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结构矛盾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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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结构矛盾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解决结构矛盾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一、 经济增长尚未摆脱持续下降的总体趋势，经济增长潜力有待充分发挥
尽管经过连续多年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经济避免了大起大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始终没有能够摆脱持续下降的总体趋势，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
图1 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趋势
由图1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呈现下降局面。
但这个过程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具体分析。
1992年增长率高达14％以上，属于明显的经济过热。
为此中央政府实施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银行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行政性措施。
因此，这个时期的下降属于对宏观控制措施的正常反映，是经济过热之后的正常回落。
但1997年以后，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其性质却明显不同。
这时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已经转向利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需求，刺激经济，但经济增长率除了20XX年有略微的反弹外，总体上仍然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观察，在当前的增长率水平上，我国各种经济资源显然处在未充分利用或未充分就业的状况。
（1）资金。
居民储蓄存款连年大幅度增加，而银行贷款的增加赶不上存款增加，出现大量存差，大量资金滞留银行。
（2）劳动力。
城市失业率和下岗人数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步伐放慢。
（3）各种物质资源存量和生产能力都很富余。
（4）我国从整体来讲，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美元，潜在的市场需求相当广阔。
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直接的原因是市场需求不足，产品卖不出去，生产能力特别是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市场缺乏新的消费热点，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
但是，为什么中国在发展水平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就出现了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和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
这就需要对导致总需求下降的因素作进一步分析。
二、 制约内需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增长放缓
需求首先可以分为内需和外需。
无疑，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出口的严重影响，是导致总需求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1998年我国出口仅增长%。
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从长期来看，内需对于经济增长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出口增长对于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则相对较小（如图2所示）。
图2 出口增长与GDP增长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相比而言，内需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则比较明显
注：
内需绝对值为按现价计算的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之和，计算增长率时按国民收入平减指数作了调整。
内需又可以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从消费需求看，20XX年第1季度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6314亿元，增长%；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3721亿元，增长7%，农村落后于城市个百分点。
从最近5年的情况看，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的问题主要也是在农村。
如表1 所示。
表1 最近5年我国消费需求的实际增长情况
从表1可以清楚看出，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始终落后于城市。
特别是1998年以来，农村市场消费需求增长落后于城市的差距，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
因此，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除努力保持城市居民消费继续较快增长之外，其重点应当放在开拓和促进农村市场需求上。
从投资需求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政府连续多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扩大投资规模，截止20XX年，累计发行国债5100亿元，加上银行配套资金，累计投资超过25000亿元。
虽然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的弥补和拉动，投资增幅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但启动民间投资的效果仍然不够理想。
20XX年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672亿元，同比增长%，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个百分点。
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不包括房地产中的集体、个体投）3049亿元，增长%；集体经济投资717亿元，增长%；个体经济投资907亿元，增长%。
三、内需不足的根源在于结构矛盾
（一）农业结构矛盾与农村消费需求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明显落后于城市居民。
