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法制题材电影概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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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法制题材电影概观

新世纪中国法制题材电影概观

新世纪中国法制题材电影概观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种规则，有“公平、正义”的含义，它是以正义为基础，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

目的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等，使人民能够自由、安全、幸福的生活。

法制题材电影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电影类型，这就注定了法律和电影之间的密切联系。

它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领域，但是它们的结盟，实现了法律的理性与电影的感性的有机结合。

在法制题材电影中，法律不再是教条、刻板。

电影也从法律文化中汲取了养分，用最通俗的方式传播公平正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法律的全新视角。

　　法制题材电影界定及变化

　　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国情、文化、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法制题材电影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法制片”或“法制影视”名称的真正出现是在8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方针后不久，影视界出现了一批法制题材影视作品，如《新岸》《法庭内外》《少年犯》。

“法制片的繁荣引起了一些影视理论工作者的注意。

他们以‘法制题材’为标准，把目光转向‘文革’前拍的一些电影，结果把一些反特片以及描写革命地下斗争的影片像《五十一号兵站》等，划进了‘法制片’范畴，同时又把目光转向国外的法制题材的影片，觉得侦破片、警匪片、间谍片、推理片等也属于‘法制片’的范畴。

这样，‘法制片’就成了一个以题材为标准、包容较大的新的类型片。

”此后，法制题材影视作品不断出现。

　　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在文化全球化、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中，国内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法制题材电影，如《马背上的法庭》《法官妈妈》《五颗子弹》《真水无香》等。

这些法制题材电影与20世纪的法制题材影片相比无论在主题内容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有了较大变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80年代法制题材电影特别是警匪片，常以描述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用追杀、武打、爆炸等正反人物外在的暴力行为形成感官刺激，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

那时的影片多停留在对具体法律事件表象的表现上，未能透过其表象去展现法律事件对人们内心世界的冲击，尤其是没有展现人物内心善恶等道德情感体验，人性善恶只是被当成情节符号简单化，缺乏精神内涵，从而使得影片缺少力度，也表达不出深层的思辨意蕴。

比如：

《神秘的大佛》（1980）、《蛇案》（1983）、《港客谋杀案》（1987）等影片就是如此。

与这些影片相比，新世纪以来的法制题材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强调在法制背景下，不同文化、阶层、职业的人或群体的心灵世界及命运际遇以及他们对法律的思考，对正义的态度、情感和价值取向，进而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矛盾、焦点、热点问题，以浓缩在影片中放大的人性善、恶，敲打观众的内心和灵魂，强化法律信仰，增强法治观念。

（更多电影尽在）

　　新世纪以来，反映司法、执法人员工作生活的法制题材电影，如《法官妈妈》（2001年）、《真水无香》（2005年）、《五颗子弹》（2008年）、《警察的承诺》（2009年）等影片，就是通过直白地赞扬主人公的大公无私、履职尽责、坚守诚信来阐释善，歌颂他们“仁”“义”“信”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意识，强调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传达公平、正义的精神力量。

特别是在歌颂法官的电影中，法官是司法权的执行者，对他们道德的褒扬就是对他们职业的肯定。

在这些电影里，我们没有看到西方法律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头戴假发、高高在上的精英式法官，而是看到了亲切、朴实和大公无私、履职尽责的法官形象，他们虽然性别、年龄、地域均不相同，但是他们身上张扬的善，呈现的仁爱却是相同的。

他们在追求严谨的法律思维的同时，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希望。

2005年拍摄的影片《马背上的法庭》中主人公是云南边陲基层法庭的法官老冯，他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用马驮着国徽深入边远乡村开庭，苦口婆心的调解村民纠纷，他们试图在法理与情理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降低农民诉累，弥补风俗习惯与现代法治之间的沟壑。

正如法制题材电影编剧赵冬苓所说，这是他们“努力地在法律和人情之间寻找平衡，用法律以外的方法弥补依法办事可能给农民老庆带来的创伤”。

在这类影片里，塑造的基层法官形象“绝对不是威严，远离大众的”，而是受村民尊重和敬仰的，“能快速地替村民解决纠纷，且纠纷解决的依据，并不特指法律，可以是道德、情理”。

试想，如果把好莱坞经典的法制题材电影《失控的陪审团》（2003年）中的法官移植到这类影片中，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

