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改革如何克服M型陷阱望道讲读会上海书展特别活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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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改革如何克服M型陷阱望道讲读会上海书展特别活动

中国经济新改革如何克服M型陷阱？

望道讲读会2016年上海书展特别活动

中国经济新改革如何克服M型陷阱？

“望道讲读会”会议报道组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如何读懂身处的时代？

8月20日至21日，围绕着“读懂时代”这一主题，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望道讲读会”在上海书展期间连续举办四场学术论坛，邀请国际关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名家，分别从“G20与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新改革年代的中国经济”、“全球性百家争鸣时代的中国学术”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长征’”这四个论题，全面解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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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

供给侧改革究竟该如何发力?

继第一场“G20与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主题讨论后，8月20日下午，2016年上海书展学术论坛“读懂时代”又邀请了来自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以“新改革年代的中国经济”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当今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

▲活动现场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研究员周振华，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袁志刚，上海市经济学会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权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石磊分别作主旨演讲。

论坛由上海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林牧茵主持。

▲主持人林牧茵

1世界经济长期萧条：

老周期的平衡还是新周期的孕育？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经济的发展永远离不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世界经济形势和走向到底如何？

2008年的危机为何走不出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袁志刚指出，从全球的情况来看，现在经济到了一个真的很难走出来的状态。

2008年的危机以来，全世界都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都到了负利率的时代。

2008年的危机为什么走不出来？

区别于过往经济危机的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当下全球总需求吸纳不了总供给，产能过剩是全球性的。

▲袁志刚

世界经济萧条还将延续10年

上海市经济学会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权衡指出，整个世界经济按照周期来讲，新的周期并没有发生，而是处在上一轮周期的继续衰退阶段。

世界经济箫条不是三年五年，可能还要十年左右。

他给出一组数据，2000~2007年，世界经济以4.48%的均速保持高速增长，而2008年至今，世界经济增速仅处于2.6%~2.8%的较低水平。

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放缓，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力量持续下降，高债务问题几乎危及所有国家财政安全……

▲权衡

警惕反全球化趋势与M型社会形态

袁志刚指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美国本来是全球化的领导者，现在反而拖全球化后腿。

比如美国不断提出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两个总统候选人都反对TPP，反对进一步的全球化。

这次英国脱欧，也是反全球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袁志刚指出，美国中产阶级比重由60%左右下降到40%左右，整个社会形态由橄榄型向M型转变，“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权衡补充指出，世界范围内收入结构的急剧恶化导致全球有效需求不足，两百多个发达国家都出现了收入恶化问题，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贸易增长连续四年低于GDP增长，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个引擎。

2前有领跑者，后有追兵：

新常态中国经济举步维艰

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新常态”是时下中国经济研究中最热门的词汇，中国经济新常态究竟意味着什么？

新阶段、新环境下新动能、新模式之可能

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研究员周振华认为，经济增速下降是新常态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但增速下降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是各种力量产生均衡的一个结果表现，而不是新常态实质性、本质性的问题。

他用“新阶段、新环境、新动能、新模式”进一步阐述自己对新常态的理解。

首先，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原来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

其次，新常态意味着新的经济环境。

在WTO框架体系下，中国曾凭借人口、成本优势迅速融入了全球化浪潮，获取了很大的全球红利。

但当下中国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已悄然改变：

全球贸易增速减慢，跨国公司布局调整、区域合作加强……再次，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

改革开放30年来，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能主要是需求，而今产能过剩使得大规模投资对经济的驱动作用日渐衰微。

最后，新常态意味着新模式的探索。

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出口导向型，大量引入国外投资，上海是其中的典型。

现在中国开始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提出，未来走出去的步子会更大。

▲周振华

资源错配现象在五大层面延展

在收敛理论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高于GDP实际增长率，而造成潜在GDP下降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源错配。

袁志刚提出，产业结构错配是资源错配的首要方面。

而对比上海和深圳不难发现，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错配问题也十分明显，在上海经济占比中，央企、国企、外企占据绝大多数比例，民企比重非常低；与之相对，深圳几乎90%都是民企。

此外，北上广深有限的土地库存与西部大量“鬼城”的鲜明对比，揭示了我国区域资源的错配问题。

最后，国家提倡创新，但创新的资源也存在错配，不该创新的地方拿了很多创新的钱，真正要创新的单位反而拿不到钱。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石磊补充强调，农村地区陷入温饱型低水平发展陷阱，收到的财政补贴和对增长率的贡献极不对称。

▲石磊

边界和本分：

“政府之手”万不可伸得过长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作用。

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普遍由于缺乏有效的财政政策而导致经济不同程度失控，而我国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市场配置的失灵。

政府作为机制设计者，承担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而顶层设计高昂的犯错成本，要求“政府之手”的操控范围和承担必须受到限制。

权衡指出，由于政府配置资源是刚性的而非弹性的，无法自动出清，也因此滋生大量僵尸企业。

袁志刚指出，从长期看，过长的“政府之手”如不切断，中国的结构问题将会持续存在。

▲现场观众3发力点：

中国供给侧改革下一步如何走

新改革年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成为帮助中国经济走出迷茫的新引擎，备受瞩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该怎么改？

