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凑城市文献综述修改48.docx

紧凑城市文献综述修改48.docx

《紧凑城市文献综述修改48.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紧凑城市文献综述修改48.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紧凑城市文献综述修改48

紧凑城市文献综述

1紧凑城市产生的背景及意义

1.1产生背景

二战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向中心城区集聚，大城市化趋势突出，导致中心城区用地紧张、地价猛增[1-2]。

加上政府“远郊开发”政策的出台以及小汽车的普及和公路的建设，城市用地向外围郊区剧烈扩张，城市空间呈现出低密度、蛙跳式、带状式和不连续的增长模式，即所谓的城市蔓延[3-5]。

城市蔓延造成中心城区衰败、居住环境质量下降、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大量农田被占、资源的低效率使用以及犯罪活动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暴露[6-8]，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提出了“紧凑城市”、“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等思想理念，试图采用规划和政策手段来遏制城市蔓延并解决其带来的问题。

而如今，城市蔓延不仅仅困扰着欧美等发达国家，也给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带来了巨大压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许多城市空间转向粗放型扩张方式，在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以及地区发展不均衡等方面面临巨大考验：

（1）城镇人口规模持续扩大。

据统计，1978年底，我国总人口为9625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17245万人，城镇化率为17.92%，而到了2013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6072万人，城镇人口为7311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3.73%。

根据联合国2011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指出，预计到205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103179万人，这意味着还有30068万人将涌入城市，城市规模进一步膨胀。

（2）城市建设用地无序扩张。

由于早年的城市建设缺乏规划指导，加上政策监管宽松等因素，城市建设用地难免会出现布局散乱、无序扩张等现象，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大量的耕地被侵占。

根据《中国统计摘要》记录，1981-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率为7.90%，而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年均增长率为16.02%，城市扩展系数达到2.03，远大于其合理值1.12。

这表明1981-2012年间，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过快，利用效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粗放利用现象严重。

（3）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

我国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较小，耕地、水和能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1/4和1/2，且能源的利用效率低，每单位GDP的能耗分别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2.5、5和9倍。

因此，节约能源、降低能耗是我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4）城市居住环境恶化。

城市生活垃圾、污水及工业“三废”等污染物的处理不当导致污染扩散严重，降低城市居住环境的质量。

而城市空间的膨胀，使得城市周边的大量开放空间被蚕食，影响城市生态系统的环境承载能力，加剧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

此外，随着小汽车的拥有量日益增加，汽车噪音和尾气严重威胁着城市居民的健康。

雾霾、酸雨、热岛效应和交通拥堵等问题备受关注。

1.2研究意义

紧凑城市作为遏制城市无序蔓延的有效发展模式，通过人口、功能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合理集聚，优化资源、能源等要素配置，鼓励公交出行，提升城市各环节的运作效率，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总结以往的经验，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紧凑城市理论的引入，为缓解我国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提供了理论支撑。

但目前国内紧凑城市理论的研究较少，开展紧凑城市的研究将有助于在借鉴国外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紧凑城市理论框架，丰富我国城市规划与发展政策制定的理论体系，弥补我国对紧凑城市建设与管理的不足。

此外，还可以利用对城市紧凑度的相关研究，来诊断影响城市紧凑度的因子及作用机制，为引导城市的发展，促进城市紧凑度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2紧凑城市相关概念

自紧凑城市理念提出后，对其概念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

国外学者从紧凑城市的功能、发展模式、内涵特征及与其相关的环境、交通、政策等方面出发，尝试定义“紧凑城市”。

如欧共体委员会认为：

紧凑城市是仿照欧洲古老而传统的城市生活，强调密度、用途的复合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9]；Breheny认为：

紧凑城市是指推动城市再生及城镇中心的振兴，抑制向农村地区的发展，提高密度和功能混合程度，促进公共交通发展，并在公共交通节点处集中发展的城市[10]；Neuman认为：

