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预算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法制教育党课讲稿17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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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预算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法制教育党课讲稿17页
新《预算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党课讲稿）
前言
预算法的问题现在全社会都非常关注，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的。
一、《预算法》修行的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预算法的修订是一次重大的进步，刚才魏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它的进步是执政理念的变化，执政理念的变化在于预算不仅仅是政府管理的一个工具，它是一个约束政府的一个制度安排，我们过去对预算的理解仅仅理解为政府如何分钱、如何管钱的这么一个工具，预算是约束政府的一个制度安排，所以这一次预算法的修订就体现了这一点，它是在约束政府，所以这一次预算法的改革跟政府改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时我们谈政府改革，就谈政府的职能调整、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就谈这些，一谈预算就像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财政部门的事了，这样的理解是比较偏颇的。
预算本身和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行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预算法的修订要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也是规范政府的行为。
政府干事得有钱，没有钱啥也不能干，规范了政府收支的行为，那就约束和规范了政府的行为，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次预算法的修订是朝着怎么样通过预算这种制度安排来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
约束政府收钱的那只手和花钱的那只手，这两只手都得管，管一个不行。
所以，站在这么一个角度来看，这次预算法的修订或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与整个目标是非常吻合的，朝这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当然，预算法是修订了，变成了新法，但如何去贯彻落实，这里头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修法是一方面，法律制度完善了，但怎么样去遵循？
那是另一个层面，另一码事，这就涉及到司法的问题、执法的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有很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如果这种现象再延续下去，那预算法的修订会变成一个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它就起不到真正的约束作用。
所以，下一步怎么样使预算法的理念要转变为一种行动，这是比修法本身还更难的事情。
我们现在在立法的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多的功夫，这些年来的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完善，财税方面的法律，当然现在也在逐渐地进步，但整体来说还不是太完善。
大家有一种说法，预算法，三中全会决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特别谈到，税收法定了，那我们现在征税呢？
现在真正属于税法的？
其实只有一小块。
四个是法，其他的统统是条例，所以一些人提出来要赶紧让他们把国务院的条例转变为人大的立法，要从形势上去这么做，也并不是做不到，但即使这么做到了，如果在制法，在施法的过程里头，没有一种真正的法治理念，法律再多也不是法治。
这个法治，一个是刀治，法制，“制度”的“制”，一个是水治，“治理”的“治”，这两个法制/法治的含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法制，法律制度，那是文本，我们现在很多考虑问题是从刀治（法律制度）的角度考虑得比较多，从水治（法治）这个角度考虑得比较少，做都做不到，所以效果会怎样？
感觉研究得不多。
如在税收方面，大家都是研究税收制度如何去完善，那这个税收制度完善了以后怎么能够真正地落实，在征管的过程中真正的是去依法征税了，按照税法的要求，是否征到位了，这成了一个盲区。
对税收征管的问题，我们往往当成一个实物，认为这没有理论，这是税收征管部门的事了，但这恰恰是税法的执法与施法的过程，如果设想得很好，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国家的做法来完善税法，制定了这些法律，但这些在我国现实的条件下去做到，那立这样的税法又有何意义？
很多事情不应当要考虑应该怎么做，而同时要考虑到我们能够做什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里头，研究应该怎么样的有很多，这是一种转折性的变化，但是怎么样让财税的法律真正地执行好，贯彻好，落实好，在这个方面，我们是需要去深入研究的。
可以借鉴一下行为经济学、行为财政学、行为法学这些方面的理论，来研究一下法律实施的问题，这对当前来讲，真正地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个治理（“水治”的“治”）更加重要，这两个方面应当要齐头并进。
如果是比作“两条腿”的话，那我们现在是偏重于立法，法律制度这个方面，这个法治，而在对于水治，对于法律的实施变成一种行动，最好能够达到一种预期的结果，这个法治是做得不太够的，研究得也不太够。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不缺乏规定，我举一个例子，可以联想到法律制度，这个法制和国家治理的法治的区别。
