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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体文学生态及其创作主体的文化特征
“西崑体”文学生态及其创作主体的文化特征
■张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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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06年第6期
本文共分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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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体”文学生态及其创作主体的文化特征
张兴武
内容提要“西崑体”文学是宋初政治文化的外化形态。
宋初几朝,南、北方文人政治待遇的悬殊差异,南方士人以文学为进身之阶的无奈选择,以及赵宋政权建立之初对“激扬颂声”的政治需求,共同造就了“崑体”文学以赋颂为主的价值取向;南方作家博学多才的文化优势与宋初诗坛酬唱风气的结合,为“崑体”文学审美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南方士人群体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崑体”文学的创作主体己由原来的翰苑侍臣转变为朝廷重臣,人生体验与艺术表达都充满了富贵气;这种富贵气既是“昆体”文学与生俱来的文化品质,更是北宋中期以后逐步成熟起来的望族文化心理在诗文创作中的必然反映。
在经历了唐末五代近一个世纪的文化残毁之后,“西崑体”的产生标志着北宋文坛复兴的序幕正式开启。
虽说“白体”和“晚唐体”的影响仍在继续,但那毕竟是五代余音,难以适应新政权文化建设的根本需求;惟有“崑体”作家能够宣导“王泽”、推尊《雅》《颂》,尽革五代以来芜鄙之气,反映出国家统一后的气象和魅力。
正如欧阳修所云:
“盖自杨、刘唱和,《西崑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
①只有全面考察“西崑体”赖以兴盛的生态环境和创作主体的政治、文化特征,才能够对该流派的时代价值作出较为公允的判断。
皇权重建过程中的赋颂需求
“西崑体”的产生是以国家统一、皇权重建后的政治文化需求为背景的,它所表达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追求,和那个万象更新的时代息息相关。
宋太宗在统一天下之初就表现出对“赋颂之作”的强烈渴望。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云:
“五代之际,天下剖裂,太祖启运,虽则下西川,平岭表,收江南,而吴越、荆、闽纳籍归觐,然犹有河东未殄。
其后太宗再驾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统,故因御试进士,乃以‘六合为家’为赋题。
时进士王世则遽进赋曰:
‘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
’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
”借科举之机以倡导颂声,明确透露出新王朝极为迫切的舆论需求。
不错,在国家分裂近百年之后,士大夫群体人格与新建皇权之间的严重疏离必须得到迅速改善,新王朝也需要用一种太平盛世的气象来稳定人心,而皇权的威严和气势更有待张扬。
因此,太宗和真宗两朝大量赋颂之作的产生,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侍臣的奉迎阿谀,而是新时期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
太宗一代是“西崑体”文学的形成期。
当日中原地区的文化基础近似荒漠,师道废弛既久,文人数量很少,图书资料又极度匮乏。
宋初文坛的权威人物如窦俨、窦仪、范质、陶毅、张昭、李涛、王溥、薛居正、赵普、李防等都是由五代入宋的旧臣,他们曾亲历过不止一次的改朝换代,五代中原“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②的苦难历史,使修、齐、治、平的传统士人格久遭残毁,“皇权”观念更是荡然无存。
宋初三朝,持禄混世、因循守旧的士大夫心态仍然制约着社会政治文化的重建进程。
以李防为例,他于后汉乾中进士及第,历汉、周而入宋,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宋史》卷二六五本传称:
“崑和厚多恕,不念旧恶,在位小心循谨,无赫赫称。
”《青箱杂记》卷一复云:
“李文正公防,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防曰:
‘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
’故太宗遇防亦厚。
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
防尝献诗曰:
‘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待玉皇。