紧凑城市是相对于城市蔓延而提出的，其概念是与城市蔓延对立存在的[11]。

此外，Burton、Ewing、Anderson等学者也给出过相关的概念。

国内学者对于紧凑城市的概念并没有针对性的理解，韩笋生认为紧凑城市是运用城市紧凑的空间战略来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如增加人口密度、提升城市经济活跃性等[12]；李琳通过比较“紧凑”与“集约”的内涵认为紧凑是一种城市发展策略[13]；祁魏锋梳理国内外有关紧凑城市的研究进展，认为紧凑城市既是一种空间结构，又是一种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发展模式和策略手段[7]；彭晖通过对荷兰城市规划的分析，认为紧凑城市是一种以渐进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政策[14]。

虽然紧凑城市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标准的定义，但紧凑城市具有高密度、功能混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特点已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

3国外研究进展

3.1紧凑城市理念的产生与发展

“紧凑城市”理念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其理念的形成融合了分散主义和集中主义两种思潮，以提升城市效益为目标，采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设置城市绿带以及通过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等方式来限制城市的无序扩张，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如Jane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出的城市功能混合和德·沃夫勒在《城市化》中提出的城市高密度形态模型等构想，对紧凑城市理念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启示。

1973年，Dantzig·G和Satty·T在《CompactCity:

APlanforaLiveableUrbanEnvironment》一书中赋予了紧凑城市最初的理念：

城市的居住环境是包含整个复杂的、具有内在关联和高度动态的城市系统。

同年Dantzig·G在《theOrsaNewOrleansAddressonCompactCity》的演讲中详细的讲述了紧凑城市的17个优点以及未来需要开展的工作，并给出了旨在遏制城市蔓延，减少长距离交通，保护乡村环境的“紧凑城市”设计方案[7,15]。

而后“紧凑城市”理念在荷兰、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一些大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政策中出现，在引导城市集中发展，遏制城市蔓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总的来讲，这些探索的成果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且关于“紧凑城市”的相关研究也较少。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所改善。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正式被提出，“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等注重环境保护、降低污染和节约能源的理论兴起，环保思想和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政府的广泛关注，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奋斗的目标[16-17]。

特别是在1990年后，欧共体委员会在《城市环境绿皮书》中提出：

未来的城市应该是紧凑发展的，限制小汽车，鼓励步行和公共交通出行，强调功能混合，高密度，以达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能源，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8-19]。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紧凑城市”理念紧密结合，“紧凑城市”被认作是实现城市经济、环境、文化、资源等可持续发展最具代表的发展模式，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1996年，由MikeJenks、ElizabethBurton、KatieWilliams三位学者编著的《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

》从理论、社会经济问题、环境、评价、检测和实施5个方面，对有关紧凑城市的理论共识和争议做了系统的梳理及总结，认为：

紧凑城市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限制城市扩张为前提，通过对集中设置的公共设施的可持续性的综合利用，将会有效地减少交通距离、废弃排放，促进城市的发展[20]。

该书的出版极大的推动了紧凑城市理念的发展，由单纯的定性讨论迈向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初始阶段，并启发了其在实践应用中的探索。

2000年，MikeJenks、ElizabethBurton、KatieWilliams三位学者在《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

》的研究基础上出版了《迈向可持续性的城市形态》，采用比较分析法和模型预测法，探讨了紧凑城市的优劣特征，并从土地利用和交通等方面进一步寻求符合地域特征和能够满足不同城市发展条件的可持续城市形态模式[21]。

将对紧凑城市的研究正式推向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新时期。

3.2紧凑城市发展模式探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对紧凑城市研究的不断深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展开了对紧凑城市发展模式的探索，尝试找到一种能够有效遏制城市蔓延、缓解城市问题的发展模式。

且研究的热点也逐渐由“单中心或多中心”发展模式向“分散化的集中”发展模式过渡。

在探索和实践的初始阶段，以“单中心或多中心”的发展模式是学术界和规划界研究的主流。

1992年，美国建筑师哈里森·弗雷克提出“以公共交通走廊为发展轴、公交站点为节点，集中进行土地高强度开发，建立集居住、工作、商业、游憩等功能于一体”的TOD模式[22]。

该模式将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相结合，提升城市中心区吸引力，减少基础设施投入，缩短通勤距离，提高社区生活和生态环境质量，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美国的华盛顿、丹麦的哥本哈根、日本的东京等城市都是成功的经典案例。

