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实施意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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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实施意见

村改居实施意见

　　村改居就是农村户口改为居民户口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农转非’，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

　　我市“村改居”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村改居”是在我国现行城乡两元体制下，加快中小城市扩张、加速近郊农村向城市融合的重要手段。

由于涉及到城乡体制转换、集体资产改制等重要问题，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在当前缺乏成熟经验、没有成套法规依据的情况下，“村改居”工作的推进难度较大。

从理论上说，“村改居”应该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从经济结构、村民就业方式和文化生活需求等发展到城镇水平或者接近城镇水平的条件下，自身产生了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都渴望变革过度到城镇社区的需求，政府因而取消原来已不适应需要的行政村建制，设立社区。

然而我市的情况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面积少、农业比重低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开展“村改居”工作有着特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2003年末市政府统计数据来看，我市共有农村人口约58.02万人，占总人口141.76万人的40.93%;而从同一时期我市各产业的从业人员分配情况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20.48万，仅占总从业人数112.30万的18.24%，农业户口比例和农业从业人口比例存在着巨大的冲突，“村改居”工作势在必行。

但是从目前我市“村改居”工作开展情况来看，推进的步伐比较超前。

我市“村改居”工作是从2003年初拉开序幕的，2003年6月市政府下达了厦府〔2003〕148号《关于开元区思明区湖里区农村实施“村改居”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各区即以此为依据积极开展“村改居”工作，于是各村根据政府文件要求先行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完成“换牌”后再开始考虑解决解决经济体制问题。

这样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了，经济基础却未能平稳过渡，在集体资产改制等方面遇到了许多复杂的问题。

目前岛内21个行政村已全部完成了撤消村建制和设立社区的工作，岛外集美区等也有部分村完成“村改居”的换牌。

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市“村改居”工作已经迈开了较大的一步，但也面临重重阻碍，集中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问题亟待解决：

　　一、“村改居”工作缺乏全市统一的专门领导机构指导开展各项工作。

　　当前我市“村改居”工作主要由各区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全市没有一个统一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机构。

由于其他的政务较多，各区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也都下放到镇（街道）具体实施运作，在指导上明显的力度不够。

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市相关职能部门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还没有完成“村改居”的岛外村庄上，而对已经完成改制的社区基本没有再进行统一的指导和工作安排。

“村改居”后各社区怎样适应新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一些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对这块工作的指导太少了，好象换完牌子就算是完成改制工作，接下来具体的工作指导就不是他们的事了。

此外，市委、市政府对“村改居”的宣传力度方面也不够，没能及时指导相关部门做好“村改居”的宣传，村民思想观念转变不过来，几千年积累的小农意识使他们对市委、市政府的许多工作不理解，对方针、政策的了解也往往比较片面，这使“村改居”工作的开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阻力。

　　二、“村改居”工作完成后管理体制运行不顺畅。

　　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我市完成“村改居”工作的新建社区，缺乏实质性举措，运行机制基本还按原来的村“两委”体制。

大多数改制后的社区认为，“村改居”对他们来说，跟原来没有什么大的分别，不同的只是挂着的牌子从“村委会”换成了“居委会”，而运作方式仍然照旧，平时的工作安排、落实，重大事情的决策等，还都依照原来的办法通过“两委”讨论进行。

新社区职责不清，功能模糊，社区服务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混乱，“社区”不象“社区”，“村庄”不象“村庄”，“经济组织”不象“经济组织”。

此外各社区之间明显保留原来的各自为政，与我们在城市整体规划建设、社会资源共享等方面的需要不协调，对社区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

许多新社区居民认为，“村改居”总的来说没有让他们享受到改制工作应该带来的条件改善，倒是现在冠以居委会的名称之后，增加了不少工作，使他们的负担加重。

　　三、集体资产改制工作是当前“村改居”工作面临的最大障碍。

　　由于涉及到原村民的实际利益和今后的收益分配及发展等重大问题，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又没有出台统一的集体土地和集体资产处置方案，目前全市的“村改居”工作在这个最重要的环节都“卡壳”了。

市政府于年初下发了厦府〔2004〕5号批转市体改办、市农业局《关于做好“村改居”中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然而该文件执行起来比较困难，许多村民认为它只有一个框架性的宏观意见，可操作性不强。

此外，村集体资产如何进行体制改革这一重要工作，市委、市政府也没有指定部门牵头组织实施落实，而是只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逐级向下安排，且提供的几种改制方式都不太符合农村实际，村民觉得难以按这些模式开展。

街道和社区的具体工作人员面对复杂的矛盾就更难以拿出改制的具体方案，一方面受专业技术知识的限制，另一方面因为各村情况相差太远，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基本上是“一村一政”，对户籍迁移、生老病死、计生优惠政策、“出嫁女”权限界定等等关键问题意见难以统一，使集体资产量化遇到极大的麻烦，股东资格界定难以进行，而股东界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又可能影响稳定大局，因此都觉得非常棘手。

此外，就算集体资产量化问题解决了，这些资产又该怎么处理?

