物又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与生动性。

丰子恺的写人散文重回忆,重写实,人物都来自当时的现实生活,连姓名都不加改变,优点缺点一仍其旧,没有经过加工或典型化,保持着生活的原汁原味,读起来十分亲切。

当然,这也容易引发另一种问题:

由于记实,完全可以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对号入座,写其优点尚可,倘写其缺点,往往容易引起人物亲属或后代的异议。

所以当这些作品公开发表的时候,编者（丰子恺的子女）不得不作一些技术处理:

“某些随笔中的某些人名,因不便公开,姑用代号。

某些内容因不便公开,予以删节。

”（《文集６》６５３页,《缘缘堂续笔》编者脚注①）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及社会,对研究当时社会原生态、研究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塑造,都是极其有用的。

　　二、丰子恺写人,一般是初次见面时写外貌,注意能突出其精神的外貌特点,对熟悉的人则略写其外貌（如有变化则简要点出）,专写神采。

　　《法味》一文写得比较早,主要记载李叔同的言行,同时兼及弘伞法师程中和。

丰子恺同弘伞法师的关系远不如同弘一法师来得深,对二人的写法也不一样。

写弘伞法师,主要通过写形来写神:

“他的齿的整齐,眼线的平直,面部的丰满,及脸色的暗黄,一齐显出无限的慈悲,使人见了容易联想螺蛳顶下的佛面”,觉得这外貌和他的名字“中和”异常调和,从“形”到“名”都显示出他仁慈的“神”。

而写弘一法师,则不从他的外貌着眼,而着重写他的动作、神情:

他叫丰子恺写信,不仅告诉通讯地址、提供信纸,而且详细周到地教他信上的措辞法。

当丰子恺把弘一法师在俗时的照片捧到他自己面前时,他脸上出现了笑容,但这笑容是“超然而虚空的”,在说明每一张照片的具体内容时,也“像说别人的事一样”。

这些细节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引人注目的,但丰子恺不但抓住它们,而且只用寥寥几笔,就显示出李叔同一方面做事认真,另一方面对人生厌弃、佛教信仰坚定。

两相对比,写弘伞法师主要是写“形”,通过“形”显示其“神”;写弘一法师却直接写“神”。

这是因为丰子恺对弘一法师的了解比对弘伞法师的了解深刻得多,不须描写外貌只须描写神情,便自信足以表现其精神状态了。

　　丰子恺描写对他影响很大的另一位长者马一浮,则是形神兼备。

马一浮的外貌很有特点:

“他的头圆而大,脑部特别丰隆,假如身体不是这样矮胖,一定负载不起。

他的眼……圆大而炯炯发光,上眼帘弯成一条坚致有力的弧线,切着下面的深黑的瞳子。

他的须髯从左耳根缘着脸孔一直挂到右耳根,颜色与眼瞳一样深黑。

”显示出这个人天资的聪颖和性格的坚毅。

这是初次见面的印象。

十六年后第二次见面,双方已有所了解,丰子恺除简要说明其音容并无变化外,不再停留于对外貌的描写,而是深入一步写其对后辈的教诲:

“他和我谈起我所作而他所序的《护生画集》,勉励我;知道我抱着风木之悲,又为我解说无常,劝慰我。

”以“勉励”、“劝慰”,表现他对后辈的关心。

第三次见面是在第二次见面后三年,外貌只有一点变化:

“他的深黑的须髯已变成银灰色,渐近白色了”,此外记了在交谈过程中马一浮的一句话:

“无常就是常。

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

”此时对后辈的关怀已不只是一般的劝勉、安慰,而深入到哲理的启发、诱导、指点了。

所以三次见面,对马一浮的描绘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一次比一次深入,以此显示一位对年轻人循循善诱长者宽厚睿智的性格。

　　在人的一生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父母亲了。

丰子恺九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事店事都由母亲一人兼理,母亲以一身兼任严父慈母,她的性格中有严肃和慈爱两个侧面。

处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心的是母亲的坐像: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对母亲的形象、性格描述都围绕这眼光、笑容展开,母亲用了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

