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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一
注重史论，是朱熹史学的一大特色。
在《朱子语类》中，集中专论历代和当代史实的就有１０多卷，还有大量的史论散见于各卷之中。
他和他的学生赵师渊共同成就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其实也是一部以议论为主的史书，其中的“目”就是对“纲”的议论。
朱熹的史论不但涉猎面广，面且深邃透彻，有时尽管只有片言只语，却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往往深中肯綮，发人深思。
兹举其史论之荦荦大者分述
三代、汉唐分论。
朱熹继承了儒家法先王思想，把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截然分成三代与汉唐两阙，美化三代，贬损汉唐。
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王道社会，三代统治者“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
”认为正是这种王道政治造就了三代的太平盛世景象。
与此相反，汉唐统治者只靠“智谋功力”，不讲义理，推行霸道政治。
如汉高祖、唐太宗等人做事“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出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
”他们虽然靠其才智获取一些功业，“然无人知明德新民之事”。
朱熹把三代帝王喻为“金”，认为“汉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铁中之金也。
”只是暗合了圣人之理，从总体言之，“却只在利欲上”。
这种急功好利的霸道政治，则是导致汉唐统治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
显然，在朱熹看来，是推行王道政治还是霸道政治，这是区别于三代和汉唐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朱熹认为三代是一个治统与道统并存的社会，而汉唐只有治统而无道统。
朱熹接过韩愈的道统论，却又重新规定了道统的内涵和传道统绪。
他认为“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这尧、舜、禹相传的“十六字”经，便是道统的具体内含。
认为三代社会就是一个道统相传的社会，“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孔子之后，曾子、子思、孟子相继接过了传道统绪。
只是到了孟子死后，道统才失传了。
他认为汉唐社会便是一个道统失传的社会，这“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显然，在朱熹看来，道统是独立于治统而存在的。
他认为三代社会是一个治统与道统合一的社会，因此是一个光明的盛世；汉唐社会虽有治统，却没有道统，因此圣教不明，异端邪说并起，是一个黑暗的衰世。
历史人物评论。
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与他的三代、汉唐分论是相互发明的。
在他看来，三代的传道之人都是圣人、仁人，他们所言所行都是从“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而不是靠“智谋功力做出来”。
他们有救民之心和爱民之意，正心诚意，以天下为公。
这些人进能教化、平治天下，退能独善其身。
他们的人格是至善、至美、至正、至大的。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称得上是圣人、仁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因为圣人的标准很高，一般人无法企及。
在朱熹看来，即使是在三代时期，大多数人也如同汉唐君臣一样，都是“功利之徙”。
正因此，朱熹评论人物，并不求全责备，如他所说的，“若一一责以全，则后世之君，不复有一事可言。
”为此，他又立了一条“仁者之功”的标准。
他认为，凡是资禀高，能做得一番大功业，主观上虽无救民之心和爱民之意，客观上却是利泽于民者，这些人虽本于功利，却与一般“功利之徒”不一样，他们称不上是圣人、仁人，但却有“仁者之功”。
朱熹认为，历史上的名君贤臣能得入此列的人不少，如管仲相齐，尊王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他所成就的事业，“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
又如汉高祖、唐太宗虽称不上是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战国以至暴秦，其祸极矣！
高祖一旦出来平定天下，至文景时几致刑措。
自东汉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于隋，虽曰统一，然炀帝继之，残虐尤甚，太宗一旦扫除以致贞观之治。
此二君者，岂非是仁者之功耶”！
他认为诸葛亮“细看不得”，于义理则粗。
然而他的“天资甚美，气象宏大”，处事严密，也做得许多功业来。
又如周世宗，“天姿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功业。
”宋太祖也“直是明达。
故当时创法立度，其节拍一一都是，盖缘都晓得许多道理故也。
”说到学者，朱熹认为汉唐名儒当推贾谊、董仲舒和王通，认为“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
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
”“汉儒惟董仲舒纯粹。
其学甚正，非诸人比。
”“王通也有好处，只是无本原功夫”。
这些人虽非传道之人，却也是有“仁者之功”的人。
一般说来，有“仁者之功”的人，为政则有一番大功业，为学则能说得一番大道理。
朱熹从他的封建论理观出发，对历史上的篡臣如曹操、刘裕等人则是大加贬损的。
他曾把圣人比作“金”；认为汉高祖、唐太宗等人从全体而言属“铁”，但他们行事偶尔与道“不无暗合”，这是“铁中之金也”；而“曹操、刘裕之徒，则铁而已矣。
”
史论标准。
首先，以道德为本位。
朱熹评论历史，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
他认为三代之所以成为盛世，是因为它推行德政；相反，汉唐靠的是力治，所以天下得不到善治。
认为一个社会统治的好与坏，起决定因素的是道德。
他评论历史人物，也是以道德为先，事功为次。
他把历史人物截然划分为三等，便是以此为依据的。
在他看来，汉高祖、唐太宗虽都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功业，却“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他们是无法与三代功德无量的圣人相比的。
