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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
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
王雨辰
2012-07-1614:
16:
57 来源：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6期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不应直接借用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应该借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立足于捍卫自身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厘清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从“全球”和“地方”两个层面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立场和内涵。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最初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研究，并逐渐成为一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对象。
西方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流派众多，但在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上，总的看主要可划分为“以重建人类生态价值观”和“以制度批判为基础”两种思维路向。
在当前生态危机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如何批判地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建立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
一
以重建人类生态价值观为主导的思维路向思考当代生态危机及其生态治理，形成了“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他们在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中处于主导地位。
虽然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存在着分歧和对立，但是他们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上具有一致性。
具体地说：
第一，他们都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危机，区别只在于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做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强调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则只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问题，强调人类的利益是生态运动得以维系的内在动力和基础，进而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主张抛弃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所主张的应该满足人的“感性需求”，代之以应该满足人的“理性需求”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可以避免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
虽然他们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秉承的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决定论，不懂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变革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
第二，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不是从辩证思维出发，而是形而上学地在二者之间各执一端，所不同的只是生态中心论的落脚点在“自然”，人类中心论的落脚点在“人类”，其共同缺陷在于不懂得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性质，不懂得要解决生态问题不能仅仅从价值观的视角入手，“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因此，切断了社会理论对人类和自然关系反应的真正联系”[1]22。
因而无法立足于人类实践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来看待和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结果当然是无法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第三，在解决生态问题的价值立场上，他们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由于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脱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考察生态问题，而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价值观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发展同当代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无法厘清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关系，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辩护的作用。
作为西方绿色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积极意义在于：
它阐明了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
但是由于其理论自身的缺陷和价值立场的局限，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治理不能直接借用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应当从捍卫自身的环境权利和发展权利出发，科学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建立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生态文明理论。
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对于如何建立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制度批判”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这里所说的“制度批判”，是指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
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及其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并必然导致技术的非理性使用。
由此他们围绕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以资本为基础的价值观与生态危机、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最终形成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内在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
“制度批判”之所以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当代生态问题。
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不懂得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他们所说的“自然”要么是人类实践活动之外的“荒野”，进而把环境保护同人类生存的权利对立起来；要么所说的“自然”依然是受资本和技术理性控制的，不懂得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仅仅依靠抽象的道德说教，要使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优势正在于始终“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
……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1]22。
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上，就要求立足于从历史和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历史主义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探讨当代生态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途径。
正是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底蕴，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制度批判”作为其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其他绿色思潮，也成为我们在当前思考如何建立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内在统一的角度来思考当代生态问题的。
从其制度维度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不在于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满足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要，而在于生产商品的交换价值，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
这决定了虽然“自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却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归宿，并最终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同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是因为：
一方面，资本基于利润动机不仅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遵循着以“核算和效率”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性运行，并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
经济理性是一种只关心投入产出的工具理性，它所追求的“生产得越多越好”的价值观，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单化为利用与被利用、控制与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
由于以经济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的发展周期和自然运行的周期之间具有不一致性，这就必然引发人和自然关系的不断紧张，既破坏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生态环境，同时又通过资本的不断扩张把生态问题输出给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特点是通过大量投入资源和人力，通过技术革新缩短生产周期，这就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快速耗费。
而资本为了规避和抵消投资风险，总是倾向于短期投资，而环境保护和环境恢复往往需要长时段的规划，“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2]4。
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理论命题，而且认为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
从其哲学价值观的维度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指出所谓“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西方中心论所谓的“动物道德”必然会导致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又批评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仅会导致将“自然”仅仅看做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性存在，而且也必然导致技术运用的异化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
在此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解释。
在他们看来，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这是因为“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行为，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3]341。
