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范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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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范式
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范式
摘要：
现代视角和意义的马克思企业理论应当以既有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及其现代转向为主体内容，这可以一般称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范式”。
就研究前提而言，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范式及结构，规定马克思企业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总体性研究过程；就范式涵义而言，马克思企业理论则是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完整企业理论体系，既是历史范式又是逻辑范式，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体。
马克思企业理论范式研究的生命力和意义，在于不断使自己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全面的科学性以及更好的开放性。
关键词：
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范式；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07）09－0006－06
一、总论
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都是直接从两个层面上切入的，一是由剩余价值理论，一是由劳动过程理论，前者可以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可靠的依据，后者则直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企业分析中可窥端倪。
而本文的分析则表明，劳动价值论和企业理论的“重新统一”必然内化了劳动过程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使得企业分析基础可以进一步被一般化为科学劳动价值论本身（含盖从狭义劳动价值论到广义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推演关系）。
由此，发展一个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现代范式”的研究进路，可以实现既有马克思企业理论范式研究的基本转向。
基于这一意义，完整内涵的马克思企业理论涉及五个内容层次：
（1）马克思本人关于企业的分析和系统阐述；
（2）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理论的论述和回溯；（3）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不同方向的分析、探索与争鸣；（4）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实践探索；（5）马克思企业理论与当代西方主流企业理论的理论重叠部分或共同之点。
这是一种时序和逻辑的展开，构成一个有序的理论逻辑演进序列：
原典涵义的马克思企业理论――传统批判视角和剖析的马克思企业理论一现代阐释形式和现实发展的马克思企业理论。
作为本文直接研究对象的现代视角的马克思企业理论，乃是对以马克思本人研究为基础的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分析体系的总称。
二、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研究前提
由于现代视角的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现代范式”）不构成对于经典或传统视角的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经典范式”或“传统范式”）的根本反叛，两者之间是坚持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以下要点因此一般形成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研究前提。
1、企业政治经济学。
遵从恩格斯的定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因此，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站在这一高度和视角，现代政治经济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马克思本人的原初想法及构建，而是一个始终在不断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推而广之，乃是以狭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或从某种意义而言的广义体系与狭义进行相互有机嵌入的一个总体理论体系。
以此为基点，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逻辑接口――“企业政治经济学”，将同时涵盖广义视阈和狭义视阈的两方面研究。
2、企业经济哲学。
图1表明作为马克思企业理论之“理论嵌入对象”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应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的一个总体性研究范式，它本质上是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即作为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基本的经济表达或外化，从而直接裂变为经济哲学层面和经济学层面；前者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或方法侧面，后者则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本身或内容侧面。
反过来，马克思企业理论本身作为总体政治经济学之“微观分析基础”，企业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要相应裂变为企业经济哲学层面和企业经济学层面；前者作为企业理论本身的方法论原则或方法侧面，后者则作为企业理论的逻辑体系本身或内容侧面。
由此，企业经济哲学作为更为具体化的“实践的意识形态”，是技术、权威、合约乃至特定生产方式和劳动合约的有机统一体。
3、企业经济学。
企业经济学是企业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企业经济哲学”）的经济理论逻辑的具体化。
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依托于广义劳动二重性――作为劳动本体与劳动实体的性质统一，企业经济学乃是企业经济哲学在方法论上的直接外化，从而体现为广义劳动过程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统一；而从狭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则依托于狭义劳动二重性，企业经济学本身直接外化为剩余价值理论体系，从而体现为狭义劳动过程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统一。
单纯从逻辑看，不应得出企业研究的广义视阈与狭义视阈之间存在冲突的理论结论。
既然劳动价值论既是企业理论的方法基础，又是其理论基础，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逻辑演绎显然将会内生出一个科学完整与逻辑一致的企业理论体系。
