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已逝怎样安慰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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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已逝怎样安慰人

逝者已逝怎样安慰人

迄今为止,日本大地震已造成近20000人遇难和失踪,现在我们不得不将这些失踪者作为遇难者来考虑。

日本大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居日本战后之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和浩劫。

而这场浩劫中逝去的生命又是由谁来逐一确认,逐一查点的呢?

人的生命不能被轻易判断为“死亡”,必须要经过医师的死亡验证。

反过来说,地震过后,医生们即使有千万个不情愿,也不得不面对众多生命的逝去。

如今,那段特殊的经历给他们原有的人生态度和想法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高桥润也（41岁）在仙台市经营一家牙科诊所。

他从未参加过志愿者活动。

如果没有此次大地震,他也许会在仙台郊外的自家诊所干一辈子,不用愁无人问诊,成为一名人缘、口碑都很好的牙医。

高桥的老家位于宫城县气仙沼市,他妻子的老家则在宫城�女川町。

去年3月11日地震时,他正为病人诊疗。

高桥的诊所虽在地震中损失不大,但地震过后的几天内,打往气仙沼和女川町的电话都无法接通。

庆幸的是地震过后,高桥的家人都平安无事,但亲友中有人不幸丧生。

当时,高桥有一个想法涌上心头,他希望能为灾区尽一份力。

由于灾区还没有恢复通讯,他直接去了宫城县医师会,主动提出帮忙验尸。

对高桥来说,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就从未接触过尸体。

即便如此,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随后,他被派往妻子的老家――女川町担负这一重任。

女川町约有一万人口,位于狭窄湾岸的深处,是当地有名的渔业之乡。

3月11日,高达15米的巨浪铺天盖地地袭来,900余名居民因此丧生。

位于小山丘上的女川体育馆成为暂时安放遇难者遗体的场地。

3月20日、21日那两天,高桥在这里开始了他的验尸“工作”。

遗体由大型卡车或垃圾回收车从四面八方运至现场。

抵达现场后,遗体先由警方通过死者随身物品初步验明其身份,然后由医师判定其生死,而牙医则担任最后的检验工作。

一批批的遗体被简单地包裹在毛毯或塑胶袋内,接连不断地放置在高桥跟前。

对于高桥来说,刚开始检验就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是一名3岁女童的遗体。

高桥身为人父,面对眼前这一幕,他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

女童死亡已近10天,由于天气较冷,尸体并未腐烂,只是肌肤略呈黑色。

回忆那一幕,高桥饱含眼泪,哽咽地说道:

“女孩因溺水而死,看到她我都会心如刀绞,她的乳牙非常整齐,甚至没有一颗虫牙……”

此后的两天里,高桥先后检查了30具遗体的牙齿,随后外部调援的牙医接替了他的工作。

回忆那段经历时,他说道:

“说实话,当时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我已经到了一个极限,都快支撑不住了。

我一边想着什么时候才能‘解脱’,一边咬着牙挺了过来。

”

验尸工作结束后,高桥一直想继续为灾区做贡献的愿望。

他开始当医疗志愿者,为灾区的医疗事业做贡献。

短短几天的验尸工作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莫大的转变:

“我从未感到志愿者活动的艰辛,觉得非常充实。

这种充实感几乎是在自家诊所工作的数十倍。

通过参加活动,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自己成为牙医真是非常幸运,这些都是在赚钱谋利中无法体会的,可能这是出于自我陶醉吧。

但是,志愿者工作的本身让我深切体会到工作的乐趣。

”或许,高桥的这种感触与他的成长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高桥的老家在气仙沼市的小泉地区。

气仙沼市是一个地方小城镇,而小泉则是其中最偏僻的村落。

18岁那年,高桥考进东京的一所大学专修牙科。

毕业后,他为了创办自己的诊所,回到了宫城县。

高桥回忆说:

“当时有很强的使命感:

这儿是我的老家,我不做的话就没有人做了!

