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的农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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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的农业
欧洲中世纪的农业革命--------欧洲领先世界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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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经济史学家在对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进行考察时,眼光不再仅仅盯在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而是穷根溯源,把工业化的历史研究引到“前工业化时期”。
经济史学家们渐渐意识到英国工业革命不仅经历了漫长的渐进发展过程,而且与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农业革命密切相关。
自中世纪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农业生产增长明显加快,农业劳动生产率也稳步提高,直接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同时也使欧洲特别是英国摆脱了传统社会周期性生存危机的困扰,孕育了近代乡村工业,为乡村人口流动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动力,在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从物质上支撑西欧文明的荣誉属于扛着锄头的人（ManwiththeHoe）——农民。
然而令人惊诧的是，直到1050年，大部分西欧的农民还不曾拥有一把锄头或类似的工具。
流传至今的加洛林时代富有庄园的农具清单中，金属工具极为稀少，甚至木制工具亦极为难得，大部分农民只能依靠父母赐予的一双徒手来与自然格斗。
在1050年-1250年两百年的时间里，这种局面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场农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西欧的自然面貌，并为欧洲人提供了空前丰富的粮食。
中世纪农业革命的先决条件，大多数在11世纪中期之前业已具备。
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欧洲文明的中心从地中海沿岸向北大西洋地区的转移。
从英格兰南部到乌拉尔山之间的大部分欧洲地区，是一片巨大、湿润、极为富饶的冲积平原。
罗马人未能耕种这片土地，因为他们只能对其中的一部分实施统治，这片地区距离罗马人的文明心脏显得遥远了一些，罗马人也未曾拥有耕种这片土地的适宜工具和方法。
直到加洛林王朝时期，对这片冲积大平原的殖民和耕种才真正开始。
加洛林人蜂拥西欧和日耳曼中部地区，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农业定居点，并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恩赐中尽情试验新的工具和耕作方法，这无疑是加洛林时代其他各项成就的力量之源。
然而和平十分短促，发展的势能未能有效地累积，十世纪外族入侵的狂潮过后，欧洲人不得不再一次系统地开始发掘北方土地中的潜在能量。
在西欧文明中心地带的英格兰、低地国家、北部法兰西、日耳曼，富饶的土地正等待着他的主人用汗水和智慧去浇灌。
农业发展的另一重要条件是宜人的气候。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我们虽未能如愿以偿地了解欧洲气候变化的详尽数据，但气候历史学家却可以认定在700-1200年之间的西欧，是一段“宜人时代”（optimum）。
这一时期不仅平均气温要比以往略为温暖（最多有1摄氏度的提升），而且相对干燥。
干燥的气候对于北欧这个土地偏湿的地区，是极为重要的对农业有利的因素，过去相对于南部的更为干燥的地中海地区，北欧往往因为土壤太湿而影响收成。
这一“宜人时代”的证实也帮助解释了为何在一些地域，如冰岛，日后得到耕种的土地反而变少。
（在这个北部冰海的冰山较少的年代，古代挪威人（Norsemen）也也乘机航行到格陵兰和纽芬兰，那时的格陵兰岛上，也许绿色的确比白色更多。
）尽管气候上的“宜人时代”启于700年并贯穿了9、10世纪，老天的恩爱却无法抵消10世纪里外族入侵的糟糕后果。
幸运的是，欧洲人及时搭上了气候变迁的班车，在和平再度降临之后把握住了天公作美的机遇。
10世纪以后，随着新兴封建关系确立和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力有了极大进步，作物产量也有很大提高。
我们可从耕作制度、翻耕方式与工具、作物品种、单产量等方面做一些了解。
耕作制度。
