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从李贽剖判孟轲谈开去兼及王安石朱熹等 精品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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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李贽对孟轲充满了质疑、揶揄和奚落。
在《藏书》第三十二卷德业儒臣题下排第二位的《孟轲》一文中，李贽对孟轲的总评价是——真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钵也。
其意为，孟轲真好像是一名登上了孔丘之堂并接受了衣钵的学者。
但李贽的真实看法，并非如此。
请读者注意一下真若这个词！
它是一个比喻词，带有浓重的讽刺意味——真好像是，其实不是。
换言之，李贽认为，孟轲是孔丘一个假弟子，不是真弟子。
为什么这样说？
这和李贽对孟轲性善说及学术态度的看法有关。
李贽认为，孟轲四处兜售性善说，没大错，但他对善的阐释却是根本错误的。
不仅如此，在李贽看来，可怕的是，孟轲还把自己这种错误阐释己见看作绝对真理定说到处宣讲，并用它来抵制并覆盖所有其他人的说法众说。
李贽云然至尽排众说，犹未免执定说以骋己见，而欲以死语活人也。
由此可见，李贽之批评孟轲，其着眼点有二1从学术观点看，孟轲的阐释是错误的；
2从学术态度看，孟轲的做法是偏执的且不允许他人置喙的。
这里先就第二点予以分析。
在我看来，就恰如苏轼批评王安石在学问和作文上的独断专横一样。
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云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
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
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
此则王氏之同也。
王氏，即王安石。
苏轼认为，你王安石学问再高、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能用它作为唯一标准来封天下人之口之手之心，来统一天下人所有文章风格和样式啊！
大地厚德载物，够崇高够伟大了吧？
但它承认任何植物种类的平等性，并允许自由生长，出一头地。
你王安石有多伟大、多崇高，竟然比大地还牛？
你不允许与自己学问和文风不同的文章出现，也太霸道了吧？
！
在苏轼看来，只有那些荒芜不毛之地荒瘠斥卤之地由于自身本质贫瘠且拒绝植物的多样性，所以才单调、了无生趣，也只能生长黄茅白苇。
苏轼的意思是，你王安石强求并指定天下人按一种学问和一种文风写文章，而不允许其他种类的学问和文章的存在和发展，不仅缺乏大地那样厚德载物的雅量，还有成为荒瘠斥卤之地的危险。
苏轼对王安石的批评，我认为，也适合于李贽对孟轲的剖判。
在李贽看来，孟轲不但认为自己理论最好，也认为自己态度最正确，所以才敢尽排众说，才敢执定说以骋己见。
再说回第一点。
为什么李贽说孟轲对性善的阐释是错误的呢？
李贽云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为至善，而其德为明德也。
至善者，无善无不善之谓也。
惟无善无不善，乃为至善，惟无可无不可，始为当可耳。
若执一定之说，持刊定死本，而却印行以通天下后世，是执一也。
执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不执一说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
在这段话中，李贽批评了孟轲偏执又强迫的执一态度，也批评了孟轲视自己理论为天下人学问之定本’，并将之上升为一种本本主义的做法。
本本主义本用来批评那些奉本本为教条的人和事的，但在李贽这里，却意指一种将自己说法看作宇宙人间之最高律令、最高教条的理论自恋现象。
李贽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其内在心性及发展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无善无不善无可无不可。
在李贽看来，人性的这种内在混沌性及多样可能性，就是至善。
如果把狭义的善——混沌的、无限多样心性中的一种类型及一种可能性——视为至善，视为全部，就会以偏概全、一叶障目。
如果再把自己这种狭隘看法己见作为绝对真理定说四处宣讲，并强迫其他学者接受，且流布天下后世，那就更荒唐害道了。
这里，所谓执一，即固执己见，或固执坚持自己的一种看法。
若固执己见，李贽说，就是死语，就会妨碍真理。
李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毫不客气地说，执一是孟轲最反感的陋行之一，但他自己却恰恰在这一点上栽了跟头，犯了低级错误。
李贽的真实想法是，在人性问题上，孟轲实际上是孔丘的一名不合格学生。