表1进一步证实了这一逻辑可能关系。
它表明作为一个总体研究范式，企业经济理论同样应以历史和社会的总体劳动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企业生成不仅是一个社会总体与社会个体的统一互动的演化过程和现象，也是一个特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具体劳动过程的缔约方式及其性质的进行耦合的博弈过程和现象。
前者表明企业首先是一个“生产方式－劳动合约”范式，后者则表明“生产方式－劳动合约”范式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形成各种类型“企业本质”：
包括企业历史本质（企业产生）和企业社会本质（企业治理）、企业动态本质（企业组织演化）和企业静态本质（企业要素博弈），以及企业现实本质（企业理论应用）和企业逻辑本质（企业逻辑体系），等等。
总之，就研究前提而言，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研究范式及其研究对象的总体结构，规定企业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总体性研究过程，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是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完整的企业理论逻辑体系，马克思企业理论范式研究有理由实现方法和内容乃至历史特性分析和社会特性分析的有机一体。
三、现代范式研究的科学涵义
首先，就企业隶属于经济哲学层面而言，由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首先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不直接“等同于”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理论，二者之间客观存在有一系列的中介，决定企业既是一个权力观点，又是一个效率观点，即生产方式的具体化形成企业权力观点与企业效率观点相逻辑统合的系统结构。
1、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权力观点。
在广义视阈下，马克思企业理论惟一承认的是生产力的权力原则，即劳动者始终掌控自己实际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权力。
正是经由生产力的这一权力原则，一定“技术关系”（技术）相应生成一定“社会关系”（权威）本身。
因此广义视阈内的生产力权力也就是历史生产权力本身，构成历史权力原则。
狭义视阈内的生产力权力进一步裂变为生产权力和分配权力：
生产力权力原则分解为社会生产权力原则（作为社会权力与生产技术效率的统一）和社会分配权力原则（作为社会权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统一）。
反过来，也正是经由生产权力原则本身所派生而来的分配权力原则，特定的社会权威关系进而生成具体。
社会技术关系。
从而产生技术与权威的“双向生成”：
技术――（生产权力）――权威――（分配权力）――技术。
这是历史维度和社会维度的现实和有机统一。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明确了这一原理。
他指出：
“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
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另一方面，Braverman、Marglin恰恰由于不能准确掌握和运用恩格斯的科学权威概念，而失去提出科学的企业权力理论的历史机遇。
无论Marglin还是Braveman，均事实上混同了权力与权威，他们没有能够在恩格斯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发掘出权力（power）与权威（authority）的辩证界限关系。
韦伯的分析已经充分表明了权力和权威是多么地不同，虽然仍然局限于社会学架构内进行。
韦伯表明：
“权力”意指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而不论这种机会的基础是什么，而“权威”是指一项特定内容的命令会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机会；权力概念在社会学上是无定形的，一个人所有的可想像特质与所有的可能的环境组合，都可以让他置于一个能够贯彻自己意志的情境之中，而社会学的权威概念则因此必须更加明确，它只能意味着命令会被服从的机会。
从企业层面看，则权力和权威更可以严格地区分开来：
前者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的生产方式规定和属性，作为实际使用和支配生产资源的能力，后者则是从特定组织或制度规则出发的社会关系规定和属性，作为实际存在于生产中的一种命令或强制关系；以及前者一般地与生产力相联结，后者一般地与生产关系相联结，等等。
显然，简单地混同权力和权威的结果，就是直接混同了生产的社会技术条件和社会关系形式、企业的技术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乃至根本上抹杀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辩证差别的本身。
2、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效率观点。
广义视阈下，生产的权力与效率是直接同一的。
这就是价值的历史法则：
劳动对效用的演化关系。
狭义视阈下，生产与分配、权力与效率开始分立开来。
生产权力对于生产技术效率的选择与分配权力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选择，分属于问题的不同层面。
如马克思狭义价值转型理论侧重研究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关系，而将市场价值或生产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放置于另一层面来研究。
因为前者侧重于资本历史权力规定对于资本社会生产技术效率的选择，这样，资本凭借社会所有权获得平均利润，凭借个别劳动生产率获得差别利润，属于生产与分配的相互对应的问题；而后者仅仅涉及资源配置效率，属于纯粹的分配问题；以及前者关注于生产方式整体，后者仅仅关注资源配置的方式。
进一步，商品价值和企业价值既是两个分别不同的绩效法则，如前者侧重“反比法则”，后者侧重“正比法则”，又同时是共生演化的效率标准，后者总体受制于前者的社会约束。
说明企业效率观点在研究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但在狭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企业理论可以作为一个“效率分析框架”的理论地位被相对边缘化。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普遍关注于通过“分配革命”来释放经济效率的研究，却疏忽了对应的生产方式的研究。
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
马克思从来不排斥效率分析和研究，“马克思论制造业劳动分工那一章的分析表明。
由此产生的劳动分工不是资本家有计划地划分工序、征服工人的结果，而是根据环境变化而做出的一种讲求效率的反应”。
马克思也不仅高度重视企业生产的历史效率研究，而且高度重视企业生产的社会效率研究。
马克思第一个指出资本的社会效率在于“不变资本”、“监督和流通费用”、“劳动协作”、“契约范围”等等因素的社会集约使用和能够得到统筹规划；马克思同样认为资本社会价值在于最大地提高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
“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3、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权力观点和效率观点统合基础上的生产力累积观点。
企业权力何以存在?