至于曹操、刘裕等篡臣，则更是无德之徒，他们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又无法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以道德为本位来评论历史，一方面固然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另一方面则也是服务于当时现实政治的一种需要。
我们知道，唐末五代是一个封建纲常论理道德大坏的时代，因此，继之而建立的赵宋王朝便迫切需要重振伦常，两宋理学家、史学家们无不致力于这一工作。
欧阳修把“道德”作为“为治之原”，正是这种需要在史学工作中的反映。
作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以扶持名敦、整饬人心为己任。
他由理学兼治史学，以道德为本位来评判历史，正是出于维护宋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其政治寓意是很深刻的。
其次，诧于理想，又能本于现实。
朱熹对三代政治的描述以及对先贤人格的构想，是含有许多理想成份的。
其实，美化先王，这也是中华民族敬宗法祖的民族心理意识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们知道，“先王作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是种族聚合与延续的精神支柱，得到全民族的崇奉的敬仰。
人们总是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寄托于对祖宗先王的崇拜，将先王时期的政治，美化成完美无瑕的社会图景，把先王塑造为品德高尚、能力无比的圣人。
”朱熹的真实用意只不过是要后人能够以先圣为榜样，努力实践于儒家一贯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修治图式。
朱熹史论立义虽然很高，却又能本于现实，从宽处评判古人。
如他对汉高祖、唐太宗等人的评价即是如此。
实际上被朱熹列入有“仁者之功”行列的人，都是我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名君、贤臣和大儒，他们虽然次于理想化的圣人，却又高于一般的人。
至于对曹操、刘裕这些有作为的君臣加以贬损，这只能被看作是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
何况他对曹操等人也并非一概否定，如在谈到解救宋代时弊时，他就说：
“今日之事，若向上寻求，须用孟子方法；其次则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许下也。
”可见他对曹操屯田这一举措还是加以赞许的。
二
钱穆先生说：
“朱子理学大儒，经学大儒，择其史学精卓，亦旷世无匹。
”作为一名颇有成就的封建史学家，朱熹也对史学本身诸多理论问题作过系统的评论。
这些史学评论往往被后世封建史家奉为修史之圭臬，对我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论经史关系。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治史，只是把它作为明理的一种手段。
因此，相对于理学而言，史学只是处于附庸地位。
故在论及经史关系时，朱熹明确主张要“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朱熹认为，读经的目的在于端正见识，只有识得正，明其理，然后才能看史。
他说：
“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
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
”朱熹对当时浙东学派吕祖谦重史轻经的态度大不以为然，说“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
……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
”他认为看史不先读经明理，就直如“看人相打”一样，“相打有甚好看处”？
在朱熹看来，看史必先读经明理，否则或被史惑，或如看人打架，没有意义。
既然经书是专载义理的，那么，是否治经就可以不要治史？
朱熹的答案是否定的。
有人说：
“只看六经、《语》、《孟》，其他史书杂学皆不必看。
”朱熹明确回答道：
“如此，即不见古今成败，便是荆公之学”。
他认为：
“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而史学记事详，“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
通过读史，人们可以从中“通古今之变”、“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
”也就是说，读史是为了进一步明理的需要。
因此，“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教，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毒”，人们都必须要加以认真的研习，只有这样，才能尽悉天理而“一以贯之”。
显然，经与史是不可偏废的。
论史书体裁。
朱熹认为，过去史书编纂主要是采用编年与纪传二体，但就记述历史而言，这两种体裁都有其自身的缺陷。
认为编年体依年纪事，能明了事情发生之先后，但对跨年跨代大事，则不能首尾联贯，详明事情始末。
因此，应该通过错综的办法来改造编年体，以便克服这一体裁的不足。
那么，何谓错综呢？
朱熹说：
“错者，杂而互之也。
综者，条而理之也。
”也就是说，要在编年体的基础上条理出一种更易记述历史的新的史学体裁。
他认为先秦史书《国语》和南宋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就是一种错综的书体。
朱熹对纪传体评价不高，他认为自汉代以来，人们一照司马迁纪传之法，是埋没了前人错综之意的。
关于朱熹错综史体的思想，在他为袁柜写的《跋通鉴纪事本末》中有比较系统论述，他说：
“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
《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
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
……故左氏于《春秋》，既依经以作传，复为《国语》二十余篇，国别事殊，或越数十年而遂其事，盖亦近书体，以相错综云尔。
然自汉以来，为史者一用太史公纪传之法，此意固不复讲。
至司马温公受诏纂述《资治通鉴》，然后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编年系日，如指诸掌。
……伟哉书乎！
自汉以来，未始有也。
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年之间，不相缀续，读者病之。
今袁君作此书，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也。
