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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中教育改革历史经验与未来选择
我国高中教育改革：
历史经验与未来选择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高中教育改革进入了全面战略调整的关键期，对未来改革目标的定位和路线设计依赖于对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经验的梳理和反思。
从高中教育的本体视角来看，我国正确地作出高中作为基础教育的性质定位，同时探索构建“升学、就业、生活”三位一体、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辩证统一的高中任务观，克服高中培养目标的空泛，而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务实表述。
这些经验对当前相应领域的争论和未来道路选择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高中教育改革高中性质任务培养目标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围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坚持立德树人方面正在展开积极探索。
高中教育因其所处位置和担负职能的特殊性尤其受到关注。
面临新的时代形势，普通高中该如何改革与发展，这是摆在所有关心中国教育与儿童未来的人们眼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以史为鉴”，梳理和反思近一个世纪以来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另一方面又要密切关注当代高中教育改革的重大议题、决策与争议，如此才能对未来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道路作出明智选择。
一、我国高中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
本体视角的考察
对高中教育改革得失的回顾总体可有两种进路，一是基于高中教育“治理”的角度，二是侧重高中教育“教学”的角度。
比较而言，前者体现更多的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针对特定时期高中办学的宏观管理，诸如办学主体、经费投入和体制机制等；而后者体现更多的是高中教育实施中对性质、任务和培养目标等本体问题的微观考察。
从历史经验看，往往微观的高中“教学”定位左右甚至决定着宏观高中“治理”的方向、重点及其有效性，因而本文的梳理侧重后一进路。
（一）高中教育性质：
坚定不移地坚持“基础教育”的办学定位
从教育性质上看，只有将高中定位为基础教育，才能真正推动高中的普及化及高中教育育人价值的实现。
这是被我国近百年来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证明的，并且无论社会情势如何变幻，这一点都必须坚持。
早在上世纪初，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就在其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中将“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列为首要的教育宗旨，在中小学目标定位上坚持大众主义方向，同时避免升学教育、英才教育以及科举遗习渗入中学教育之中。
遗憾的是，如此的设计在当时只能是美好愿望，因为当时能够进入中学读书者绝大多数是中等家资以上人家子弟。
1918年，全国校长会议决案中明确提出，“来校学生，家率中资。
办中学者之目的，当然以预备学生升学为原则，而预备从事职业为例外”。
[1]1922年新学制实行初高中分级后，高中生在编人数显得更为稀少。
直到1949年，全国共有高中及完全中学1597所，高中在校学生仅20.72万人，[2]可见，当时的普通高中教育是标准的“小众教育”、“精英教育”。
[3]高中长期扮演的是高等教育预科班的角色，而在这种选拔中取胜的毕竟只是少数“精英”，其他大部分学生则惨遭淘汰。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普通高中的数量和办学规模得以不断壮大，高中生在校数增势明显，高中毛入学率和毕业率一再刷新，由此为高中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化奠定了基础。
普通高中的性质定位问题也从过去的大学预备教育重新回归基础教育。
这一点从建国以来国家颁布的政府文件的表述中可见一斑。
其中代表性的文件如1995年原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和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都对普通高中性质作出了明确表述，指出高中属于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
如果说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与政府文件表达的是对高中教育发展愿景与方向的正面引领，则90多年来我国高中发展的实践态势，又差不多从反面证明了不坚持高中的基础教育性质的危害。
长期以来，我国高中始终在履行大学预科的功能，作为高等教育的预备机构存在。
由此导致了中学应试倾向明显、学生课业负担沉重、被动分流、高分低能等弊病。
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表明，只有明确并坚持高中的基础教育性质，高中才能尽快走向普及，从而高中教育改革才能在正确方向上取得实效，高中阶段肩负的“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功能才能更全面实现。