如果全部以钱物的方式分配了，无异于“杀鸡取卵”，村民以后的生活出路怎么办?

如果成立一个经营性经济组织，村民们又对谁来经营管理这个经济组织才能放心?

而且，要是以企业的形式存在，所得税等税费支出是“村改居”之前所没有的，因为按文件规定，村委会的经济组织可以免征所得税，现在如果要从集体资产中增加这块支出，村民们一时也难以接受。

种种复杂情况使得集体资产改制工作成为“村改居”改革到位遇到的真正“瓶颈”，根本无法按照文件要求在2003年底完成。

　　四、“村改居”让原“村民”就业更加困难。

　　随着“村改居”工作的逐步推进，岛内的工厂逐步外移，“禁猪令”、“禁渔令”等各项适应城市化发展需要而颁布的政策法规使原来的“村民”就业更加困难，养殖不允许，耕田没有地，现在身份的置换又使他们到工厂打工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所在地的企业在招工的时候都会认真看看，应聘人员是不是“村改居”的居民，如果是则委婉拒绝，因为“村改居”后，居民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农民工”的身份了，如果录用他们，就得按城镇居民的身份来对待，那么企业为他们付出的保险等福利费用将会是“农民工”的三倍以上，从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来考虑，企业当然会毫不犹豫的说“不”!

市委、市政府于2003年4月曾经联合下发厦委〔2003〕22号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就业提供了相当多的政策倾斜，然而“村改居”后这些“村民”已变成了“居民”，就不能再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此外，失地“居民”的就业依然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生计成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一直以耕地为基础生存方式的他们一时难以适应转化成了“居民”身份的生存方式，没有文化，没有技术，他们缺乏在城市竞争就业和生存的基本技能，如果仅仅靠“低保”维持生存，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的沦为新的“城市贫民”，给我们的城市增加沉重的负担。

　　五、“村改居”社会保障工作配套措施不完善。

　　如果说“村改居”对农民能有吸引力的话，最大的诱惑应该在于他们转变成居民身份后，能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有的社会保障。

事实上，对已完成“村改居”的社区来说，这个方面的工作远远不足。

在“村改居”之前，我市农村推行的是由民政局牵头，各区、街具体实施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在执行当中政策多变，比如原来按投保条款的约定，符合条件的村民每月每投20元的保险费，60岁后就可领到90多元的养老金，可随着利率的调整，保险条款又几次调整，后来变成了交20元只能领40几元的养老金，收益越来越低，使许多农民怨声载道，对参加这个保险不感兴趣，希望能通过这次“村改居”在养老问题上真正有个依靠和保障。

然而，“村改居”工作在社会保障上却没有带来什么改变，直到今年9月，我市出台了厦府〔2004〕198号文《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可在实际执行当中却还矛盾重重：

一是第一第二档的距离拉的太大，如果按第一档一次性缴费19008元，则到时只能领到205元每月，达不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且不能随利率上升而增加，如果按第二档一次性缴费37660元，则相当多的人员无力承担这笔费用;二是早期征地农民的补偿款标准极低（最低的甚至不到现在补偿标准的1/40），且仅有的一点钱已投入其它用途，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巨额的一次性缴费;三是地少人多，补偿款有限，而缴费标准又偏高，对许多收入偏低的已征地农民来说难以承担，而新征地人员则认为缴交额占据了大部分的补偿款，难以接受;四是未征地人员或未达到规定年龄的失地人员无法参加保险，只有等到征地或年龄到了的时候才能参加，有些居民认为不公平，同样是一个“村改居”居民，他们的社保为什么不能同步进行。

　　六、改制后政府应承担的职责依然落在社区身上。

　　按照城市管理办法，“村改居”后市政基础设施，如道路、路灯、环境、卫生、绿化、水电等应纳入市政管理统一范畴，经费应由政府参与解决，然而目前的状况是，改制的社区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管理经费支出几乎还是由社区自行承担。

社区必须按原来的要求强制成立巡逻队来保障综治工作，经费每年需要数万元支出，有些大的社区这块费用甚至达到四十万;社区内的道路建设和自来水基础网管建设等，有的地方改制后依然投入十几万甚至数百万的费用;辖区内的卫生管理，以蔡塘社区为例，每年投入达八十万元;很多新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由村财进行补贴，有些岛外的社区，甚至工作人员的全部工资福利都由村财自己承担。

如果说政府因为这些新建社区处在过渡期，尚有遗留的集体资产，那么他们仅有的那些共有资产要拿来支付到什么时候?

