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能读书笔记A.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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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为什么能读书笔记A

《新加坡为什么能》读书笔记

省委党校2011年第一期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一班

凌志达

（2011年4月）

近日在省委学校学习进修期间认真学习了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所著《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该书分上下两卷，分别探讨了“执政党何以保持活力、廉洁”和“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两个问题。

吕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通过长期入微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精辟的语言，概括了新加坡“积累经年的治国方略”，图文并茂地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展史，治国方略变革、创新史。

读了《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后，对“新加坡为什么能”这一问题有了答案，就源于新加坡政府的政治文明。

吕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精辟的语言、图文并茂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新加坡,一个富于活力的新加坡,一个和谐的新加坡,一个廉政的新加坡,一个法治的新加坡。

在书的上卷“活力篇”中,作者从“理性执政”、“托管执政”、“依法执政”、“为民执政”、“贤能执政”、“强人执政”六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盛不衰并保持活力的原因。

在“廉洁篇”中则从“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四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人民行动党廉政建设的做法和经验。

在下卷里,则从政治、经济、文化、家庭和依法严管五个方面全方位介绍了新加坡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的做法。

一、新加坡能，在于该国治党治国之道。

新加坡是个创造奇迹的国度，是一条快速飞翔着的小龙。

通过吕教授对这“执政党何以保持活力、廉洁”和“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两个问题的剖析，使我了解了新加坡这个国家为什么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安乐、和谐稳定？

答案在于该国的治党治国之道，源于该国廉洁高效、服务民众、以民为本、和谐发展的政治文明。

新加坡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该国一党优势下的多党并存局面、反腐倡廉、发展市场经济，以民为本的政权建设格局，倡导公民道德规范，以法治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等诸多领域，都与中国有相通之处，完全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读了《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上卷，我觉得，新加坡概括一党执政这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活力和廉洁，有两在因素，一是东方的传统，保持着不同于西方的政府观，西方倾向于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而中华文化倾向于把政府看成“必要的善”，即政府主动为老百姓做好事的角色。

二是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

李光耀当年下乡访问民众时或捏起裤子或独自打伞的照片，就能看到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影子。

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保持活力的经验

《新加坡为什么能》此书从保持活力和廉洁方面论述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做法，从理性执政、托管执政、依法执政、为民执政、贤能执政、强人执政等六个方面介绍了由此带来的变通力、稳定力、公信力、代表力等十二个“力”。

（一）理性执政带来的变通力和稳定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立足于实用理性执政，做到关心常理，不拘泥于主义；关心现实生活，不拘泥于经典理论；关心做法上正确，不拘泥于“政治上正确”；关心客观实际，不拘泥干意识形态，从而具有变通力。

立足于渐进理性和实践理性。

学习先进经验从好的目标出发，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而不能机械套用。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渐进理性、实践理性为基础，认为演化而成的制度比设计而成的制度更优秀，注意其在顺其自然中实现稳定，做到在追求发展中保持稳定，在保持稳定中实现发展。

（二）托管执政带来的公信力和代表力。

所谓“托管”执政，是指依照“托管式民主”执掌政权。

吴作栋说，新加坡实行的不是自由放任的民主制度，而是经过调适的民主制度。

这种新加坡式民主叫着“托管式民主”，即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的政治行动的根据。

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

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

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

依照“托管式民主”执掌政权，执政党既需要受到人民委托或授权，也必须代表人民进行管理。

正是立足于“托管”执政，人民行动党通过接受人民委托或依靠人民授权而具有公信力，通过代表人民利益而具有代表力。

同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非常注重为民服务，通过接见民众和访问选民，提高代表力。

定期接见民众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一项例行工作，也是人民行动党切实实行代议政治，通过加强其议员的服务性、亲和性以增进自身代表力的有效方式。

（三）依法执政带来的权威力和法治力。

所谓依法执政，是指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执掌政权。

新加坡在依法执政中，为了维护职位权威，“明确地设下‘超越范围’的记号”；为了维护法理权威，做到“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法定的长官”等，从而带来的权威力。

同时，以“控名责实”为基础，依法治官，不仅打“苍蝇”，而且打“老虎”；大力宣传“李光耀是全球最好诉讼的政治家之一”宣言。

管子云：

“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法与名相提并论，意义相关。

从“正名”的角度理解依法执政，一是依法执政就是“定此名分”，以实现“万事皆归于一，XX皆准于法”，从而具有权威力；二是依法执政就是“控名以责实”，以达到“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罚加乎奸令”，从而具有法治力。

