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民营企业发展的自组织机理与演化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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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民营企业发展的自组织机理与演化研究
转型期民营企业发展的自组织机理与演化研究
靳涛
【内容提要】民营企业在转型期通过习俗、惯例、文化和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市场制度的支撑而快速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各种长期形成的市场惯例在对于约束以家庭和个体经济的交往非常有效，这种有效性是通过由自组织机制形成的社区或商会的“捆绑式”交易联系在一起的。
民营企业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竞争和协同会自发形成与市场体制适应的组织形式，这种有效的市场组织形式也是随着市场体制的发育而不断演化发展的，这种从“亲缘”到“业缘”再到后期的“网缘”组织关系是支撑民营企业在转型期迅猛发展的有力保证。
【摘要题】关注民企发展
【关键词】民营企业/非正式制度/自组织/演化
【正文】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也不断发展壮大。
从民营企业的界定来看，其范畴较宽，目前除了国有国营的、集体所有制的、外资控股的企业以外，所有企业都可以称之为民营企业。
一、转型期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疑问
中国的民营经济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补充”，到目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
民营企业从目前来看是一个很泛的概念，本文的民营企业内涵主要是指那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个体、家庭和乡镇合伙制企业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非国有企业。
一般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改善，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企业自身的创新。
如很多人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特别是政策环境的影响较大。
环境宽松时，发展就快。
改革开放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而自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形成的宽松环境把民营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当然，把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归结于上述几个方面没有错，但这种简单的归纳由于没有从支撑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去分析问题，让人感觉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环境，但任何代表一种组织创新的新型经济类型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更加特殊的内在动力和组织机制。
所以如果从民营企业的内在动力和组织机制来着手分析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缘由时，对我们深入把握和认清民营企业的发展机理非常有益。
二、民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支撑
从对系统发展演化的研究来看，按照事物本身组织起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组织，另一种是他组织（或称为被组织）。
自组织是一种无特定干预的自演化过程；而他组织是指在外界特定干预下的一种演化方式。
（注：
吴彤：
《自组织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在事物进化过程中，事物是以自组织方式还是以他组织方式演化？
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长期演化发展来看，自组织通过系统各个要素与外部环境的长期磨合，它是自然界各个子系统演化过程中通过自发机制形成的一种非常优化的利用自然资源、物质和能量的演化方式和循环路径。
就人类社会的组织和发展来看，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就可以看作一个是自组织结构，一个是他组织结构。
市场体制是在无形的手作用下通过自发作用形成和发育的一种经济体制；而计划体制则是一种在中央计划部门作用和控制下，通过外力来控制和管理经济运行的一种经济管理体制。
我国目前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就可以看作是从引导经济的他组织系统向自组织系统演化的过程。
我国民营企业的形成就是在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其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和我国市场体制逐步发育的过程一致的。
由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从下而上自发演化形成的，所以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演化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组织过程。
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组织和演化的呢？
我们知道，制度可以分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主要由习惯、习俗、惯例、社会标准和道德规范等构成；正式制度主要由宪法、一般性制度规则安排及其实施机制构成。