如表2所示，除1997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超过城市居民1个百分点外，其它年份都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且差距较大。
特别是近3年，差距更是高达1倍以上。
表2 近5年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
农民收入下降的基本原因有两点：
一是农产品供求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幅放慢。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以及国家多次上调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民收入的增长曾长期超过城市居民。
但随着农产品供求格局逐步从短缺发展为相对过剩，以及国际市场的制约，不仅价格上涨的空间逐渐消失，甚至呈现下降态势。
二是农民来自于非农产业的收入，特别是来自于乡镇的收入增长放缓。
改革开放初期，一般消费品特别是食品及轻纺产品等处于短缺状态，商品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乡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但随着一般加工业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市场竞争开始加剧，对技术、资金、管理、质量等要求越来越高，少数乡镇经受住了市场竞争的考验，上去了，但大部分却在竞争中被淘汰了。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上的空白点越来越少，新的乡镇的建立也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由于乡镇增长率下降，农民在乡镇的就业机会及来自于乡镇的工资性收入的增幅也相对下降。
在大宗农产品大量过剩且价格已经超过国际水平的情况下，要想通过过去那种依靠增加农业产量的路子来提高农民收入显然是行不通了。
出路只能是调整农业的种植结构，也就是发展为市场所需要的高效农业。
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市场不仅在中国，也在国际市场。
应当说，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效农业的潜力是巨大的。
比如说发展绿色蔬菜瓜果等，市场前景就十分广阔。
现在蔬菜食品中的农药残留、肉蛋中的激素残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影响居民健康的大问题。
消费者为了吃到健康的食品，是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的。
然而，农业结构调整已经提了多年，但效果却不是很明显。
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发展新型农业的市场组织和市场机制。
与大宗农产品主要靠国家收购不同，高效农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
只有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
但我国的基本情况是分散的农户，小农户与大市场如何连接？
农民的种植信息、技术、资金从哪儿来？
产品的市场在哪里？
虽然近年来在实践中也创造出诸如“公司加农户”等产业化发展模式，但总体上看能够适应新型农业发展的市场组织和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
在我国现有的农业人口和土地资源情况下，仅仅依靠农业是无论如何无法完成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现代化任务的。
长期的和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把农民变成非农民。
只有把农业潜在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才能减轻土地的压力，才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同时，转移出来的农民，才能有更高的收入。
而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进程的快慢，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能否为农民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
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降低，从根本上说，是新创造的非农就业机会不足。
由此可见，虽然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表面看是需求问题，其根源却是体制和结构问题。
农民收入上不去，问题出在农村，而根源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却在非农产业。
只有非农产业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取消对农民工流动的种种限制（比如户籍等），为进城打工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等，都是必要的，但都不是根本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就业机会。
（二）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和消费需求结构变化
相对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放缓的情况，城市居民消费需求近年来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由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变化，不仅使需求结构与现有的供给结构发生了较大的错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居民消费需求总量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普遍很低。
改革以后，收入水平开始增长。
除了改善吃穿之外，居民收入的增加基本上都集中在购买以家电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上，即放在了用上，对住行的消费基本上还没有起步。
由于当时收入增长比较平均，差距不大，而一般家电的价格又比较适合那时相对较低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从而形成了对一般消费品和耐用家电的排浪式的消费，成为带动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般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市场和工业繁荣的市场基础。
而到了90年代，一般消费品已经基本满足，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已经基本饱和，进入正常稳定的增长阶段，不可能出现那种大规模的集中的需求增长。
在基本商品消费和以家电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基本满足以后，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逐步发生了变化。
开始考虑住和行的问题，即住房和汽车的消费。
但与前一时期的耐用消费品相比，住房和汽车的消费不仅要求的资金量很大，而且对消费的硬件环境（比如交通设施、停车场地等）和软件环境（比如汽车消费中的各种收费和限制性政策等）的要求也要高得多。