孔丘言人性，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不说其他。
李贽认为，孔丘此言，差可用来说明人性的混沌性和各种可能性。
所以它似可
活世，也可万世通行。
不管李贽对孔丘人性论的阐释是否准确、是否拔高，但他坚决反对孟轲把人性只局限于一种类型和一种发展模式之中，却是中肯的、符合事实的。
李贽对人性之混沌性的认识，与其童心说和人皆有私说相关。
我认为，这些理论也都符合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值得今人深思。
我还认为，孟轲这种将己见视为定本的做法，也确实障蔽了人性的复杂性，使千百年来宗法专制和皇权专制主义之古老中国产生了成千上万以性善自诩、以道德自高并藐视小民人性的儒生乡愿和儒学官员。
三
李贽批评孟轲第二点，是其胡乱抬高孔丘名声，将之圣人化，甚至神化。
李贽说，孟轲愿意尊敬孔丘并向他学习，是可以的；
作为个人的一家之言，他愿意称赞孔丘并把他叫作万世之师，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孟轲真的认为孔丘贤于尧、舜，为生民以来所未有，那就太夸张了。
李贽认为，这种说法简直是不自知其言之过矣。
孟轲太自作聪明、太不智了，以致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
注意，所谓生民以来，即自有人类以来。
这话说得就太过分了。
李贽用孔丘的自我评价来驳斥孟轲。
从材质看，李贽认为，孔丘充其量不过达到尧舜程度罢了。
李贽说，孔丘好古敏求、学而知之，反复向学生诉说，自己无非一个述而不作之人——学问都从别人那儿趸来学来。
可孟轲却说孔丘比尧舜还伟大、还厉害。
这不是自作聪明、不智，是什么？
从本领和行为举措看，李贽认为，孔丘分明在尧舜以下。
李贽云，孔丘经常说自己最崇拜、最常梦见的人，就是周公。
可见在孔丘心目中，其最高理想人物也就周公这个档次。
而周公，即使按儒学教统说，也远远不能和尧舜媲美周公赞美、宣传和效法的，就是尧舜。
李贽认为，若从功业和贡献角度说，周公根本无法和舜相提并论，更何况尧乎？
可孟轲却不顾事实，居然说孔丘是生民以来所未有，把他抬到比周公比舜比尧都高的地位。
这不是自作聪明、不智又是什么？
从实际情况看，李贽认为，孔丘一生无非宣讲尧舜以来圣人之事罢了。
既如此，难道后世一个宣讲者比前代功业的实际创造者还伟大、还崇高？
孟轲对孔丘的吹嘘是否也太过分、太过情了呢？
李贽的结论是，作为弟子吹嘘老师可以理解然此犹可委日弟子互相神圣其师云耳，但孟轲这种不靠谱的吹嘘太可笑，而且会谬种流传的。
不幸而言中！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就比孟轲更能吹。
对此，李贽当然不依不饶，必须剖判了。
李贽《焚书》第三卷有一篇小品文，名叫《赞刘谐》，具录如下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
时遇刘谐。
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
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
刘谐日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
其人默然自止。
然安知其言之至哉！
李生闻而善日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
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
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该文亦庄亦谐，丑诋意味儿很浓。
文中讽刺的这个一身打扮为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的道学先生，就暗示朱熹。
朱熹训诲弟子多次亲口讲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由此被南宋后所有儒生和儒家乡愿们奉为至理名言，整日鹦鹉学舌。
明理学承续宋理学。
晚明，朱熹理论尤其吃香，也特别让李贽厌恶。
不仅李贽厌恶，只要是正常人，也都厌恶。
因为，朱熹和孟轲一样，吹嘘孔丘太过情了。
在孟轲那里，孔丘只是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最崇高的人。
到朱熹这里，孔丘已变成从宇宙开辟以来最伟大最崇高的人了。
按朱熹说法，孔丘出生以前，宇宙中连太阳都没有。
不是吗？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李贽通过文中人物刘谐之口尖刻嘲笑说怪道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怪不得比孔丘出生早几百年、几千年的周公、尧、舜等，甚至远古羲皇时代的人，不得不整日手持蜡烛行走呢。