’”很显然,入宋以后的高官厚禄并没有改变他消极因循的处世态度;虽说他也曾入主秘阁,主持《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及《册府元龟》等类书的编纂,但资料汇辑本身对于开创新的文化风气并无重大意义。
再如范质,后唐长兴四年举进士,历唐、晋、汉、周,宋初继为宰相。
《宋诗纪事》卷二录其《诫儿姪八百字》,略曰“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戒尔毋多言,多言众所忌”,“举世重任侠,俗呼为义士;为人赴急难,往往陷死刑”云云,世故老成,充满沧桑之感;联系到范质为相期间的依违作风,真可谓文如其人。
对李防、范质等五代遗臣来说,拥有这种保守的政治文化心态,原本无可厚非,但要让他们承担起宋初文化重建的使命,却未免艰难。
太宗、真宗都渴望用一种文质彬彬、富艳精工的诗文来张扬新朝盛世,而当朝文臣却依然维持着自晚唐五代以来弥漫了近百年的“白体”作风,敷衍斗凑、浅近鄙俗,与现实需要可谓南辕北辙。
虽说要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并非易事,但从太宗到真、仁两朝,思想文化的重建仍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大力宣扬儒家大一统的思想,积极推崇以仁义、礼乐为基础的“王道”观,强调通经致用,希望对加强中央集权有所裨益③。
二是以杨亿为领袖的“西崑体”文学创作取得了“耸动天下”的辉煌成就。
从表面上看,“西崑派”仅仅是一个“更迭唱和,互相切劘”④的诗歌唱和群体,实际上该流派“润色鸿业”的政治效果,远比柳开、孙复等人宣扬的“王道”观要直接、显著得多。
杨亿的出场在宋初文化重建中具有非凡的意义。
早在雍熙初年,年仅十一岁的他就以超众的才华获得了朝廷赏识,太宗曾赞许说:
“汝方髫齿,不由师训,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
”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
淳化中复诣阙献文,改太常寺奉礼郎,仍令读书秘阁。
杨亿献《二京赋》,试翰林,赐进士第,迁光禄寺丞⑤。
表面看来,天资过人是这位少年才俊偶获激赏的主要原因,其实,善为讴颂之作才是他平步青云的政治资本。
从献《二京赋》到作《承天节颂》,杨亿正是用这种方式,逐步确立了“西崑体”与当代政治文化的特殊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决定了“崑体”文学的发展命运和审美取向。
作为一代文宗,杨亿“首变诗格”,重新确定了文学在整个文化重建进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承天节颂并序》可以被看作“西崑体”诞生之前的一篇纲领性文章。
文曰:
“恭惟五代之季,实启圣宋,囊括席卷,混一区宇。
三叶之盛,实生哲后,聪明文思,对越穹壤。
涵育万汇,功成而不宰;总制九有,神行而无方。
四隅底宁,XX大治。
群公卿士,望清光而惟勤;缙绅诸生,颂盛德之靡暇。
……若乃赋颂之作,臣之职也。
”⑥能够自觉地为盛世气象提供“赋颂之作”,并全神贯注于那些颂美文辞的创作,这是“西崑派”有别于此前所有文学流派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杨亿看来,诗人诗作能否“宣导王泽”,是判定其艺术价值的的基本准则。
譬如,《武夷新集》卷七《温州聂从事云堂集序》称聂茂先诗“恬愉优柔,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其所谓越《风》《骚》而追二《雅》,若西汉《中和》《乐职》之作者乎”。
同卷《送人知宣州诗序》复称屯田郎某君“以治剧之能,奉求瘼之寄,所宜宣布王泽,激扬颂声,采谣俗于下民,辅明良于治世,当俾《中和》《乐职》之什,登荐郊丘,岂但‘亭皋’、‘陇首’之篇,留连景物而已”⑦。
由此可知,杨亿既不提倡《风》、《骚》怨刺之作,也认识到‘亭皋’、‘陇首’一类留连光景的作品实不足以为颂扬盛世,他所倡导的是二《雅》诗歌的“无有怨谤,吟咏情性,宣导王泽”,推崇的是《中和》《乐职》一类宣扬风化的乐音雅调。
杨亿、刘筠及钱惟演等人追求“雕章丽句”的诗文创作,对荒凉已久的北宋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相对于李防、范质、徐铉、王禹偁等前辈文臣的诗文创作,“西崑体”作为北宋文学的面目更加清晰。
宋人周必大曾说:
“惟本朝承五季之后,诗人犹有唐末之遗风。
迨杨文公、钱文僖、刘中山诸贤继出,一变而为崑体。
”⑧田况则云:
“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学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
……其它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
”⑨不过,杨、刘“崑体”得以盛行的原因,多半是由于宋初文化和政治建设的时代需求;与其说“西崑体”是对“白体”及“晚唐体”文学的变革,倒不如说“西崑派”是对所有五代遗臣的文化反动。
文学风气的转移,除了帝王的极力倡导与领袖人物的率先示范外,文化精英阶层的审美价值认同是至关重要的。
“西崑体”诗文之所以能够在太宗、真宗两朝一枝独秀,其最直接的推动力量还来自于注重才学、偏尚用事的唱和风气。
这种风气源自秘阁,波及朝野,构成了宋初文化与文学复兴历程中一段极富色彩的乐章。
需要指出的是,“西崑”文学风气的播扬,远远超出了《西崑酬唱集》的作者范围,即便是在杨亿主持文坛的时候也是如此。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帝王对唱和诗风的有力倡导。
