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为例对中国地铁文化发展的研究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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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汉市为例对中国地铁文化发展的研究探讨
以武汉市为例
中国地铁文化发展的研究探讨
摘要：
城市地铁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地铁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则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建设的发展。
如何打造中国地铁文化，探索出有本土特色的地铁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
本研究以武汉市地铁文化发展为例，首先对地铁文化的概念内涵进行探讨，结合量表预试分析，设计出地铁文化发展的李克特量表。
对于正式量表所获得的有效样本数据，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探究中国地铁文化发展的方向。
研究表明，中国地铁文化应该从以地铁便民设施为核心的地铁物质文化、以地铁礼仪为核心的地铁行为文化、以地铁规范为核心的地铁制度文化、以城市精神为核心的地铁精神文化这四个方面发展。
关键词：
地铁文化；武汉；李克特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
随着城市地铁的蓬勃发展，城市地铁在城市的发展中不单单是简单的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城市地铁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该肩负起城市文化名片打造的担子。
地铁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延伸和提升。
那么，中国的地铁文化应该遵循着怎样的一条有本土特色的道路去发展，如何使其更好的融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当中，从而提升中国的地铁文化软实力呢？
本研究试图以武汉市为例，从理论上对地铁文化概念予以探讨，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借助计算机技术，构建地铁文化发展的统计模型。
基于此，本研究对地铁文化的发展提出相应发展建议。
一、地铁文化概述
对于中国地铁文化的发展首先明确地铁文化概念及其内涵，对于地铁文化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则要明确文化为何物。
“文化”一词，社会学家泰勒的解释无疑是最具有开创性的，“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
泰勒是通过一种归纳的方式给了文化最通俗直观的定义，后世的社会学家，在泰勒的定义的基础上添加了“实物”这一文化现象，丰富了泰勒的文化的定义。
对于地铁文化，王伯瑛（2006）认为应该从可见之于形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建设。
刘广武（2011）从地铁的物质文化以及地铁的精神文化对地铁文化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探讨。
冯明兵（2012）则在王伯瑛、刘广武等人关于地铁文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地铁文化概念应该包括的四个层次，即表层的地铁物质文化、浅层的地铁行为文化、中层的地铁制度文化以及深层的地铁精神文化。
就武汉而言，吕雄鹰等（2008）提出武汉市的地铁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主要表现在展示民族精粹文化、展示地域特色文化、展示个性主题文化、展示传统与时尚交融的文化、展示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文化等方面。
黄妍（2012）通过对武汉市地铁2号线的“地铁与周边物业开发相结合”、“便捷的换乘设计”以及“人性化细节设计”这三方面的研究，总结出武汉市地铁2号线“安全、便捷、舒适”的人性化设计理念。
据长江日报的报道，武汉地铁2号线在构造地下的“人本武汉”时创下了多项全国第一，包括“中国第一条带图书馆的地铁线”、“中国第一条在地铁站设直饮水机”、“大陆第一家地铁母婴室”、“首创把‘未来’展示在地铁里”。
无论是专家学者的建议还是武汉市地铁文化建设的实际发展，“人文关怀”、“本土特色”必将是贯穿于武汉市地铁文化建设的始终。
综合地铁文化的概念探讨以及专家学者对于武汉地铁文化建设的探讨。
