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支出的经济稳定效应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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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支出的经济稳定效应研究

政府公共支出的经济稳定效应研究

邓子基唐文倩

2012-12-2010:

15:

16　　　来源：

《经济学动态》（京）2012年7期

　　【内容提要】国外研究表明政府支出与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国内则多数认为我国的政府支出可以平稳产出波动。

本文基于经验事实推断，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

我们在一个单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研究政府支出和产出变量波动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由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我国政府支出尚未对产出波动起到理想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并且这一结论会随着政府支出的产出贡献份额增加而愈发地得到确认。

　　【关键词】政府公共支出/经济稳定/产出波动

　　一、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它将直接佐证或质疑危机时期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及其必要性。

那么政府支出能否稳定经济产出波动呢?

在传统凯恩斯主义中，有关“自动稳定器”的观点强调税收和转移支付在熨平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周期性波动方面的作用，但却没有明确分析政府支出对总产出变化的效应。

Galí（1994）对OECD国家1960—1990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以政府购买支出占GDP比重衡量的政府规模与产出波动之间存在明确的负相关关系，即政府购买支出会平稳产出波动；Fatás&Mihov（2001）进一步验证了公共支出在OECD国家均有效地降低了经济的产出波动，但后来Fatás&Mihov（2003）对91个国家的研究，发现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不利于降低宏观经济波动，他们将其归因于政府行为具有较大的随意性；Jang-TingGuo&Sharon（2004）则认为微观效用函数的不同假设将通过就业传导渠道使得政府支出对产出的变化产生不同的作用。

因此，政府支出是否可以平稳产出波动需要看具体的劳动供给弹性的大小；Jones（2002）以RBC模型为基础，利用广义矩估计分析财政政策对战后美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论是财政政策的内生反应有助于宏观经济稳定，而外生冲击则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总的来看，国外已有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确切定论。

　　从国内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关于政府支出对总产出的宏观效应分析，如张海星（2004）、董直庆和滕建洲（2007）、李晓芳、高铁梅和梁云芳（2005）等，多数在探讨公共支出对总产量或经济增长影响；关于政府支出的产出稳定效应的研究还比较少，且大都认为我国政府支出具有稳定产出波动的作用。

如刘金全和梁冰（2005）利用中国1989年1月至2005年3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规模与GDP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降低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财政政策在我国具有显著的“稳定器”作用；刘金全和刘志刚（2005）将产出波动性的成分分解后，指出政府支出波动性降低是产出波动性降低的原因之一；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则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

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比较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逆势而动”的特点，且有助于实体经济稳定。

　　然而，这里笔者想着重谈谈中国经济发展两个重要事实：

第一，尽管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依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运行体制的重要差异。

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政府公共支出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可能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影响。

一方面，遵循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以及补偿性财政政策的思想，在经济景气（或萧条）时期，政府公共支出的减少（或增加）将产生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支出具备投资的属性，由于公共投资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主体，即政府公共支出的减少（或增加）会引起整个社会投资的显著下降（或提升），进而带动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

换言之，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政府公共支出有可能带动经济的周期波动。

第二，政府主导型经济的主要载体是地方政府部门，而众多研究表明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目标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尽管中央政府的支出可能具备稳定经济的职能，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在“GDP锦标赛”的标尺竞争下，其行为并不一定会遵循“逆势而动”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要求，反而有可能一直保持刺激性的财政支出政策，造成“只有扩张，没有紧缩”的半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

而中央政府为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往往又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市场手段，如直接叫停、信贷规模限制等，其结果是导致地方政府支出的波动加剧，最终不仅无法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地区经济的波动。

因此，深入研究政府支出的稳定产出效应及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开始把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并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框架下讨论政府行为问题。

相比较于传统的凯恩斯框架，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有着相对明确的微观经济基础，能够完整地描述财政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过程，并且可以允许我们将政府支出作为投资主体纳入模型。

尽管当前国内基于DSGE分析框架的研究有一些考虑外部冲击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传导机制对一国的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影响，但很少关注财政政策。

黄赜琳（2005）讨论中国的经济波动时，在此框架下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做了相关尝试，但对政府支出行为的动态效应和特征未展开深入分析；王文甫、朱保华（2010）进一步将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分别引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考虑政府支出对总产量、社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的影响，但对政府支出能不能稳定产出波动也没有进行分析。