诚如有学者所言，“高中越普及，其重心越下移，基础教育的功能越放大。
”[4]坚持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既是国家在新时期提高国民素质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几千万高中生实现全面发展、全人发展的人心所向。
（二）普通高中任务：
升学、就业、生活三位一体，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辩证统一
学校的办学任务旨在回答“为什么教育”的问题，它是对学校性质的具体化。
因而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普通高中的任务规定是随着性质变化而变化的。
从上世纪上半叶开始，凡是普通高中被视为大学预备教育的时期，高中的任务自然只有为升学打基础。
有关这样的任务界说虽不多见，但其实在国人观念和实践中存续的时间却很漫长，甚至可以说，从普通高中得以分立一直到今天，这种“单一任务说”始终大有市场。
但几乎与此同时，代表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也意识到普通中学单纯的升学任务不能很好地协调社会需求与个人发展间的矛盾，一方面是社会急需很多职业性人才，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中学这种精英预备教育导致大部分学生面临升学无望而又无一技之长，于是围绕中等教育的“双重任务说”很快浮出水面。
这种新的任务实际是将中学预备教育的性质加以扩充，即不仅为升学做准备，也为就业做准备。
其出现时间甚至早于正式高中存在之前，在旧式中学堂时代即已露端倪。
总体来看，近代中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发展取向，一种是功能综合型，一种是功能分散型。
[5]前者兼顾升学预备和职业训练等多种目标，而后者只管升学预备或职业训练的单项目标。
在清末时期，主要还是以分散方式为主，目标比较单一，如《钦定中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学堂之设，使诸生于高等小学卒业后而加深其程度，增添其科目，俾肆力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
”[6]但到了1904年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时候，就指出，“设普通中学堂，……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
”[7]从行文来看，“似有纠正《钦定中学堂章程》偏重升学预备的意思”，[8]这可视为我国普通中学“双重任务”说的最初源头。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中学校令》确定普通中学“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
四年后，教育部将这一宗旨具体阐发为“一方面为升学之预备，一方面为谋生之基础。
”[9]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本延续了“双重任务”的提法。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又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重申了上述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加快，“升学”压力似乎相对减小，而“就业”压力不断增大，长期以来坚持的“双重任务说”越发显得难以全面概括普通高中教育的责任与使命，逐渐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由此，一种试图超越“双重任务说”的思想努力逐渐扩散开来。
2003年，作为高中新课程改革指导纲要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出台，其中对普通高中任务的表述变成了“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而不再提为“升学”和“就业”做准备。
如果说以前的高中任务界定体现了从“升学”与“就业”的一元论走向二元论和两点论，那么近年来的表述则通过“奠基性”与“发展性”将传统的“升学”、“就业”统摄起来，同时进一步提升到为高中生适应社会生活做准备的层面，由此构建起升学准备、就业准备和生活准备的三位一体任务格局。
这里的三位一体其实也对应体现了我国高中教育发展的三种工具价值，而它们之间是彼此关联，相互融合的，“建立普通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职业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实现普通高中教育健全的工具价值，是我国普通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大课题。
”[10]同时，三种工具价值由于都是紧密围绕高中生“自我”、“素质”、“发展”等维度而设计，又必然有利于促进高中生全面而个性地发展这一内在价值，从而最终实现高中教育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辩证统一。
（三）普通高中培养目标：
从笼统的共性走向务实的个性
自现代中学制度确立以来，关于普通中学的培养目标问题在实践中经常随着人们对中学性质、任务认识取向的变化而发生着侧重点的位移。
总体来讲，“清末民初着重于升学准备，20年代以后开始强调二者兼顾，以后一直徘徊于两者之间。
”[11]而从具体表述来看，虽然史料中鲜有关于中学培养目标的具体内容，但透过不同时期对中学性质、任务的定位，还是能窥见一般的制定思路。
其中突出表现有两点，一是强调明理修身与加深普通文化知识基础，二是体现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国民人格、素质的打造。