吃喝的问题，大吃大喝这种风气，它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威信，威信没有了，很可能诚信就没有了，这就会陷入到一种“塔西佗陷阱”，老百姓不再相信你了以后，你无论干什么，无论你的动机是这么地高尚，永远都不高兴，到那时候就彻底地失灵了，这就不是政府失灵，那就意味着政治失灵，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当时为了扭转这种大吃大喝之风，中纪委制定了很多的条规，这些年累计起来可以出一本书了，但实际情况如何？
看过去，年复一年，大吃大喝之风越刮越盛。
新一届政府，尤其是中央的“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只有半页纸，但它就管住了，这半页纸肯定不完善，那要去抠字眼的话，这也没有包括进去，那也没有说到，这是很不完善的，但它做到了，它真正把以前发了几百个文件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半页纸就做到了，这就说明实施了。
法律亦如此，如果不落实到行动上，不落实在实施的过程之中，那我们说得再多也没有效果。
预算法的修订，尽管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也是一个转折性的计划，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怎么做？
尤其预算法要去约束政府官员，而现在这些政府官员的知识结构、理念、行为方式，不是新的预算法修订，他立马就变了的，这是有惯性的，在座的各位考虑问题也有惯性，你吃饭就有习惯了，原来喜欢吃辣的，现在依然喜欢吃辣的，原来喜欢吃咸的，现在依然喜欢吃咸的，除了身体出毛病了，迫使你改，要不然的话这种习惯是很难变的，所以要改变这种习惯，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新的预算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这里头很多的题目需要去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我们在法律制度上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能够体现到现实生活当中去，要不然都是空谈，这是最重要的。
刚才听了魏教授讲了之后，产生了一些感想。
二、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预算法》
预算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去研究，可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那今天我就想谈一谈新预算法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题目研究不是太多，一谈到法律的问题就上升到法学、政治学、国家治理，顺着这么一个逻辑去走了，那预算法跟经济增长有何关系？
我们一谈经济增长，就想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否要调整，是想的这个问题。
其实预算法是一个更大的政策，它对现行政府的行为有一个制约，对世界上的大政策，它就要管小政策，这里头有很多基本原则，如新预算法里提到的，现在还要坚持收支平衡的原则，这一条原来也有，但这一次讲得更透，但预算平衡不是机械的一年一年的平衡，现在是要求跨年度的预算平衡，它就变了，年度的平衡变成了一种周期性的平衡，那跨年度可以说两年，也可以说三年，但现在这没有明确，但至少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头，跟以前相比，已经也迈出了一步。
以前实现年度平衡，现在实现跨年度的平衡，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
对年度的经济增长，对周期的经济增长，它的影响会怎么样？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题目。
为什么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预算法？
这是基于我对经济增长的一个粗浅的理解，过去我们谈经济增长，从生产函数谈起，最基本的是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这个要素组合起来就要产出，生产函数形成的传统的经济增长的理论。
再到后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过去强调的物资资本，劳动力，后来强调知识资本，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内生增长理论，这还是从要素的角度来观察经济增长，除非这个要素增加了，以前的一些要素认为不太重要，现在觉得很重要了，因为它前排了，它依然是一种要素组合，经济增长的理论。
后来对于经济增长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是到凯恩斯了，他就跳出了从微观视角，这种要素组合来观察和研究经济增长，他转向宏观视角，这就成为我们现在分析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的范式，即“三驾马车”（消费、投资、进出口），所以现在一分析经济增长，看那些杂志上、报纸上、网络上的文章基本上离不开这个框框，经济增长会怎么样？
或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会如何？
那看消费会怎么样，投资会怎么样，进出口会怎么样，如果某一个指标变化了，大家觉得这个好了，如果这个指标变坏，大家的信心会下降。
所以，我们总是在观察消费的变化、投资的变化、进出口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建立的很多模型也是基于此来观察的。
从一个微观到了宏观，这还是一个不足，其中的一个不足，我们讨论“三驾马车”的时候，假设政府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一般情况下是让市场去发挥作用，这“三驾马车”自动在拉动经济往前走了，只有说已经不行了或政府在投资、消费方面刺激一下，这形成了政府干预理论。
这一套理论，我们现在称为宏观调控，鲁教授对宏观调控的研究很深很透，是在这么一个宏观的对经济增长理解的范式基础之上的。
其实，现在这已经遇到问题了，从2008年以来，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到现在的复苏还是很脆弱的，前几天开APEC财长会，我也到那个会上去听了，世界各国讲的都是没有充分的信心，包括IMF、OECD这些世界银行，这些国际机构讲的，对于全球的增长预期都在下调，大家信心不足。