此外，还有安东尼·道斯于1996年提出的“有界高密度”、“新社区和绿带”、“限制扩张混合密度”三种紧凑城市发展模式[23]。

进入21世纪后，研究者们开始对“单中心或多中心”的发展模式开始产生质疑，认为单一的中心未必是城市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在城市成长到一定阶段后，难免会出现“摊大饼”式增长。

而“分散化的集中”发展模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认为“分散化的集中”是城市未来实现可持续的理想发展模式。

所谓“分散化的集中”即发展相互之间通过完善的公共有轨交通系统相联系、易通达的城市中心群，并以这些城市中心为核心高密度高强度进行发展的城市空间组织形态[12]。

如荷兰学者提出的“城市网络（UrbanNetworks）”、PeterCalthorpe和WilliamFulton的区域城市、JohnPunter的“簇群型”或“廊道型”等“分散化的集中”发展模式。

而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网络”是最受关注的研究热点。

“城市网络”是在荷兰2000年的第五次国家土地规划中提出的，是荷兰学者对以往有关紧凑城市发展政策的反思。

“城市网络”实质上是指“由高度城市化构成的城市群体，节点城市紧凑发展各有特点，节点间以绿地和休闲空间加以隔离”的发展模式[24-25]。

该模式利于农田和休闲空间的保护，在城市发展成熟的欧美地区比较盛行，如荷兰的兰斯塔德地区、德国的莱茵——鲁尔地区等。

此外，在探索过程中衍生出的“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和“城市增长边界”等相关理念，虽然名称各异，但其核心内容大同小异，都以控制城市蔓延为目的，提倡城市紧凑发展，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26-28]。

表3-1紧凑城市理念与相关理念的的比较

理念

核心内容

与“紧凑城市”的共同点

新城市主义

1、重视区域规划，强调从区域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2、以人为中心，强调建成环境的宜人性以及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支持性；3、尊重历史和自然，强调规划设计与自然、人文、历史环境的和谐性。

遏制城市的蔓延，土地利用功能混合，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活环境质量，减少基础设施投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精明增长

1、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2、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降低基础设施投入；3、采用密集组团，生活、就业集中布置，减少通勤距离。

城市增长边界

采用一定的措施和管理政策，引导、协调城市的开发时序、开发强度和土地利用模式。

3.3城市紧凑度测度方法

国外对城市紧凑度测度方法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其产生的方法可归纳为两大类：

空间形态指数测度法和指标体系测度法。

（1）空间形态指数测度法是采用城市用地在空间平面上与规则几何图形的差异程度来度量城市空间形态紧凑度。

常用的测算方法有Richardson（1961）的形状率、Cole（1964）的圆形率、Boyec和Clark（1994）的形状指数、Gibbs（1961）以及Bertaud和Malpezzi（1999）的紧凑度指数、NguyenxuanThijh（2002）的万有引力模型等，但这些方法仅仅是通过对城市外部整体空间形态的测度来评价城市的紧凑度，缺乏对城市人口、功能、密度、结构和过程等方面的评价，不能综合的体现城市运作的各个环节。

表3-2空间形态指数测度方法计算公式

测算方法

计算公式

形状率

，

为城市建成区面积，

为周长

圆形率

，

为城市建成区面积，

为该城市建成区最小外接圆面积

形状指数

，

为图形重心到边界的半径长度，

为具有相等角度差的辐射半径的数量

紧凑度指数

，

为建成区面积，

为最长轴长度

，

为第

块用地到CBD的距离，

为该用地人口占城市人口的份额

万有引力模型

，

为光栅单元

和

的几何距离，

常数

（2）城市的紧凑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包括了城市的形态、规模、密度、结构、功能和过程等方面[29]，空间形态指数测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对城市的紧凑度衡量。

有学者提出疑问：

究竟城市空间形态指数达到什么样的紧凑程度才既能保证生活的环境质量，又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许多学者在反思以往采用空间形态指数测度方法来衡量城市紧凑度存在的弊端，对城市进行由外而内，从形态到功能、静态到动态的思考研究，构建尽可能涵盖城市运作各个环节的指标体系，并借助评价分析模型来测度城市的紧凑度，力求能够综合的反应城市的各项功能实现程度、自身系统的运作效率以及产生的效益高低。

但由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对城市紧凑度的测度位能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