一个人吹嘘另一个人竞能如此出格，对李贽来说，其人品、居心肯定大可怀疑，最起码，是有问题的。
可能出于这种反感，李贽对朱熹一直深怀警惕。
在一般人眼中，朱熹道德高尚，又编著了《四书集注》，是宋明理学圣人之一，应该像荀卿孟轲那样被放进德业儒臣行列才对。
但在李贽看来，朱熹之道德是有亏损的。
在《藏书》中，李贽仅列朱熹为经学儒臣。
经学儒臣在所有关于儒臣的排序中，是倒数第二位，不仅在德业儒臣行业儒臣之下，也在词学儒臣史学儒臣之下，还在数学儒臣音律、历象、占卜、星相之下，而仅居于艺学儒臣书法家、画家和器艺家之前。
李贽把朱熹含董仲舒等放在这个位置，是一种春秋笔法，表达了对他以及他们的轻蔑。
在《藏书》第四十五卷经学儒臣题下倒数第三篇《朱熹》中，李贽较详细追溯并分析了朱熹的生平和毛病。
在李贽看来，朱熹属于一本书主义者或一篇文章主义者。
所谓一本书主义者或一篇文章主义者，即平生所学只有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然后用它混饭吃，且吃了一辈子。
这本书或这篇文章，就是《中庸》。
李贽引朱熹话说予平生所学，只有此四字即正心诚意——引者注。
又说，就这一本书或这篇文章，朱熹也没有学好。
李贽引朱熹话说予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殁。
未达，也许是朱熹自谦之辞。
但在李贽看来，这不是自谦，是事实。
李贽说，朱熹早年自信不足，对学问之未达，尚有自知之明。
例如，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朱熹刚被任命为秘书郎，适逢有人以虚名之士不可用上奏，便连忙辞职，去了武夷山冲佑观。
在李贽看来，这就是朱熹担心被人指为虚名之士的证据。
朱熹名声鹊起，是从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奏复白鹿洞书院遗址并讲学开始的。
至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观时，尊信者
益众。
尽管如此，李贽认为，由于朱熹思想僵化学术领域太窄，其见解并不高明，对现实之经济政治军事世务等更一窍不通。
李贽举例说，朱熹嫉妒主战派陈亮公元1143-1194年文雄于时，就写了一封信，批评陈亮义利双行非三纲五常之正等。
在这两句话之后，李贽连续批注了两个胡说！
在李贽看来，朱熹这种一本书主义者，除了摭拾圣人语录，大谈王道霸道三纲五常等官方意识形态以媚时媚君外，什么也不懂。
儒生总喜欢打扮自己为怀才不遇形象，认为能力如何强而皇帝不用。
但在李贽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李贽说，朱熹成天讲三纲五常正心诚意，名声越来越大，终被宋孝宗赵昚公元1127-1194年知道了。
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孝宗让他担任崇正殿说书。
崇正殿说书，即皇帝私人老师，可谓有接近皇帝有机会了。
按说朱熹应好好施展胸中才学来扭转南宋对金的不利局面，但非常遗憾，据李贽考证，朱熹任此职一年有余，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一，却未就国家大事发表任何高见，只是狠狠地攻击那些与己口味不投合的大臣，并和围绕皇帝的宦官争风吃醋。
[朱]熹之言，皆痛诋大臣、近习。
新皇帝光宗赵悖公元1147-1200年一即位，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就给了朱熹一个大官儿也是肥缺——江东转运副使，外放了。
由此，李贽在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一后，分别批注道多了更多了[13]。
其意为，以攻击大臣和争风吃醋为内容的陛对和封事，是没有必要的。
李贽对孟轲朱熹这种喜欢胡乱吹捧人的人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是很对的。
从心理学看，人的七情六欲都是有缘由的。
那些善于无缘无故且超越常情吹嘘他人者，潜意识深处一般都会有三种动机一是恐惧，二是有所图，三是既恐惧又有所图。
孟轲朱熹极度吹捧孔丘，应该不是第一种，也不是第三种，而是第二种。
图什么？
我想，有二一是拉大旗做虎皮，借吹捧孔丘来抬高自己；
二是希冀被赏识和重用，有朝一日正式站立于国君或皇帝陛下的朝班之中。
所谓学而优则仕嘛！
孟轲是儒学亚圣，朱熹是理学圣人，对中国文化影响当然深远。
儒学吹嘘传统在现当代中国有最佳版本，就是歌颂领袖和个人崇拜。
如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飞机内飞机外有两个太阳，胡风时间开始了等，都是。
与孟轲朱熹吹嘘孔丘不同，郭沫若胡风搞个人崇拜，把吹嘘狂飙刮上了九天云外。
在郭沫若看来，毛泽东就是太阳——飞机外面一个太阳，飞机里面还有一个太阳即毛泽东。
胡风认为，毛泽东出生前，宇宙未有时间；
毛泽东出生后，宇宙才开始运转，宇宙之中才有了时间。