只有少部分率先富余起来的高收入群体有这样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条件。
更多的人面临的情况则是，基本消费满足了，耐用消费品也基本饱和了，不需要在此类消费上再增加更多的开支，但要购置住房和汽车，则或者由于资金不足，或者由于其它条件限制，一时还无法实现。
这样就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积累起来，成为储蓄资金。
当然，住房和汽车消费只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代表，而不是全部。
除此之外，还有与此相关的其它一些产业以及新兴的产业，比如IT产业等。
20XX年我国移动通讯设备和光通讯设备分别增长％和％，足以说明在一般消费品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新型消费增长的迅猛势头。
在基本消费需求和一般耐用消费品满足之后，城市消费结构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居民转向更多的服务性消费。
比如，增加教育、医疗及其它保健消费、旅游度假等。
虽然这些消费并没有减少消费总量，但却减少了对一般商品的需求，使得一般加工业面临需求减少的压力。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破产、人员下岗、失业等等，变得越来越普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使得居民个人储蓄养老、防病的意识不断强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居民的即期消费，增加了居民的长期储蓄。
在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及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动机所形成的长期储蓄，既是经济矛盾作用的结果和表现，也是解决经济结构矛盾的宝贵资源。
这笔资金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就能够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增添后劲，反之，却可能变成一个不利因素。
长期储蓄应当对应于那些建设周期和资金回收期都比较长的建设项目，而这样的项目也正是我国现阶段城市建设所最需要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城市与发达国家的城市作一个对比的话，可以看出，差距主要还在于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
比如城市交通如地铁、轻铁等。
这些设施所需资金量很大，建设和回收的周期很长，但一旦建成，却可以使几代人受益，因此可以说是真正的国民积累。
但是，改革以来除了少数城市以外，大部分城市在这方面建设进展较慢。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越早越省钱，越主动，越晚越费钱越被动。
我们有长期储蓄，有资金来源，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技术、资金、物资，劳动力等都不缺，但这方面的发展却始终比较缓慢，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能够有效地把长期储蓄变成长期投资的机制。
一些地方或城市，一说建地铁、搞环保，就想到政府投资，就想到财政没钱。
其实城市基础和公用设施具有十分稳定的长期收益，只要投资和运营监管机制设计合理，也是民间投资最希望进入和经营的领域。
目前的问题，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把长期储蓄转变为长期投资的机制，从而使得资金沉淀下来，不仅没有能够起到促进长期项目建设的作用，反而成了一个包袱。
由此可见，近年来城市消费需求虽然保持了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但由于存在明显的供求结构性矛盾，反映到市场上，也使得一般加工工业产品出现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价格持续下跌的问题。
（三）体制缺陷与民间投资需求不足
1992、1993、1994这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达到％、％和％。
虽然这个时期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有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预期看好因而纷纷增加投资的因素，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那时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将大量的银行资金用于政府支持的许多房地产开发项目。
由此所造成的房地产泡沫以及破灭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现在在一些沿海城市还能看到。
1993年以后开始进行治理整顿，政府逐步退出直接投资，投资主体逐步从政府转向，包括国有和民营。
与政府投资相比，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看重投资的效率。
另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银行资金软约束的情况也开始改变。
这些因素所导致的投资增长率的回落是正常的。
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再期望发生过去那样的投资需求过热的情况。
但是，投资需求增幅下降也反映了我国投资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缺陷。
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是，投资上不去，是因为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
由于一般加工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就像农民生产什么什么就过剩一样，投资生产什么什么就多。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显然不是。
我们并没有达到物质极大丰富的地步。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差得很远，即使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不便的地方。
一方面，很多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即使在基本满足的地方，产品的质量、档次也不高，花样也不够多。
比如北方的暖气问题。
发达国家如德国，暖气普遍装有开关和调节热量大小的按钮，人不在时可以关闭，人在时热量也可以调节。
不仅可以节约能源，对于居住来讲也舒适得多。
但这样一种对我国这种能源短缺的国家来说显然是十分需要的措施，这么多年就是实行不起来。
据说涉及到复杂的建设管理体制问题。
显然，填补这样的需求空白，不仅需要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需要政府有关政策的紧密配合。