立足于依法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通过维护职位权威、法理权威以“定此名分”，从而具有权威力，通过依法治官和依法治言而“控名以责实”，从而具有法治力。

（四）为民执政带来的扎根力和竞争力。

所谓为民执政，是指为了实现人民利益、满足人民要求而执掌政权。

为民执政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具有密切关系。

西方文化强调民主，其政治理想是人民做主；中华传统高扬民本，其政治理念是为民做主。

民本与民主既相区别，又有联系。

将区别夸大为对抗，将会斩断民主主义的传统资源；从联系发展为会通，就能找到民本主义的现代出路。

仔细分析，民本一词，语出《尚书·五子之歌》：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因此，民本主义就是主张立国安邦必须以民为本的思想。

立足于为民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过程中以依靠人民的“民有”为依据，从而具有扎根力；以服务人民的“民享”为归宿，从而具有竞争力。

（五）贤能执政带来的领导力和更新力。

所谓贤能执政，是指依靠贤能之士执掌政权。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着力倡导“君子执政”、“能人执政”。

其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

人民行动党的观点，与儒家“为政在人”的观念一脉相承。

儒家强调“为政在人”却并不意味为政不必有制，孔子也不忽视制度在政治中的作用，且非以人治代替法治，乃寓人治于法治之中，二者相辅相成。

同样，人民行动党强调贤能执政，也是在重视法治的同时注重人的作用。

立足于贤能执政，人民行动党通过实行精英政治而具有领导力，通过采取退位让贤而具有更新力。

（六）强人执政带来的管制力和约束力。

所谓强人执政，是指依靠强势领袖执掌政权。

现代民主主张人民做主，强人政治往往被视为专制独裁的负面现象；儒家民本强调为民做主，强人领袖往往被奉为拯世济民的正面英雄。

李光耀被世人称为强人。

新加坡人给李光耀冠以强人头衔而对他加以赞颂：

“假如不是在适当的历史实际下出现了一个强人，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假如不是这位强人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僚携手建设国家，不会有今天这个现代化的岛国。

立足于强人执政，人民行动党采取为民做主的方式，从而具有管制力；坚持“负责任”的原则，从而具有约束力。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政党要发展，需要我们有生活、工作、发展的热情，更需要理性，需要我们认真审视昨天、今天、明天，科学对比和借鉴他国发展经验。

十年动乱，我们的党和国家用没有理智的热情，对新中国的发展壮大交了惨痛的学费。

新加坡能做到的，我们就一定能做到，并且做得更好。

三、新加坡能够廉洁的经验

（一）学习摘录。

2011年4月14日，省委副书记、省纪律书记朱明国同志在《南方日报》发表了题为《新加坡为什么能做到廉洁高效？

》一文，现摘录如下：

1.新加坡廉洁高效的奥秘何在？

（1）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保持廉洁的重要渠道，社区基层组织党员风雨无阻、深入群众；国会议员每月至少一次深入选区、接见选民、听取民意。

（2）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公务员行为规范，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

与此同时，强调以法治国，提出反腐败四项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3）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成为反贪先锋。

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

调查局分为两个部门：

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编制。

反贪污调查局秉公执法、有罪必罚。

雷厉风行、精干高效。

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贪污调查局内部管理严厉，对于害群之马绝不袒护姑息。

（4）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乘的制度密网。

一是法律完备，系统性强。

对各级公职人员形成一套严格管理、“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

二是连锁惩罚，警示性强。

假如公务员贪污受贿，就会被判刑坐牢，开除公职，取消养老金，不能再聘用为公务员，连自办企业都不能当董事，同时犯事公务员的直接领导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三是执行严格，约束性强。

如国家发展部前部长郑章远因贪污受到调查指控。

尽管李光耀与其私交深厚，但并未因他“劳苦功高、人才难得”而心慈手软。

（5）高薪为揽贤而非为养廉，打造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

而且，与商界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相比，新加坡公职人员收入并不算高，同时不再享有任何额外待遇。

2.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推进广东反腐倡廉建设。

新加坡与我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特别是在政党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有共通之处，其廉政建设经验值得借鉴。

一是推动党密切联系群众实践方式创新。

要健全服务群众制度、联系群众制度、信访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及时阅处群众来信，注重分析网络舆情。