本研究所采取的地铁文化概念内涵应该包括：
以地铁站容站貌、地铁站内设施等文化现象构成的地铁物质文化；以地铁参与者的行为习惯、地铁文化打造等文化现象构成的地铁行为文化；以地铁组织规范、地铁管理制度等文化现象构成的地铁制度文化；以地铁艺术、地铁文化认同等文化现象构成的地铁精神文化。
二、地铁文化的李克特量表分析
量表利用了存在于各种属性之间的强度结构，通过对问题的不同反应模式赋予相应的分值，使不同选项反映变量差异程度的强弱。
本研究根据地铁文化的概念内涵，构建出地铁物质文化、地铁行为文化、地铁制度文化以及地铁精神文化这四个潜在变量，采用李克特式分量表形式，完成量表构建。
通过对地铁乘客进行量表测量，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CFA），探究中国地铁文化发展方向。
（一）量表预试分析
在预试阶段本研究根据地铁物质文化、地铁行为文化、地铁制度文化以及地铁精神文化这四个潜在变量编制出16个测量指标。
研究小组在武汉市地铁2号线沿线阶段随机抽取120名地铁乘客进行量表测试，通过数据筛选，删除了6份缺省量表。
对余下的114份量表，在预试阶段本研究借助SPSS21.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极端组检验法进行项目分析，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对量表进行效度检验，最后通过Cronbach’salpha系数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从而完成最终量表的编制。
1.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对预试题目进行适切性评估，在本研究中采用了最常用的的极端组检验法，即对于预试样本求量表总分，并分别取极端的27%分成高低组别，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求出其CR值（极端值）是否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据此可判别预试指标是否有鉴别度。
由于本研究在预试阶段样本量较小，为了避免过度拒绝的问题发生，本研究采用α=0.01的显著性水平，此时CR值（t统计量）≥2.58表示具有良好的鉴别度。
预试量表的所有测量题项的CR值（t统计量）都大于2.58，说明有很好的鉴别度，测量题项应该都予以保留。
2.效度检验
效度即反映测量的正确性，指测验或其他测量工具确实能够测得所欲测量的构念的程度，亦即反映测验分数的意义为何。
换句话说就是测验或量表所能正确测量特质的程度。
效度的评估一般分为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以及构念效度这三种主要形式，本研究从构念效度的角度检验量表的效度。
构念效度是指测量工具能测得一个抽象概念或特质的程度。
构念效度的检验，首先是通过理论上的澄清。
本研究根据地铁文化的概念内涵建立起假设性理论建构，所以在理论层面是适切的。
在理论检验的基础上，构念效度的检验通过实证的方法查核测量结果是否符合理论假设的内涵。
在统计学上，建构效度的检验最常用的的方法即使用因素分析，量表的建构效度的因素检验多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量表的KMO值为0.851，大于指标统计量的0.80，Bartlett’s球形检验的
值为1025.514，自由度为120，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5，可拒绝变量间的净相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的假设，接受净相关矩阵是单元矩阵的假设，表示变量间具有共同因素存在，变量间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本研究是基于地铁文化发展发展的四个方向进行测量的，即可以确定因素间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适宜采取斜交转轴法。
同理，对于结果，本研究更侧重于结构矩阵的数值输出，表示变量与因素间具有简单相关。
表1构念效度因素分析结果摘要
因素构念
题项变量
直接斜交法斜交转轴法之结构矩阵
共同性
1
2
3
4
W.地铁物质文化
W2.清晰的地铁站牌标示
.858
.144
.454
-.329
.743
W1.清洁的站容站貌
.845
.208
.331
-.363
.725
W3.地铁站便民设施
.843
.061
.435
-.325
.719
W4.建设地铁图书、报刊
.722
.124
.426
-.377
.537
X.地铁行为文化
X3.排队上下车
.178
.876
.231
-.328
.784
X1.培训地铁工作人员
.104
.847
.064
-.333
.720
X2.发行地铁文化车票
.180
.842
.117
-.430
.720
Z.地铁制度文化
Z2.地铁线路设置
.447
.111
.901
-.268
.816
