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docx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docx（52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时间：
2013年03月20日09:
45:
48中财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45期“经济每月谈”于3月19日在北京举办，主题为：
“新型城镇化：
中国的现实选择”。
与会嘉宾就如何建设城镇化进行了“把脉”。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措施。
城镇化不是人口比例增加
原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表示，不要在“城镇化”和“城市化”、“城镇”和“城市”两个概念上再引起一番新的争论。
实际上，所提的“城市化”，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的“城镇化”，这是一对“同义词”。
王国平指出，“21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后，中国城市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城市化已成为人类进步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和核心动力。
”
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刘森指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要求，提高生活在大中小城市、县城、镇区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等不同地域人们的幸福感。
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顺应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必然规律。
刘森表示，目前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从新乡市的情况看，2012年新乡市工业化率达到了52.4%，高于城镇化率近8个百分点。
第一，城镇化水平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和各种矛盾的聚焦点；第二，工业化水平超过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已经具备加快发展的经济基础。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提升城市品质，改变城乡面貌、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和以往的城镇化道路不同，新型城镇化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能够从根本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城乡发展品质的提升，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
“把脉”城镇化
王国平认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必须也只有选择以城市群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王国平指出，城市群是城市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使产业和人口在空间集聚与扩散运动的必然结果。
王国平认为，中国城市化要成为21世纪人类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就必须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就必须坚持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以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吉林省四平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国祥认为，城镇化的外在表现是城镇化规模的扩张，但是内在根本的原则是人向城镇、城市聚集的过程，实质是经济形态和生产力布局的新调整和变化。
石国祥指出，要想推进城镇的建设，一定要研究城镇生产要素的聚集，来支撑这个产业的聚集，才能形成城镇发展的格局。
这是在城镇化进程当中作为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要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
王国平认为，城市发展离不开“三农”问题的解决，“三农”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城市的发展。
只有坚持工作重心与工作重点的结合，坚持以城带乡、城乡互动，才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石国祥也指出，在解决城镇的发展上，要破解土地流转的难题，要引导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是规模农业的发展。
此外，农民和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也需要解决。
注意防止“城市病”
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城市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发展动力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多问题与挑战。
王国平指出，我国短期内要解决“城市病”问题难度很大。
当前，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如何避免各方面“城市病”发生“共振”，从而导致系统性城市运行风险爆发，是城市管理者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
王国平指出，要推进城市化，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受到美好的城市生活，就必须正视并破解“城市病”。
只有破解“城市病”，才能真正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这就必须坚持“先治病、后发展，边治病、边发展，寓城市发展于治理城市病之中”的方针，从而在全党、全社会形成推进城市化的共识。
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是手段，创造美好生活才是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的最终目的。
石国祥指出，可以通过消费转移，解决城市病当中的一些矛盾，使它健康有序。