只不过这里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其特殊的内涵，具体而言，其一，和建立在资本基础上，服从资本利润动机和物欲至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3]341。
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虽然也强调“以人为本”，但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是指生产应当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特别是以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为本。
“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
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
”[2]42
从其政治维度看，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如何最终解决生态危机这一问题的探讨上。
他们不同意西方绿色思潮所主张的在不改变现行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前提下，通过社区生态自治来解决生态问题的观点，强调地方性的生态问题都是与资本的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只有把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权力关系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结合起来才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这就要求把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反对资本的统一战线，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他们所主张的以“制度批判”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当前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的实质，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当代全球治理中应秉承的价值立场，建立以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为宗旨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
在当前全球生态治理的争论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把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而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它所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由于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在价值立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理论上的抽象文化决定论的缺陷，决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生态治理中不应照抄照搬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应当借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在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厘清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上，建构与自身发展利益相一致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
事实上，无论是从生态问题产生的历史看，还是从当代生态危机的现实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的全球化以及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利关系，才是生态危机产生和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与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展开是同一历史过程。
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核心是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它使得人们把自然看做是服从和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客体，并强调通过技术这一中介，人类就可以控制和利用自然，实现社会进步。
现代性价值体系与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对自然掠夺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
同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与发展又是同资本对落后的国家的殖民掠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通过殖民掠夺不仅获取廉价的自然资源，而且为其工业生产不断开辟世界市场。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过精彩的评论。
在他们看来，资本的殖民扩张不仅开拓了世界市场，获取了工业生产的原材料，而且也摧毁了被殖民国家民族工业的基础和社会关系，从而使其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为资本所控制。
可以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正是以落后的被殖民国家自然资源被掠夺为代价的，最终结果既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态问题，同时也造成了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资本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推行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全球化运动，进一步控制和剥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底端，其工业生产主要是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本利用它所控制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一步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资本还把污染性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并在国际贸易中制定了各种绿色贸易壁垒以维系资本的既得利益，因此，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及其所控制的全球权力关系。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可以说对发展中国家欠下了大量的“生态债务”，即发达国家“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破坏环境、占有环境剩余空间来堆积废物由此而累计的债务”[4]117。
但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发达国家不仅拒绝在当前的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反而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的是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之下。
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透过西方生态话语背后所标榜的“人类普遍利益”，把握当代全球生态治理背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矛盾，以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环境权为立足点，遵循“有差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建立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生态文明理论。
具体地说，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治理应该从全球和民族国家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从全球层面上讲，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治理应当基于人类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承担其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由于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资产阶级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发展中国家本身就属于生态危机的受害者，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当代全球生态治理的过程中，就必须厘清其权利、责任和义务，遵循“有差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参与到全球生态治理中，促进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地分配和使用，实现环境正义。
第二，从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讲，发展中国家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既要捍卫民族国家自身发展和自主支配自身环境的权利，同时又要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避免工业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生态治理的任务决定了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全球”和“地方”两个层面。
这是因为：
第一，全球化运动使人类的共同利益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它一方面使任何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特点，人类的共同利益正在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全球化在给民族国家现代化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像生态问题这样的富有挑战性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单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单独面对和解决好这些全球性问题，这客观上要求各民族国家的广泛参与和合作。
具体到当代全球生态治理，各民族国家必须具备全球责任意识，承担各自应当承受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全球化运动的内在矛盾又使民族国家的利益矛盾冲突呈现出日益突出的特点，这又要求在处理当代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地方层面”，尊重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的权利。
当代全球化运动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他们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控制着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掌握着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游戏规则，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工业产品和文化价值观念，这必然会引发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并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文化价值冲突，从而凸显民族国家对自身利益的价值诉求，这也决定了当代全球生态治理必须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尊重民族国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自由支配其自身自然资源的权利。
第三，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并非是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所说的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危机，因此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不可能依靠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来予以解决。