”

在采访过程中,笔者感到,亲身经历大地震的人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受损失的人,另一类则是没有受损失的人。

没有受损失的人不论捐付多少衣物财产,如何努力地从事志愿者活动,都无法切身体会到灾民的痛楚。

前来采访的记者也是如此。

这两类人之间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但是,医务人员截然不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时常救助他人。

交通事故对一般人来说是人生中不小的灾难,而对伤者进行无私救援的只能是医务人员。

这次大地震惨状空前,即使医务人员自身再痛苦,也担负着救助伤者的重任,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天职。

平时,医务人员都会被患者的人数、判断病症、员工福利、病人心理调节这些细致的问题所困扰,这些琐碎之事也似乎让他们思考自己对医务工作所抱有的理想和担负的使命感。

但是,这次地震后,医疗本应发挥的作用很自然地得到发扬,这使许许多多的“高桥们”想要做些什么。

36岁的伊泽光在日本大学齿学部从事牙科法医学研究之余,还经常帮助地方警察检验在事件中产生的遗体,可以说是一名职业法医。

伊泽于地震后第三天,也就是3月14日赶赴灾区。

当天傍晚,他乘上平时由机动部队乘坐的警车驶向灾区,同他一起赶往灾区的还包括与他相似的医科、牙科的医师志愿者。

车内寂静无声,气氛沉重压抑。

通往灾区的道路迂回曲折,断断续续。

抵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时分。

伊泽负责的是岩手县陆前高田市一个名叫下失作的村落。

岩手县的海岸多呈锯齿形,村落也大多坐落在海岸线的低谷处。

从一个村落移动到另一个村落绝非易事。

遗体的搬运也十分困难,医务人员只能逐村检验遇难者遗体。

进入下失作体育馆,伊泽被眼前无数的遗体惊呆了:

“每个角落都安放着遗体,每一具遗体都存放在遗体袋中,遗体袋有些是日本制,也有美国制的。

根据产地不同其颜色也分为蓝、绿、红、黄等。

黄色遗体袋是中国制造的,虽然价格较为低廉,但途中发现有液体渗漏现象,所以后来就停止使用了。

伊泽听说一些牙科医师患上了PTSD（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但他说:

“平时的工作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面,面对遗体时不会产生过多的感情。

还有一点,可能与自己独身没有子女有很大的关系吧。

”

从日出到日落,每个小时都不停地在检阅遗体――伊泽的工作与那些平时不会直面病患生死的牙科医师不同,牙科法医学出身的他算是见惯了遗体。

但是,发现那些有补牙等治疗痕迹能力的还是普通的临床牙科医师更高。

在拍摄遗体口腔内部照片方面,牙科法医更高一筹。

伊泽会将照相机挤进口腔的最内部,准确精到。

但是很多临床医生在拍摄时,往往照相机在口中的角度会出现偏离。

伊泽说:

“我必须以每10分钟检验一具遗体的速度来完成工作,从开始工作到最后,我一共检验了差不多200具遗体。

我是牙科法医出身,有这方面的经验,对遗体特殊的气味也习以为常了。

但是其他的医生因为不习惯,都是戴着防尘口罩的。

多数遗体都是溺水而死,据说海啸带来的泥沙甚至进到了很多人的肺中。

”

牙齿素有“人体的履历书”之称,是鉴别遗体最确切有利的证据。

一般情况下,人类的牙齿上下共有28颗。

即使将每一颗牙齿分为3类,理论上,人类牙齿的总类别也高达3的28次方,约为28万亿那么多。

单凭牙齿就可以将所有人进行分类。

再加上有些人的牙齿还有后天安装上的金牙、银牙以及烤瓷牙等特殊情况,所以人类牙齿的类别是无限的。

日本人中有90%以上的人都曾去牙科问诊。

也就是说,在识别个人信息方面,牙齿可与指纹相匹敌。

与此同时,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部位,即使遗体怎样受损,牙齿也大多是完好无损的。