城镇化——浙江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付钰、潘莹）：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推进城镇化进程被确定为未来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大战略。
作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浙江省，几十年的城镇化不仅成为经济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也奠定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格局，浙江已俨然成为全国城镇化有代表性的地区。
航民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东部，占地2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人。
为实现全村共同富裕，航民村自1979年开始创办工业企业，至今已组建了航民集团并拥有了一个全村控股、集多产业多门类的工业体系。
村行政接待办公室主任孟建娟介绍说，现在村民拥有集团49％的股权，且全村吃穿用都能自给自足，独立的经济体系使这里避免了欧洲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
孟建娟说：
“办企业的时候征用了一部分土地，但是可耕地我们还是保留在那里的。
现在村民吃的粮食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这个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一些出口型企业影响是特别大的。
相对来说，我们因为出口很少，也只是间接出口一部分，所以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
”
航民集团以首饰加工、印染等为主的产业集群在2011年为村里带来了5亿元利润。
村民现在人均收入加股份分红达到了4万余元，电脑、私家车也早已进村入户，使航民村成为了现代化的和谐新农村。
向松林是航民村的一位村民，今年78岁的他从小就生活在这里。
在他的印象中，航民村的以前和现在“大不一样了”。
以前航民村非常穷，靠种水稻生活。
改革开放后这里的生活好起来了。
居住条件提高了，其他生活所需也“要什么有什么”。
向松林认为他现在相当幸福，在城镇化的背景下他们的生活已经比城市好了。
他说：
“要吃有吃的，要用有用的，平时打打麻将，老年人娱乐娱乐，现在无忧无虑了。
现在收入我们比城市人高了；居住的条件我们比城市好；环境也比城市好，城市里污染太严重了。
”
与航民村一样，另一个浙江小镇龙港近二十多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龙港地处温州南部，1984年，五个小渔村合并建成了龙港镇，人口仅6000余人，被称做“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2010年，龙港镇已成为一个拥有52万常住人口、生产总值高达200亿元的小城市。
在龙港土生土长的陈志群是这个城镇发展变化的见证者和贡献者。
他介绍说，建镇前龙港是一个“灯不亮，路不平，水也不清”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富裕了，生活、住房都有所改善。
现在道路四通八达，只用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温州。
在东北短暂经商之后，陈志群回到了家乡，做起了印刷生意，以创造就业的方式实现“先富带后富”。
陈志群感觉回来以后生意越来越好做了。
他说：
“（生意）越来越好做。
龙港整个面积大起来，经商多起来，交流，来往（非常多）。
不管（本地）外省都来。
以前没有龙港镇，谁来这里？
现在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农民城，大家都来看看。
”
城镇化释放出的巨大商机使浙江企业受益颇多。
森马集团是一家服饰生产企业，目前在中国各大城市有专卖店超过7000家，年零售额达到130亿人民币。
该集团董事长助理赵小波介绍说，他们的营业数据显示，受城镇化进程加快影响，近年来中国农村和小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大中型城市：
“三四线城市（小城镇）的增长要比一二线城市快很多，盈利能力也是三四线市场可能更好一些。
以前人们外出打工，可（现在他们）回去之后，（认为）哪怕工资少一些，生活成本低，实际购买力可能更高，所以三四线城市的爆发要比一二线更厉害。
我们正在调整产品布局，相信三四线市场会很有活力。
”
茅于轼深度剖析通胀压力下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2010-11-2512:
51中国新闻网
[摘要]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再度开腔，在通胀压力与转型结伴而行之时，抛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最终答案。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再度开腔，在通胀压力与转型结伴而行之时，抛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最终答案。
“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我是改革派，不怕担责任”、“我理论的立足点就是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贡献就在于把有能力当企业家的人筛选出来了”、“企业家创造财富就是关心群众”……78岁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一贯以其犀利的思想和言论受到业界人士的褒与贬。
有人说他“高山仰止，是我们做人和做学问的榜样”，但他也在网上久负骂名；有人说他为扶贫作出的努力堪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但他也被一些人指为富人的利益代言人。
面对近期通胀升压，调结构、转方式难度加大的现实情况，中国经济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
茅于轼的看法不改犀利本色。
11月19日晚，央行10天内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出强烈的货币紧缩信号。
这轮通胀的起因和背景有很多特殊之处，除了货币政策这一原因，在中国还有一些结构转型等引发的通胀因素。
这些长期的、短期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这轮通胀的演变会比较复杂，也决定了中国经济转型会困难重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即使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至今的全球经济衰退时期，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增长势头，远高于英国、美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一时间被誉为“一枝独秀”，令人刮目相看。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经济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高速增长？