当然，这种思路指向了全体学生笼统的共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党和政府对普通高中培养目标的界定，可以通过不同时期国家对总体教育目的的表述反映出来。
其中可见一些明显的趋势，比如说，从建国以来的1957年一直到2006年，在历次重大会议和重要文件中涉及教育目的的规定中，不变的是对受教育者培养性质与素质结构的表述，即相应的“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后期改为“建设者和接班人”）”和“德智体等全面发展”；而变化的是在这些总体规定之外，开始不断增加一些鼓励个性发展的内容，而且切入点更加务实、具体，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参照性。
90年代以来人们已不满足于总体教育目的的笼统和统一要求，尽管仍然依照以往教育目的“德、智、体、美”几方面全面发展的思路，但开始逐渐突显在实际中更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务实性，尤其是明确强调要促进学生个性发展，重点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国家一方面继续完善现有教育目的内容体系，另一方面开始专门就普通高中阶段的培养目标作出规定。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育人为本”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方针，并进而提出“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具体到高中教育阶段，又进一步指出，“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强自立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克服应试教育倾向。
”
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普通高中的培养目标虽然仍按照整体素质教育的要求，坚持德育为首，但在具体表述中少了一些笼统而普适的政治话语，多了一些关注个体发展状态、个性以及具体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从而使高中教育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任务与使命具有了现实的可操作性。
二、当前围绕我国高中教育改革中根本议题的争论
（一）关于普通高中性质的争论
目前国内围绕普通高中性质问题的争论突出地反映在两方面，一是针对高中“基础”的内涵分析，二是理论设计与现实反差的问题，或者说理想与现实问题。
对于高中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目前至少出现了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普通高中的基础是指向学生终身发展的，为日后步入成人社会承担起个人生活责任作准备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素养，尤其是自主学习能力、生存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具有普适性、长效性和再生性等特点，这也是《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所认同的大多数人的理解；另一种则认为，普通高中是“准定向性”教育，这里的“基础”“应该是升学或就业的、有所侧重的‘基础’，而不是作为一个合格公民所必须共同拥有的那种‘基础’”。
[12]相比之下，后一种理解可能因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与当前教育界“主流”声音不合拍，但在潜隐的内心观念和现实选择中却往往更有市场。
也有学者指出，一方面普通高中与义务教育的“基础”有相通之处，必须具有一般性、普通性，但另一方面，“九年义务教育与普通高中虽然都是基础教育，但是前者是普及型、共同性的基础教育，后者是分流式、多样性的基础教育。
”[13]由此强调高中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为分流打基础。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仍然坚持普通高中作为大学预备教育的性质定位，并结合当前的时代形势作出新的论证。
这方面较有影响的观点以清华大学谢维和教授为代表。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针对官方文件中的明确定位，一些学者表示存疑。
比如有学者指出，“就我国普通高中而言，虽然现在一再强调加强基础教育，兼顾升学与就业双重任务，但实际上，我国高中的办学性质实质上就是大学预备教育”，[14]类似的表述还有，“事实上，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普通高中教育的毕业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高等院校学习，而不是直接进入到职业生活”，所以，“当前的普通高中教育越来越把升学作为实质性的价值取向。
”[15]并且强调这是当前高中“唯一”的实质价值取向。
也许上述论断稍显绝对，但由此引发的讨论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回溯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无论是官方意志还是民间诉求，对普通高中教育“应然”和“实然”的认识似乎总存有差距。
或许，这正是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
而正如谢维和教授所言，教育学工作者应该是理想主义者，我们该做的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事情办好。