过渡期完了是不是这些费用都由政府承担?

这些村民们关心的问题，政府应该给一个规划，该承担起的责任就应该承担起来。

否则现在许多居民产生不满情绪，认为“村改居”本来是政府提出的要求，本意是为了改善和发展农村，可现在生活条件没有明显改善，反倒是要农民自己掏钱来搞“村改居”，负担可能比原来还重，“与其这样，倒不如不改”。

　　七、“村改居”后社区干部待遇无法按文件落实。

　　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局五部门于2003年3月联合下发厦民〔2003〕31号《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管理的意见（暂行）》文件，明确规定社区工作者在任职期内执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工资待遇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奖金组成，其中基本工资为800元/月，岗位工资为：

书记、主任600元/月;副书记、副主任400元月;委员300元/月。

从文件上看，社区书记或主任的待遇，如果不计算奖金，应该是领取统一的1400元/月的标准。

然而快两年了，这个文件到现在也没有执行。

目前我市各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待遇是不统一的，以社区书记、主任为例，思明区部分街道改革后有一定的提升，有些达到1600元/月;湖里区是按1100元/月的标准，岛外的有些社区才按900元/月的标准。

就算在同一个区，不同的街道下属的社区，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如思明区有的是1600元/月，有的1450元/月，有的才1050元/月。

“村改居”的社区，有的街道允许村财进行补贴，有些则不允许村财进行补贴。

这些现象使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积极性受到打击，他们认为既然同样是社区，工作辛苦程度也都差不多，待遇应该是相对等的。

　　“村改居”是一项民心工程，是农村发展到城镇的必由之路，也是一项能让广大农村居民最终能收益的举措。

由于缺乏现成的成功经验，在开展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走一些弯路，但关键的是我们如何从工作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条适合我们实际情况的思路和方法。

针对当前我市“村改居”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这项工作：

　　一、市委、市政府应高度重视“村改居”工作，切实加大履行领导、监督和指导职能的力度。

　　当前我市的“村改居”工作正处在起步阶段，遇到的问题还非常多，市委、市政府应及时肩负起领导的职责，带领各区稳步推进“村改居”工作的进程。

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还未改制的其他农村的改制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已经完成“村改居”改制社区的后继指导工作。

建议：

（一）成立由市领导负责的专门领导机构，从体改办、民政、农业、劳动等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并有效运作起来，负责组织实施、指导和监督全市的“村改居”各项工作，确保领导组织体系完整到位。

（二）领导人员深入基层调研，总结一年来“村改居”试点工作的经验，出台全市统一的可操作性强的“村改居”方案，各区在此方案下细化实施，避免各区、街各自为政，引起群众相互比较产生不满情绪，影响稳定。

（三）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观念上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特别是承担“村改居”工作任务的党政工作人员，要自觉形成充分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意识，树立国家工作人员的良好形象。

（四）开展“村改居”社区工作人员的专项培训教育。

针对新社区与原来村建制的不同，应把对改制后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统一安排和部署，并这项工作作为政府相关人员年度工作考核的细化指标，确保“村改居”后社区工作者能按新社区工作的要求顺利开展各项工作。

（五）加大“村改居”工作的宣传力度。

多对村民宣传正面的工作，让他们较全面了解到“村改居”将给自己带来的种种益处;媒体在宣传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农民们能得到实惠的方面多报些，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报道则尽可能少一些。

　　二、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村改居”工作，探索适合我市实际情况的改革新思路。

　　从目前的改革情况来看，改制工作大部分的问题没有解决，各新建立的社区只是将“牌子”换了换，实际的运作机制还停留在原来行政村的建制模式，彻底打破这种旧机制，及时处理“村改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迫在眉睫。

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力气推进改革力度：

（一）建立适应新社区需要的“两委”工作机制，抓紧时间将“两委”的职能明确化。

经济职能应单独剥离开来，通过集体资产改制解决经济管理的职能问题，社区“两委”的职责应该是管理社区、服务居民，而不应该再承担经济的管理运行等职责，目前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与“政企不分”是如出一辙，如果再不加紧改制，将出现的结果是经济也管不好、社区服务也做不好，整个新社区成了“四不象”的尴尬局面。