为什么信心不足？
它不是说看到了这个结果，而更重要的是政府想不出招了，如果按照凯恩斯的这个思路应采取什么办法？
除非是扩大社会有效需求，那就刺激投资，刺激消费，刺激进出口，但现在看起来很难，从世界各国来看，都比较难办。
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欧洲国家也采取紧缩的政策，但因它出现了政府的财政危机，无论采取什么政策，现在的政策效果都非常有限。
所以这么一来，按照凯恩斯的这么一套思路去调控经济越来越受到限制，所以凯恩斯的这套思路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空间越来越小，大家都在反思现在整个流行的这套经济学的理论。
不知是真是假，说曼昆在上课的时候被学生赶下台了，曼昆那本书曾几何时在我国多么流行，他们认为这本书是非常通俗，非常好理解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北大有没有老师以曼昆的经济学来讲，说被学生赶下台的？
我估计没有。
在美国出现了这种情况，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明什么，也许这个学生很偏激，也可以说现在的学生跟过去的学生想法不一样了，但至少他现在的这一套理论跟现实确实有背离了，所以我们要重新反思现在的这套经济学理论。
那我们来考虑经济增长，今天要说沿着凯恩斯的路径去调控经济增长，已经不行了。
从我国来说，现在是“三期叠加”，在APEC财长会上，高丽副总理反复讲，两次提到“三期叠加”，其中一期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2008年搞了四万亿的方案，这样一个强大的刺激，这种强大的刺激现在都在消化，就像一个人一样，你本来是只能吃一碗饭，结果一下子吃了三碗，吃得这个肚子鼓鼓囊囊的了，这比较难受，一下子消化不了，那消化的时间就长了。
当前的“三期叠加”就包括了对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当然还有两期是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现在是换成低档了，原来是高速档现在换成中速档，还有一个是结构调整转型的阵痛期，这个调整结构是要痛的，从一个旧的结构变成一个新的结构，那有痛苦，不会是无痛的。
现在医学上有发明，过去做手术就硬做了，管你疼不疼，像关羽那样的人极少，一般的人都受不了，所以就几个人压着硬给你割，后来发明了麻药，打了麻药以后感觉不到，这个麻药一打什么也不知道，你看到来割你的肉，割得“吱吱”响，你没有感觉。
医学上有麻药，但在经济生活中，结构的调整，尤其涉及到利益结构的调整，产生的阵痛没有什么药，麻醉药是没有的，那就得要忍受，那要挺着。
涉及到一些阶层，一些群体，一些集团，那割得它疼的时候，肯定会跳，这是一种本能反应，那它跳起来了以后怎么办？
说不割了？
手术做一半了，做还是不做？
不做就更糟糕，大出血，甚至会出血，所以要忍着一点，有一个阵痛期。
所以现在称为“三期叠加”，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国有没有招来改变现在的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这套思路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与现实的制约，难以实施了。
我们去刺激投资，再搞四万亿，肯定行不通，不搞四万亿，搞一个微刺激，微刺激，在政策上的投资是需要保持的，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那这就超出了正常的投资的概念了。
现在我们有没有这种办法，行不行？
也不是说一点也没有，但至少要政府来做的话，这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现在从宏观调控的这么一个角度来刺激政府的投资。
这个路子是越走越窄。
我再回到前面讲的，理解经济增长的思路上来，我们过去按照凯恩斯的模型，按照凯恩斯的这套思路，政府去搞宏观调控，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拉一拉，在经济热的时候给它降降温，这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整体来说政府还是靠边，站在旁边，不要多事。
所以，我们对经济的理解，假定政府或假定制度是在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来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思路现在看起来也存在问题了。
其实从现实来看，政府和市场，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个经济增长要仅仅从市场的角度去理解，要转变为从政府和市场两者互动的角度去理解。
要把政府从一个外生变量从一个内生变量来看，如果要做模型的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增长。
所以，政府的这种行为的变化，政府的架构都会对市场产生影响，最终两者的互动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所以我为什么要从预算法的角度来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是基于这么一个逻辑，对经济增长的理解要放到一个整体，把市场和政府当做一个整体来进行观察，要把制度当成一个内生变量来看，而不是把它假定是一个给定的要素。
这个整体和宏观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要认为宏观就是整体，凯恩斯从宏观的视角，它超越了宏观，是一个超越，凯恩斯的空间现在越来越有限，那就要换一个思路，根据我国积极全球经济的情况来看，都已经走向了混合经济，这与混合所有制是两个概念。
混合经济，既有市场，也有政府，是我们过去理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既有政府又有市场，这两只手在同时并举，同时发生作用，把它当做一个系统去理解它，而不是把政府这只手放在一边，这里头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就非常复杂了，因为现在社会上批评的声音，认为政府这只手是闲不住的手，甚至认为是“咸猪手”，到处乱摸，那这样的话，要摁住政府这只手，市场这只手才能发挥作用，这个问题也存在。