（二）关于普通高中任务的争论
人们对普通高中性质认识上的含混直接影响了普通高中任务的准确定位，致使目前出现了几种代表性的“任务说”，且有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之势。
上世纪90年代初，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开展的一项调查中，曾专门就此做过汇总。
[16]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又相继涌现出一些新观点。
概要来看，大体有如下几种“任务说”：
一是“单一任务”说（或“一重任务”论）。
从具体内涵上又分三种情形：
第一是坚持把普通高中办成大学预备教育；第二是主张把普通高中办成职业预备教育；第三是认为不同学校应侧重不同任务。
二是“双重任务”说，认为普通高中一方面要为高等学校输送生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培养和输送建设者。
这种观点存在时间长，影响深远。
当然，它所受到的争议也最多。
三是“根本任务”说（或“基础任务”说、“素质教育”说），该观点认为，普通高中既不是英才教育，也不是职业教育，而仍然是基础教育，所以这阶段的任务应该是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继续对学生施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奠定坚实基础。
然而，已有学者对此提出疑义，认为“素质”论过于“高远”、“笼统”，“并不能真正在实践层面上取代‘升学’与‘就业’的‘双重任务’”，而作为完善思路，提出普通高中的基础任务应在于“培养健全自我”。
[17]还有学者提出应通过培育“中成”之人的素质来统整各项具体任务。
[18]后两者均可视为该观点在新时期的演绎与具体化。
四是“三位一体”说，该观点实际上是将自建国以前就开始影响中学目标定位的三种取向加以整合，即升学准备、充实普通知识与提升国民素质、进行生活和职业预备。
[19]有学者还通过国际比较分析认为这是“时下很多国家和地区高中教育的三维目标和追求”。
[20]这种观点在目前来看似乎越发受到人们的认可。
（三）关于普通高中培养目标表述的争论
关于高中的培养目标，长期以来存在着“工具论”与“本体论”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
前者侧重从社会功用与选择的角度来规定未来高中生的素养，而后者更侧重以学生作为独立健全个体的素质发展为基点。
当然，这样的分歧直接来源于对高中性质和任务的不同价值定位，是性质和任务两极摇摆的具体体现。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在高中培养目标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一是强调培养目标作为学校改革的根本问题，并且指出，要确保正确地制定具体的培养目标，需要秉持未来观念、素质观念、整体观念、求实观念等基本观念；二是强调了培养目标要突出发展个性，让学生都能学有所长，各得其所；三是强调了培养目标要适应社会需要，要有多样性。
[21]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着普通高中性质定位和任务调整的探讨，也提出了一些制定培养目标的新思路。
比如，有学者站在培养“中成”之人的高度，提出当前普通高中除了对其性质和任务作出恰当判断和准确识别外，还要关注到一些关联性的变革，比如经济社会的转型、普通高中教育对象的变化，以及教育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等，进而提出今后一个时期高中培养目标的几个基本要素：
第一是“四个学会”，这个由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培养未来公民的口号，也是对未来高中学生基础素养的定位；第二是“社会化”，包括社会生活知识、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理想目标的社会化；第三是“素质化”，旨在以人的素质发展为核心，实现对“工具论”与“本体论”的统整；第四是“个性化”，也是将上述几点要求落实到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
[22]当然，类似的观点还不止这些，但无论具体的提法如何变化，其中反映出来的趋势是共同的：
充分认识与把握高中作为一个承上启下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教育阶段特点，追求对高中多重使命的整体担当，体现未来健全社会个体的社会性与个性、继承性与创造性、独立性与合作性等综合素养的培养。
三、我国高中教育改革的未来趋势与路径选择
（一）未来高中性质定位的基本理念
今后一个时期对普通高中的性质定位应该强化如下两种观念：
第一，要进一步反思和超越高中教育的工具价值观，根本扭转以升学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强调对学生内在发展的价值。
上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全民终身教育”的理念，将教育权上升到人权的重要高度，将人的发展看成是教育的核心，特别强调发展教育不能只限于满足经济建设和升学需要等外在工具性价值，更是为了促进人自身的发展，满足个体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的需要。
由此，“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应走出为‘升学作准备’的工具价值论的泥沼，找回失落的内在价值，把培养每一个高中生的健全人格或公民基本素养作为基本任务。
”[23]按照上述理念，教育首先关注的是学生的当下，即学生此时此刻是否愿意学习，是否健康、快乐地成长为具有个性和创造力、能够自我成长的学习者。
“每一学段都有自己存在的独立价值和特定任务，而不是单纯地为升入上一学段作准备。
”[24]