Z3.地铁安检
.364
.179
.869
-.316
.763
Z4.地铁与公交的换乘
.408
.194
.751
-.327
.576
Z1.地铁运行速度和时间
.398
.029
.719
-.278
.530
J.地铁精神文化
J4.播放城市建设宣传视频
.387
.286
.267
-.934
.886
J3.市民生活宣传画
.340
.433
.261
-.737
.567
J5.播放武汉市新闻资讯
.253
.335
.351
-.689
.503
J1.建设特色地铁文化墙
.555
.181
.435
-.574
.469
J2.播放地铁影视资讯
.307
.282
.147
-.393
.200
累积解释变异量（%）
64.099
表1为SPSS输出的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的结果摘要。
主轴法的共同性估计是采用内定格式的SMC法，将测试变量作为效标变量，其他变量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从而获得决定系数值。
一般将共同性值大于0.2为适合做因素分析的分界点，“播放地铁影视资讯”这个测量题项的共同性为0.200表示共同性较低，当题量充足时，是可以考虑予以删去。
在题项的选择上，当因子载荷的绝对值低于0.45则不适宜进行因素分析，“播放地铁影视资讯”的因子载荷绝对值为0.393，小于0.45的标准，所以予以删去。
测量题项“建设特色地铁文化墙”的因子载荷绝对值在因素一和因素四都均超过0.5，表示该题项所测的构面特质具有跨因素构面的特性，予以删去。
累积解释变异量表明四个因素可以解释全部量表的64.099%的变异量，大于60%，表示因素构建效度良好。
那么，因素一包含“清晰的地铁站牌标示”、“清洁的站容站貌”、“地铁站便民的地铁设施”、“建设地铁图书、报刊”；因素二包含“排队上下车、“培训地铁工作人员”、“发行地铁文化车票”；因素三包含“地铁线路设置”、“地铁站的安检”、“地铁与公交的换乘”、“地铁运行速度与时间”；因素四包含“播放城市建设宣传视频”、“市民生活宣传画”、“播放武汉市新闻资讯”。
因素构念与理论建构的构念相同，所以因素一的构念命名为“地铁物质文化”，因素二的构念命名为“地铁行为文化”，因素三的构念命名为“地铁制度文化”，因素四的构念命名为“地铁精神文化”。
3.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主要是对量表各层面与总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李克特式五分量表最常用的就是Cronbach’salpha系数。
在进行信度检验之前对于在效度检验中检验结果不佳的“播放地铁影视资讯”、“建设特色地铁文化墙”这两个题项变量都予以删去。
表2量表各层面及总量表的Cronbach’salpha系数值
总量表
地铁
物质文化
地铁
行为文化
地铁
制度文化
地铁
精神文化
Cronbach’salpha值
0.868
0.887
0.889
0.880
0.820
量表各层面以及总量表的Cronbach’salpha系数值均大于0.8，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甚加，由此一份量表的预试分析基本完成，可进行正式的量表的编制。
4.正式量表编制
通过对量表的项目分析、效度检验和信度检验，对于量表进行了修正。
量表中的“播放地铁影视资讯”测量题项由于其在效度检验中的共同性低，因子载荷绝对值低于0.5，予以删除。
测量题项“建设特色地铁文化墙”由于存在跨因素构面的特性，所以也予以删去。
最终的量表包含了地铁物质文化构念的四个测量变量，地铁行为文化构念的三个测量变量，地铁制度文化构念的四个测量变量，地铁精神文化构念的三个测量变量。
（二）数据搜集
本研究小组在武汉市地铁2号线的21个站点，从2014年2月24日开始，连续一周，对乘客进行问卷测评。
共发放了500份问卷，回收491份问卷，通过数据筛选，剔除了其中的32份缺省问卷，有效问卷45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1.8%。
表3样本人口学基本情况的描述统计
频率
有效百分比（%）
频率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
236
51.4
年龄
14-17岁
27
5.9
女
223
48.6
18-24岁
68
14.8
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8
1.7
25-35岁
122
26.6
小学及初中
52
11.3
36-45岁
136
29.6
高中或大专
120
26.1
46-59岁
78
17.0
本科
204
44.5
60岁以上
28
6.1
本科以上
75
16.3
合计
459
100%
样本人口学基本情况如下：
从样本人口学基本情况来看，本次调研的男女性别比上相差并不大；被测试的乘客受教育程度以高中或大专以及本科居多；年龄分布上以25到45岁的青壮年居多。
（三）验证性因素分析