《庚溪诗话》卷上即云:
“真宗皇帝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
”当此之时,奉和应制已经成为士大夫政治生活的有机成份,他们对此津津乐道,上行下效,影响不能不深远。
其次,“酬唱”原本就不是“西崑派”的专利,用事、精对亦非“崑体”作家所独能。
譬如曾被杨亿誉为诗歌“争奇逞妍,更赋迭咏,铺锦列绣,刻羽引商,烂然成编,观者皆耸”⑩的宋浞即未入“崑体”名册。
《西崑酬唱集》的编纂问世,仅仅标志着杨、刘“首变诗格”的成功,而并不意味着“崑体”诗风的终结。
杨亿、刘筠谢世以后,晏殊、夏竦、王珪、胡宿、王琪、宋庠、宋祁、赵忭、文彦博等人并以显要达官继而为富艳精工之诗,被称为“西崑余绪”,或谓之“后西崑体”。
这几位诗人当中,晏殊声名最著,欧阳修称其一生“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辅道圣德,忧勤国家,有旧有劳,自始至卒五十余年”[11]。
前人论其诗作,往往与杨亿、刘筠相提并论,如曾巩《隆平集》卷一三即云:
“真宗常谓王旦:
‘（杨）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相继。
文章有贞元、元和风格。
”刘攽《中山诗话》亦云:
“祥符、天禧中杨大年、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崑体’。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则称“晏同叔自以‘梨花柳絮’取称,然实‘西崑’之一也”。
凡此种种,不烦赘引。
就晏殊对北宋文学的贡献而言,其雅致闲淡的歌词创作似乎更为后人所推重,至于他作为“西崑余绪”的诗作,反而受到忽视。
其实,这二者之间保持着内在风格的一致性。
“后西崑体”的主要作者中,宋庠、宋祁兄弟与晏殊的关系最为密切。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已将“二宋”归入“西崑”阵营,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复云:
“宋莒公兄弟,并出晏元献之门,其诗格亦复相类,皆去杨、刘诸公不远。
”与“二宋”比肩的还有“二王”,即王琪和王珪,他们系从兄弟。
琪为晏殊门客,诗学晏殊;珪历仕仁、英、神宗三朝,以文章致位通显,“掌文诰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传诵之”[12]。
另有夏竦,长晏殊六岁,王珪称其“为文章闳衍瓌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册,屡以属之,其誉满天下”[13]。
三人诗风颇为近似,同属“崑体余绪”。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称夏竦、王珪、丁谓、胡宿所为应制诗“皆典实富艳有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二《华阳集》提要则云王珪“其多而且工者,以骈俪之作为最,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
相对而言,胡宿、赵忭、文彦博三人,诗风虽系“崑体”,但与晏殊并无深交。
清王士禃在《带经堂诗话》中议论说:
“宋人诗,至欧、梅、苏、黄、王介甫而波澜始大,此前杨、刘、钱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赵清献辈,皆沿西崑体。
”又云:
“世人谓宋初学西崑体有杨文公、钱思公、刘子仪,而不知其后更有文忠烈、赵清献、胡文恭三家,其工丽妍妙不减前人。
”[14]从晏殊、“二宋”、“二王”、夏竦到胡宿、赵忭、文彦博,其仕宦与创作的黄金时期都在仁宗朝。
和前“西崑派”相比,“后西崑体”作家所处的政治环境已有所变化。
“庆历新政”以后,宋初三朝相沿已久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文学群体的政治主体意识也得到明显的加强,所谓“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15]的士大夫群体人格特点日趋成熟。
同时,作为“庆历新政”的文化表现形态,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要求把“知古”、“明道”与“致用”结合起来。
在这一理论主导下,从仁宗天圣年间开始,欧阳修就和友人尹洙、梅尧臣、苏舜卿等结成了一个锐意改革的文学集团,“同为古文歌诗”,以有益时政。
由于受到时代思潮的冲击和震荡,“后西崑体”作家在追求博学典雅、“雕章丽句”的同时,并不仅仅把“激扬颂声”作为艺术的出发点,唱和酬答的创作模式也不再受到杨亿式的推崇。
同样是典实富艳的诗作,“后西崑体”所表达的思想及情感内容,明显比杨、刘诸公有所拓展。
随着欧、梅诗风的不断加强和巩固,“后西崑体”诗最终只能彻底退出北宋文坛。
“崑体”文学作为宋初政治文化的一种外化形式,形象地展示文人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
重北轻南的政治偏向与
前“西崑”唱和主体的文化特征“崑体”文学原本属于南方文化的表现形态,它所追求的“雕章丽句”是以其创作主体的博学多才和善于用事为前提的。
入选《西崑酬唱集》的十位诗人当中,杨亿来自福建浦城,其他诗人如杭州钱惟演、钱惟济,江左舒雅、升州刁、江陵崔遵度、蜀人薛映、苏州丁谓等等,并为南国英才,更是西崑酬唱的主力军。
