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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

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

从中国历史看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成功

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

凤凰财经讯 ,林毅夫、张维迎、黄有光等国内外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及几十位教授学者齐聚上海,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探讨经济学专业领域的市场、产业与分工,同时,分析中国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

研讨会上,张维迎发表了题为“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的演讲,张维迎强调在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只有企业家能够发现不均衡,并创造不均衡。

企业家通过创新,创造分工,分工扩大了市场规模,最终使社会财富增加。

“中国现在说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我们人类欲望都饱和了。

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仍然没有把新增的财富变成新增的市场,还聚焦在原来的市场上面从事经营活动。

”张维迎认为产能过剩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缺乏创新精神。

张维迎提到很多人相信产业政策,但他对产业政策一直持怀疑态度,从中国历史看,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成功。

那么,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应该做什么?

怎么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性?

张维迎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话:

“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张维迎认为,从推动创新发展来讲,政府永远是无能为力的。

那政府干什么?

政府就是就是怎么提供有效产权保护、提供一个法治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自由。

如果一开始就否定人们拥有自由,不能提供私有产权保护,那我想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尽管他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

以下是发言实录:

张维迎:

我1982年认识小凯,当时在西安开全国计量经济学会,他在会上讲他的分工理论,这给我印象很深。

跟小凯交往之后,他对我后来的学术影响也很大,他把科斯的企业理论介绍给我,我组织翻译成中文,第一次发表。

还有很多新的理论,也是通过他才了解的,学到的。

下面我讲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或者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

亚当·斯密理论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市场如何协调人的经济行为,使得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变成社会财富的增长力。

第二个就是分工,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后来经济学家放弃了第二个方面,专注于第一方面,就变成了我们市场均衡理论。

我理解这就是毅夫刚才讲的主流经济学。

但是后来经济学家这么处理市场的时候,他们理解这个市场,或者我们主流经济学理解市场,和亚当.斯密理解的市场不完全一样。

因为亚当.斯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的。

亚当.斯密的书的第一章讲的就是分工。

后来主流经济学也在思考增长,所以我们就叫新古典增长模式,就是从要素的增长看GDP或者财富的增长。

就是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外生的进步还是内生的进步,本质上都可以理解为是新古典的增长模式。

这个模式,我想只是一个数量的堆积,本身没有结构,没有机制,就是这个资本怎么积累的。

当然,我相信这对二战之后各国采取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就是人均生产率的提高,要靠资本的积累,这靠个人做不成,要有国家的力量进行积累。

这是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战略。

斯密的增长模式很简单。

也就是国家的财富怎么增加,斯密答案很简单,就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个人单位生产时间生产出更多东西,而这个靠什么?

靠创新和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怎么来?

就来自分工。

小凯大量的工作在集中研究分工,怎么导致生产的提高。

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

分工又是靠什么呢?

这就是市场,要市场达到一定规模。

我们一般讲市场规模,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内需。

市场规模跟收入有关,跟人口可能也有关,但首先必须是市场。

这是亚当·斯密的一个核心观点。

倒过来讲,如果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细。

当然,这个观点我想不是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

最早中国的荀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西方赛诺芬的经济学也特别强调,市场规模怎么能够导致分工细化。

很简单,比如说在一个村庄中,不可能有任何的专业人员,但是如果好多村并在一块儿交易,那就可以出现分工。

我们中国来讲,我在农村时很多村子才有一个铁匠、木匠,这样才能养活他。

资产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创新就越快,技术进步、创新越快;经济发展就越快,财富增加了,又变成新的市场。

这样形成经济发展的正循环。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思想本身是怎么出现的?

分工是如何形成的?

怎么就突然之间从没有分工变得有分工了?

特别是近代,分工如此之细,没有一个产品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生产的。

哪怕这样一个讲义,都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生产的,是全世界合作的结果。

这是怎么出现的?

创新是怎么来的?

我们生产率提高,要创新,创新怎么来的?

亚当.斯密讲的是不明确的,没有答案的。

这个答案在哪里呢?

就是一百年多前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在之前,比如萨伊的书里就很注重,但是真正把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那就是熊彼特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

这样的话,熊彼特的思想嵌入亚当·斯密刚才讲的这样一个大循环里,放在这个中间,这个中间意思是什么?

资产怎么出现?

资产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靠企业家发现的。

企业家做的事不是说有一个市场,我满足他。

这个市场根本没有的。

比如我们现在微信,原来没有,他就是企业家发现的。

所有的这两百年出现的市场,原来都不存在。

比如方便面,没有市场,就是企业家创造的。

所以企业家首先要创造市场,要发现这个市场。

分工怎么形成的?