验证性因素分析是验证数据模式是否匹配理论建构的假设，具有理论检验与确认的功能。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CFA模型）是结构方程模型（SEM模型）的一个子模型，是只有测量模型的回归关系。
本研究依据地铁文化发展的四个方向构建了地铁文化的四个构念的CFA模型，借助AMOS21.0统计分析软件检验CFA模型适配情况。
1.CFA模型建立
对地铁文化进行操作化后，分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这四个维度即构建出四个潜变量，观测的十四个测量变量即反映性指标是对潜变量构念的反映。
CFA模型的协方差矩阵方程式，如下：
（1）
是一个因子负荷矩阵，
为协方差矩阵，
是一个对角矩阵。
对这个方程式进行变形，由于验证性因子是因子模型的一种多维形式，所以根据因子模型的矩阵方程式
，即CFA模型的矩阵方程式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2）
是常数向量，
是一个因子负荷矩阵，
是协方差矩阵
的
个构念的向量，
是对角协方差矩阵
的独特因子的向量。
对于本研究所构建的四个潜变量，共十四个测量变量，通过将一个因子载荷的值设为1以固定每个因子的尺度。
矩阵行列式如下：
在AMOS21.0软件中，绘制出CFA模型图，如下：
2.CFA模型适配评价
对于CFA模型的适配指标，Satorra和Bentler（1994）提出应该包括S-B
值（SB量尺化卡方值）、RMSEA值（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CFI值（比较适配指标）以及GFI（适配度指标）。
值（卡方值）的大小极易受到样本规模大小的影响，吴明隆（2010）提出样本规模在100至200之间最适合使用
值进行检验，由于本研究的样本规模为459，远大于适用样本规模200，极易造成模型显著，即拒绝该模型。
而S-B
值仍旧保留了
值受样本规模影响的特性，所以该统计量本研究只做参考性指标。
RMSEA值由于其不受样本量影响的特性使得在模型适配评价上比其他的指标要优良很多，对于RMSEA值的分界点，一般认为0.08是模型可以接受的分割点。
GFI测试的是协方差矩阵与其拟合值矩阵的轨迹吻合程度，一般认为GFI值处于0.9和1之间表示模型拟合可以接受。
CFI值是一种改良的NFI值（规准适配指标），其值大于0.9时表示模型与数据相适配。
综上，本研究选取了RMSEA值、GFI值以及CFI值作为CFA模型适配评价指标。
借助AMOS21.0软件，输出CFA模型图，从模型图中可以看出RMSEA=0.072<0.08，表示模型可以接受；GFI=0.931>0.9，表示模型适配度良好；CFI=0.961>0.9，表示模型与数据相匹配。
由此可以确定，本研究所构建的CFA模型基本可以接受。
3.CFA模型的收敛效度
所谓收敛效度，是指测量变量在测得潜变量时具有具有较高的同构性，同构性愈大，则测量变量愈能反映潜变量。
对于收敛效度的评价本研究采用平均方差抽取量这个指标。
平均方差抽取量是潜在变量可以解释其测量变量变异量的比值，其值越大，表示测量变量越能有效反映其潜变量的特征。
在AMOS软件的输出结果中没有平均方差抽取量，但是参数估计值输出结果中可以获得测量变量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
以及测量变量的误差变异量
。
所以对于平均方差抽取量的获得，我们可以借助其计算公式算得。
平均方差抽取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3）
表4测量变量参数估计值摘要表
因素构念
题项变量
标准化因素负荷量
误差变异量
W.地铁物质文化
W1.清洁的站容站貌
.801
.305
W2.清晰的地铁站牌标示
.860
.270
W3.地铁站便民设施
.879
.241
W4.建设地铁图书、报刊
.752
.394
X.地铁行为文化
X1.培训地铁工作人员
.868
.224
X2.发行地铁文化车票
.866
.219
X3.排队上下车
.877
.189
Z.地铁制度文化
Z1.地铁运行速度和时间
.799
.235
Z2.地铁线路设置
.893
.114
Z3.地铁安检
.895
.123
Z4.地铁与公交的换乘
.803
.242
J.地铁精神文化
J1.市民生活宣传画
.764
.306
J2.播放城市建设宣传视频
.881
.139
J3.播放武汉市新闻资讯
.796
.214
根据公式（3），可以算得潜在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
在“地铁物质文化”的因素构念中，平均方差抽取量为0.685；在“地铁行为文化”的因素构念中，平均方差抽取量为0.782；在“地铁制度文化”的因素构念中，平均方差抽取量为0.801；在“地铁精神文化”的因素构念中，平均方差抽取量为0.752。
当平均方差抽取量大于0.50，表示模型的收敛效度较好，内在质量理想，测量变量可以有效反映潜变量的特征。
从测量变量参数估计值摘要表中可以发现，在“地铁物质文化”这个构念中，测量题项“地铁站的便民设施”的标准化因素载荷为0.879，大于另外三个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素载荷，表示在“地铁站的便民设施”对于“地铁物质文化”的构建贡献最大，所以在地铁物质文化建设中，要尤其注意地铁站的便民设施的建设。