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二是推进反腐倡廉重大基础性制度建设。

推动尽快出台反腐败国家立法，实现反腐败工作法治化。

修订完善刑事法律，加大对贪污受贿行为的经济处罚力度。

对公职人员来源不明巨额财产，按涉嫌贪污定罪论处。

尽快出台推行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职人员接受礼品制度。

2011年集中精力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统一指导推动各地各部门车改。

三是加快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制度改革。

要提高公务员队伍准入门槛，严格审查道德修养、财务状况和社会关系等。

要继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权改革。

实行用人失察问责制。

加快和扩大“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的范围。

适时组织开展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及买官卖官问题专项治理。

强化对人事任免事项的党内巡视考评力度。

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实行弹性灵活工资制度。

强化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建立一批刚性、管用和可行的制度规范。

四是提高发现腐败概率和打击精准度。

要规范受理申诉或举报程序，对举报的受理、移送、查处、答复等程序以及每个程序的时限作出规定。

成立信访举报咨询委员会，定期听取对不予核查的案件线索的解释和说明。

充分发挥网络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完善网络举报法规制度建设，健全网络举报受理机制，完善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

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实行受贿行贿同罪同罚，加大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

开展对重要岗位和重点人员的廉政风险防范评估管理工作，建立廉政预警机制。

五是建设廉洁、高效、具有完整独立监督系统的反腐败专门机构。

优化机构设置，确保一半以上人员参加办案。

可考虑在整合现有监察、反贪、审计的基础上成立更高规格相对独立的反贪机构。

整合各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形成由同级党委统一领导，同级纪委组织协调，中央、省、市、县（区）四级按干部任免权限行使办案管辖权，分区域、分行业的集中办案工作机制。

坚持在双重领导体制的前提下，强化上级纪委的垂直领导，做到地方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提名，上级党委决定任命。

六是打造廉洁诚信社会文化。

科学制定教育策略方针，深度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培育以诚信、务实、创新、高效等为内核的具有鲜明广东特色的人文精神

（二）新加坡政府廉洁的四大做法。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最为显著特征是一党长期执政，即在多个政党并存竞争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赢得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新加坡政治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廉洁。

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透明度组织每年都定期发表贪污现象指数及全球贪污情况报告，截止到2007年，新加坡连续十三年成为进入该组织的廉洁排行榜首十名的亚洲唯一经济体。

以2007年为例，按满分为10分、最低为0分计算，该组织给新加坡的打分是9.3分，与瑞典并列第四，比排名并列第一的丹麦、芬兰和新西兰仅差0.1分。

新加坡作为以华人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

所谓以德倡廉，是指通过道德教育倡导廉洁之风，树立廉洁意识，从而在思想上抵制、铲除贪污的念头，最终达到使人不想贪的效果。

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廉洁，原因之一是以德倡廉，其具体举措是倡导儒家核心价值，营造廉洁政治文化。

在新加坡，政府非常注重发扬传统人类文化价值，特别倡导儒家核心价值，提倡“忠于国与耻于贪”的儒家道德；强调“置个人利益于社会之上是小人行径”，不是君子执政。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建立清廉和有道德的政府为使命，通过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来维持廉洁正直的品格，通过巩固“人民本来拥有的文化遗产”（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传统“五伦”）、“深化他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儒家“八德”）来维持法律制度的正常运作，通过着力铲除传统中的负面因素（如裙带关系）以实现君子执政。

同时，新加坡政府非常注重廉洁政治文化建设以净化社会环境，从而在一些看似表面的东西也非常认真、非常在意，特意把“白衣白裤”作为人民行动党“党服”，人民行动党总部建筑也非常不明显，就坐落在新樟宜路上段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办公楼时，非常的低调俭朴，使“低调”成为党的行为模式，使廉洁成为党员的生活方式。

吕教授说，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免于贪污的诱惑，即使保持清廉的新加坡及发达国家如美国也不能免疫。

不过，只要国家的核心领导保持清廉，也坚持政府须维持诚实廉正的信念，贪污问题就能受到控制和逐步减少。

新加坡政府和李光耀非常注意领导人的示范作用和榜样力量，要求领导人以身作则，创设廉洁榜样。

当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59年上台时，李光耀等人就有一股建立一个清廉和有道德的政府的使命感。

他们把进行有道德和清廉的领导定为全国选举的核心课题。

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将有道德和清廉相提并论，是因为清廉本身就是有道德的具体表现，有道德则是维持清廉的精神保证。

第二，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

所谓以俸养廉，是指通过给予公职人员较为丰厚的薪金，能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最终达到使人不必贪的效果。

为做到高薪养廉，新加坡政府通过给予公职人员较为丰厚的薪金，从而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