问题在于，在地方政府的投资主体功能及由此引起的投资饥渴症逐渐减弱的情况下，新的由和居民个人作为市场投资主体的新投融资机制还存在诸多缺陷，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首先，是国有作为投资主体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由于国有改革长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除少数处于垄断地位或以某种方式得到政府支持和补贴的外，多数富余人员、历史债务及其它包袱沉重，在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其融资能力、盈利能力和还款能力都相对较弱，往往处于生存难保的境地，更谈不上投资扩张和更新改造。
曾经十分流行于国有当中的“不技改是等死，搞技改是找死”的说法就是对这种状况的一个生动表述。
加之国有固有的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在项目选择和投资决策上都缺乏应有的灵活应变能力。
其次，民营虽然机制灵活，但在其投资兴业的环境方面却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主要的问题包括对民营的产权保护不足、行业准入限制过死以及民营在融资贷款方面面临种种困难。
这些都已经成为共识。
第三，银行改革滞后，不能向提供有效的融资服务。
由于国有银行改革滞后，还没有真正成为经营货币业务的金融，在实行贷款风险控制之后，贷款人员怕承担贷款损失的责任而尽量减少对的贷款。
当然，贷款难，而银行资金大量沉淀的原因，并不完全在银行，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中信用的缺失。
由于信用缺失，赖帐行为始终笼罩在人们心头，相互之间，与金融机构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使得正常的交易变得很不确定。
为了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人们设法在正常的交易关系之外作出种种法律的或经济的安排，从而使得交易成本节节攀升。
四、 需求政策难以解决结构矛盾
以上的分析说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虽然表面看来是个需求问题，其深层原因却在于供给的结构矛盾，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结构矛盾演变的一种必然现象。
而这种现象又由于经济体制的一些缺陷而放大。
也就是说，由于体制弊端的存在，延缓了对结构矛盾的调整步伐。
显然，保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措施，就要针对这种结构矛盾和体制缺陷，加快改革，促进调整。
但是，1997年，正当我国经济刚从过热状态回落下来实现软着陆之际，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由于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锐减，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短期下滑的巨大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果断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
同时，在推进改革，调整结构，改善供给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现在看来，这些政策都是十分必要的，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两种政策相比，扩大内需的政策，特别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政府赤字，实施政府投资方面的政策比较有力，效果也比较明显。
截止20XX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国债5100亿元，国债余额已达16000多亿元，占GDP的16％以上。
虽然从国际标准来看，绝对比例并不算高，但增长速度很快。
而在推进改革，调整结构，通过改善供给促进发展方面，政策则显得不那么有力，效果也不那么明显。
特别是在推进国有改革改组和营造各种经济成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进展不如人意。
正因为如此，虽然连续多年采取了发行国债和政府直接投资扩大需求的政策，经济避免了短期滑坡的问题，但由于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能够充分调动，因而使得经济始终没有能够扭转持续下滑的趋势。
20XX年以来，由于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均出现衰退，我国出口形势和经济增长又一次面临严峻的困难和考验。
根据对国际形势及其走势的判断，20XX年中央政府又决定继续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发行1500亿长期国债，继续以政府直接投资的形式扩大国内投资需求。
一般来说，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的赤字财政政策以政府直接投资的形式扩大国内需求，具有操作起来比较容易，且见效快，短期效果明显的特点，而通过深化改革和改善投资环境等来促进民间投资，则需要作更加艰苦细致的工作，且见效慢，短期效果不明显。
在经济结构矛盾制约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通过扩大需求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防止经济的下滑，但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好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在一时难以彻底治愈的情况下为了救人打一针强心针是必要的，但却不能老打。
如果不能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治愈疾病，使心脏功能正常发挥，而是不断打强心针，那么一方面，不仅效果会一天天减弱，而且可能会给机体带来许多难以治愈的消极的影响。
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值得吸取。
由于日本经济的低靡主要是由于泡沫破灭之后的结构矛盾，特别是生产能力的过剩和低效率所致，正确的办法只能是下大力气治理经济环境，改善结构，特别是关闭低效和亏损。
但日本政府没有那样作，而是不断动用财政去推动需求，期望以更高的需求使得亏损盈利。
结果适得其反，政府的支持反而降低了亏损进行重组的压力和积极性。
政府不得不维持长期的财政刺激来避免经济滑坡。
显然，靠政府债务支持的增长模式是难以长期持续的。
因此，为了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维持短期经济稳定的同时，加大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营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增强投资创业的活力和积极性。
五、 解决结构矛盾，改善投资环境，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实行增值税转型，增强投资能力和积极性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体制属于生产型增值税，在这种体制下，进行设备投资既不能作为进项一次性抵扣增值税税基，也不能按照折旧额分年度逐步抵扣，而是全额进入增值税税基缴纳增值税。
这种征税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抑制投资性制度。
正因为如此，现在世界上包括各发达国家在内，已经很少还有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体制的。