当下，要摆脱“双重任务”论对普通高中教育的桎梏，更要超越“单一任务”这一不合时宜的主张。
要把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与价值定位在“以培养每一个高中生的自由个性、促进每一个高中教师的专业成长为根本目的”，[25]要超越教育工具化的倾向，有机整合高中教育为升学和就业作准备的双重功能，即高中阶段的课程与教学既要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服务，为高等教育输送合格新生，又要为学生的就业和生活作准备。
而要为这些做好扎实准备，更需要从根本上以个体素质发展为核心，避免急功近利，反对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狭窄对口、短期突击的准备教育。
[26]高中教育只有真正确立并坚守“为了每一位学生发展”的时代信念，才能不辜负人们所赋予的多重使命。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性质，落实教育民主理念。
强化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性质，就是要突出该学段的基础性、普通性乃至普及性，强调其对每一位学生终身发展的奠基作用。
当前，推动高中教育普及化、多样化发展不仅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而且已经上升到国家教育战略的高度，“未来十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我国已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已经实现大众化基础上，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推动普通高中教育多样化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27]这一战略的确立反过来也证明了我国将普通高中坚决定位为基础教育的清晰思路。
将高中教育定位于基础教育的后期或高等阶段，并不妨碍其履行大学预备教育的职能，只要我们构建起适应新时期国家发展需要的新型高中教育体系，高中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可以很顺利的实现。
而就具体表现来说，“构建一个与各级各类教育相互衔接与沟通的、办学模式与学校类型多样化的、立体交叉的教育结构体系，是未来高中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
”[28]
（二）未来普通高中的基本任务
我国高中教育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肩负的多重使命决定其不能再固守“单一”或“双重”任务，而应该以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为落脚点，构建一种整体性、复合化的任务观。
比如，当前我国学者提出的“大学准备、职业准备和社会生活准备”三位一体的定位，就是一条可资借鉴的思路。
“高中教育既要强调共同基础，又要兼顾学生个性发展；既是终止性的，又是准备性的；既是基础教育，又是非义务教育。
作为多个矛盾使命的结合体，其任务就是承认不同并在各种不同中寻找平衡，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教育为学生走向不同作准备”。
[29]高中的任务应该有三，一是完成普通教育，二是造就健全国民，三是帮助学生完成初次选择。
[30]而这一任务的实现仍然从根本上有赖于我国新式高中教育结构体系的改革，“根据办活高中阶段教育的原则，高中阶段教育应该是一个入口多元、出口多元，内部普职融通、与高等教育密切衔接、体制灵活的‘立交桥’式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学生具有充分的可选择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学生的自主选择。
”[31]依据这一思路，相信我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具有综合性特色的普通高中的诞生。
（三）关于普通高中的培养目标
作为高中教育性质和任务的具体化，高中培养目标的设定与表述也逐渐由大学预备、职业选择等外在工具性视角转向个体发展需求的内在视角，而且逐渐由笼统的共性要求走向具体的个性要求。
正如有学者所言，“讨论高中教育的定位问题，主要不是看大学希望准备什么，而是从培养人这个角度，看学生在成人以前应该得到什么。
”[32]显然，对不同的学生来说，这种要求总是会有差异，而这也正是高中培养目标要有层次性的特征所在。
从国际高中课程改革趋势来看，一种综合化、个性化、创新性的目标正日益成为各国的普遍追求。
具体而言，“高中课程越来越注重超越将高中教育工具化的倾向，融合文化教育与职业训练，为学生的完满发展奠定基础”，“强调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养成，强调高中生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统一与融合。
”[33]未来高中阶段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为学生进一步获取知识才能并获得终身的发展创造条件。
为此，高中教育改革要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积极参与和奉献于职业与公民生活的责任感，要有助于其知识技能和道德情感的全面发展。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趋向部分地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高中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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