刘筠“初为杨亿所识拔”,方得“居文翰之选”[16],其虽自大名登第成名,所师却并非北人。
后“西崑体”作家之中,晏殊乃抚州临川之神童,夏竦为江州德安之才俊,王琪、王珪来自四川成都,宋庠、宋祁起于安州安陆,胡宿生在常州晋陵,赵忭长于衢州西安,只有文彦博一人籍贯为汾州介休。
由此便不难看出,在“西崑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南方作家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既是创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将南方文化向北推移的生力军。
不过,“崑体”作家群体在地域分布上的上述特点,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宋初政治文化发展中的某些深层矛盾。
事实上,从建国之初一直到真宗继立,赵宋政权一直坚持重北抑南的用人政策,南方士人在政治上长期承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仕途充满艰辛。
至少在杨亿和钱惟演的时代,“西崑体”华艳工巧的“颂声”后面,的确隐含着无数南方士人身受排斥和压抑的无奈;于是,以文学为进身之阶便成了他们普遍的选择。
为了客观分析前“崑体”作家群体文化心理特点所以形成的政治历史原因,我们的讨论还必须从南北文臣政治待遇的差异开始说起。
赵宋政权对南方士人的轻视和排斥,源自南、北方政治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唐末五代,在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之后,杨吴及南唐相继称雄于江淮,前蜀及后蜀先后割据于两川,湖南马氏、吴越钱氏、闽中王氏、南汉刘氏及荆南高氏亦皆裂土自立,与中朝政权分庭抗礼,史称“九国”。
和中原大地战火不息、朝代频繁更替的混乱状况相比,南中国地区,尤其是江淮、两川及吴越,却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南、北方在政治及军事方面的长期对峙,导致我国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全面南移。
赵匡胤代周自立之初,群雄割据、南北对立的态势依然如故,所谓“天下未一,宋亦列国耳”[17]。
在此情形下,赵宋皇室及其文武臣僚对南方各国君臣的敌视和对立心态便自然产生。
此外,在南北对峙之中,中原王朝一直以正统自居,南方诸国如吴越、南唐等则奉中朝为正朔;政治心态的差异也会导致文化特点的同源异质。
北方士人念念不忘维护“道统”、推行“王化”的传统理想,视南方各地为蛮夷“下国”,以华采绚烂之南方文学为妨道误国之雕虫小技。
南方文人则富于学问,凡诸子百家之说、异闻杂记之书、音韵句读之学,往往兼收并取,颇有几分重文轻道的意味。
宋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仅仅结束了政治及军事上的分裂与对抗,南北文化的对立冲突却仍然在继续。
北宋初期,北方士大夫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
早在建国之初,宋太祖就确立了重北抑南的基本国策[18],直到太宗末年,凡中书、枢密、三司之首脑以及作为“入主之耳目”的台官和谏官,几乎都是由北方人担任。
各级官吏往往相互交结,徇私枉法,穷极奢靡。
譬如,王溥乃后汉乾中进士,自周太祖至宋初,“十年为相,三迁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见其比”,其家“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19]。
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累世将相,家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虽馔品亦饰以彩缋。
好治生射利,性尤骄倨,所至峻暴好杀,待属吏不以礼”[20]。
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奢侈需求,权贵近臣竟不惜矫制牟利。
太平兴国中,“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倍受其直”。
三司使王仁赡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遂具奏以闻,结果触怒了权门贵戚,就连宋太宗也要清算他的旧账,谓“王仁赡领邦计积年,恣吏为奸,诸场院官皆隐没官钱以千万计,朕悉令罢之,命使分掌。
仁赡再三言,恐亏旧数,朕拒之。
未逾年,旧获千缗者为一、二万缗,万缗者为六七万缗,其利数倍”[21]。
于是贬王仁赡为唐州防御使。
京师汴梁的这种骄奢风气,甚至还波及到地方州郡。
雍熙时,陕州州富民李益,“家饶于财,僮奴数千,恣横持郡吏短长,长吏而下皆畏之。
民负息钱者数百家,郡为督理如公家租调”;又“厚赂朝中权贵为庇护,故累年不败”[22]。
毫无疑问,北方士人在政治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为他们牟取社会财富创造了条件;反过来,既得的物质利益又在不断强化着这种特权。
不过,在国家完全统一之后,这种自五代沿袭而来的政策显然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甚至会导致国家政权机构的僵化和腐朽。