为了恢复地力，中世纪欧洲的土地耕作制度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续耕续休制（run-rig），即对一块地连续耕种几年后让其长期休耕。
这种制度主要在居民点分散的山区实行。
另一种是让一块地每二年或三年中休耕一年，习称为二圃制或三圃制，10世纪以后主要在平原丘陵地区实行。
这种新的耕作制度相对过去的掠夺式粗放耕作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它作为一种休耕轮作方式，本身就体现着一种落后性，因为这种方式使现有耕地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二圃制就是把所有耕地分成两部分，轮流耕作，每年有一半的耕地处于休耕状态。
三圃制则是把耕地分成三部分，每年有一部分休耕，两部分耕作，其中一部分是春季播种的作物，另一部分是秋季播种的作物。
最初，各地都实行二圃制。
13世纪后，三圃制开始在欧洲北部地区实行，二圃制主要在南部实行。
在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地区，甚至有三年中休耕两年的做法。
翻耕方式与工具。
土壤条件决定了西欧在犁耕土地时难以做到精耕细作。
南部地中海地区土质松散，水分容易蒸发，为了保墒而不能进行深耕，只用轻犁对土地进行纵横十字形耙划而使土壤表层疏松，作物生长层的土壤大部分未翻动，因此其根系不能得到充分伸展，土地肥力得不到最好利用。
由于不懂制造技术，欧洲北部特别是西北欧最初也是使用轻犁，到后来逐渐改为重犁。
重犁是一种拖带工具，俗称“萨克森轮犁”，装有车轮用以控制犁地的深度，犁头是垂直的，犁铧将地块翻过来。
这种犁不仅可以盖严种子，还可以疏松土壤使渗进的水集中在作物根部，便于吸收。
重犁是翻耕粘地和森林地的好工具，但购置重犁需要较大资金，使用重犁需要较多耕畜。
一般是几头牛拉一架重犁。
后发明了新式笼头和马轭套在马肩上，改变了将马轭系在马脖上的状况，使马的拉力增大，马也被广泛地用于拉犁。
牛的力量和马的速度相结合，优势十分明显。
然而，一般农户均无实力独家拥有需用多头耕畜的重犁，因而常联合起来组成犁队实行共耕。
即使是轻犁，一般也需要两头以上的耕畜，因而也多采取共耕制。
共耕制首先遇到的是用犁时间谁先谁后的问题，容易引起争端。
因此作为合作形式，共耕制容易贻误农时。
作物品种。
中世纪欧洲的农作物主要是麦类谷物，包括小麦、大麦、黑麦、燕麦四类。
小麦和黑麦营养较好，而且容易脱粒、去壳、磨粉，烤成面包口感好，但其生长很慢，在西欧的气候条件下只能在上年秋季播种，次年7至8月间收获。
在贫瘠的土地上它们长得不好，极易在寒冷的冬天被冻死。
为适应不同地理条件，它们又有一些质次的变种。
譬如有一种很硬的品种叫“丁科尔”，生长在瑞士和德意志南部。
在低地国家和下莱茵兰也有一种类似的变种叫“斯伯尔特”。
燕麦和大麦是春播作物，生长期仅需三个月，特别是燕麦，能在任何土地上种植，只有地中海地区漫长的干夏使这种“三个月作物”还未成熟即被旱死。
燕麦的缺点是难以脱粒、磨粉，面包“泡”不起来，口感极差，因而只能用作牲畜饲料，只有在饥馑之年才当作补充食物。
这些作物采取轮作方式，并非是先进的耕作制度，而是力图把气候和土壤条件带来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为使作物不退化，中世纪农民也知道经常到异地去换取种籽。
四种作物中，大麦产量最高，其次分别是黑麦和小麦，燕麦产量最低。
从14世纪晚期到17世纪中期，欧洲农业技术进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从14世纪晚期到16世纪初，这是农业生产恢复、调整并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农业技术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一定进步的时期。
第二时期从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这是欧洲特别是西北欧的荷兰、英国发生所谓“早期农业革命”，农业和农业技术起着本质性变化的时期。
在第一时期即农业革命的准备期里，农业技术并没有明显提高，但在各方面都体现了一定进步。
由于14世纪中期黑死病和农业危机的发生，因此接下来一个世纪里，农业必须在恢复过程中不断调整，这就使得农产品价格上升，农民得到的收入包括工资有很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因此得到了较好调动，从而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由于15世纪城市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商品经济关系向农村的渗透，农业生产开始了结构性变化，商品化农业的比率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了新农业技术出现的社会经济前提。
由于人口减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人们对食物的口味要求也在变化，食物结构不同了。
在普通农民餐桌上，摆上了更多的肉奶产品。
面包少了，豆类、黄油、奶酪、肉多了。
肉食中，猪肉少了，牛肉多了。
食物结构的变化促使农牧生产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耕地变成了牧场。