　　图像转向对新世纪法制题材电影的影响

　　“图像转向”是美国著名图像理论学家W·J·T·米歇尔根据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描述的西方哲学（思想）“语言学转向”提出的。

理查德·罗蒂指出，“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图景关注事物，17～19世纪的哲学图景关注思想，而开化的当代哲学图景关注词语”。

米歇尔则认为现在“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正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里，在公共文化的领域里发生，这次转变称作‘图像转向’”。

他在《图像转向》一文中指出：

“图像转向，它不是回归到天真的模仿、拷贝或再现的对应理论，也不是更新的图像‘在场’的形而上学，它反倒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之间复杂的互动。

”米歇尔的学术观点是后现代视觉图像文化的典型代表。

图像转向构成了一个新思潮以及视觉文化的新方向。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也在《电影美学》中预言：

“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印刷文化。

”中国复旦大学教授、复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建教授在《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一文中说，“现代文化正在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在现代传播科技的作用下……益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特别是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

”图像转向意味着图像研究领域与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

一是针对图像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美术领域，还扩展到了摄影、影视等大众传播领域，而且研究的对象从研究图像意义转向研究生命和欲望，从图像的符号学转向在场和本体论。

二是图像成为一种世界表征，与文字一样涉及创作者、艺术作品、观赏者、语境间的关系，建构新的感观外部世界。

当代中国，图像以感性、直观、迅捷的特性，无中介地进入这个视觉时代的各个文化艺术领域，图像不仅仅是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就是常生活。

法律电影更是以感性、直观的图像展现着真实的法治生活。

那么，图像转向对近十年中国内地法律电影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个转变的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在“图像转向”的文化语境下，新世纪中国法制题材电影产生了一些变化。

一是内容上改变了原来观众对法律语言和行为的静观状态，以对人物内心世界善恶的描述激发观众的情感，增强人们对法律理性的认同。

二是形式上以富于感染力的影像传播法律信息，增进与观众的动态交流互动，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并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法治社会的构建，这是图像转向的必然结果。

这些变化，改变了以前非好即坏的二元思维模式对法律的图解，使感性的图像与理性的法律语言平等相处，相互补充，共同构造法治世界。

在这个法治世界中，法律的理性与电影的感性就像一个杠杆的两端，只要有一个恰当的支点就能支撑这两端达到平衡，把理性的法律语言转变为感性的影像，获得观众喜爱。

而这个支点就是道德。

新世纪以来的法制题材电影以道德设置人物，安排情节，表现善恶的对立和交织，以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深化电影主题，深化人物内心活动，激发审美情感的柔性，弱化法律宣传的刚性，使观众获得对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的认同。

　　除上述特点外，我们还应看到，图像转向在挑战传统语言中心地位的同时，也在颠覆它的生产、流通、消费模式。

新世纪以来，中国法制题材电影不仅在创作（生产）上发生了变化，且在观看方式和习惯（视觉消费）上也发生了变革。

20世纪9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率先尝试制作电视电影，法制题材电视电影应运而生，如《法官老张之审牛记》（2003年）、《刑警张玉贵之队长生活》（2004年）、《牛贵祥告状》（2005年）、《缉毒队》（2007年）、《无法结局》（2008年）等电视电影。

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成为法制题材电影发展的新基地。

它是图像转向冲击下的一种探索，体现了“影视合流、互动、互补的国际化发展方向”。

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电视媒体强调的消遣功能，有可能会导致法制题材电影艺术质量的下降，冲淡观众对法律的敬畏，这是法制题材电影创作者们特别应该注意的。

　　新世纪以来，中国法制题材电影虽然没有好莱坞法制题材电影强烈的思辨特色，也没有花哨技巧和曲折情节，更没有依靠死板的法律概念宣传，而是通过道德主题内容的多元表达，表现人性中善恶道德的交织，通过现实主义等多样的形式表现手法，与观众形成交流、互动，使观众思考和质询法律、道德、公平、正义，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由人的情感牵拉出来实现感性到理性的转换过程，让人们获得审美感受的同时加强对法律的信仰，产生对法律的理性认同。

新世纪以来法制题材电影对人的道德情感表达为今后法制题材电影发展打开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