事实上，生态危机的本质并不是单纯反映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它更反映了人和人之间在生态资源上的利益矛盾关系，也就是说，它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要合理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调适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当前人类的共同利益虽然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但是在民族国家利益冲突依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矛盾的前提下，奢谈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最终也必然会落空，这也决定了“地方层面”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治理不可或缺的维度。
立足于“全球”和“地方”两个层面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治理既体现了人类应当承担的全球责任，也反映了生态治理过程中对人们的利益关系的协调。
立足于“全球”和“地方”这两个层面，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该区分为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和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理论两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
虽然他们的共同目的都在于超越工业文明，并通过转换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来建设生态文明，但是它们却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目标、职能和作用方式。
具体地说：
第一，从二者的价值指向和价值目标上看，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是以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实现从关注“人类个体”的利益向关注“人类自我”和“地球生态自我”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实现过程既是伴随着人类共同利益和普遍利益日益增多和真正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自身在生态价值观上道德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
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关注的则主要是民族国家和地区在生态资源上的公平分配和使用的过程，它一方面要求捍卫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权和环境权，要求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彼此尊重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自由选择的权利，彼此尊重自主支配自身生态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求民族国家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
对此，联合国于1972年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强调：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并且有责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以外地区的环境。
”[5]6这实际上已经明确规定了各民族国家的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
第二，从二者的职能和作用方式看，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职能主要在于关注人类生态价值观的提升和根本变革，它主要通过生态价值观的教育和生态价值观的建设，着力使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消费观和幸福观，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的自觉，进而将这种生态意识内化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信念，为实现人类个体生活方式的变革提供价值指导。
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职能主要在于为制定严格规范人类实践行为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规提供理论基础，目的在于捍卫民族国家和人类个体的生态利益，核心在于实现全球和地区两个不同层面的“环境正义”。
从全球层面的环境正义看，主要是要在区分和规范不同国家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不同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合理协调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维护民族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
从二者的作用方式看，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理论主要以非强制性和倡导的方式发挥作用，它主要是通过生态道德教育来强化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自觉，使人们自觉规范自身的实践行为。
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主要以强制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它标识的是人类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应当遵循的底线规则。
因此，它主要是通过生态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实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合理公正地分配和使用生态资源。
作为境界论和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理论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它决定了我们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理解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第一，生态问题与生态治理事关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治理属于全球生态治理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在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应当积极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人类共同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发展，以及资本的殖民掠夺和资本的全球化。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承担的应该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差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不能以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抽象地谈论所谓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理应在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补偿的基础上，参与到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治理必须立足于捍卫自身的发展权、环境权与承担全球环境责任二者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并以此作为制定环境政策的根据。
西方的生态文明理论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片面强调后者，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应有的生态权利，单纯强调通过重塑人类的生态价值观来解决生态危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不仅不愿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反而把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以维护其既得利益。
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两个维度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应当坚持发展、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辩证统一，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与之相对应的环境政策。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建设生态文明和促进经济发展二者的统一，是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使命和归宿，也是它区别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根本之处。
西方生态中心论不仅反对技术革新和技术的运用，而且认为只有实现经济零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不懂得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就无法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和贫困问题，人们就只能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求得生存。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看做是全球生态环境的威胁，实际上是力图使发展中国家永远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剥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权利。
在当前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中，出现了把生态文明建设同追求GDP增长对立起来的倾向，认为追求GDP增长就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这实际上是没有理解生态文明的特质。
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它不仅建立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而且它主要强调的是发展价值观、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从发展价值观的转变看，工业文明追求的是物的增长和对自然的控制与利用。
生态文明不仅强调发展应当以人为本，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物质文明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而且，生态文明不是建立在社会一自然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上，而是立足于整体论思维，强调人类同自然的共同进步与和谐发展。
从发展方式的转变看，工业文明主要是通过投入人力和不可再生资源获得经济增长。
生态文明更加依赖于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可再生资源的投入，是一种追求生态环境和谐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
从生活方式看，工业文明追求的是高生产、高消费，把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当做人们获得满足和幸福的唯一方式。
生态文明则要求应当把工业生产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为人们实现多种满足形式提供前提，主张人们应当到多样化和创造性的活动中获得满足和幸福。
因此，生态文明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不是对立的关系，恰恰相反，它们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相对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特别之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是它更加关注运用与生态环境和谐一致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坚决摈弃那种通过控制和剥削自然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
其二是生态文明不像工业文明那样，让经济增长屈从于满足人的非理性欲望，从而丧失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而是把经济增长同人性的提升、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旨在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解与和谐。
【参考文献】
[1]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
上海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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