同理可以得到，在“地铁行为文化”构念中，“排队上下车”的贡献最大。
“排队上下车”这是一种文明习惯，是地铁文化礼仪，所以在“地铁行为文化”的建设中，尤其注意地铁参与者，特别是地铁乘客的文明礼仪的养成。
在“地铁制度文化”构念中，“地铁安检”贡献最大。
“地铁安检”所代表的是地铁组织背后的一种规范，所谓规范是一种规则范式，是每一个地铁参与者都必须遵守的，所以在“地铁行为文化”的建设中尤其注意地铁规范的建设。
在“地铁精神文化”构念中，“播放城市建设宣传视频”的贡献最大。
“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是武汉市城市精神的精髓，在此精神指导下，武汉市正走在发展的高速道上，城市建设的宣传视频的播放，展示的是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更是武汉市精神的真实写照。
由此，对于“地铁精神文化”的建设要尤其突出城市精神文明。
三、中国地铁文化发展的路径
本研究对地铁文化这一概念进行剖析，操作化为地铁物质文化、地铁行为文化、地铁制度文化以及地铁行为文化。
在李克特量表分析中，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进一步得出对于武汉市地铁文化的建设应该从以地铁便民设施为核心的地铁物质文化、以地铁礼仪为核心的地铁行为文化、以地铁规范为核心的地铁制度文化、以城市精神为核心的地铁精神文化这四个方面发展。
1.发展以便民设施为核心的地铁物质文化
武汉市地铁2号线自建设以来便突出了其便民设施的打造。
所谓便民，不单单是让地铁乘客能够享受到地铁列车的高速，更应该是一种从进站到出站的便捷化，如地铁站的地理位置设置，地铁站牌的标示设置。
便民更应该突出其实用性，如地铁图书馆的设置，武汉市地铁2号线属于全国首例，地铁这一特殊的公共空间使得在地铁上读书看报成为很多乘客的首选活动，那么地铁图书馆的设立则很好的满足了这些地铁乘客的需求，尤其是受到上班族的欢迎。
便民之处应该见之于细微，如地铁站灯光的设置，乘客从地面到地下，从地下到地面，人眼对于光的瞬间变化极易给人以不适感，那么光源的位置、灯光的亮度等等细节上的问题须尽皆考虑其中。
2.发展以地铁礼仪为核心的地铁行为文化
中国自古以礼仪著称，在地铁这个公共空间中，地铁行为文化的发展应当特别考虑地铁礼仪的建设。
对于乘客，排队上下车、主动让座等等这些应该是每个地铁乘客参与地铁活动所应有的行为习惯。
对于地铁组织者，微笑服务应该是其贯彻的理念。
根据交通行为理论，影响乘客出行方式的选择之一便是乘客本身偏好的影响，乘客的偏好是最具感情色彩的因素。
那么，作为地铁组织者，优质的服务则是影响乘客偏好最大的因素。
更深一层次，地铁乘客的利益表达也应该成为地铁组织者应该关心的问题，乘客与组织者之间的沟通应该是畅达而且文明的。
3.发展以地铁规范为核心的地铁制度文化
无规矩不成方圆，道德约束的最底限一旦被突破，则需要法制的规范。
地铁规范的打造，从地铁参与者而言，一则需要地铁乘客的参与，如，不携带易燃易爆品上车、主动接受安检、遵守乘车规范等等。
二则需要地铁组织者的打造，首先在组织者内部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确保组织正常运转。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约束每一个地铁参与者的规范，每一个地铁组织者要严格遵守地铁规范，既是规范的执行者亦是规范的遵从者。
于地铁而言，地铁站在城市当中的布局、地铁列车的运行、地铁换乘等等这些都应该有着一套规范章程，这套章程的设置必须经过科学论证、精确的数据模拟，确保其科学性以及可行性。
4.发展以城市精神为核心的地铁精神文化
以武汉市为例，“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是武汉市城市精神的精髓，地铁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应当立足于城市精神打造地铁精神文化。
武汉市地铁精神的建设，表层的是借助地铁这一载体，结合新媒体不断向每一个地铁参与者传输武汉市精神文明。
进一步的从地铁做起，武汉市地铁的打造牢牢把握住“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不断创新，走在时代的前列。
更深一层次的，文化的发展，除了基本必须的物质条件等社会要素，更应该注重人民的力量，应该要取得广泛人民的认同，这种认同是最广泛的铁参与者骨子里的对地铁文化认同，对于地铁文化的认同感是地铁精神文化所要不断追求达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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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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