有鉴于此，我们将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支出的产出稳定效应。

　　二、经验事实

　　首先，从增长率波动看近三十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地方财政支出以及产出的经济周期波动（图1）：

（1）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长率周期波动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基建支出增长率的振幅要大于地方财政支出。

（2）从振幅波动的前后变化看，在样本期间内，基建支出增长率的波幅基本保持同样幅度的上下变化；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的波动则波幅变小，波长变长，渐趋稳定；实际产出增长率波动的变化反而是变大，如1978—1986年，实际产出增长率的上下变动波距约为0.1，而1987—1997年，该数值放大到0.25，为原来的2.5倍，1998—2006年也仅是略有下降。

可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际产出增长率的波动变化是在加剧的。

（3）分时段看，1990年以前，三个序列的周期变化趋势几乎同步，即同时到达波峰同时趋于波谷，但地方财政支出和基建支出的振动幅度要明显大于GDP；1990年以后，基建支出与GDP的变化不再同步，比GDP变化要滞后数年；而地方财政支出则依然保持与GDP近似同步，并且波幅明显收窄，反而要小于GDP的振幅。

这说明，随着市场化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基建支出与经济波动的关联度在下降，而地方财政支出却依旧与经济波动保持相似变化趋势。

　　显然，滚动标准差度量的是数据生成过程中的历史波动性，它是一种描述固定时间区间内动态波动性的简单方法。

　　进一步地，为使得序列之间可比，我们进行了量纲化处理，即将固定时窗内标准差除以其均值，以消去水平差异对标准差的影响。

其计算式子为：

　　为了描述实际产出序列轨迹的波动性，我们利用滚动标准差代表产出变化过程中的条件波动性，其中选取滚动时窗长度为5年②，样本时间跨度为1960—2010年。

具体计算可以得到图2给出的滚动标准差轨迹。

可以看出：

过去50年间，我国实际产出条件波动较大的年份分别为1960—1964年、1968—1974年、1978—1983年、1985—1991年、1992—1996年、2001—2008年，并且从1985年之后，实际产出的滚动标准差迅速增长，一路上升到1996年的历史最高点，随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00年基本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但2001年以后，滚动标准差再次出现较快增长，直到2008年以后才开始回落。

通常高增长都伴随着高波动，而高波动则意味着高风险。

因此，1985—1991年、1992—1996年以及2001—2008年间产出出现了很高的波动性，实际上是由这些时期经济增长率水平决定的。

可以说，产出滚动标准差的变化路径比较恰当地反映出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的经济高增长、1996年“软着陆”、2003年新一轮的经济高增长的过程。

　　为比较基建支出、地方政府支出与实际产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我们进一步运用量纲化处理后的各序列滚动标准差来分析（图3）：

（1）在绝对水平上，多数年份，地方财政支出和基建支出的条件波动变化都要明显大于产出的波动性；

（2）在变动趋势上，1986年以前，三个序列基本相同，而1986年以后，实际产出的波动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后快速下降，再平稳上升”的势头。

对比80年代中后期以及整个90年代，2000年以来尽管实际产出的波动在上升，但整体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实际产出的波动性是在下降的；基建支出则呈现出“先平稳下降，后迅速上升，再持续下降”的变化，明显与产出波动的方向相反。

如1992—1996年实际产出位于高波动时期，同期基建支出的波动则处于低谷，1997—2000年实际产出的波动下降，同期基础支出的波动在上升，这说明基建支出存在逆向政策调整的倾向，而地方财政支出则呈现出独立的变化，从1990年起，不论实际产出波动是涨是跌，其一路维持增长的势头，充分显示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半个凯恩斯政策指向。

因此，在实际产出波动总体水平下降的时期，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性非但没有出现下降，反而是进一步增加。

综上，尽管基建支出的逆向波动可以用来部分解释产出波动性的下降，但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性变化说明地方政府支出变动无法用来解释产出波动性的降低。

　　三、模型构建

　　为更好地解释地方政府支出及基建支出的经济投资性质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本文将通过构建由持续技术冲击驱动的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来研究考虑政府支出对产出波动变化的效应。