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例如14世纪以前，欧洲大麦的种植并不广泛，因为它不适宜磨粉做面包。
但到15世纪以后，由于啤酒和麦芽的消费量急剧上升，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来种植大麦。
而中世纪农民主要只吃口感欠佳的黑麦面包，他们要拿白面包送到市场上供应领主和城市居民，以换取钱币缴租和交税。
15世纪以后，农作物的种类也更加丰富，豆类和蔬菜类作物开始普遍种植。
大豆，豌豆等豆类作物，其果实能供人吃，茎叶可作牲畜饲料，还是一种很好的绿色肥料。
蔬菜的品种更为丰富。
例如1450年左右，英国肯特郡约翰·加德纳提到的蔬菜就有韭菜、莴苣、洋葱、菠菜、甘蓝、洋白菜，另有薄荷、甘菊、茴香、大蒜、香莱、芸香、蒿类、百里香等可以食用的草本植物。
随着生产技术进步，土地利用率提高了，三圃轮作制更加普及。
我们可对三圃制略作一点描述。
以英国为例，设定某个庄园的土地分成三块，第一块地已在1399年的9月底播下了小麦或黑麦，那么1400年的农事应是这样安排：
3月份，第二块地播种春播作物，即大麦或燕麦；接着，5月至6月，处于休耕的第三块地开始犁耕；8月份，第一块地和第二块地的庄稼收割；8月底或9月初，休耕地进行第二次翻耕，第二块地也进行犁耕；9月底，第二块地种上秋播庄稼小麦或黑麦，第一块地进人休耕。
第二年，在第三块地里种上春播庄稼，收割后再种上秋播庄稼；第二块地收获秋播庄稼；第一块地处于休耕。
第三年，在第一块地里种上春播庄稼，收获后再种上秋播庄稼；第三块地收获秋播庄稼；第二块地处于休耕。
到1403年时正好一个轮回，同1400年做一样的安排。
如果只看同一块地，可以这样设定：
这块地在第一年春天种下春播作物，当年收获后又于秋天种下秋播作物，第二年秋天收获后翻耕过来进入休耕状态，整个第三年都处在休耕状态，直到第四年再种春播作物。
这样，实际上整个三年中有一半时间（第一年春天至第二年秋天）地里生长着作物，或者说，三年中共收获春播作物（大麦或燕麦）和秋播作物（小麦或黑麦）各一次。
另一半时间（第二年秋天至第四年春天）空闲着。
四圃制也开始出现。
在四圃制下，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只有四分之一的耕地处于休耕状态。
从二圃制转换为三圃制，每年种庄稼的土地面积要增加六分之一；从三圃制转换为四圃制，种植面积又要增加十二分之一。
而且，三圃制和四圃制的实行，本身就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三圃制的普及、四圃制的推广，主要是在15、16世纪，如英国白金汉郡的设灵顿（Shelington），即使位于农业发达的密德兰地区，也是在1514至1561年间才由二圃制转换为三圃制的。
〔8〕（P126）对土地的灌溉和排水方法也是到这一时期才普及的。
在灌溉方法方面，意大利处于领先地位。
这当然与其自然条件缺水干旱有关，但也离不开城市国家的主动性。
我们看到关于牧场上永久性灌溉设施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意大利的米063兰，时间是1138年。
到1250年左右，灌溉设施推广到了波河以北地区。
14世纪到达帕尔马、莫迪拉、波罗纳等城市。
到文艺复兴盛期的15世纪末，整个意大利北部平原已成为先进灌溉方式的样板。
同时，在法国和英格兰，草地灌溉使丰盛的牧草变得极有价值。
土地排水能够使土地性能得到改善，更适合于作物耕种。
由于中世纪的犁耕方式使得每块地的中间隆起，这对排水和灌溉很为不利。
雨水多的年份里地块边缘常被水浸，少雨的年份里中间的地脊常被早死。
山地排水系统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而较大规模的沼泽地排水则主要发生在英格兰东部的林肯郡和东盎格利亚。
低地国家特别是荷兰的沼泽地排水规模更大，更有影响，水被排干后变成了牧场甚至耕地。
1200年至1500年的三百年间，荷兰因此而获得新土地28万多英亩。
16世纪以后，荷兰沿海的排水造地逐渐发展为填海造地。
15、16世纪，生产工具方面也有不少改进，或出现了新的生产工具。
例如，中世纪时，除了需要麦草盖屋顶，庄稼都使用一种长柄镰刀收割，割下麦穗，而将草秆留在地里用犁将其翻耕在地下。
15世纪后，长柄镰被短镰刀所取代，草秆也被贴地割走，撒在牛栏或猪圈里，变成肥料再返回到地里。
不过，当时农夫必备的工具仍很简单，主要是连枷、草叉、耙子、长柄叉、粪叉、铲子、铁锹、犁、四轮车、运肥车、除草钳、镰刀之类。
从14世纪晚期到16世纪初，意大利在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技术上一直处于先进地位。
在意大利北方，由于15世纪后期以来城市工商业经济的衰退，相当多的城市手工业者从城市来到农村，虽然它们促进了乡村工业的发展，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更多地是促进了乡村园艺式农业的进步。
〔10〕（P784）这种园艺式农业，主要是指农业的精耕细作，以及广种花草果木等经济作物，毫无疑问都属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这些粮食主产区，这个欧洲的“粮仓”，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很早就趋向商品化，粮食以及其他作物的种植越来越专门化，主要为城市消费者服务，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开始起步。