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的，胡风公然违背了这个主义。
因为，这个主义认为，宇宙是物质的，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属性。
胡风此言等于说，毛泽东出生了，作为物质的宇宙才开始运动，才有了时间。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郭沫若胡风之吹嘘，从高度和强度看，确实都跨孟越朱，成为新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不知新儒家是否愿意续统？
如果愿意，仅就吹嘘单项成绩而言，郭胡似可当之无愧列入儒学圣人孟轲、苟卿、扬雄、董仲舒、韩愈、程颐、颢、朱熹、王阳明系列。
郭上世纪70年代已被香港学者奉为大陆‘十大风派人物’之首。
其善走极端、无原则可循，可以理解。
但胡就令人奇怪了。
从当代各种回忆录和文集可知，他曾被打成右派，又入狱几十年。
但让人唏嘘的是，他先前竟然也搞过极度的个人崇拜。
可见领袖崇拜之风在神州大陆曾经多么猖狂，而孟轲朱熹对中国文化之贡献又多么巨大！
四
李贽批评孟轲第三点，是对春秋五霸’的评论。
几千年来，儒学都是中国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一般人只要读过中学，大都视孟轲为善说王道仁义而鄙视霸道发展经济、崇尚武功者。
在《梁惠王》上篇，孟轲回答齐宣王提问时也确有一句口头禅，叫仲尼孔丘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桓文，即春秋五霸之二齐桓公和晋文公。
无道，即不言说。
为什么不言说？
因为在孟轲看来，言说经济、武功是羞耻之事，而言说仁义、王道才是高尚之事。
在此言背后，孟轲潜藏了三层意思其一，封自己为仲尼之徒儒生。
其二，作为仲尼之徒，他认为，首先，口中只能颂三王尧舜禹道德，尤其尧舜；
其次，对汤武商汤、周武可略加批判，因为他们是搞经济和武功革命上台的；
再次，绝对不能赞美齐桓公和晋文公，因为他们属于五霸系统——纯粹搞经济和武力震慑的人，是霸道不是王道，不是仁义之道。
其三，谁赞美齐桓公晋文公，谁就不是仲尼之徒儒生，谁就是羞耻，就是背叛师道、欺师灭祖。
在李贽看来，孟轲此言与前两个错误搞学术独裁瞎讲性善论与搞无原则吹捧瞎赞美相比，更荒唐。
他说王霸之辨，则舛谬不通甚矣。
李贽认为吾以为五伯[霸]正有功于三王者矣，故为三王易，为五伯难。
夫子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二百余年之周，借是以延长不火，谁之功也？
而以谓‘无道桓文之事’，可欤？
李贽仍用孔丘之言来否定孟轲，认为做禅让天下的三王很容易，做有能力发展经济和武功并有能力保护和延续民族文化的五霸却很难。
李贽说，这正是孔丘反复赞美管仲的原因。
李贽引孔丘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之言，说明如果没有管仲东周早就被披发左衽的少数民族给灭了。
又引孔丘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管仲赐之言，说明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老百姓包括孔丘本人一直享受着管仲带来的各种恩惠。
管仲是谁？
就是五霸之一齐桓公的宰相。
在李贽看来，赞美管仲就是赞美齐桓公，也就是赞美五霸。
因为没有管仲，齐桓公什么也干不了。
反过来说，没有齐桓公，管仲也什么都干不成。
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二位一体的。
管仲不空谈仁义而奉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
牧民》政策，在提高国力之同时，也提高了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水平，还兼顾了政治和文化建设，协助齐桓公率领诸侯奉周天子为主。
由此，华夏民族才有可能一直保留那老一套的信守仁义的文化。
否则，可能早被灭了，变成了披头散发、坦露右臂的民族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李贽的意思是，倘若没有齐桓
公霸道的支撑，哪里还有你孟轲所要言说的王道？
这是其一。
所谓王，在李贽看来，就是那些能使天下人都来投奔自己的人天下之所归往。
能使人投奔，虽然需要仁义道德那一套，但更需要经济和军事实力。
李贽认为，如果一个王如东周天子既不讲仁义又不发展经济也无军事实力，就丧失了做王的责任，也就不能再享受王的权力和待遇。
在这种情况下，有方伯连帅站出来，承担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无力承担的责任，维护并延续本民族的文化和制度。
这就是霸。
李贽说，霸者，伯也；
伯者，霸也；
二者互训。