靠传统行业？
靠战略性新型产业？
这种增长速度还能持续多久？
在连续多年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潜在风险？
在主题为“新产业、新经济、新机遇”的2010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论坛中（召开时间：
11月30日全天；召开地点：
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将在其演讲中给出精彩解读。
规格高、规模大、影响深是2010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论坛的明显特点。
除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工信部总经济师周子学、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将到场发布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的重要观点，大会更将发布《中国省（市、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发展年度报告2010》。
本次论坛得到了全国各地区经济和信息化系统负责人的大力支持，截至目前，北京市经信委、天津市经信委、浙江省经信委、贵州省经信委、哈尔滨工信委等数十家经信委均积极参与，并已确定携企业代表团赴京参会，与在场听众一道总结过往、展望未来。
中国城镇化面临着重大制度障碍
2013年06月27日07:
43
来源：
财经网
作者：
易宪容
新政府上任之后，不仅把城镇化看作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把城镇化看作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看作是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之动力。
可以说，在当前，不仅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寻找城镇化带动行业发展的切入点，而且中国理论界和学界也在掀起一波研究中国城镇化如何发展之热潮。
当然，对于中国城镇化，其核心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就是让农民进入城市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而城镇化的实质是要缩小三大差距（即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经济生活之差距），以此来带动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因此，对于不少研究者及机构来说，城镇化实现途径可通过制度改革、投资扩张、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版图扩张、智能集约化等方式来进行。
但对于多数人来说，既不知道要现实城镇化的制度改革是什么，也不是知道走上城镇化之路重大制度障碍是什么。
如果说中国城镇化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而仍然是以既有的行政方式来大力推动城镇化，那么这种城镇化不仅不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增长之动力，反之会让现有经济的“房地产化”更加恶化，社会矛盾与冲突更是四起，中国城镇化最终也可能变为一个“政策陷阱”。
比如，有报道指出，中国的新一轮城镇化规划正在制度中，目标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全面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国家级城市群外，并将培育壮大17区域性城市群。
在这些规划者看来，这些城市群将容纳中国7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此来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但实际证明，这条老路不仅不可持续的，也是走不通的。
因为，前十几年的中国城镇化是在土地国有制的条件下政府行政主导的城镇化，而不是伴随着工业化及市场化过程产生的城镇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特殊制度安排下的城镇化已经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导致了政府与绝大多数民众利益严重冲突。
可以说，如果中国城镇化还是走前十年城镇化的老路，那么这种城镇化只能让现有社会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恶化，更不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增长之动力。
不合理制度规则不修正城镇化走老路
而前十年城镇化之所以会导致如此严重的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当前的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缺陷有关。
因为，在当前这种中央对政治与人事绝对控制、而经济事权严重分权并由地方政府掌控的制度安排下，在前30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是起到重要作用。
因为这种制度安排有限地引入市场机制、降低推进改革的政治风险，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及信息问题，促使了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
但是，由于这种制度安排不仅让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或影响土地、金融、能源等各种经济资源分配与经济事权，让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及干预者，也让地方政府成为市场制度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市场秩序维护者及仲裁者。
这样，地方政府不仅可参与市场和经营市场直接谋利，也可不断地把其既得利益甚至于非法利益制度化，这就容易为地方政府谋取少数人利益而牺牲绝大多数人利益创造制度条件。
因此，如果不触动当前这种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只是技术性及行政性方式来推动推动城镇化，那么这种城镇化只能走上前十年城镇化的老路。
比如说，中国《宪法》对土地产权的规定，它应该是1975年文化大革命极端时期的产物，而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也是由这个规定成引申出来的。
按理说，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极端时期宪法对土地产权的规定早就得修改了，《土地管理法》也要如此。