它的来源是什么?
按照上面的分析，企业权力在本质上是企业历史生产权力，来源于生产所赋予的权力，最终归结于“劳动迂回中心”――作为根本性劳动生产条件――所赋予的历史权力。
所以明确区分“企业权力”与“企业权威”的不同是其中最为必要的。
以资本主义为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先后强调：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
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
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
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所以马克思格外强调“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会“受到尊敬”，因为“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则和恩格斯一起直接如是评价资本主义企业生产：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说明马克思没有单纯站在企业个体的立场看待企业的效率积累，也没有单独从社会视角层面审视企业价值，而是始终如一地坚持把企业个体效率上升为企业社会效率，进而将企业社会效率归结为企业的一种历史权力，归结为它作为生产方式的历史力量的驱动。
基于企业层面，马克思的权力和效率的统一的观点总的来说就是一种“企业生产力累积观点”。
它力图说明的是，企业生产安排的本质根据是宏观动态和历史多元的社会生产力体系。
其次，就企业隶属于经济学层面而言，则意味着马克思企业理论也就并不必然“仅仅等同于”劳动过程或者剩余价值理论，而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对两者的内化，进一步决定企业既是一个技术范式。
也是一个权威范式，即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劳动合约具体化形成企业的“技术－权威－合约”的总体分析框架。
1、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技术范式。
技术直接造成了生产方式和企业组织历史变迁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马克思以抽象天才的全部能力来分析这个运动，厘清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扼要分明的逻辑分野。
它包括的递进内涵为：
（1）技术基础上的劳动协作发展。
劳动协作根植于技术演化的深厚的历史土壤。
技术进步简化了劳动的社会划分，规则化劳动职能分工的内部联系，使生产组织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齐头并进地向前发展。
协作成为劳动分工和劳动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发展的形式并存的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劳动协作由于技术基础不同而历史地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因而总体构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不同的特殊历史阶段和形式。
（2）技术、分工基础上的生产组织累积变迁。
分工不仅先于交换而历史产生，分工和交换也一同相互促动、齐头并进地向前发展着。
技术变迁进而也是决定这种共同演进的中心动力。
技术与劳动分工一起形成了特定形式的生产组织累积变迁和发展。
劳动分工的不同历史技术类型，使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过程日益复杂化，产生不同的生产组织的历史适应形式和理想类型。
（3）技术、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整体历史发展。
随着历史技术沿着劳动迂回中心维度的变迁，简单技术一步步演化为复杂技术。
复杂技术进一步支持了生产组织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的互动作用，劳动过程的治理相应由简单科层治理历史演化为复杂科层的治理形式。
劳动协作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因而具有相对性质或社会可选择属性，决定生产雇佣体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复杂劳动对于简单劳动的复合层级进一步内部化、链条化和组织网络化。
归根结底，生产技术组织在历史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双向选择，使得企业组织演变整体显现出无穷无尽的发展特性。
2、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权威范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指出，“资本最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
说明技术范式进一步也造成了权威范式的相对分立，尤其是在机器和大工业生产技术历史背景的制约之下。
（1）在“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一节，马克思认识到：
与社会内部分工不同，“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中介”，所以“工场手工业分工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在它的内部，“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
（2）在“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一节，马克思则认识到：