非正式制度主要是自发演化的结果，而正式制度则是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更多的加入了人为设计的成分，可以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
在我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出于市场体制的形成和建立是一自组织的过程，它只能是从下至上逐步形成和发育，而不可能由政府主观构建。
在计划体制逐渐弱化的过程中，从各级经济主体来看，家庭成为对市场反映最为敏感的主体，这主要是因为，在计划体制下，家庭经济是指令性计划不能贯彻到底的经济单位。
罗丝·埃什尔曼认为：
“家庭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单位，不需要银行、商店、工厂和政府”。
（注：
罗丝·埃什尔曼：
《家庭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
）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过程来看，家庭经济是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体制最为薄弱的环节，自然也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最早的突破口。
由于在计划体制下，家庭经济是最受压抑的经济单位，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濒临绝迹。
而中国的改革走的是渐进式体制外改革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由家庭推动的最初制度变革和企业组织创新是不触动既有制度结构的最佳发展模式。
而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成功也大大加强了家庭经济的活力。
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演化来看，家庭经济（含个体企业和家族式企业）是民营经济的雏形和主要演化基础。
家庭经济主要是依靠亲缘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这种网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亲缘关系，包括家庭、家族、血亲关系、姻亲关系等。
在某种意义上，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都可以看成是亲缘关系的延伸。
在这种大家认可的“自己人”的圈子里，人们可以容易的获得资金、人力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支撑亲缘关系的各种约束和规则就是各种非正式制度。
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在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背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制度变迁过程。
从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非正式制度具有潜在性和基础性的特点。
非正式制度是一套历史上沿袭下来，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规则，如家庭伦理、礼俗、乡规、习惯等。
虽然这些规则是民间的、非正式和口头的行为规范，但却具有相当的实用性，可以用来解决人们交易中的摩擦、矛盾和冲突。
在转型期，出于双轨制的存在和正式市场制度的不健全，非正式制度就在相当程度内取代了正式制度的地位，特别是对于广大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经济主体来说更是这样。
由于家庭经济在双轨并存体制中的灵活性和对市场体制的亲和性，在这种条件下，家庭工业以不正规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进行资源配置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在家庭经济中支配资源使用的制度不是正式的制度安排（法律和明确的契约等），而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规则和道德准绳，即非正式的制度。
这些习俗和传统积累的惯例以共同的群体利益和紧密的社会互动为基础，它们比正规的法律更有效。
当然，这种有效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社区范围。
如从农村地区的小农经济来看，他们生产活动的交易就局限在其周围狭小的区域。
随着家庭经济的发展和小农经济的向外延伸，家庭经济主体所注重的亲缘关系也开始向外延伸。
在家庭经济与外界系统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中，一个联系某一区域的某种行业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的非正式组织也就慢慢的形成并壮大（有时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这种非正式组织可以是某种商会、某种协会或其他非正式社会团体。
一个以协会为纽带的产、供、销一条龙经济组织网络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原有“条块分割”的局面被打破，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组织在转型期两种体制的夹缝中以自组织的方式逐渐发育和演化。
与传统计划体制的各种经济组织和国有企业相比，民间协会表现出更加开放和非正式的特性。
在某种意义上，民间协会和经济组织的出现可以看成是市场体制形成和发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市场体制并不是简单的放开价格和开展私有化就可以达到的，而是需要大量制约人们经济活动的规则和契约、以及各种经济组织和企业家阶层来支撑，而这些民间经济和民间经济组织以及这些有效的指导人们经济交往的各种非正式制度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非正式的市场惯例随着市场体制的发育和完善或许可以转变为正式制度，也或许会继续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存在，因为即使在发达市场体制内部也存在规范人们各种交易活动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当然，不是所有的非正式制度都可以转化为正式制度，这是因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能具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能适应和代表社会的进步和方向。