由于紧扣住母亲在家中的特殊地位及由此而形成的性格特征,所以文章虽短,母亲的形象却描绘得极其生动,性格极其鲜明。

　　三、上面我们已经发现,丰子恺的写人散文虽然都是写的真人真事,未加综合概括或虚构,但并不等于有闻必录,写什么,不写什么,作者还是经过了精心选择。

他写的是那些最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精神状态或生活境遇的典型的情节与细节。

　　《伯豪之死》是一篇写得比较早的记人随笔,主人公杨伯豪是丰子恺在浙江一师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同学数年,可记的事很多,然而丰子恺认为他才十七八岁,就“已具有深刻冷静的脑筋,与卓绝不凡的志向,处处见得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个性强明的少年”。

围绕这一特点,作者从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中选择了几件最能表现他性格特征的事来写:

劝丰子恺做事应抱定自己的宗旨,不可只知听从母命、师训、校规;对于学生普遍视同天经地义的宿舍管理规则,伯豪认为是把学生当做犯人或鸡鸭看待,因而加以藐视;他不上不喜欢的课,对于教师的威胁、同学的劝告,以及分数、操行等第等全不放在心上,我行我素,直至最后自行离校。

可见在回忆伯豪这个人时,作者没有像记流水帐一般罗列生活琐事,而是选择那些最富有反抗色彩的事件来突出伯豪的清醒的头脑和倔强的个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丰子恺散文写人物,与他的漫画相似,往往是取其神而略其形,即一般不写人物外貌,甚至连五官都不画,而着重写能反映其精神状态的情节细节,因而人物虽眉目不具,却神采宛然。

《缘缘堂随笔·癞六伯》写癞六伯,只用了两个细节,即他向作者母亲推销新鲜鸡蛋、竹笋而又不肯讨价,店里人代为定价后他无不同意,以及“我”偶然散步到他住的村子,癞六伯热情地烧茶、请吃花生,就把癞六伯的忠厚同阿Ｑ的油滑区分开来了。

《五爹爹》写五爹爹上茶馆,出五个大钱泡一碗茶,吃过以后“摆一摆”,到家中带来一把茶壶,把茶叶倒入壶中回家去吃;他到杭州作客,出去游玩,买两只粽子作为午饭。

这两个细节把一个穷秀才千方百计维持读书人生活方式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尤其是“摆一摆”这个细节,与早年所作《记乡村小学所见》（１９３５）中驼背先生吃茶如出一辙,可见是当时穷秀才的通用办法,是十分典型的。

《王囡囡》写王囡囡,仅用他钓鱼、摆擂台、放纸鸢、缘树四种玩法,就活画出一个“精神勃勃,兴高采烈”的顽童形象。

《阿庆》的主旨是通过写阿庆的生活说明“精神生活有时可以代替物质生活”之理,就写人部分来说,只写了两个情节:

阿庆只要听几遍留声机就能在胡琴上拉出曲子;阿庆的琴声宛转悠扬,引人入胜,而别人用他的琴却拉不成腔调,就维妙维肖地写出了民间胡琴演奏家阿庆技艺之高超。

其它如《菊林》写大徒弟本诚照顾小师傅菊林的可笑情景,《戎孝子和李居士》写李圆净的怪诞性格,无不只用几笔轻轻点染,几乎没有环境描写,人物性格却跃然纸上。

《续笔》涉及三教九流,而以写下层人物为主,不论写何等人物,行文都很简洁,情节细节精心选择而并不展开,刻画描写传神有力而不拖泥带水,人物性格点到即止,绝无闲笔。

这些都和作者长期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用最省俭的笔墨去刻画人物最独特的地方的白描手法有关,与中国文学和绘画不求形似而重气韵的传统有关。

　　四、以上所述,是丰子恺散文对人物比较单纯的描写。

如果要写一个人比较长时间中的几个不同阶段,或同一篇散文中写几个性格不同的人,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丰子恺往往借用绘画中的比较法,而作对比性的描写。

　　李叔同是丰子恺的老师,同丰子恺的关系极其密切,对他的一生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丰子恺曾在许多散文中描写李叔同的音容笑貌,其中写得最完整的是《为青年说弘一法师》。

丰子恺认为:

“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

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为了表现这“认真”的特点,丰子恺描绘了李叔同的五幅肖像。

第一幅:

“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衣帽服饰,烙印着鲜明的特征,显示出这是一个清朝末年上海典型的翩翩公子。

第二幅:

“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

”这第二幅肖像同第一幅肖像相比,判若二人,脱尽了封建社会末期翩翩公子之气,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留学生。