（一）厂商

　　假设要素市场完全竞争，则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为：

　　其中，（9）是期内条件，使得效应函数中家庭对于消费和闲暇的边际替代率与税后真实工资相等；（10）和（11）是对于消费和购买债券跨期选择的标准欧拉方程，（12）和（13）则是横截面条件③。

　　（三）政府

　　四、参数校准与模拟结果

（一）参数校准

　　依据王小鲁和樊纲（2000）、马栓友（2000）的假设，我们将资本折旧率δ设为0.05；政府支出的产出贡献份额参考马拴友（2000）的估计结果，设为0.55；贴现因子β参考MinZhao&MinchungHsu（2008）的设定，为0.979；资本的产出贡献份额α以及伴随生产函数估计的技术冲击一阶自回归参数，均参考黄赜琳（2005）的估算值⑥，分别设为α=0.503和λ=0.727，技术冲击的标准误差=0.0246；税率τ则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均值代表，设为τ=0.2。

　　其次，通过设定不同的值和θ值，分析政府支出的产出贡献份额变化，对政府支出之于产出波动作用所产生的影响（表3）：

（1）纵向看，随着政府支出产出贡献份额的逐步增加，相同政府支出比例下，产出波动的幅度越大；

（2）横向看，政府支出产出贡献份额越大，政府支出比例增加所导致的产出波动变化越大。

这说明，政府支出对产出的直接增长促进作用越大，也就是政府支出的投资属性越强，政府支出越难以平稳产出的波动。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政府支出占产出比重变动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本文所构建的DSGE模型框架下，政府支出尚不能平稳产出波动，起到理想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并且这一趋势会随着政府支出产出贡献份额的增加而愈发地显著。

　　五、结论

　　国外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与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即政府支出到底能不能平稳产出波动，还没有定论。

国内实证研究则多数认为我国的政府支出可以平稳产出波动。

然而，基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客观事实，本文认为，由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以及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我国的政府支出尚未对产出波动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基于这个由经验事实推断出来的假说，本文在一个单部门DSGE模型中研究政府支出和产出变量波动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支出尚不具备平稳产出波动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并且这一结论会随着政府支出产出贡献份额的增加而愈发地得到确认。

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拓展研究。

例如，将劳动壁垒、不同的资本效用、多生产部门、总的生产报酬递增以及需求冲击等纳人模型框架分析，来验证我们的结论是否仍然成立。

此外，同样的思路还可以考虑税制结构对产出稳定的影响。

这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发掘决定政府财政政策稳定效应的模型特征和参数。

　　注释：

　　①

（1）图中三个变量均为实际值；

（2）处理的方法是先取对数值，然后再用HP滤波分离序列，得到周期波动的成分；（3）为了清晰地显示实际GDP的周期波动趋势，我们采用双坐标轴的图形，其中，左边纵坐标对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和基建支出的周期波动，右边纵坐标对应的是GDP周期波动。

　　②契合国家每五年一次的发展计划或规划。

　　③方程（10）和（11）表明税后资本报酬（扣除资本折旧）和政府债务在各期都相等。

　　⑥黄赜琳（2005）在其文章中估算了三组基于不同资本存量测算的产出贡献份额及技术冲击变量，本文这里只选用她根据张军（2003）估计的资本存量回归生产函数方程得出来的数值。

　　【参考文献】

　　[1]黄赜琳，2005：

《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6期。

　　[2]陈彦斌，2005：

《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

何者更为重要》，《管理世界》第7期。

　　[3]刘金全、梁冰，2005：

《我国财政政策作用机制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依性检验》，《财贸经济》第10期。

　　[4]张海星，2004：

《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财贸经济》第11期。

　　[5]董直庆、滕建洲，2007：

《我国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Bootstrap仿真方法的实证检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

　　[6]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

《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

情势转变视角》，《管理世界》第5期。

　　[7]王文甫、朱保华，2010：

《政府支出的外部性和中国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视角》，《经济科学》第2期。

　　[8]李晓芳、高铁梅、梁云芳，2005：

《税收和政府支出政策对产出动态冲击效应的计量分析》，《财贸经济》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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