那问题不在于是摁住政府这只手，是不要让政府这只手变成“咸猪手”，而是让它像绅士一样的手，变成一个有规范、有约束的手，这个手和市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地去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咸猪手”肯定是不行的，但说不要政府这只手，肯定也是不行的。
这是在思路上要有一个变化。
我正是基于这么一个逻辑在考虑，现在的预算法修订了，是一个新的预算法，那这个新的预算法对于政府行为的规范，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政府的行为影响市场，很显然，它会影响经济增长，是这么一个逻辑思路下来的。
这里头我没有深入透彻地去研究，只是一个大体的思路，这里对我来说更多的是问题，在座的各位都是高手，你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好好研究一下，新法出来以后对经济增长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你们可以做模型，在座的各位很多是做模型的高手，做模型看影响有多大，这个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也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但这个影响是肯定存在的。
三、新《预算法》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我就简单讲一讲，把前面理清楚了之后，后面就不多说了。
我们称新修订的预算法，它怎么去影响经济增长？
我们可以这么去想。
第一，政府的财政规模。
财政规模的大小就会影响经济增长，那财政规模在预算法里如何去约束经济规模？
从短期来看，从年度的角度来说，似乎是放松了，但要从中期来看，它是严格了。
原来的是年度平衡，现在是跨年度的平衡，那年与年之间，这一年可以是不平衡的，下一年再去补，以丰补歉，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经济的年度增长或对中期的增长产生的影响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那更显然了，政府所掌控的这些财政资源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我们从收入和支出的方面来看，如果税收收多了，税收负担加重，那毫无疑问对经济有抑制的作用，这个规模来扩大，再通过支出把钱花出去，这要算它的间接影响了，这个支出有一个乘数效应，那税收又有一个抑制的效应，就抵消了。
当然它不会全抵消，从理论上来说它至少还有一倍的扩张效果，所以收同样多的钱，收100块钱的税，再通过支出发出去，它还是有扩张效应的，它不等于0，但这就涉及到税负的分布了，这影响是不一样的，但理论还只是理论，在现实中是有这么一回事，但还没有真正地进行验证。
所以我们多收的话肯定要对经济有抑制作用，这一次在预算法里头，实行跨年度的预算平衡，而且提出了对预算的控制方式是一个变化，这是在预算管理体制改革里特别强调的，以前我们强调因为是收支平衡的这么一个原则，所以支出的盘子定了以后要预期收这么多钱，为了保持平衡，那就必须收这么多钱，经济不管是好与坏，也必须收这么多钱。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预期要收这么多钱，如果经济不太好，还是要收这么多钱，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长也下滑，却还使劲地去收钱，产生的抑制作用就更大了。
本来经济降温，那会导致经济雪上加霜。
还有，假设经济是往上走的，现在预算也是收这么多钱，平衡就行了，那多的就不收了，不是应收尽收，在这种情况下该收的不收了，就火上浇油，热的就会变得更热，就会产生一个顺周期的效果，就会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本来是要抑制经济的波动，那通过年度的平衡，以收支平衡作为一个年度目标来考虑的话，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势必加剧经济的波动起伏，问题就出来了。
这一次这个体制就变了。
我们把收入预算当做是一个预期目标，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指定性的任务必须完成，这样一来，能收多少就收多少，万一完不成也没有关系，就形成赤字，这个赤字是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赤字，因为收预算没有完成，所以在预算执行中形成的赤字叫预算赤字，这不叫赤字预算，赤字预算是在做预算的时候有意打的一个赤字，所以这与预算赤字没有关系，通过一定的周期去追求平衡就可以了，这样一来的话，由于我们追求年度平衡所导致的顺周期的现象。
所以，随着财政规模越来越大，它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的，我们现在支出的规模，去年已经14万亿了，那要是再加上其他的规模就更大，当然口径五花八门，刚才魏生（音译）教授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说中国的财政收入规模与美国差不多，我国与美国及世界上还是有点区别的，这就涉及到口径，哪些应算到财政收入规模
如土地收入这一块，这是最大的一个有争议的地方，也是为很多社会舆论所不理解之处。
如果真正地按国际的通用口径，按IMF的口径的话，土地收入是不能算的。
土地收入，土地是政府的资产，现在变成了货币性的资产，那土地减少，货币性收入增加，那整体上没有增加，所以按照IMF定义的口径，政府的净资产没有增加，不能算作财政收入，所以土地收入这一块就要剔除。
按照这么一个口径去算的话，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所以财税这点事看起来是一个收收支支，其实也很复杂。
放账这个事，现在社会上就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现在财政规模是在扩大的。
有一个瓦格纳定律，学财政的知道，没学财政的恐怕也知道，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是在逐渐往上的，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张是在逐渐地扩大的，这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财政规模的扩大是政府职能的扩大，这两个是互为一体的。
为什么会扩大？
当然这是值得研究的，因为瓦格纳定律是一个统计的结果，统计以后，在一百年前来看，甚至更早一点，那时候政府财政收入的规模也就占GDP百分之几，现在是越占越高了，现在达到29%，这是我国，按照可比的口径。
现在发达国家也在百分之四十多，也有接近百分之五十的，为什么越占越大？