这两个时期的李叔同,丰子恺没有亲见,这两幅肖像都是根据李叔同当年的照片描绘的,虽然突出特点,但仍比较细致。

丰子恺到杭州师范读书以后,与李叔同有了直接接·20·触,对其性格特点抓得更准,因而从李叔同当教师的第三幅肖像开始,描绘更加简练、传神:

“灰色粗布袍子、黑布褂、布底鞋子”,“黑的钢丝边眼镜”。

与前两幅肖像比,同样写了服装、眼镜,但比较简洁了,把可有可无的东西全都略去紧抓特征,活画出一位生活在“五四”前夕的典型的中国教师形象。

后面两幅更加简略:

李叔同学道,留下了照片,丰子恺也见到过,但他对这照片只是一笔带过,未加描述,而强调其“学道就断食十七日”。

因为在这件事上,“断食十七日”的行动远比服装的变化更能体现李叔同的“认真”精神。

最后李叔同在虎跑寺出家,丰子恺去看望他时已是“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

数日之内变化如此彻底,也足见他的“认真”精神了。

通过这五幅不同肖像的对比,丰子恺清楚地记述了李叔同传奇式的一生,从其服饰的变化体现其生活方式、思想感情、精神状态的变化。

对李叔同五幅肖像的描写,是同一个人物一生中不同阶段的对比。

对不同的人物,丰子恺也用对比手法来体现其性格的差异。

夏尊和李叔同都是丰子恺在浙江一师时的老师,两位先生都热爱学生,但教育学生的方式不同,李叔同“温而厉”,夏尊直率而近于噜苏。

丰子恺把他们的不同特点形象地比之为“爸爸的教育”（李）和“妈妈的教育”（夏）。

两位先生都忧国忧民,但忧的方式不同,李先生是“痛感于众生疾苦愚迷,要彻底解决人生根本问题,而‘行大丈夫事’”,出家做了和尚;夏先生则是“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只能忧伤终老。

在《悼师》一文中,通过与李叔同寥寥几笔的对比,夏尊终日皱着眉头叹气的形象被刻画得十分鲜明。

在《缘缘堂续笔》中,丰子恺运用对比衬托手法描写人物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宽盖》中的弘伞法师即《法味》中写到过的程中和,他虽然是军官出身,但为人善良,出家后生活清苦,勤修梵行,而他的徒弟宽盖曾为日伪特务,剃度后仍为非作歹,荒淫无耻。

同是和尚,且为师徒,师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待人善良轻信;徒弟秉性难移,继续作恶,为人狡猾奸诈。

《小学同级生》则写了６个人５种不同的结局:

有的忧恼成病不治而死,有的坏事做绝就地正法,有的揭出命案死在狱中,有的穷困之极上吊而死,有的被日本飞机炸死。

作者晚年回忆小学同级同学的不同命运,读来颇有沧桑之感。

　　《四轩柱》是用对比映衬手法写不同性格人物最精彩的一篇。

作品写石门湾四个老太婆的轶事:

莫五娘娘打小儿子木铳阿三;定四娘娘推销豆腐干千张,穿门入户报告各种新闻;盆子三娘娘打官司,叫伙计阿二顶替沈四相公的伪证罪,因而“养杀”他;何三娘娘在街上像怪鸟叫一样骂人:

都是在石门湾出了名的“好戏”。

这四位“轩柱”又一个胜似一个,难分上下:

莫五娘娘打儿子错打了王囡囡,王囡囡的祖母定四娘娘把莫五娘娘推落河里;盆子三娘娘在报道消息时比定四娘娘加入更多的油盐酱醋,叫它变味走样;何三娘娘常常生病,因此她的丈夫何老三常常买猪头“谢菩萨”。

在作者的娓娓叙述之中,四个老太婆既各有特点,又互相联系,其性格被区分得特别鲜明,而二三十年代杭嘉湖平原小镇的风情习俗、世态人情也被描绘得栩栩如生。

　　丰子恺的漫画多为画人生、画社会,即使画人也是为了表现人生、社会,极少画人物肖像。

他的散文也是这样,以反映人情世态为主,专写人物的不多。

但偶有所作,即特色鲜明,而且归根结底还是通过写人物来写人情世态。

所以强烈的社会意识和生活气息,是丰子恺漫画和散文的共同特点,也是丰子恺脚踏实地、关心人生的生活态度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