农业革命的出现加快了西欧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脚步。
马克思指出“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几乎在整个十六世纪，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速度使农业居民破产，使租地农场主致富”13。
对于农业革命的涵义，布洛赫认为“标志着当代耕作经营方式来临的农耕技术与习惯的重大动乱，在整个欧洲依国家而异而日期不一，人们习惯冠之以‘农业革命’之称”14。
这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新技术的应用，即双轮犁的发明和有规律的轮作制取代强迫休耕制；一是旧时占统治地位的集体地役的废除，实际上是消除原始的村社公用地的残余。
事实上，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农业革命的理解，“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15。
显然，农业革命既是生产力的变革，也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核心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方式的变革。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农业革命的主要任务是：
摧毁封建土地关系，改造封建土地制度，实现土地资本化，完成从传统的中世纪自己自足的农业向现代资本主义大农业的转变过程。
农业革命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和特点。
法国的庄园早在12世纪末期就开始动摇，但在农业革命的冲击下，却表现的较为迟钝，尽管如此，法国还是按照农业社会的特点缓慢地进行着变革。
布洛赫对此提出的证据是对集体地役的攻击以及公共牧场权的衰落。
我们知道农村公社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构成细胞，而维持农村公社的基础在于公社的集体财产、集体权利、集体约束。
农村公社中有集体共同所有的共有土地、森林、牧场、未开垦的土地及矮灌木丛等，此外，公社还保留了每个农民都可以在休耕的土地上，已收获的田地里和第一次割草后的草场上放牧牲畜，拾捡麦穗和柴草的权利，至于集体的约束力则包括耕种法则，强制轮作，公共牧场和收获时间等各种规定的限制，这些约束力主要来自习惯和传统。
这些带有明显的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因素开始逐渐引起了一些地产主的不满，因为这种共耕共有的土地制度与资本主义个人占有财产的原则是向违背的。
“突然有一天，领主们发现这一习惯有损于自己的利益”16，于是，强制性的公共牧场开始减缩。
领主们试图将公共牧场围圈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有时候，人们在一些新耕种的作物上设置保护，当然总是那些有特殊收益的作物”，17“或至少等到在生草收割后才容许公共畜群进入他们的私地，他们建筑起坚固而完善的障碍保护自己的牧草”18。
事实证明他们这样的做法遭到了大多数牧民的强烈反对，有关公共牧场的使用权引起了众多的争议，然而，公共牧场制度还是悄悄向农业的个体主义过渡着。
“无论如何，虽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改革，陈旧的共同使用牧场的习俗，已在牛羊不知不觉的噬食中渐渐走向了灭亡。
”19可以说，法国的农业革命进程就是随着农村个体经济与农村公社集体权权利所维护的自然经济之间的斗争而不断发展的。
至于技术革命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表现为耕种制度的变化，“取消耻辱的休闲田”，“建立起真正的人工草场”，此外，“还有经营方式的引进：
即废除公共牧场，建立圈围地”。
15、16世纪法国农村的这些变化趋势虽然是悄悄地进行的，但也的的确确朝着农业革命的目标一步步迈进，个体的小农业逐渐取代了封建的大庄园主，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也缓慢的发生，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也隐约地闪现出来。
与此同时，英国的乡村在农业革命的冲击下正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
16世纪英国的牧场，特别是畜牧，日益变成地区性的专业化活动。
英帝国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使对羊毛的需求量激增，羊毛价格不断的上涨，养羊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