分工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我找工作,就有这个分工,分工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比如软件,现在是很重要的产业,软件就是比尔.盖茨创造的。

在比尔.盖茨之前,没有软件。

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企业家创造的。

如果没有企业家,分工本身不会出现。

创新,就更不要讲了,熊彼特主要强调企业创新,每个创新,都是企业家做出来的。

而且创新跟分工之间有相互关系。

没有创新,分工就不可能。

比如方便面,没有方便面机器的创造,就不可能有方便面市场。

因为按照我们过去的手工擀面,我认为是不可能养活得起这样一个产业的。

只有出现了机器擀面,机器压面机之后,方便面才可以大量生产,才会有市场。

所以这两个箭头,应该是相互的。

创新影响分工,分工再影响市场。

技术进步,分工以后,导致劳动生产的提高,我们知道财富就增加了,每个人工作时间更少了,财富更多了。

但这个财富本身,我非常同意刚才林毅夫讲的结构的变化,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一定造成结构的变化。

我原来吃一斤粮食,以后吃两斤,一百斤,不可能,会在种类和结构上有变化。

但是这个结构的变化,财富怎么变成市场?

仍然是企业家产生的。

中国现在说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我们人类欲望都饱和了。

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仍然没有把新增的财富变成新增的市场,还聚焦在原来的市场上面从事经营活动,那就出问题了,全世界都有这个过程。

回到黄有光教授讲的,小凯讲分工,我想小凯有一个问题,他总是想着把他的分工理论纳入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我们不仅市场在协调这个分工,其实企业家本身就是一个分工的协调机制。

一个人选择生产衣服还是生产粮食的时候,这个人都在考虑别人在干什么,绝对不会说闭一只眼睛随便选择生产衣服还是生产粮食。

企业家不是马克思描述成盲目的,没有任何计划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计划,每个人都有计划,但有一些人计划得好一点,有一些人计划得不好一点。

我觉得要谈协调,一定离不开企业家,如果离开企业家谈协调,就不是现实的经济真正的协调。

我再强调一下,企业家每做一件事都是有计划的,也许他判断会失误,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他协调功能的来源。

但是我查了小凯的两本书,索引里面没有“企业家”三个字,但是正文里面有一些提到。

我的意思是说,他对分工的认识非常的充分,但是对企业家功能的认识不够充分。

企业家做什么?

我总结两件事,第一发现不均衡,发现不均衡是我们讲的套利,按照经济学家讲的,均衡是没有利润的,只有不均衡才有利润,企业家发现这个赚钱的机会,不断的发现不均衡,慢慢走向均衡,再创造出不均衡。

比如说当年电脑市场都均衡了,当年电脑公司赚钱是什么?

赚的是搬运工的钱。

卖一台电脑,赚的钱没有卖天津煎饼赚得多。

但这时候出现了苹果,乔布斯就打破了局面,生产出平板电脑,完全打破了这个局面,这是企业家,或者从熊彼特来讲,更重要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在传统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概念里面重要的,就是协调,就是怎么发现不均衡。

熊彼特,创新了这个理论,企业家打破了不均衡比发现不均衡更为重要。

现实当中这两个经常搅在一起,没有办法严格区分。

熊彼特关于创新讲了一些什么?

其实这个讲的都是发现,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其实大家都是结构的变化。

新的材料都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甚至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业模式带来的都是结构的变化,这是创新的含义。

再进一步我们说创新,这个结构怎么变化?

这个新产品怎么出现?

最初就是某些人脑子里面的想法而已,而且这个想法大部分人是根本不认同的,这怎么可能赚钱呢。

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我们叫做企业家的人,这个想法变成消费者愿意买单。

1921年弗兰克·奈特有一个书里面讲,谁在预测消费者的需求,不是消费者自己,而是生产者,也就是企业家。

我们有大量的例子可以来说明这一点,每一种新产品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认同的人都很少。

黄有光教授刚才讲金融的重要性,你在别人不愿意买单的时候,你相信他未来会买单,你会先垫钱,这个时候金融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举一个例子,联邦快递这个想法是史密斯在耶鲁上学时一个本科生的论文,这个论文的得分是C,C是刚及格,60分。

但就是这个C的论文最后变成了联邦快递公司。

所以我要强调这一点。

企业家不断的发现、预测这些新的东西。

我们说200年前,人类所有使用的产品,按照现在零售商统计是10的2—3次方,现在是10的8—10次方,我们今天使用的大部分产品,30年前都不会想到的,200年前我们更想不到。

200年前如果谁预测人类农村劳动力降到10%、1%以下,那么这些人干什么?