我国继续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体制，不仅制约我国自身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积极性，而且使我国在设备投资、技术更新等方面，在与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1994年进行新税制设计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征税率较低，增值税税率确定为17％。
如果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相当于23％，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在20％以下。
在实际征税率比较低的情况下，我国的增值税实际税负与其他国家大体相当。
但随着征税力度逐步加强，实际税负逐步接近名义税率，税率偏高的情况也就逐步显示出来。
（二）切实解决民营和中小发展中的问题
民营和中小的发展对于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活力，增加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作用。
针对当前民营经济与中小在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应当主要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发展。
一是以加入WTO为契机，尽早放松对民营经济在行业准入方面的种种限制。
根据国家计委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与国有和外资相比，目前国内民营在投资的市场准入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有将近30个产业领域对民营的进入有不同程度的限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限制大多数并不是通过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而是隐含在各种繁杂的门槛和审批程序之中，因而往往是不确定、不透明的。
比如，虽然《银行法》并没有规定不允许私人办银行，但《银行法》却规定设立银行要经过人民银行批准，而人民银行审批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
这就留下了很大的政策上的不确定和不透明。
因此，放松对民营行业准入的限制，要从改革政府审批制为突破口。
要以加入WTO和与国际惯例接轨为契机，逐步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而代之以登记备案制。
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民营和中小的融资问题。
除了目前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如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中小信贷部，建立中小信用担保机构等以外，从根本上讲要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是发展民营中小型地方银行。
经验证明，国有大银行解决不了小的融资问题，而民营的地方性中小银行能够有效克服对私营和中小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控制问题。
发展民营中小型地方银行，是同时解决民营经济在金融业的行业准入问题
、民营融资问题以及应对加入WTO对我国银行业冲击，提高我国银行业整体效率的一箭多雕的事情。
二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民营和中小不仅需要间接融资，也需要直接融资，但它们并不一定适合到深圳或上海这样的大的和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去发行上市。
正如经济的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一样，不同层次的的发展也需要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
为此，必须尽快制定和完善有关私募和场外交易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
（三）继续推进国有改革和国有经济改组
国有3年脱困目标的实现，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没有解决国有的根本问题。
由于国有占用着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的大部分，其效益的低下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整体运行质量和效益，也是形成当前结构矛盾制约发展的重要根源。
当前推进国有改革和国有经济改组，要着重从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切实贯彻“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对国有经济的产业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不是权宜之策，而是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发展的一项战略决策。
但是，从近年来的实践看，这项政策贯彻得并不是十分有力。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有经济产业布局调整的目的和意义认识不清。
比如，有些地方在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中很少考虑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合理性，也就是国有应当干什么不应当干什么，而是更多地考虑效益问题，把布局调整简单理解为国家甩包袱，只要效益好，就继续保留，而效益不好，或严重亏损且扭亏无望，才考虑国有资本退出。
这样作的结果，就使得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失去了主动性，而且大大增加了调整过程的成本和难度。
二是短期措施常常与长期目标发生矛盾。
比如一些部门在采取措施促进脱困过程中，对一些明显属于一般加工行业（比如水泥）、从长远看国有资本肯定应当退出的实行债转股，结果是国有资本在这些行业不退反进，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是国有改革的前提性工作，只有在合理的布局下，才能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制定出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有效的内部管理体制。
二是尽快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包括上市）对国有，特别是大型国有进行公司制改造，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等等，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许多经过改制的，虽然样子已经很像现代公司，但其实际的运作形式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形似而神不似。
究其原因，一方面，许多国有的产权结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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