即便是遗体放置的时间较长,也可以从牙髓中提取DNA来进行身份鉴别。

每经历一次大规模灾难,尸体验证领域都会取得进步。

通过御巢鹰山坠机事件和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向灾区派遣医师和牙科医师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此次地震后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也较为顺利。

只是御巢鹰山坠机事件有详细搭乘者的名单记录,但是本次震灾却无任何记录,遇难者人数也相差悬殊。

伊泽认为,目前在遗体验证中残留的最大问题是被称作“xxxxICX-RAY”（X线全景机）的口腔内部全景CT的义务化。

目前对使用X线全景机进行口腔内部全景CT的管理较为随意,其保管也大多委托各家医疗机构。

伊泽的提议是:

“在牙科诊疗的时候一定要使用X线全景机拍摄口腔内部全景CT,而后由专门的部门对其进行综合管理,这样一来,就可以加大辨别死者身份的精确度。

由于这一事项严重牵扯个人隐私问题,所以一定要对其进行法制管理。

如此一来,这些数据不仅可以用于对遇难者的身份鉴别,还可以用于其它需要辨别身份的重要场合。

”

宫城县石卷市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头号渔业基地,该市沿北上川一带延伸,地势平坦。

巨大的海啸侵蚀了整个石卷市,地震发生后仅45分钟,乌黑的海水已开始逼近位于丘陵上的树神医院。

污水刚一退去,医院就驶来数辆救护车,俨然成了“野战医院”了。

不省人事的灾民不断地被运到医院。

另外也有的人是步行来到医院的,他们个个浑身布满了泥土。

医务人员将前来求助的灾民安置在走廊以及会议室各处。

45岁的树神由佳副院长则睡在医院门口,即使是深夜也接受前来求助的患者。

但是,医院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食物短缺。

包括该院及与其同属同一经营方的老人看护保健设施在内,共有近450名入院患者,外加150名医务人员,还有不断送至的新患者。

储备的食物只够用3天。

由佳的哥哥树神弘郎副理事长乘车耗时近2小时往返于仙台市内,想尽一切办法寻找食物并送往医院。

医生中有大半居住在仙台市内,弘郎副理事会每隔2到3天就让医务人员回家休息,然后带着其他时间出勤的医生赶赴石卷市。

弘郎说道:

“最初一周发生的事情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太拼命了,以致于现在都忘记了当时每天是怎么度过的。

”树神医院以精神科为主。

地震发生后不久,有很多患意识丧失症的患者被运送至此,后来很多在灾后心理受挫的患者前来问诊。

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内,新患者超过700名。

副院长由佳说道:

“石卷有很多灾民因为恐惧无法入睡,大多数人都患了PTSD,但是当事者却不认为这是一种疾病,而把它当成是灾后的反应。

如果及时他们接受相应治疗,那么就会提早治愈。

希望患者们一刻也不要耽误,能提早接受治疗。

”

石卷市拥有16万人口,其中有3千人在地震中遇难,下落不明者超过1千人,这些数字超过了东北三县其他市的遇难规模。

地震发生后不久,石卷曾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

当时也有手持铁锹的人徘徊在街头,他们成群结队地闯入便利店和超市抢劫货物。

当地报纸――《河北新报》的调查发现,岩手、宫城、福岛三县的沿岸医院中,与灾前相比有三成医院的全勤医师人数有所减少,半数以上的医院看护人员人数也急剧减少。

除仙台等地方都市外,原本就极其缺乏医务人员的医院受地震影响,更是雪上加霜。

目前,虽然有关部门会从全国调派医师对当地进行短期支援,当地医院将来还是要面对缺乏医务人员的这一难题。

在树神医院工作的地方医务工作者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才能着手实现灾后重建。

地震的时候,东北福祉大学的杉本是明（49岁）在仙台的研究室。

他脑海中想起1个月前新西兰地震时的场景,首先祈祷的就是希望研究室所在的大楼不要坍塌。

所幸大楼并未受损,但因停电的缘故,保存在冰箱内的冻结细胞全部作废,这些都是他从海外运来的实验样本。

地震当天是周五。

第二周的周一,研究室终于恢复通电。

杉本及时与宫城县的医师会取得联系,说:

“想为社会尽一份力。

”两个小时后,他突然接到了与当地警方一同进行遗体检查的工作。

医师们负责的工作包括以下三项:

一是检验遗体,二是采取血液化验DNA,三是书写遗体检验报告。

杉本负责的是宫城县气仙沼市、石卷市、岩手县南三陆町这三个严重受海啸摧毁的重灾区。

气仙沼市还发生了火灾,因此除去溺水而死的遇难者外,还有很多被烧死的遇难者。

在整个遗体检验过程中,令他最吃惊的莫过于在自己眼前的一具深黑色“不明物”。

“一开始我以为是一株烧焦的木头,实际上它是一具头部和四肢分开的老人的尸体。

由于尸身已经烧焦呈墨黑色,所以根本无法辨认尸体真正的身份。

血液也似乎流干,我只有通过剖开胸腔,最后勉强找到了可以检验DNA的肌体组织。

从遗体被发现的场所来看,这是一具卧病在床的老人的遗体。

据说,这位老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海啸时,家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最终不得不把她放弃。

虽然气仙沼市的部分地区未遭海啸袭击,但因发生火灾,这位老人才被大火吞噬。

其家人来认领遗体时还对我表示感谢。

”

每一场天灾浩劫,遇难者都有鲜明的特征。

阪神大地震时,83%的遇难者都是由于建筑物倒塌被压致死,而曾有10万人遇难的关东大地震中,90%的遇难者都是因火灾而被活活烧死。

而这次地震中,92%的人都是因突如其来的海啸,不及躲避而溺水致死。

本次地震中不幸遇难者大多是年长的老人。

就像是那具已成焦土的老人,有很多卧病在床或腿脚不便的老人即使听到避难的警报声也来不及逃脱,只有眼看着自己被大浪吞噬,以如此残酷的方式为自己漫长的人生画上一道休止符。

据称在遗体安放处,医师较牙科医师更为缺乏。

当地的医师都想方设法地尽力维持自己医院的运营。

而从外地前来救援的医师都争先前往备受媒体关注的现场。

因此,从这样的大灾难中不难得出,地方警察要与当地医师会等合作,重新构建方便外地志愿者医生前来参与遗体检的体制。

杉本在本次灾后曾检验过近200具遗体,对此他感到强烈的压力。

提及此事,他说道:

“采血的时候一般是从锁骨下方下针抽取血样,但是如果无法顺利抽取的话,就只好从心脏下针抽取。

虽说是医师,但抽取小孩的血样时,我还是难言痛楚。

有一段时间,晚上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浮现这些孩子们的脸庞。

有时,在梦见遇难者的面容时,我就会被惊醒。

那时,我每天早晨7点就要离开住处一直工作到夜里9点。

每天,精神和肉体上的苦痛都令人难耐。

”

负责验尸的医生中,有很多人都被重度的精神后遗症所困扰。

也有人患了PTSD。

不难想象,那些忘我地参与救助活动的自卫队队员和警察更为辛苦吧。

即使如此,杉本也如大多数日本人一样,通过这段经历留下了难得的思考。

杉本说道:

“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使我有机会重新审视医师的起点。

在参加遗体检验后,我还义务帮我的朋友,也是灾区的医师做诊疗工作。

从今后的灾后重建来考虑,我推荐在灾区实行口腔保健,也就是通过口腔保证健康。

通过这次大地震,我开始思考自己怎样才能为社会做贡献。

希望此次地震也能成为日本重新振作的一个契机”

（文/摄影:

野岛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