吃什么?

不会想象到的。

但企业家不断把这个次方往上加,出现了我们整个200年的经济发展。

我要稍微强调一下弗兰克·奈特提到的,企业家在发现市场,创造一个新的分工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传统讲的Risk,而是uncertainty,这是弗兰克·奈特将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现在我们经济学家讲到Risk和uncertainty仍然不加区分。

企业当中这个uncertainty和Risk不一样的,Risk是有可以量化的,尽管是一个概率。

这个uncertainty是不可量化的,没有分布、没有概率分布的,没有任何统计或者概念。

比如说硬币,我们知道50%是正面、反面,或者我们大量的统计可以得出一个规律来,所有的uncertainty意味着没有这样的,你不可能靠过去的样本指导未来。

40年前任何的统计没有办法告诉比尔盖茨未来软件产业怎么发展。

100多年前任何统计不可能告诉你汽车会怎么发展。

同样我们说今天也没有任何统计能够预测我们未来有哪些产业,这就是企业家的伟大之处。

弗兰克·奈特研究说一般人最初处理的是什么?

是Risk。

保险公司为什么存在?

就是减少Risk。

但是只有企业家能够面对这个uncertainty,就是靠人的一种想象力。

企业家要判断未来,就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是一种自信。

就是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他可以发现商机,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我在这里强调,当时和小凯交流,小凯提出企业家的功能服务不能直接定价,所以要企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

为什么不能定价?

就是一个想法没有办法用统计验证的。

如果人家相信了你以后,你就没有办法赚钱。

不相信,你也没有办法赚钱,所以自己操手来做,做出一个东西,最后有人买单,你就赚钱了。

当然了,所有企业家的预测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你可能完全预测是失误的,谷歌背后死了一大批企业,这就是说你有很大的这种持之以恒,跟一般人不一样,企业家可能不是一般人。

现在好多人提大数据,你看每个消费的信息全都有,不需要抽样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大数据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大数据不可能创造你需要的东西。

凡是能够用大数据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企业家关心的问题。

这一点非常重要。

企业家能不能数学化?

这是最难的。

我现在持悲观的态度。

包括鲍莫尔,试图模型化企业家,他90多岁了,仍然在做这个工作,但是根据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人类有这样一种精神,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但是人类没有办法真正把它模型化。

一旦这精神都可以模型化,这种精神已经毫不重要了。

因为他就变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了。

如果我前面讲的有道理,那企业家本身,人类从古到今都有这个精神的。

司马迁《货殖列传》就举了30多个企业家的例子,当然他们都是套利的企业家,像子贡等。

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这些人出现?

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三点。

第一个,自由。

人要有自由,没有那么多框框。

但是人在地上走的时候,怀特兄弟在想,怎么飞上去。

而大部分人都是循规蹈矩的。

所以必须心灵是完全自由的。

如果心灵不自由,很难想象会出现特别伟大的企业家。

第二,预期稳定。

企业家创新需要时间,没有一个创新像套利一样,今天晚上买,第二天早上就卖,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如果不能预期到未来成功以后享受成果,不会做创新的。

第三,就是产权保护。

没有私有产权保护,可能不会出现创新性的企业家,但是我相信会出现一批套利性的企业家。

比如以前农村农民工社时期,头一天晚上天黑了,偷偷买一点东西,第二天晚上卖了,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交易完成了。

但是创新不可能偷偷摸摸完成,因为不确定性非常大。

亚当.斯密讲,“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就是你有了这些东西,有了和平、司法制度,税收不要太高,有企业家精神的那些人就会出来,他会发现市场、进行分工、创造技术。

最后一点,就是产业政策。

现在很多人相信产业政策。

我一直对产业政策有怀疑。

为什么呢?

产业政策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就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

这个假设,我觉得完全不成立。

中国历史看,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成功。

当然政府有一些东西,发达国家有一些很成熟的东西,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嘛,学人家一点,像炼钢、造船早期人家都是很成熟的产业。

中国不能老是停在发展中国家,不能总是靠拷贝、山寨别人的去发展。

最典型的,我们看过去几年光伏产业,光伏是企业家发现的一个产业。

政府一旦认定这个产业好,就大规模的扶持,结果搞得一塌糊涂。

如果政府不扶持,有些企业活了,有些死了,这个产业就比较健康。

从推动创新发展来讲,政府永远是无能为力的。

那政府干什么?

政府就是就是怎么提供有效产权保护、提供一个法治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自由。

如果一开始就否定人们拥有自由,不能提供私有产权保护,那我想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尽管他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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