非正式制度可以在很多方面补充、修正和替代正式制度。
在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之所以有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存在并发挥作用，是因为人的理性有限，市场体制不健全。
特别是在转型期现存的法律制度不可能对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种种交易或交换活动，给予精确的规定和约束。
在广阔的社会结构弹性空间里，这些非正式制度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不足，弥补了正式制度供给的不足和现有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不足。
非正式制度往往是人们约束人们交往之间的一些习惯和文化，是一种不成文的法。
其实任何法规只有达成影响人们活动之间的共识时才能生效。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小商品经济，人们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约束和影响人们经济交往之间的习俗和惯例，虽然在计划体制的过程中受到压制和排挤，但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变化是长期和缓慢的过程，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习惯和惯例仍影响着人们的交往和生活习惯，所以这种非正式制度就可以看成是一种市场惯例，这种市场惯例本身就是一种低级的市场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制度变迁的演化规律就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长期自发形成和演化的习惯和惯例等的非正式制度存在就是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体现。
三、关系模型的建构和民营企业的自组织发展机理
1.关系模型的建构。
民营企业所依赖的以非正式制度为依托的亲缘关系是其发展壮大的主要支撑动力。
民营企业所依赖的亲缘关系也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而使外延不断向外延伸，其关系也从血缘、亲朋、邻里的关系而不断延伸至某一地区协会、行会、和有业务往来的圈内朋友之间（这种圈内关系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
在他们业务交往之中，维护他们可自我维系关系的准则就是非正式制度，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博弈关系模型来表示。
假设在某一区域的某一个商会有n个均质会员，每期他们同时进行业务交往和商会社团交往。
在业务交往中他们可以进行正常的业务往来和资金的拆借等。
在本次商会业务交往博弈中，每个会员合作的成本每期假定为c[，i]；如果大家都合作，每个会员从商会获得的每期收益为b[，i]；如果大家都耍赖不合作，每期收益为b[，i]-nd[，i]（d为耍赖获得好处）。
可假定：
c[，i]＞d[，i]且c[，i]＜nd[，i]
第一个不等式意味着每个会员都有耍赖的动机；第二个不等式是说耍赖会给整个商会带来外在不经济效应。
在商会的社团交往博弈中，每人参加社会活动需要花费成本c[，s]，从中消费可获得一定收益，其数量是其他参与会员数目的非递减函数b[，s]（n），其中n代表参加活动的其他会员的数目。
商会社团交往是重复进行的，每个时期博弈开始时，任何会员都可以被其他会员逐出商会的任何交往活动。
在商会内非合作行为会受到永久性驱逐的惩罚。
假定商会业务交往博弈与社团交往博弈是单独进行的，那么会员认真合作的激励相容条件可以表示为：
c[，s]＜δ[b[，s]（n）-c[，s]）/（1-δ）
δ是会员的时间贴现率。
上式说明努力成本的节约小于因被驱除而牺牲的未来收益之和的贴现值。
当商会业务交往博弈与社团交往博弈是一起进行时，假定对于任何在业务交往博弈中曾经耍过赖的会员，其他商会会员一律将他们驱除出所有未来的商会任何活动。
在这种条件下，每个商会会员在业务交往中不耍赖的激励约束为：
c[，i]+c[，s]＜δ[b[，s]（n）-c[，s]]/（1-δ）+d[，i]
即c[，i]＜δ[b[，s]（n）-c[，s]）/（1-δ）+d[，i]-c[，s]
在这种双重博弈捆绑在一起的情况下，商会的驱逐威胁是可信的，虽然会员有耍赖的动机，但在认识到耍赖后果的情况下，从而使自己的行动会符合商会的准则。
其实这一准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市场准则。
在这种准则的约束下，商会会员可以在一种可维系博弈信念下达到一种双赢的合作博弈。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假定，a[，-i]代表商团会员i以外所有其他参与人决策集的乘积，令a[，-i]∈a[，-i]=会员i对其他人决策的预期（i∈n）。
假定参与人每期对其他人行动决策的预期和后者实际的决策是一致的，而且每个会员该期所做决策是对本人预期的最佳反应，也就是说，存在a[n]∈a使得对于所有的i，
附图{图}
式中φ（a）为后果函数，u[，i]为参与人的效用函数。
这时我们说行动组合a[n]是纳什均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参与人想单方面偏离既定策略都是不合算的，因而被选择的行动决策是可多方维系和自我实施的。
上述模型说明在民营经济中支撑其经济活动的多是流行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惯例，而这些非正式制度却可以很好地约束各个民营经济主体的处世行为。
虽然有时从人们的私利性偏好和契约的非正式性等方面可以看出非正式制度是不严密和存在严重漏洞的，但如果把这些达成的非正式契约和协议与当地社区和商团的社会交往及在当地的信誉和被排斥等情况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这种非正式制度是非常有效的。
人们一次“耍赖”的所得与从整个社区和商会永久性的获得相比是非常小的，从“经济人”的理性来看，任何商会会员都不会选择不合作策略（即“耍赖”）。
在大家都选择合作策略和都相信会员之间会采取合作策略的基础上，大家都选择合作策略必然导致大家的策略是一纳什均衡，每个人所采用的策略都是对己和对人最佳的策略，此时所维系的非正式制度就是非常有效的市场惯例，也是促使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