其方式是“根据市场的做法，建立一个诚实、公开、可以辩护及行得通的制度”。

首先，确立诚实态度：

（1）诚实看待人性，既看到人是“社会人”，也看到人是“经济人”；

（2）诚实看待时代变化，强调为国牺牲的精神必须以现在新加坡的现实环境来看待；（3）诚实看待政治，既看到政治是让人献身的事业，也看到政治是养家糊口的职业；（4）诚实看待收入差距，强调机会平等，而非结果绝对平等。

其次，根据市场做法，“以市场力量来决定收入”：

（1）根据能力、贡献等人才的价值确定薪金。

（2）根据政治人才的供求状况确定薪金。

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观点是，当总理薪金不能吸引到最适合担任总理的人才来担任总理的话，那么，就应该增加总理薪金，直到这一薪金能够吸引到最适合担任新加坡总理的人才来担任总理。

（3）根据产出（收益）确定投入（薪金）。

最后，建立行得通的制度，对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制定了如下方程式：

（1）政府根据私人企业中六个专业的收入，为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制订两个薪金标准；

（2）所选定的六个专业是：

银行家、会计师、工程师、律师、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执行人员。

（3）第一个薪金标准：

特级一，是为部长和特级公务员而设。

其方程式是从上述六个专业中，各选出最高薪的四人，然后以他们的平均主要收入的三分之二，作为这一级的薪金标准。

（4）第二个薪金标准：

超级G，是为刚升上超级薪金制的公务员而设。

政府将从年龄在32岁而又从事上述六个专业的人中，各选出收入排名在第15位者，然后以他们的平均主要收入作为标准。

《世界联系》调查组1996年对世界各国高级公共服务人员年薪的调查显示，新加坡政府首长的年薪为812858美元，是调查中排名第二的日本政府首长年薪（395049美元）的2倍有余，是美国政府首长年薪（200，000美元）的4倍，是英国政府首长年薪（129，189美元）的6倍有余，是俄罗斯政府首长年薪（3，275美元）的242倍。

新加坡政府首长年薪比本国制造业雇员平均年薪多56倍，等于本国总裁平均年薪的2倍。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养贤、养廉也需要提升层次，加大投入。

正如一位人民行动党议员所说的那样，现在的新加坡，已经超越了“高薪养贤”的时代，进入到“高薪抢贤”的时代。

为此，行动党政府进一步采取增加高级公职人员薪金的举措。

2007年4月，新加坡国会又为超级公务员和政治职务的薪金调整展开辩论，政府拟增加总统、总理、国务资政、内阁资政、副总理、部长、高级行政官、国会议员等职务的薪金。

高薪厚禄并非养贤、养廉的充分条件，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必须辅之以配套的其他制度才能保证政府的廉能。

一定程度的高薪厚禄是养贤、养廉的必要条件，因为悬之于头顶的境界并不是践之于足下的现实；相反，必须立足现实，才能不断提拔人生的境界。

目前，相当多数中国人对“高薪养贤，厚禄养廉”的说法或做法也许难以接受，但是，李光耀的如下评论值得中国人深思：

“中国领导人希望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他们又很明白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实施法治所需的体制结构，不可能在道德真空里凭空建立起来。

他们重新提倡群众的儒学教育，为重塑党内成员而展开‘三讲’运动：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只不过官员的工资低得离谱，现有的工资水平一日不调整，就是再多的严刑峻法，哪怕是终身徒刑或死刑，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实践证明，“高薪养贤，厚禄养廉”的制度有利于新加坡公共部门和内阁争取和保留到好人才，并保证政府保持高程度的廉洁诚实和高水准的能力。

新加坡实行的“高薪养贤、厚禄养廉”制度，就是“根据市场的做法”而建立的一种“诚实、公开、可以辩护及行得通”的薪金制度。

第三，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

所谓以规固廉，是指通过严密的规定减少腐败机会，实现防患未然，堵塞贪污漏洞，以及通过实行民选总统制而建立一定程度的权力制衡，最终达到使人不能贪的效果。

为了使人不能贪，新加坡通过严密的规定，减少或杜绝腐败机会。

其做法是：

（1）增加权力之间摩擦。

如实行双重检查制度，确保一个官员的决定必须由另一个官员审查或监督。

（2）减少权力运作黑幕。

如规定一切有关政府官员的权力的工作条例力求简单明了。

这样一来，任何违反条例的行为都很容易引起怀疑或招来投诉；在颁发许可证等方面，改进烦琐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3）减少自行处理权力。