于是从真宗朝开始,重北抑南的既定国策便开始有了松动。
和中原士大夫的养尊处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士人的困顿与艰辛。
作为亡国降臣的南方才俊大多有过见疑见弃的仕宦经历,他们中绝大多数初被闲置于“三馆”之中,从事《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类书的编纂工作,如徐铉、张洎、汤悦、张秘、郑文宝、陈彭年、龙衮、乐史、周惟简、舒雅、邱旭、吴淑、刁衍、钱俨、钱易、钱昱、钱昆、钱惟演、钱惟济等等,他们以皓首群书的清闲,排遣着政治上被冷落的无奈。
为了掩饰朝廷对南方士人的疑弃态度,宋太宗也曾让其中几位久负盛名的降臣担任过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
如张洎就曾“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23]。
徐铉北归之后,初为太子率更令,不久即坐事出陕右,遇刺史柳开,不被礼遇,备尝艰辛。
太宗即位后虽受诏回京,但也只能担任给事中和左散骑常侍一类的小官。
李煜被毒死后,即有人欲借徐铉受命撰写《吴王神道碑》的机会陷害于他,未能得逞[24];但到了淳化二年,“庐州女僧道安诬铉奸私事,道安坐不实抵罪,铉亦贬静难行军司马”,次年即不禁寒苦而卒[25]。
所谓道安诬告,不过是朝中权贵构祸陷害的阴谋而已。
就在徐铉因盛名而招致北方权臣嫉妒谗毁的时候,杨亿己于雍熙元年步入文坛,七年后赐进士第,那时他才十九岁。
在世人眼中,杨亿是一位学富位显的达官,但作为南国文臣,他也不能不面对类似于徐铉的宦海沉浮。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
“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潜之。
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于一小合,深在禁中。
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稿数箧以示大年,云:
‘卿识朕书迹乎?
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
’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潜矣。
由是佯狂奔于阳翟。
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
”面对人心叵测、危机四伏的仕宦人生,杨亿只能通过唱和酬答,抒发其忧谗畏祸的无奈心声。
真宗一代,随着“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26]的用人理念的形成,南方士人的政治待遇略有改善,但重北轻南的做法却依然如故。
这一点在科举取士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洪迈《容斋续笔》卷一三云:
“予家藏咸平元年孙僅榜盛京所得小录……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
疑于方外人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
”无论方外人托籍于开封是否属实,这一届进士中没有一个南方人却是极明确的。
类似的情形在咸平五年的科举考试中再次发生,其年知贡举者乃是洪州南昌人陈恕,“恕自以洪州人,避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27]。
这一方面说明朝廷重北抑南的用人政策已为天下所共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陈恕作为南方人急欲取媚北方权臣的卑微心理。
其实,对于更多的南方学子来说,所谓“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28]的政治偏见,以及解送名额的严重不足,共同限制着他们通过科举步入政坛的机会。
直到英宗即位之初,时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还指出:
“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
”[29]如此悬殊的比例,再加上考试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因素,南方学人应举入仕的艰难便可想而知。
南北方士人政治待遇上的上述差异,必然会影响到宋初文学发展的总体风貌。
以南方文人为创作主体的“西崑体”文学能够在太宗、真宗两朝兴盛起来,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现象,在它艳丽精工的“颂声”背后,尚有许多急待破译的谜团。
从某种意义上讲,前“崑体”文学特征的形成与南方士人群体试图改善其政治处境的努力密切相关。
首先,宋初政治的重北抑南与文化发展水平的北轻南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差,南方文化的发展优势必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的体现。
“西崑体”作家正是以博学多闻的文化自信与北方权臣的政治特权相抗衡,而在具体手段上却选择了不易招致政治迫害的文学唱和方式。
杨亿在《广平公唱和集序》中指出:
“善歌者必能继其声,不学者何以言其志!