供给侧初级红利已全面衰减

石磊指出，过去30多年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其实也来源于供给体系。

撇开一些次要的因素，最主要有四大动力释放出初级红利，但目前全面衰减。

一是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贡献率最高，但居然高到54%，这是非常危险的节奏，形成了流动性陷阱。

二是央地分权以来，持续的高增长伴随着资源消耗系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一旦增长损害了民生，宁可不要这样的增长。

三是人口红利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人口增长在科技进步几乎不起作用；另一方面，人口红利受到人口政策、劳动力供给的限制，放开二胎政策以缓解劳动力结构性问题的周期特别长，目前不能抱太多乐观的期待。

四是非公经济在产权改革下功不可没，国企改革也大有成效。

但能够获得成效的产权改革基本上都走到头了，所谓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

▲活动现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改什么

石磊指出，供给侧改革，首先应该改政府，而政府改革必须以破除腐败为前提，同时增强顶层设计者机制设计能力。

其次应该改企业，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中活了，改革就接近成功了。

再次应该改市场，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重点在于，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效率低下、竞争机制不完善的市场，必然导致资源的错配。

最后应该改社会组织，他们供给协调、服务、参与、监管等机制，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机构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哪些政策配套体系

周振华指出，当前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思路，只是战术性调整，要真正做好供给侧改革，必须从促进服务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产能升级、体制机制改革等战略层面进行调整。

石磊具体点明政策资源配套供给侧改革的十大领域：

现代综合服务业；资源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互联网系统和生产生活的全面融合嫁接；生物医药，特别是生物综合靶向药物研发；中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工业；智能化制造；新型农业；健康产业。

▲现场观众

4交流互动互动之一观众：

地王频繁的出现，特别是央企的加入，以后的房价更高，增长更离奇。

这对我们后代造成怎样的影响？

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5月9日指出楼市的政策取向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为什么地方还如此？

周振华：

这个问题非常尖锐，非常好，确实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对于房地产的价格，首先，特大城市的房价，如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和一般的二三线城市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从未来发展来讲，这些特大城市的底价会逐步上升，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当然现在上升太快。

第二，上海今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地王。

我们也有一定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央企在上海抢地，为什么央企要抢地？

我们再分析一下，和“营改增”有点关系。

因为营改增以后，央企可以把利润拿来购地，作为成本抵充，而不用上交，这对于央企有很大的动力。

另外一方面，上海明确提出四条底线，其中之一是土地集约化，即用地是少的，而住宅供给这两年证明上海的住宅供给在是减少，所以和刚性需求相比，上海的出土量很少，这也是导致央企较看好未来上海发展。

袁志刚：

说到国企的功能，国企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为了避税也好，为了未来赚取更高的利润也好，应该吗？

因为国企留在这个国家，其实更重要就是执行性、战略性，是做民企做不了的事情，或者是自然垄断的，或者是国际民生的。

但都去搞房地产、投入那么多的钱，这样的国企存在有必要吗？

我没有答案，请大家思考。

互动之二观众：

我的一个朴素经验是这样，当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当时是政府比较大，市场比较小，但大家贫富差距很小。

改革开放以来，把市场力量引进来以后，虽然我们总体的生活状况在提高，但贫富差距也在加大。

如果我们继续进一步放大市场的作用，减小政府的力量，贫富差距是否也进一步扩大，共同富裕的目标怎样达到？

袁志刚：

首先感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我在思考，我碰到的很多欧洲教授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们感到柏林墙倒塌以后有一个事情没有做好，那就是意识形态方面一股脑儿强调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经济，强调高端要素。

由此，人才和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权，而且他们都是越来越税负越低。

比如英国脱欧，法国马上出台了若干政策，新来的企业到法国落户，原来是免税5年现在是8年免税，公司所得税马上从约30%降到20%，因为巴黎希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资本赚得越多，税就越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大家都知道，全球化走过了几十年，确实效率提高，但是公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人类的效率和公平，永远是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

矛盾的化解需要全球治理结构。

比如，将来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里的矛盾解决就需要全球治理结构。

真正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让社会与全人类受惠的，而不是少数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持的，作为学者更应该坚持。

互动之三观众：

现在智能可穿戴设备很热，但是如传感器等核心元器件基本上都是德国等国外进口的。

这种核心元器件的生产要求高，难度很大，一般企业难以承担投入成本，怎样实现市场配置引导企业开发高性能的核心技术？

否则制造业的发展还是空心化。

权衡：

这个问题非常好。

确实，我们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讨论的时候，也想到科技创新，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和制造业结合起来，因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国家发展，离不开制造业。

但是中国制造业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工中，低端化、低价值化。

制造业的创新转型，一是想办法从产业链的角度，通过自主创新构建全中国的产业链，从而全产业链构建成以后，形成全价值链的体系，而不是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只抓低端。

二是制造业在我国的发展未来中，最关键的就是元器件的发展。

引进再多，人家也不会把核心技术给你。

所以，相关的元器件方面的合作分工，包括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就要靠我们国家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来落实，把产业链和价值链做好，才能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产业升级转型才能更快。

执笔：

邸宁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