2.民营企业的自组织发展机理。
在一个自组织的体系内系统依据竞争、协同、支配以及序参量等概念来维持自组织的形成和演化。
竞争是协同学的最基本概念，在哈肯的论著中，竞争是协同的基本前提和条件，竞争是系统组织演化的最基本动力。
这是因为系统内部诸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竞争是永恒的，因而它的存在和演化也是永恒的。
协同是系统中诸多子系统的相互协调的、合作的或同步的联合作用，集体行为。
协同就是系统内部一种系统整体性和相关性的内在表现。
自组织系统的演化动力来自内部的两种相互作用，即竞争和协同。
序参量概念和支配概念是协同学的两个中心概念，它告诉我们，形成一定的规则，以一定的参数进行调节，然后放手让子系统自己相互作用，产生序参量运动模式，从而推动整个组织的生成和演化。
从民营企业的经营机制来看，民营经济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坚持“两不四自四权”的原则。
“两不”即是不要国家经费，不要国家编制；“四自”即是“自愿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四权”即是经营战略决策权、随行就市的自由贸易权、择优录用的人事权、功效挂钩的分配权。
二是技术、管理、资金、设备等生产要素都允许参与分配；三是企业产权最大限度地明晰到自然人。
民营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天生合格的市场主体。
民营经济由于产权明晰，企业拥有全部自主权，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生存竞争的外在压力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决定了企业主更关心企业的盈亏和命运，并根据市场的供需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它运行灵活，能较好的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捕捉机遇，回避风险，它与计划体制下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最大区别就是一切行政原则必须让位于经济原则，不存在原计划体制下由于产权不明确和政府的干预而导致的行政原则和经济原则的矛盾。
他们以对市场的敏感，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小商品入手，抓住转型期从短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契机，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
竞争与协同是民营经济发展和相关组织创新与演进的最根本动力。
在计划体制下资源的配置和供需的平衡是由中央政府计划调节的，企业对市场不敏感。
随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随着政府对价格和市场进入的放开，经济体系的微观组成——家庭经济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影响小、压制大，而它们又受到传统习惯和惯例的影响大，它们会在正式的市场制度尚未形成以前就会依靠非正式制度的市场惯例，进行运作，如农村家庭经济和城市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家庭经济可以看作是后来发展壮大的民营经济的基础。
改革初期家庭经济在市场中的沉浮靠的就是竞争与协同。
竞争是市场的基础，我们知道，中、小型企业是推进市场竞争的主要力量，它们本身就是在市场竞争的洗礼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但竞争不是绝对地排斥合作，而是用合作来加强竞争。
家庭经济通过亲缘网络关系的协同，在资金、信息和技术互通的条件下，大大增强了其竞争力。
随着家庭经济的不断壮大，这种亲缘网也逐渐向区域的行会、商会和协会等民间组织扩展，即从“亲缘”向“业缘”关系延伸，正是民营经济发展自组织潜移默化的自发作用，才使得民营经济逐步进入良性循环和发展的路径。
由于“亲缘”和“业缘”关系，在民营经济同一产业链上的企业有着共同的资源的共享、合作创新、增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优势。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民营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链为纽带，通过技术、信息和供求方面的互补，以达到“共赢”的模式是民营企业自组织发展演化的主要模式。
而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微观个体以市场逐利为目的，以地域习惯、习俗和惯例为约束规则，以“亲缘”、“业缘”和“网缘”关系为纽带，在竞争和协同的相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
我们从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可以看到，在很多地区一大批生产相近或相关的民营企业就是通过某种“亲缘”和“业缘”联系而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使许多企业达到“共赢”的结果。
四、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演化分析
根据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研究，他把企业的成长分为四个阶段：
①资金的初步扩大和积累阶段；②合理使用资金阶段；③发展新的市场和行业，以保证继续充分利用资金阶段；④与成长的恢复相适应的“新型结构发展”阶段（钱德勒，1976）。
钱德勒这种以资金主线的企业发展阶段分类对于研究企业的成长和演化非常有益。
在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资金是制约和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资金的获取和积累确实也代表了民营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
下面通过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分别在北京、顺德和温州对600多家民营企业融资结构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见表1）：
表1600家民营企业融资结构
融资方式（％）自筹资金银行贷款非金融机构其他渠道
开业年限