但是，在现行经济体制下，这种法律对地方政府最为有利，因此这种对农民利益严重侵害的法律不仅不修改，反之还有人制造一个莫须有农村土地的“集体成员权”出来，因为农村土地有集体成员权，因此农村土地就不可转让，只能由政府来转让交易。
按照逻辑，城市土地为国有，不也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成员权而不可交易转让吗？
但国有土地可交易呢？
从这个例子说明了，如果不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重大制度改革，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不仅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无法产生，而且现有的不合理的制度规则也无法修正。
这些就成了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最大制度障碍。
还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种程度之后，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
因为，只有社会经济的公平公正性才能让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全面提升，让绝大多数人分享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之成果，才能真正调动全体人民劳动与生产的积极性，激发出全体人民努力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潜能，并让整个社会管理成本降低及社会和谐与稳定。
这就需要当前的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当前社会中的许多利益冲突及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其根源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公正性程度低。
比如，当前中国社会中所显现的“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贫二代”等现象，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当前社会不公正不公平有关。
当前中国城镇化产生许多问题也是与这种经济体制有关。
因此，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不公平不公正性，其根源都是与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有关。
如果中国不进行这种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真正消除由于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平等，那么中国要走向新型城镇化之路是不可能的。
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重大的制度改革，是中国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所在。
新型城镇化，县域经济发展新生力
来源：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2013年06月26日06:
40
资料照片
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成了热点词。
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能创造约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
可以预见，通过城镇化释放投资和消费需求，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新动能。
县域城镇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之头，无疑是城镇化最重要的着力点。
同时，城镇化亦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之一，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前不久，陕西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按照“城乡政策一致、规划建设一体、公共服务均等、收入水平相当”的要求，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步伐，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
陕西省不少县逐步探索出县域城镇化战略实施的现实路径和样本。
样本关键词之一:
农民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农民进城，需要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更注重公共服务的改善和管理的提升，从数量型扩张到质量型成长。
被定为陕西省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试点县的高陵县，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突破口，将全县88个行政村规划聚合为32个新型农村社区，计划三年内全部启动建设，初步形成“两心五镇三十二社区”新型城镇化体系。
并完成9个行政村累计3.6万余人的转户工作，积极实施以十五年免费教育全覆盖、农民免费参加新合疗全覆盖为代表的“十个全覆盖”民生工程，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不断缩小。
同时在西部县域内首家撤乡设街道，实现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突破，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2013年，高陵县还将全域推进14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管理机制创新，全力实施19年“无忧教育”工程，推进县镇村医疗卫生管理一体化改革，建立新型社会养老保险科学增长机制，提升农村饮水质量。
新型城镇化，县域经济发展新生力【2】
来源：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2013年06月26日06:
40
神木县构建了以“县城—重点镇—农村新型社区—中心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不断扩大城区规划面积，使老城区、神木新村、神木第二新村、西沙、铧山五大组团规划面积达57平方公里。
同时，加快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基本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
投资近14亿元修建了西北地区第一家县级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投资千万元在农业园区修建了3所“农民田间学校”，加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培训力度，促进农民转岗。
