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1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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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
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3尔后，人们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4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传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纷纷涌现，民主与科学大旗在神州高扬。
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
5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
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
6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
”7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
8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
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摆脱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大门。
二
士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联。
科举制度的产生造就了庞大的士绅阶层，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瓦解了这个阶层并催生了新的阶层。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绅士群体的产生机制不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也由单一变为多样，由必然变为偶然。
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精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从此使“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
”9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对政治与王朝的人身依附，成为新的法律制度下的自由职业者，出现自产生以来最彻底、最深刻的变化。
我们发现，在清代所修的地方志中，户口职业项目常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士是一个独立的职业项目；
而在民国年间所编的地方志中，士不再成为一个单独的职业项目，如在《阜宁县新志》职业表中，职业分为党务员、公务员、学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医生、记者、电务员、邮务员、路员、农人、商人、负贩、矿工、工人、劳工、警察、伶人、杂业等23项，这些职业基本上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划分的。
这反映了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消亡。
“士”的消失则意味着四民社会的彻底解体。
这是科举制度废除的一个重要后果。
科举制度的废除又催生了新的知识群体，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一个新的士绅集团。
新士绅是传统的士绅群体向新知识分子转化的一个过渡性群体，兼受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
据有关研究表明，自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废科举之后，士绅群体中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也就是说有近30万人通过各种途径，受到程度不等的近代教育。
10另一方面是以新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阶层。
这个阶层始于戊戌维新时期，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堂的创办，其队伍迅速壮大。
必须指出的是，科举制度不只是一种官吏考诠制度，而是一种包含着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制度，更是一种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雇佣、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制度。
废科举后，新知识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因之失去制度保证，不少人被摒弃在政治权力之外而被边缘化。
这对怀抱经世目的、现实政治关怀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残酷的打击。
譬如好谈政治的胡适发出了“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呐喊，五四运动的猛将傅斯年立志“要以教书匠终其身”，曾以“治世能臣”自喻的丁文江终究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而成为一名地质学家。
因不能直接参政议政，不少只好发挥坐而论道的长处，有些人连论道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苟活于世。
于佑任曾对冯玉祥说过：
“在中国，只要作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
”11这廖廖数语道出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境遇。
三
文化是一个由知识、思想、观念、信仰、习俗等组成的意识形态系统。
传统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心理的积淀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乡村社会沉积了大批士人，他们既承担着维系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任务，又承担着维持乡村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乡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扼要而言：
首先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官民相隔，这就决定了必须借助第三种社会力量来沟通官民关系。
绅士作为官方的代表和村民的代言人，既能起到沟通上下的作用，又能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
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中国“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12废科举后，乡村绅士失去了晋升的路径和希望，他们或投入新式学堂，或加入社团组织，以寻求自身利益的生成空间。
而这些近代性的机构几乎都几集中在都市，于是他们纷纷走出乡野，踏进都市。
这造成了乡村精英人才的急剧流失，因此民国时期地方官员“最堪忧虑者，厥惟士绅不安于其乡”。
而留居乡村的士绅素质却不断恶化，“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廖廖无几”。
13这不但使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缺少后劲与活力，而且也使乡村权力架构和政治环境极大恶化。
在乡村社会中，残存的乡绅势力已是软弱不堪，一些原来处于乡村边缘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会道门头目、帮会分子乘机控制了基层社会，“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务中捞到物质利益”。
14这样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经纪人所取代。
其次体现在文化生态方面。
虽然废科举后不少乡村也创办了学堂，然而新学堂很难博得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赞同。
这是因为新学堂在大多数人眼中远不如昔日书院和私塾在地方教化和知识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少人对新学堂抱有成见并且鄙视新学堂，“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中劳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为由抵制新学堂15，这使新学堂始终不能成为乡村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推进器。
况且学生在学堂所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西亚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都市的，它们与乡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学生毕业后也不再回到乡村。
这造成乡村文化生态链中断，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
四
科举制度废除后，新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清末，全国各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规模急剧壮大。
1906年为23,862所，计545,338人；
1907年为37,888所，计1,024,988人；
1908年为47,955所，计1,300,739人；
1909年为59,117所，计1,639,641人；
即使到了清王朝覆灭之时，学堂数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
民国时期，新学堂不断增加，学生数也猛增。
1915年全国各地新学堂为129，739所，学生4，294，257人；
1922年新学堂为178,981所，学生6,819,486人；
1929年新学堂为213,010所，学生9,006,390人；
1936年新学堂为320,128所，学生18,625,469人。
这显然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后果。
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各级各类学堂配套成体系，这表明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确立。
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
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在废科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新学堂猛增与教育内容更新的结果。
据统计，在清末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只占27·
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占72·
9%。
民国初年，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仅占8·
4%，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已占91·
6%。
16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先广阔的社会，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识字率。
据统计，1908——1933年全国有小学毕业生714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统计全民识字率约为26%。
17
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近代新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首先是新教育出现贵族化倾向。
科举教育或多或少带有平民教育的色彩，士人耕读结合，以自学为主。
黄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说：
“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多少带贵族教育的意味。
”这体现在废科举后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分布在城镇，不象科举教育那样遍地开花；
而且学费也可观，不象科举教育那样低廉，并且还有名额限制。
人们感叹道“自有学校以来，求学机会反不如科举时代之广大。
”其次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
传统的私学教育，教师设馆教学，因人施教，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把握所传授学问之深浅，也便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与志趣的契合。
而在废科举后开启的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识传播而忽视人格养成。