如在批准发给执照或许可证方面，要尽量减少政府官员的自行处理权。

（4）减少公共权力涉足。

如规定总统和内阁成员不得担任任何营利性职位，不得从事商业活动。

（5）减少势力网、关系网。

如规定公务员必须定期和制度化地从一个职位轮换到另一个职位，确保某一公务员或公务员团体在一个单位不存留太长时间。

（6）实现防患未然。

如规定公务员不得向下属或受职权管辖者及有公务往来者借钱，不得贷款收息；对初任人员须要求其以书面叙明是否有债务困扰，如有则须说明其债务情形；向亲友借钱，不得超过本人三个月工资的总和。

同时，新加坡政府实行权力制衡，推行民选总统制度，做到扩大民选总统的职权，让总统有权制约内阁；充分发挥民选总统的作用，为国家安装一个安全锁头。

第四，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

所谓以法保廉，是指通过立法严明、执法严厉以及能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反贪机构，为政府廉洁提供保障，最终达到使人不敢贪的效果。

李光耀指出：

“一个以总统为首，效力高超，阵容浩大而无论官职多高，都有权力对任何人进行调查，然后将有关人士提控和定罪的反贪污部门，当会创造奇迹。

取缔贪污的法律应该收紧，把举证责任转移到财富过多，与人息不符者身上。

只要把两三个高官绳之以法，便足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这是新加坡的经验。

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就是由总理亲自掌管。

”李光耀所谓的“新加坡的经验”，一是指铁腕护法的“反贪污部门”，二是指严明、严厉的取缔贪污的法律”。

在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是该国反贪污的专门机关，该局直接听从总理（或总统）调度，且权力广泛，拥有逮捕权、调查权、搜查权、获取财产情报权、不明财产检查权。

他们的工作方式高效，举报即立案、风闻即出击，他们的作风鲜明，做到铁面无私、、迅速、透明。

同时，新加坡以立法严明、执法严厉著称于世。

新加坡法律规定，，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或其在某财产里占有的利益，如果与该人已知的收入来源不相符合，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的解释时，即被视为贪污所得，从而使得各种隐形的腐败行为都会受到惩罚，且执法严厉，做到有罪必惩，轻罪重惩。

新加坡执法的严苛当以“鞭刑”最为以严酷闻名，鞭刑是强制刑（必判鞭刑，不能减免），至今适用鞭刑的罪行的名单还在延长，其中既包括强奸、抢劫、贩毒等重罪也包括较轻的罪行如非法拥有武器（长刀、匕首等都算）、涂鸦（包括在墙上喷涂油漆或者重犯在墙上张贴广告、海报）等。

1994年，正是因为新加坡人要对一位美国青年执行鞭刑，才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国际风波。

美国青年麦克·费伊在新加坡的大街墙壁上喷漆，触犯了法律，不但罚款，而且还要遭受鞭刑，这事传到美国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新加坡政府实施暴政，甚至连美国总统也惊动了。

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屁股，克林顿写信给新加坡领导人请求赦免，但是新加坡政府不为所动，美国公民照样挨了鞭子。

而且不论鞭刑这种刑法是否可取，新加坡执法严明的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在执法严明的同时加强对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到处张贴着警示与刑法的标志，新加坡的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违法了会怎样的法制思想。

这也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鞭刑效应”，同时，新加坡的法律与认真执行也成为一种“新加坡执法效应”闻名世界。

设立鞭刑的目的不在于执行，而是为了杜绝不履行公民法律的行为，认真执行也是为了公平，维护法律的至高地位。

四、新加坡构建和谐社会之道

新加坡是一个自然资源匮泛的弹丸小国，如何实现它的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廉洁高效、民族和睦共处、社会稳定和谐、花园式城市建设、“最适宜居住和工作的国家”的，读了《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觉得在于其注重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

其主要经验有：

（一）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和谐共处的多元种族社会。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在700平方公里的岛国上，共有不到400万的本国公民和永久性居民，其中华族人占了70％以上，马来族人占不到20％，印度族人占到8％，其他种族占近2％。

新加坡还是一个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家，在新加坡，华人和斯里兰卡人多信奉佛教，马来人和巴基斯坦人多信奉伊斯兰教，印度人多信奉印度教，还有人信奉基督教。

为了构建和谐共处的多元种族社会，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一是政府在语言使用的规定上十分谨慎，规定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印度族人使用的淡M尔语同为“官方语言”，其中，国语为马来语，行政用语为英语。

政府没有把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华人的华语作为国语，是为了在国民心目中强化新加坡“独立国家”的概念，不把华语称为“汉语”，更不称为“中文”，即客观地表达了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