”显然，朱熹对具有错综之意的史体如《国语》、《通鉴纪事本末》等，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朱熹在自己的作史实践中，努力贯彻了这一错综史体的思想。
他错综《资治通鉴》而成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不仅是一部比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更为简明扼要的史书，而且还为我国史学园地增添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一“纲目体”，对我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学者梁启超对此评价很高，他认为：
“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实为简单省事的办法。
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比前法方便多了。
”认为“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
论史书语言。
首先，朱熹主张史书要文风朴实，“以道贯文”。
朱熹说：
“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
”“据某意，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
”他反对那种虚华空言的文风，认为“文字只此达意而已，正不必过为华靡辨巧也。
”在他看来，史书若过份注重语言文字的华丽，于事理就难以说清楚。
他纵考历代文史作家的文风，认为秦汉间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其文尚“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而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
”认为东汉以降，“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
就连以“文以载道”号于一世的韩愈，也是“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
在朱熹看来，只有北宋欧阳修还算“近质”，“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但他也“未免于韩氏之病也”。
其次，朱熹强调史书语言要时代化。
朱熹认为，史书既然是以叙事为主，因此，记叙历史的语言就必须要通俗易懂，时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史书的导齐风俗和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
朱熹对司马迁运用当时语言进行写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
”认为屈原的《离骚》，文字也很通俗易懂，“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
而后人训释却“只求之于雅，而不求之于俗”，是非常不妥当的，它抹杀了原作文字的时代性。
朱熹本人所写的史着或其它文着，文字都很浅显易懂，近于白话，这在宋人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应该说，朱熹这一通俗史学观在今天仍有其价值。
论史书笔法。
笔法又称书法，历来就有直、曲之分。
朱熹崇尚直书，对历史上那些直书不隐的史家，他都给予充分肯定。
如说：
“晋董狐、齐太史，书赵盾、崔杼弑君而不隐，史氏之正法也。
”认为孔子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美恶人自见”。
司马迁作《史记》，也是于史实“无妄作”。
朱熹自己在治史实践中也非常注重直书不隐。
他进过史院，有鉴于当时史馆修史“大抵史皆不实”，而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史馆修纂当时历史的一些措施和方法，这主要体现在《史馆修史例》一文中。
关于朱熹秉笔直书，时人陈傅良曾评论说：
“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
”由于朱熹以直书闻名当时，故在他调离史院时，“秉笔之士，相顾嗟惜”。
同时，朱熹还主张存史。
他认为，作为记叙历史的史书，对历史的“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着存在在那里。
其间自有许多事。
若是不好底便不载时，孔子一部《春秋》，便都不是了。
那里面何所不有？
”从存史角度出发，朱熹对任意删改旧文的做法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他说：
“大抵古书有未安处，随事论着，使人知之可矣。
若遽改之以没其实，则安知其果无未尽之意耶？
”这是一种正确对待古籍的态度。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史学家，朱熹是不可能真正把直书精神贯彻到底的。
他在主张直书不隐的同时，却又大力提倡“《春秋》笔法”，把它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资治通鉴纲目》就是一部通过法《春秋》用字规则以明“《春秋》之义”的史着，其间出于序名分、明顺逆、倡明纲常伦理道德的需要，而为尊、亲、贤者虚美隐恶的现象在在皆是。
此外，朱熹在主张存史的同时，自己却又用义理陶铸历史，以纲目体记述历史，因此，自然也裁汰了大量史料，这是有悖于其存史主张的。
注释：
《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１。
《朱子语类》卷２５。
《朱子语类》卷１３。
《朱文公文集》卷３６。
《陈亮文集》第３０１页。
《中庸章句序》。
《朱子语类》卷１３４。
《论语集注》卷７。
《朱子语类》卷４４。
《朱子语类》卷９９。
《朱子语类》卷１３６。
《朱子语类》卷１３７。
《朱子语类》卷１３５。
李晓东：
《经学与宋明理学》，《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２期。
《朱子语类》卷１０８。
钱穆：
《朱子新学案》，第五册。
《朱子语类》卷１２２。
《朱子语类》卷１１。
《朱子语类》卷８３。
《朱文公文集》卷６９。
《朱文公文集》卷４６。
《朱文公文集》卷８０。
《朱文公文集》卷５４。
《朱文公文集》卷８１。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朱子语类》卷１３９。
《朱文公文集》卷３。
《朱文公文集》卷７０。
《资治通鉴纲目凡例》。
《朱子语类》卷１３３。
《朱子语类》卷７１。
《朱子语类》卷１２８。
《止斋文集》卷２７。
《朱文公文集》卷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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