从宗法制讲，霸作为东周天子的兄弟或叔伯，做这些事很难，因为他们没有天子的名分，也没有天子的权力。
若成功就不说了，若失败就身败名裂。
所以，为三王易，为五伯霸难。
齐桓公晋文公于了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不但率诸兄弟以宗周，维护了王的地位，也使众诸侯无敢相攻伐也，保持了社会的相对安定。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延续了华夏民族那老一套文化。
李贽认为，由于霸道比王道更难，所以孔丘称赞管仲是对的也是应该的。
然而，孟轲，一个自称仲尼之徒自称子思私淑弟子的人，居然连这一点也不懂。
在李贽看来，孟轲不理解孔丘之苦心，却大肆诽谤五霸，贬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
这是对孔丘的侮辱，是不懂装懂和欺师灭祖的假弟子。
李贽还从如下三点说明了孟轲的小和陋1孟轲只看到了《论语》中有孔丘关于管仲讨论的皮毛，而未能察觉其下深深佩服管仲的用心。
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实心服管仲之功也[16]。
2孟轲不明白《论语》中说管仲器小的那些话可能不是孔丘的而是弟子们的。
其小管仲之器者，亦大概为门弟子云耳[17]。
3《论语》所言的待势而彰，其器小也，在李贽看来，是子贡对孔丘的期望无须待势，也能独立于世，而不是孔丘对管仲的评价，更不是子贡说孔丘的事功比管仲大。
人亦何待功业煊赫而后足以立于世哉！
非以夫子之事功为能有加于管仲也。
由上可见，李贽认为，孟轲确实不懂《论语》。
从今天观点看，我认为，对李贽剖判孟轲蔑视齐桓晋文之问题，还有进一步思考之必要。
第一，孔丘赞颂管仲，是否具有侮辱少数民族披发左衽之嫌？
第二，孔丘要求顺遂时势发展经济并保留民族文化的看法，是否有道理？
第三，孟轲自称仲尼之徒却不明白孔丘赞美管仲齐桓晋文之苦心，是否不通一、舛谬？
最后，若明白孔丘赞美齐桓晋文之心却与之对着干，是否欺师灭祖？
如果悉心核查一下李贽《四书评》之《孟子卷》，还可找到更多讽刺孟轲的内容。
由于受朱熹阐释之影响，一般人总把孟轲视为善辩仁义之人而把齐宣王视为吝啬、刚愎而又愚蠢的傻瓜。
但在李贽眼中，却不是这样。
从李贽阅读时所留下的旁批、眉批和总评看，他多用老实明白和圣主来赞美齐宣王。
短短一段话，老实出现六次旁批四次，总评二次，明白二次眉批，圣主四次旁批二次，总评二次。
而对孟轲回复齐宣王之言论，李贽虽也用了妙更妙，但更多却用恶狠更狠来描摹[19]。
尽管这些词更多不是嘲骂孟轲而是说孟轲这种语言使人难堪。
但从对比中，还是能体会到李贽对齐宣王胸怀宽阔、察纳雅言的赞美，对孟轲气势汹汹、得理不饶人的批评。
五
必须指出，李贽对孟轲的剖判也有明显不足。
其突出表现为，就是以孔丘是非为标准。
对此，读者应予以理解。
为了剖判的需要，李贽必须得假设孔丘时时处处都是对的。
如此，才能彰显孟轲的不通和荒谬，才能说明孟轲不是孔丘的真正弟子与合格弟子。
事实上，孔丘并非时时处处都对，李贽对孔丘也并非绝对信奉。
若翻阅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就会发现其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以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等语。
从李贽对孟轲的剖判可汲取什么呢？
第一个教训是，作为学者，其政治和学术心态一定要平和宽容。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有一段话被广泛传诵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究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他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你们指普鲁士政府。
马克思非常愤怒，认为，自然界玫瑰花紫罗兰具有不同芳香，每滴露水在阳光下都有无穷无尽色彩。
与之相比，人类精神和思想更自由多样。
但普鲁士政府不去禁绝花朵芳香和露水色彩却禁绝精神思想的多样性，只准一种官方存在。
马克思的意思是，政府不能搞精神思想禁制。
学者和学术呢，能不能搞？
马克思没有说。
但我认为，更不能！
学者，就其本义来说，是探讨者，是从已知探讨未知的人；
而学术，则是天下公器，是人类精神思想多样性的表征和凝结物。
若以马克思言论衡量孟轲含王安石朱熹等，可知其政治和学术心态的粗暴和畸形。
他们只允许一种学说己见存在，把它当作真理定说颁布天下。
王安石朱熹似乎稍好一点，说说而已。
孟轲就不同了，除了说，还采用了詈骂手段。
盂轲曾用非常难听的话詈骂杨朱、墨翟。
不知出于什么原凶，李贽未予剖判。
以下南笔者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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