于是从15世纪后3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拉开了序幕，领主用暴力或各种欺诈手段强占农民的公有地和他们的份地，用栅栏、篱笆、壕沟围圈起来，变成领主私有的大牧场或大农场，并且从18世纪开始国家也公开支持这一行为，由于土地贵族在议会中占压倒的优势，新贵族依靠议会的立法完成了圈地运动。
这样做的后果导致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使土地轻而易举的集中起来，本来这一过程的完成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英国跨越了小农占有土地的阶段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
这样在贵族的暴力和国家政权的干预下，英国的农业革命的任务顺利地完成，不仅消灭了农村中残留的公有因素，更是提前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典型生产关系，失去土地而被迫流浪的农民不得不去城市成为雇佣工人，构成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力的原始积累。
一般而言，在16世纪农业革命之前西欧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进度大体上是相同的，在庄园制瓦解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分化，这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作用，每个国家的不同地理状况、经济条件，社会习惯，政治制度，都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会体现不同的特点。
法国的土地情况较为理想，这个时期的专制主义支持农民继承承租土地的权利，这是因为“王权的忠臣们总是把领主庄园制度当作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20，乡村的财产在为数众多的农民和无数小贵族之间分享。
大革命时期的农业政策总的来说也是偏向农民的，因此，法国的农民作为既得利益者是比较安于现状的，他们更热心于旧的经营方式，他们的个体主义倾向是比较强烈的，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占有了土地，而且渴望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法国看上去更象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在经济上封闭、保守，但其社会结构却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同时在政治上又显得较为激进。
而英国则由于王权受到议会的限制，旧贵族控制了国家的政权，他们当然利用手中的权利为其利益服务，于是英国的农业革命不是按照农民的意志和小私有者的愿望去解决土地问题，而是用地主和资本家的方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建立了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的大土地制，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凭借其海外市场的优势找到了最适合其自如果硬要为西欧近代化的道路寻找一个源头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农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法国人本可以为他们地多人少的优势而自豪，但由于过于分散的经营使这一优势变成了劣势。
法国社会习惯长期的延续，使他们过分的相信土地是财富的唯一象征，以至于包括最下层的普通农民都梦想能拥有一份自己的土地，这同样造成了他们习惯于抱守残缺，不思进取的心理，他们在得到哪怕很小的一块土地后就津津乐道，安于现状，满足于已取得的利益。
正因为土地是社会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也导致了土地占有者的个体意识的增强，他们顽固地坚守和维护着个体的利益。
事实上，法国走的是一条富农经济的道路，由于土地占有者的众多和大地产者的微弱，那些较有实力的中等阶级便扮演起社会的中坚角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政治上的因素也不能忽略。
法国的专制王权是逐步加强的，为了稳固其统治的根基，王权就必须抑制大贵族的实力，削弱其可能割据的经济基础，分散其土地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这样，王权就很乐意支持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要求。
但不幸的是，农民是天然的反封建的最具爆发力的阶级，他们实力的增强只会使他们反封建斗争更加彻底。
于是，法国的政治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后，就已经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根基。