（二）尽快解决基层组织名称变更及相关手续衔接等工作。

村“两委”撤消后，应尽快出台文件规定原村级组织的名称如何进行变更，特别是原集体资产的名称变更，如产权证等，应明确规定除工本费外，各权证办理部门不得再收取交易税费等任何费用，让更名工作顺利进行;此外各部门对基层各组织更名后的衔接工作也要做好，避免出现“村委会”已经不存在了，可还有些部门只认“村委会”公章的现象。

（三）加强“旧村”改造，推进城市化进程。

要使“村改居”工作真正到位，必须使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政府应在规划上优先考虑这些“村改居”的地块，加大“旧村”改造的力度，通过征地等方式使客观依然存在的“农村”自然消亡，逐步过渡到城镇。

应落实政府文件精神，对征地预留10%和15%的村发展规划土地应直接在每个村明确地独立规划出来;对确实已征完，没有土地的村，可采取异地补偿的方式，通过地块价格差异测算出补偿地应补给的面积，将所有无地的村这10%集中在其它地区，统一规划，规模发展。

（四）负责该项工作的职能部门或临时机构应肩负起使命，及时处理“村改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比如当前因“村改居”工作的开展，农村的房屋批建工作已暂停，可是不少“村民”居住的房子是危房，现在想翻修或新建却没有办法，遇到台风天气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生事故，给我市带来安全隐患;又如“旧村”改造中征地拆迁工作存在许多矛盾，村民上访现象屡禁不止;还有许多村民对政府的政策法规有误解，在执行中有抵触情绪;等等。

象这类问题，应有一个相应的政策和机构来协调处理。

（五）对我市尚未进行“村改居”的地区，如翔安等地，如果要进一步开展这项工作，建议先进行集体资产改制，待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顺利完成，经济基础实现平稳过渡之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步到位地撤消行政村，挂牌设立社区，以避免出现挂牌后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再遇到村民的各种利益方面的矛盾难以协调。

（六）如政府财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借鉴深圳等地的先进经验，对“村改居”的土地实行一次性征用。

这样可以彻底改变土地性质，立刻实现了从征用向征收过渡的阶段，将土地收归国有，加大政府对土地的宏观调控，也能更有效的遏止违章建设。

　　三、集中力量解决农村集体资产改制问题。

　　集体资产改制是当前“村改居”工作的“瓶颈”，如何正确开展这项工作关系到稳定、改革发展和“村民”利益等问题，可以说是“村改居”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应该坚持“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有利社区建设管理、保障群众基本权益”的原则，逐步建立产权清晰、运作规范、利益协调的新型社区集体经济管理体制。

建议集中力量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该问题：

（一）抓紧做好清产核资工作。

清产核资应以每个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以帐面价值为基础，以产权归属为主要内容。

必须按有关规定全面清查核实各种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界定权属，明确产权关系。

这项工作我市各“村改居”社区已经逐步开展，但基本上以各村为主独立进行，由于各村财务管理较不规范，统计口径也有差异，各村的清产核资工作资料可能存在不精确的问题。

建议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审计和清产核资，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这项工作，确保集体资产的存量记录真实可靠。

（二）妥善处理好资产量化问题。

关键是界定资产所有人股东资格问题。

由于存在“生老病死”、“出嫁女”、“户籍迁入迁出”等各种情况，这个问题最为复杂，也是“村民”最为关注和争议的问题，各村“村规民约”不一样，有时还与现行的法律相冲突。

建议按照“依据法律、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台统一的规定，以某一时点为界限（比如实行“村改居”的时间）来界定所有人资格，在这一时点上村委会户口本的花名单在册的村民为资产所有人，享有股东资格。

建议：

原户籍属本地的在读大中专学生、现役义务兵等应具有股东资格;在第二轮土地延包中已实施土地承包权固化的应享有股东资格;“出嫁女”结婚后户口和居住地仍在原村的及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所生的农村子女应享有股东资格;计划生育优惠政策规定可享有份额的，应予认定。

资格认定后，必须张榜公布，经居民代表会议确定;对股东资格认定有异议的，由居民代表会议根据国家法律和有关政策讨论决定。

（三）建立村民保障储备金。

从岛内的21个行政村的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我市实行“村改居”的村集体，资产构成都较为简单，基本上由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两部分构成。

由于村民对资金经营管理的安全性存在较大的疑虑，加上市场风险防范确实十分困难，而他们最关心的又是今后生活保障，多数村民希望在集体资产改制上多考虑能向保障方面倾斜，建议将集体资产中的流动资金（即现金和银行存款等）剥离出来，建立村民保障储备金，由新成立的社区居委会代管，专款用于支付村民“土地换社保”或教育、医保等个人保障性费用支出，每个村民可以享受的储备金总额根据量化的资格测算后确定，专款专用，不得领取现金。