“人数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而“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即“因此，单个资本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从而，技术和权威的双重约束使得局部工人总是处于被强制和被锁定的状态，成为“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
（3）进而在“工厂”一节，通过尤尔的工厂定义，技术与权减的对立统一内涵上被更为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马克思强调：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以及“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
即技术范式基础上的权威范式分析，使技术与权威的历史耦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一步发展成为企业内部权力的观点。
3、马克思企业理论作为技术范式和权威范式统合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一劳动合约”总体范式。
狭义的看，马克思把企业首先作为“历史范式”，企业本质归根结底在于它的历史本质。
即从生产方式的角度，马克思侧重将企业看作是宏观劳动分工和产业演进的一个历史产物；而从劳动合约（作为技术基础上的权威、合约的内在统一）的角度，马克思则侧重将企业直接看作是微观劳动分工和生产组织演进的一个历史结果。
这两个过程是相互历史呼应的，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有机侧面。
这一见地，由Breverman系统总结为：
马克思决不是舞弄简单公式的技术决定论者，根据他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的历史的和分析的范围内，技术产生着社会关系，但它也是由资本所代表的社会关系所产生；《资本论》第1卷可以说是很伟大的著作，它论述了商品形式如何在适当的社会和技术的背景下，成熟为资本的形式，成熟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以及为了自己的存在不得不进行不断积累，又如何彻底地改变了社会技术形式本身。
生产方式既是技术与特定权威形式的直接统一关系，也是技术通过权力和劳动分工作用中介的与权威的现实统一关系，决定劳动合约必然是技术、权威和合约社会形式的内在和有机的统一，即合约内容规定和合约形式规定的现实统一。
总之，以资本主义工厂为例，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它作为资本家特别利用技术积累和提供资本社会权威的一种劳动分工的特殊历史生产制度形式，同时看到它作为资本家刻意用来和社会设计的一整套有效榨取剩余价值的技术组织方法和制度装置。
企业的本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的历史现实结合体。
在狭义视阈下，资本主义企业被直接规定为资本家特别利用市场劳动力合约的一个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控制生产方式和劳动合约。
在广义视阈下，企业规定扩展为有机嵌入劳动生产过程中执行分工与交易经济职能的特定合约组织。
因此总体来看，企业的本质规定是对特定生产方式和劳动合约的特别历史运用。
进一步，在现实的企业契约治理的社会本质中，决定它的相应的逻辑展开形式乃是对特定劳动生产过程所施行的特别治理。
这一规定显然实现了广义视阈和狭义视阈的科学统一，实现了权力观点和效率观点的内在融合。
四、结
论
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范式来看，马克思企业理论体系是历史范式与逻辑范式的有机统一体，它因而提供了综合现有企业研究的崭新框架。
由此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企业理论范式研究中的必须始终予以坚持的两条基本思路：
一是从逻辑方法层面确立从劳动价值论到企业理论的中心论证线索和研究思路；二是从理论内容层面利用和参照既有马克思企业理论框架――特别是《资本论》的既有企业分析架构――系统构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完整内容体系。
通过两条基本思路的有机结合研究，有望全面推进政治经济学在广义研究和狭义研究间的理论交流与融合，实现对于现代经济理论逻辑的全面内化。
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应当将科学抽象法本身与实证分析方法对立起来，马克思企业理论必须尽快从“熊彼特批评”的阴影中走出来，实现科学抽象法与科学实证分析方法的内在结合。
这一研究方法也可以一般地归纳为“企业总体研究方法”。
它的具体实现形式包括典型形态分析方法与理想类型分析方法相结合、辩证逻辑方法和形式逻辑方法相融合，以及对于不同政治经济学方法层次进行不同的系统运用并内在结合，等等。
以上说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范式，根本上不是对既有企业分析体系或范式的简单批判或者背叛，它所实现的只是“更高意义”或“更科学”的范式研究，它的最终目的是把“两大企业理论体系”的内容差别在现实层面上减至最小，从而把企业理论的实践功能在科学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发挥到极致。
马克思企业理论范式研究的生命力和意义，在于不断使自己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全面的科学性以及更好的开放性。
责任编辑：
郑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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