它不问学生程度如何，按班组织教学，学校教育“多变成整套的机械”式的，机械刻板，“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教师也无法因材施教，“其学业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之外，绝少接谈的机会”18。
这样，新教育不可能象传统教育那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人文精神。
最后是新教育依然没有脱离科举陋习的侵蚀。
科举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浸淫千余年的科举遗毒和习惯势力却不可能一下子从教育殿堂上清除。
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就发现“当时的北大，就文科方面来说，所讲的已觉不是应科举考试的‘举业’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学生思想还是科举的一套，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
19五
西方社会经过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出现了社会高度分化，并导致社会角色专门化，其中知识群体与职业官僚发生了制度性的剥离，出现了学术专门化趋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学而优则仕”思想观念的束缚，社会体制必然限制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职业化规范的形成。
美国学者赖文逊曾说过，中国“学者的人文修养，是一种与官员任务略不相及的学问，但它却赋予了学者以承担政务的资格；
这种学问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需要技术效率之官员职能的履行方面，而在于为这些职能提供文化粉饰方面。
”而“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意义”。
20这种制度化的一身二任与近代社会专业的分工原则相背离。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由于政学不分而缺乏独立品格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人们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近代中国一些敏锐之士在放眼世界过程中隐隐约约觉察到这一点。
薛福成是较早认识到学术专门化倾向的人士。
他在文章中指出，西方人所讲求的学问“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
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所以西方用人“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
21而严复则认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
”于是提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的办法，也就是把“名位”分为政治名位与学问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
政治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
22人们在呼求学术独立之时，把矛头直指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实践层面上促进了仕学分途，学人摆脱了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读书做官”思想的束缚，开始关注学术的独立品格，认识到“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少人如陈垣、黄侃更是退出政坛而专心治学。
学术话语也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转换，白话文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例证。
科举制度的废除割断了旧式文章与功名利禄的联系，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产”的凭借，从而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扫清了道路。
如果科举制度不废，时文与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门砖，那么中国的仍要“钻在那墨卷故纸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
胡适在当时曾说过“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
23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话语的革命，更是一场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改变了过去人们所惯习的思想活动路径。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大大推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首先是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使学术不再成为附庸，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
由于科举的废除使四书五经失去独尊地位并导致经学衰微，这使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分支学科相继独立，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哲学等。
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是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使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
学人们在废科举后摒弃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欧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主张“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
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到；
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学圈子里去瞎摸乱撞；
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
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
24这样，现代性学术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促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再次是学术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学术殿堂。
言文不一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包袱。
费正清曾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废科举后八股文的没落与白话文的出现以及因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学术形式改革，譬如采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横行排列、章节体裁等，让学术脱掉贵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装，这既有助于有志之士进入学术堂奥，也有利于学术的普及与推广。
最后是学术灵魂的产生和学术重镇的出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一批举足轻重的学术带头人在二十世纪初纷纷脱颖而出，试以清华研究院为例，如梁启超是近代各种新学术的倡导人，王国维是近代人文新学术的代表，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这些人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
北京和上海两地则因其聚集了一大批名校和名师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重镇。
因此，梁启超直率指出现代学术之所以有进步路径“这里头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此言不虚。
虽然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但学术领域中的科举残余却没有因此被清除。
这体现在学人专营“术”而忽视“学”，“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25，“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
”26这是传统的“读书做官”思想余孽作祟的结果。
为此王国维断言中国学术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27。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但影响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关系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
因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中国政治改革一个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转折一个十字路口。
注释：
1林乐知：
《中国教育之前途》，《万国公报》第39本，华文书局影印本，总24014页。
2李世弼：
《金登科记序》，邓嗣禹：
《中国考试制度史》，考选委员会1936年，第384页。
3李大钊：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0页。
4吴虞：
《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5余英时：
《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6转引何晓明：
《百年忧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93页。
7刘起釪：
《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第54页。
8鲁迅：
《忽然想到·
六》，《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9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河北教育出版社20XX年，第201页。
10贺跃夫：
《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11冯玉祥：
《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页。
12转引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13刘大鹏：
《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6页。
14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15钟叔河等编：
《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88页。
16袁立春：
《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7张朋园：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第365页。
18丁文江等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8—1139页。
19冯友兰：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转引章开沅等主编：
《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XX年，第717页。
20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21丁凤麟、王欣之编：
《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2—423页。
22王栻主编：
《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89页。
23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黄山书社1996年，第246页。
24转引桑兵：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年，第15页。
25金毓黻：
《静晤室日记》第1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80页。
26严耕望：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56—457页。
27王国维：
《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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