（四）成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扣除流动资金后，剩余的固定资产（包括厂房、店面、办公楼等设施）总额就可作为总股本金成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村改居”后原集体经济的载体。

总股本金可以划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集体股与个人股的比例要根据实际收入水平确定，集体股的比例以现行村（社区）的正常经费开支（包括治安、行政、教育和卫生等开支）、公共设施建设开支和社会保障开支等三方面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来推算确定，经营收益主要用于上述支出。

在税收上政府出台具体的文件规定，予以该经济组织适当的税费优惠政策，如5年内免税、8年内减半等，扶持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

（五）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逐步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设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完善的管理组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对外公开招聘符合条件的职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市场化运作的要求逐步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并在经营中不断成熟和发展壮大起来，在政府给予的优惠期限结束后平稳过渡到完全公司化运作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下，发挥企业的市场个体作用，促进城镇经济的发展。

（六）正确处理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与公司制的关系。

由于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目前仍承担一些应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社会公益事业，在没有真正实行公司化运作、原村民尚未完全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待遇前，可采用“股份合作经济联社”、“股份合作经济社”等名称的法人架构，由相关职能部门报市政府进行组织登记和制发股权证，待条件成熟后，再组建资产经营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运作。

　　四、政府应承担起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

　　“村改居”后，新建社区的居民跟其他城市居民是一样的身份，理应享受到市政公共设施给他们带来的各种便利。

因此，摘掉“村委会”的牌子之后，市政府各级部门对原来由村负责的市政建设、治安管理、消防等社会事务，应按照城市管理办法，强化管理措施，增加投入，逐步达到中心城区的管理要求。

建议：

（一）制定政府对“村改居”财政投入的长期规划。

各级财政部门将“村改居”工作需要投入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在“村改居”完成改制后，应逐步加大投入的力度，最终达到“财政主体，村财补充”的目标。

应制定财政投入计划，确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财政投入和村财支出的比例和运行中将采取的比例变化，及如何过渡的总体时间表。

考虑到市财政能力有限，而“村改居”的社区又还有一部分公共集体资产，建议这一块工作出台一个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集体、运营行业部门各投入一部分的模式来进行，比如水改、电改，可由财政、集体、水务集团或电业局各承担一定比例的投入，道路建设则由市政投入一部分，这样从政策上明确各方职责，从根本上解决基础设施改造难的问题。

（二）社区日常管理经费，可借鉴当前我市某些成功的“村改居”社区经验，推行物业化管理。

政府可出台“村改居”社区管理规定，允许“村改居”的社区居委会按规定的标准向居民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不论常住人口还是暂住人口，根据居住面积进行收费，以“收”抵“支”，减轻财政在这方面的长期负担。

收取的费用专项用于社区的各项公共管理支出，不得挪为他用，更不得支付给社区工作人员。

（三）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应有一个全市统一的标准，参照有关文件规定予以落实，经费应全部由财政负担。

特别对于“村改居”的社区，除财政支付的经费外，村财是否可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一定的补偿，政府应明确规定。

　　五、进一步完善“村改居”的社会保障工作。

（一）建立统一的“村改居”医疗保险制度。

前一阶段我市农村地区推行的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村改居”后原来的行政村已无法按这一模式进行，“村委会”过渡到“居委会”后需要与之适应的新模式。

目前各区也已经出台了关于医疗保险的政策和具体措施，但采取的方式不太相同，各自为政，且从内容来看，保险金额限额低，品种较为单一。

以思明区为例，新居民能选择的档次只有一个，即每人每年100元，个人承担25元，每年能报销的医疗费限额1万元，抗大病保险报销每年限额5万元。

这些限制使居民更多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建议出台全市统一的“村改居”医疗保险管理办法，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由某一家符合资格的专业保险公司承接全市的“村改居”医疗保险业务;选择的保险业务品种可以多样化，体现多缴费多收益的原则。

（二）完善“村改居”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针对《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运行存在早期征地村民得到的补偿少，一次性起征费用起点高、未征地人员无法参加保险等问题，建议结合集体资产改制工作出台我市“村改居”社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1、对参保人员进行身份划分。

对社区居民按早期征地人员、新征地人员和未征地人员进行划分，不同身份人员采取不同的养老保险缴费方式。

2、测算颁布不同时期被征地人员应缴交的不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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