按照这么一种趋势是所谓的瓦格拉定律，是不是还会上去？
这就涉及到我们对政府的理解，仅仅从政府的角度去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涉及到我们对社会的理解，那怎么理解这个社会？
为什么政府的职能会扩大，为什么以前政府不干的事情，现在政府要干，以前认为是个人的事情，现在认为是政府的事情，变成政府的一种公共责任，这种变化是怎么回事？
这就要从人类发展的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仅仅看政府的职能想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岔开了，这个话题越扯越远，我要收回来了。
至少，从政府的规模是扩大的，它的顺周期的影响会相当大，所以预算法这一次调整以后，把内生的机制去掉了，对经济增长，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非常正面的作用。
再从支出来看，支出是包括正常的收入，还有一部分是由赤字和债务来形成的。
那它会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这取决于搞多少赤字，搞多少债务，我们整的原则是要坚持收支平衡的，无论是年度的平衡，还是跨年度的平衡，我们不会盲目地去扩大赤字来追求经济增长，那这个法就约束了政府，你想搞也不行，这对经济增长就产生影响了。
我们过去政府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拍一拍脑袋说经济增长8%，那想方设法就要弄到8%，过去经济增长是保8，现在要保的话，政府就受到预算法的约束，那这么看起来。
现在从这个角度，我们现在的赤字就不会变得像欧洲国家，也不会变得像美国，它们的赤字率已经接近10%，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债务的规模，日本是世界最高的，债台高筑，现在我国的赤字率基本稳定在3%的这个框框里头，不会再让它有更大的突破，无论经济如何，这个法现在要转变成一个量化的边界的话，会有这样一个考虑。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现在实行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还有一个是债务，这个大家是很关心的，经济增长的一个秘密，除了市场的竞争，还有政府之间的竞争，政府之间的竞争的一个重要武器是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投融资平台来借债，来扩大政府支配的资源，来刺激经济增长。
如政府搞招商引资，可以利用土地，搞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地方政府的投资，钱不够，怎么办？
就投融资平台。
但这次预算法，一方面口一个口子，允许省一级政府可以以市场主体的名义到市场上去筹资，但同时对政府债务的管理现在大大地强化了。
所以，至少在短期内，对于地方政府的投资的扩大，它是有抑制性的影响的，就此而言，对经济增长，按照我们现有的凯恩斯的思路去理解，投资不能继续再扩大的话，那就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至少跟以前相比，地方政府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像力没有那么大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这又开了一个口子叫PPP，这是APEC财长会议上，PPP作为一个重要的议程，这个议题是中国作为东道国来设定的议题，没想到这个议题得到亚太国家的充分认可，现在我们称为亚太经济体，因为有些不是国家。
所以亚太经济体都认为这不错，现在财政部力推PPP，PPP近乎民间投资，把社会资本投资的渠道进行拓宽，传统的领域认为不能进去的，像社会基础设施领域，我们学财政的都认为这些是市场上不发挥作用的领域，因为没有多少钱，所以应当让政府自己包，自己干，所以有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但现在看起来，政府可以通过特殊经营的程序让社会资本进来，这也解决了政府的融资困境。
这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PPP是政府融资，政府去借债也是政府融资，但这两者不一样，以政府的名义去借钱，那形成政府的债务，那PPP的模式去融资，不形成政府债务，但会变成政府的后有债务，这里头后有负债和直接负债，这在会计学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
以后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不仅仅是直接负债，以政府的名义举的债，还得要包括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是由融资形成的一些后有负债。
当然也包括政府的一些金融机构，这些债务一旦出问题，政府有一天要去偿还，这些都会形成政府或有负债。
从这一点来讲，一方面，预算法强化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另一方面，又从其他的方式和途径允许政府和地方去创新。
PPP又是一个创新点，如果大量的投融资平台是2008年的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一种创新，那地方政府没有办法，逼出来的一种创新，那现在在凯恩斯空间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就感觉到政府要稳增长，那就走PPP的方式，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
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广义地来讲是混合所有制经济，那又回到我刚才谈的话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合作。
所以我们对政府与市场的理解要从分工与合作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仅仅从政府与市场是对立的这个角度去理解，因为现在从主流经济学里看，政府与市场几乎是一个对立的关系，经济学的流派几乎也是沿着这条主线，要么是市场多一点，要么政府多一点，这两个是冲突的。
这两者要进行融合，从分工与合作的角度去进行分析，构建一个分析构架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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