2012年累计培训1.6万人次，参加培训的农民85%以上实现就业。
同时，建设3628套公租房，重点享受对象为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建设800套经济适用房安置进城农民；积极创造条件，支持中、省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在城区或重点镇建设移民安置住房。
目前，已在“一体两翼”（县城和两条工业走廊带）规划建设新型农村社区78个。
此外，该县民生慈善基金会通过基金收益投资6000万元实施了“养老、健康、扶残、助幼、义工服务”五大工程，并拿出1000万元用于全县农民的大病救助。
2012年，神木县城乡统筹发展投入资金达18.3亿元，到2013年，这一数字将增至33亿元。
近三年，该县财政对“三农”累计投入超过80亿元、撬动民间投资累计达50亿元，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005年到2012年，该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比由2.64:
1缩小到2.32:
1，远远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样本关键词之二:
产城互动
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
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有了产业的支撑，就具备了自我造血的功能，城镇化会更具活力。
在城固县，工业产业兴起。
着力于装备制造、矿产加工、纺织建材、生物医药、绿色食品、水电开发等六个龙头行业，城固重点实施三百亿元装备制造业、三十亿元硅产品加工业、三十亿元生物医药产业“三个三”工程，积极引进大集团、大企业入驻，倾力打造城固工业的“航母”。
近年来，累计投资50多亿元，建设15万台电动车及摩托车生产、双烯下游系列产品生产、10万吨硅微粉生产等工业项目30多个，实施重大工业技改项目52个。
2012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97.04亿元，是2008年的2.8倍，工业经济对城镇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同时，旅游产业加速推进，加快桔园、张骞文化园、南沙湖等重点景区及配套设施建设，打造“张骞故里、神奇桔乡”旅游品牌，被授予全省旅游强县。
2012年，全县接待游客190万人次，综合收入7.2亿元。
商贸、餐饮、运输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38亿元，是2008年的1.9倍，年均增长17%。
2013年的3月13日，吴起县签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共建肉羊试验示范基地协议，使吴起县肉羊养殖实用新技术覆盖率达到80%，这是吴起县做强龙头产业的一个缩影。
吴起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积极培育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培育和引进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行“公司+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实行规模化养殖、规范化管理、品牌化经营，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同时，还出台了十条产业富民实施意见。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生态林业；全力支持石油工业发展，平稳拓展资源区块1237平方公里，2012年吴起采油厂原油产量达228.9万吨；加快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引进20万吨液化天然气、300兆瓦风电项目；精心打造以红色游、生态游、民俗游为主的旅游经济；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
新型城镇化，县域经济发展新生力【3】
来源：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2013年06月26日06:
40
宜君县在产业发展上，结合各乡镇特点，各唱各的“拿手戏”。
依托油气、煤炭资源，积极引导太安镇能源工业主导型中心镇提速发展；大力支持以苹果为主导产业的尧生镇、西村乡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形成果品交易聚集中心；加快以棋盘镇为重点的核桃观光示范区建设，形成集观光、休闲、养生、体验为一体的核桃生态观光示范乡镇；重点开发福地湖、云梦山精品旅游区，打造五里镇、云梦乡旅游重镇。
样本关键词之三:
生态优化
蓝天、秀水，清洁、低碳……新型城镇化，生态要优先。
在资源大县神木县，近两年，财政投资5亿元，在县城、重点镇周边、风景名胜区、干线公路两侧、人口密集城镇、生态脆弱地区实施生态造林25万亩，构筑生态屏障。
县统筹城乡发展办公室投资1亿元，实施二次退耕还林5万亩。
在实施锦界、大保当等镇的重点镇建设时，投资3000万元，建成20个生态农庄，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同时，开展了采煤沉陷区和火烧隐患区综合治理工程。
目前，全县综合治理项目开挖面积4213.5亩，复垦绿化面积达4207亩，治理区生态环境初步恢复。
2012年，神木县制定出台了《建设生态神木三年植绿大行动实施方案》，计划投资12.3亿元，重点建设县城东西两山森林生态公园、长柄扁桃生物质能源林、能源企业绿化等十大工程，构筑生态屏障。
预计到2014年，全县林木保存面积将达到500万亩以上。
宜君县的“秀美山城”建设步伐也在加快。
在县城，全面实施了硬化、绿化、净化、美化、亮化、安居、环保、卫生、景观九大工程。
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建成并投入使用，污水集中处理率达85%以上，日处理垃圾约70吨；实施了县城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厕所革命”深入推进，“见缝插绿”工程科学实施。
公园建设及城市绿化不断提升，城区绿地面积达140.42万㎡，绿化覆盖率39.12%，公共绿地面积12.64万㎡，被命名为“省级园林县城”。
新型城镇化，是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加速器，是实现县域工业的载体，是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构筑全新的发展生力，陕西省县域经济未来可期！
规划先行，源头助推城镇化发展
2013年06月26日03:
09
来源：
浙江日报
勇当金融支持浙江城镇化发展的“引领者”
文/朱华周莉陈向前 摄/郑波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道路，将城镇化视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载体之一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