英国人自然要为他们天然的地理优势而暗自窃喜。
英国的农业状况不如法国那么理想，但他们却找到了一条向外发展的途径。
他们一方面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一方面在国内率先发展起资本主义的大农场。
土地贵族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毫无顾忌地掠夺农民，甚至不惜使用暴力的手段，这个国家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贵族们不断扩大的贪欲，农民可以成为他们利益的牺牲品。
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使英国形成了一种贵族经济的特征，这种特征有助于形成集团或垄断的规模经营效益；另一方面，也使英国的政治不可避免地带上较多的封建残余，大贵族所代表的依旧是保守的封建势力，他们不可能为英国的近代民主政治做出较多的贡献。
我们发现即将帮助欧洲人民赢得第一次农业革命伟大胜利的众多技术装置对于之前的加洛林人而言并非一无所知，尽管很多基础的新设施早在1050年之前对于欧洲的生产者已不陌生，它们中的大部分却都是从那时起到1200年之间逐渐得以广泛应用并完善，因为各种有利的环境因素终于能够齐备。
不但入侵停止了，气候变得宜人，政*府也变得更为有效，提供了对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持久和平。
地主们也日益感到单纯的消费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于是开始追求利润。
最重要的是，在1050-1200年之间，欧洲有了更加坚实稳固的财富基础，可用于流通从而投资于需要支持的行业，简单地说，农庄不再发愁没钱购置农具了。
农业中第一和最重要的一项技术突破是重犁（heavyplow）的使用。
犁这种工具本身并不新潮，但是罗马人只会使用一种轻型的“刮地犁”（scratchplow），这种工具虽然可以在大地的表面留下几道划痕，却根本无法深翻。
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轻薄的土层当然给这种工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是一到北欧森林里开辟出的湿重之地，这种犁就完全成了花拳绣腿。
新型的重犁不但可以深挖更重的土壤，而且装备了新的零件使它可以在犁沟交错的土地上纵横捭阖，畅通无阻。
这种犁带来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它不但开掘了前人无法利用的土地，而且身后的犁沟还成为卓越的灌溉系统，从而为缺水地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节省劳力方面，罗马的“刮地犁”在实际使用中必须要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刮地两次，而重犁只需一次，并且效果更佳。
简而言之，如果不是重犁的横空出世，北欧的大规模农业开发以及此后各项社会成就的取得都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重犁的使用密切相关的成就是作物的三田轮作制度（three-fieldsystem）。
在近代之前，农夫们总是将自己的一块可耕种土地休耕一年以避免土壤肥力的衰竭，因为那时候没有足够肥料可用于负担高密度的农业耕作，而具有固氮功能的作物，比如三叶草和紫花苜蓿，几乎尚未为人所知。
但是罗马人却十分笨拙地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由于自己的落后，每年都要荒置可耕种土地的一半以上。
中世纪的农夫却创造性地通过三田轮作制，将每年休耕的土地减少到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某一特定的年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休耕；三分之一用于种植谷物，秋季播种，初夏即可收成；另外三分之一的土地，则种上了新的作物——如燕麦、大麦、或者豆类——这些作物在晚春播种，八、九月间即得收成。
这样，田地在一个为期三年的周期中轮流派上用场。
其中这些能够在夏季生长的作物，是对于这种制度最为重要的发明。
罗马人无法使用三田轮作制，因为他们的土地过于贫瘠，特别是由于地中海地区的干燥，使得夏季里无法凝聚大地的精华。
与此相比，潮湿的北方无疑占据了明显的地利。
这些新作物，不但不象谷物——包括小麦、黑麦那样将土壤的养分汲取殆尽，而且实际上，它们还可以恢复被这些作物消耗的氮元素。
而且土壤利用的多样化，也使得因天灾而大规模歉收的几率大为降低。
新的食物品种从此摆上了欧洲人的餐桌：
如果第三块田中种植的是燕麦，则人类和他们的马匹都可以从中获得食物；如果种植豆类，则有助于人类在大量从谷物中摄取碳水化合物后，用蛋白质来平衡体内的营养成分。
再考虑到新制度对丰富农业劳动品种和将土壤利用率从1/2提高到2/3的事实，三田轮作制无疑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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