＜3年92.42.72.22.7
3—5年92.13.50.04.4
6—10年89.06.31.53.2
＞10年83.15.79.91.3
合计90.54.02.52.9
在民营企业的开创初期，其经营自筹资金超过92％，银行贷款非常少，随着经营期限的延长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其自筹资金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从银行贷款比例略有增加（增加比例不大），但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从非金融机构的融资比例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于创业10年的民营企业其从非金融机构的融资已近10％，这说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而自身的筹资能力必定难以适应其资金的缺口的扩大，而从银行的贷款又不可能获得较大比例的提高，而只能从非正式的互利结构如行会、商会等非正式组织获得资金支持。
这说明，从“亲缘”关系延伸而来的非正式经济组织（行会、商会等）也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和演化，它们又在各个方面支撑着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这种自组织演化机理，我们可以把民营经济笼统的发展和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亲缘”为支撑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亲缘”发展至“业缘”，即以“业缘”为支撑的阶段（“业缘”是指以民间行业协会等非正式组织为支撑）；第三个阶段则是从“业缘”至“网缘”，即以“网缘”为支撑的阶段（“网缘”是指复杂的网络关系，含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是以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即民众之间的自利行为和互利交换的交易为基础的。
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本身就是市场体制自组织演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这种演化机制是自组织的，而自组织的发育需要环境，只有有了能够产生自组织的环境，才能有系统的自组织。
环境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培育；另一方面则是需要维系市场体制发育初期市场运行所依赖的市场惯例等非正式制度。
因为在两种体制并存运行的时期和市场体制建立初期不可能形成完善的市场制度。
所以，可以说，政府的支持和市场环境的改善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外因，而个人、家庭和民众之间以非正式制度支撑的自利和互利的经济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演化所形成的各种新型经济组织的出现和作用，是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内因。
下面用一图示来演示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演化历程（见图1）：
附图{图}
图1转型期民营企业演化模式
由图1可知，在转型期民营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与市场体制的发育呈同步变化的。
在转型初期，由于计划体制惯性大，而此时人们对市场体制的认识还不清晰，所以，此时约束人们进行市场交往的规则主要是以“亲缘”为主的非正式制度；随着转型的深入，人们对市场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市场体制仍不成熟，许多影响和约束人们市场活动的市场制度还不健全，对于广大民营企业来说，此时虽然民营企业的规模要远远大于第一阶段，但支撑民营企业发展的依托仍是从“亲缘”扩展至“业缘”的非正式契约关系，民营企业也从第一阶段的个体和家庭企业向家庭和合作制为主体的企业模式演化：
随着转型进入后期阶段，此时市场体制已相对发育成熟，各种约束人们经济交往的正式制度已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此时支撑民营经济的“业缘”关系转向由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共同建立的“网缘”关系，民营企业也从家庭企业和合作制企业发展成家族式企业和股份制企业。
综上所述，随着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显重要，对于民营企业演化机制的研究也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分析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渊源时，任何忽视支撑民营企业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和其自组织演化机制都是非常片面的。
通过对上述两方面的深化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民营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机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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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方法论研究》，第1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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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中国经济问题
【原刊地名】厦门
【原刊期号】200502
【原刊页号】38～45
【作者简介】靳涛，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厦门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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