故雅颂之隆替,本教化之盛衰;傥王泽之下流,必作者之间出。
君臣唱和赓载而成文,公卿宴集答赋而为礼,废之久矣,行之实难,非多士之盈庭,将斯文之坠地。
”[30]“王泽”、“教化”之语是对现实政治文化的一种美誉,而他所强调的首先是诗文作者应该博学多闻,认为“不学者”很难承担起振兴雅颂之文的使命。
至于君臣之间的唱和赓载,自元、白以降蔚然成风,虽五代乱世亦盛行不辍,宋初北方文臣如李防、李至、扈蒙、李穆、郭贽、王禹偁、宋白、赵邻几等莫不谙于此道。
然其作者大多缺乏足够的才学,唯务浅近流易,谓之“白体”。
杨亿对此深为不满,认为只有博学善歌之士充盈朝堂,才能有效地振兴雅颂之文,而从《西崑酬唱集》的入选作者来看,所谓“多士盈庭”,绝大多数实为南方才俊。
其次,面对朝廷重北轻南的既定国策,南方文人群体为了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赞赏与支持,共同选择了“激扬颂声”和“宣导王泽”的文学之路。
同时,为了使这种富有时代特点的文学创作独领风骚,他们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南方文学固有的表达方式,以精巧用事来展示博学,借繁词丽藻以表现才情,注重音韵偶对以创造美文功效,从而达到了“白体”及“晚唐体”作家难以企及的颂美境界。
假如没有南方士人在政治上的被动处境,要使“润色鸿业”成为他们自觉的艺术追求,其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
略晚于杨亿的道学家石介曾指责“崑体”诗人“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刷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蠢伤圣人之道”[31],此说颇为后人所征引,以为“崑体”贬语。
其实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西崑”文学以颂美为主的艺术功能与道学家以圣人之道、圣人之言匡救时弊的济世目的背道而驰,故而受到责难。
同时,类似的指责也反映出北方士人对南国文臣以“颂声”媚时的强烈不满。
第三,以文学为进身之阶乃是迫不得已的人生选择,“激扬颂声”并不意味着“西崑体”作家自我生命意识的消退。
相反,“崑体”诗所展示的人生画卷自有其斑斓的色彩和丰富的内涵,值得细心品味。
以杨亿诗为例,《西崑酬唱集》开篇《受诏修书述怀感事三十韵》即非纯粹的颂美之作。
该诗首段先用华丽的笔调描述了自己的修书生涯,随之则慨叹道:
抚已惭鸣玉,归田忆荷锄。
池笼养鱼鸟,章服裹猿狙。
圜府愁尸禄,天阍（女鬼）娩弊裾。
虚名同郑璞,散质类驻樗。
国士谁知我,邻家或侮予。
放怀齐指马,屏息度羲舒。
寡妇宜忧纬,三公亦灌蔬。
危心惟股觫,直道忍籧篨。
往圣容巢许,先儒美宁蘧,晨趍叹劳止,夕惕念归欤。
秦痔躁杯酒,颜瓢赖斗储。
如谐曲肱卧,犹可直钩渔。
作为文学侍臣,虽晨夕劳顿却终是尸禄无为。
“直道”既不容于朝,谗言毁语复令人股觫,思乡难归,退隐如梦,锦绣文章的背后却别有一种“国士谁知我,邻家或侮予”的辛酸。
同样的人生感叹,类似的情感表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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