ElizabethBurton是第一个采用指标体系法从高密度型城市（Thehigh-densitycity）、功能混合型城市（Themixed-usecity）和增强型城市（Theintensifiedcity）三个角度构建评价模型，对英国25座城市的紧凑度进行测度分析[30]。

另外，有学者认为，紧凑城市的目的在于遏制城市的蔓延，故用于研究城市蔓延的某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城市的紧凑度。

如Ewing通过主成份分析法获得住宅密度、社区土地混合度、重心集聚度、道路网可达性四大因子用于测算城市的蔓延指数[31]；Yu-HsinTsai从大都市层面，选取都市规模、活动强度、活动的均匀分布程度及高密度区域的集聚度等指标，运用仿真分析和全局空间自相关方法来区分蔓延和紧凑[32]。

其中涉及密度、集聚度和功能混合程度的一些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城市的紧凑度。

4国内研究进展

4.1紧凑城市理念的引入与发展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激增，城市用地呈现出“摊大饼式”、“飞地式”等粗放型增长，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人地矛盾突出，如何能够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国内关注的焦点[33]。

2001年，王荣锭在《高密度还是低密度，哪个更加可持续？

紧凑城市规划思潮的启示》一文中对比了蔓延和紧凑两种城市扩张模式，介绍了紧凑城市的规划思潮，并对我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建议[34]，“紧凑城市”理念首次出现在国内的文献中。

由于国内的社会发展环境、经济基础等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能直接照搬国外的研究成果，紧凑城市在国内学术界和规划界掀起了研究热潮。

如韩笋生[12]、温春阳等[35]从城市规划角度入手，剖析紧凑城市的核心理念，并探讨其在城市规划中发挥的作用；仇保兴[36]、沈清基等[37]从城市多样性角度来阐明城市的多样性和紧凑性应是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两者进行整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耿宏兵[38]、杨永春等[39]则通过对比中外城市发展阶段、环境、资源等背景的差异，认为高密度紧凑城市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但城市的高密度化应适当；张昌娟等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提出紧凑城市理念的实施应当充分考虑地区的特征，因地制宜、灵活运用，而不能一概而论[40]；方创琳等对国内外紧凑城市的理念及测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出了对于紧凑城市的落实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若干问题[6]；董剑针对国内的实际情况，对紧凑城市建设与规划理论探索，提出了紧凑城市建设的十大原则[41]；黄姝对紧凑城市存在的争议进行分析，评价了紧凑城市理念在国内城市空间发展中的适用性[42]。

随着紧凑城市理念研究的深入，紧凑城市理念已成为国内学术研讨会上的热点话题。

如2005年，在杭州召开的“紧凑新城镇”专家研讨会，对紧凑城市规划理念的概念、原则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2010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九届国际城市规划与环境学术会议”，“紧凑城市”成为会议主题之一，对紧凑城市理念内涵作了进一步的交流。

此外，紧凑城市理念也在逐渐融入国内的一些法规中，如2007年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和2008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用地的通知》都体现了紧凑城市节约土地资源、合理布局等相关理念[15]。

4.2紧凑城市发展模式探索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紧凑城市发展模式也作了较多的研究，韩笋生、于立认为“分散化的集中”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模式。

如吴良镛院士在《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中提出的“交通轴+葡萄串+生态绿地”发展模式；朱喜刚的“有机集中”发展模式，；李翅在安东尼·道斯的基础上提出的控制型界内高强度开发模式、引导型界外混合开发模式、限制型绿带低强度开发模式三种发展模式以及段进的“集约型空间发展、间隙式空间布局、山水化空间形态”发展模式[7,23,43-45]。

4.3城市紧凑度测度方法

4.3.1指标体系及评价单元

国内衡量城市紧凑度主要以指标体系测度法为主，在评价单元上则以城市、城市群等大尺度居多，但有些城市或城市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缺乏比较价值，而有关探寻影响紧凑度因子的研究较为鲜见，仅有的一些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定性地评价城市或城市群紧凑度与城市政策法规及市场机制等方面的相关性，并未深入探讨其与评价指标的内在联系。

如方创琳等从产业、空间和交通三方面选取9个评价指标，构建了中国城市群紧凑度指标体系，对23个城市群的紧凑度进行测度分析，并采用聚类分析法将这23个城市群划分为高度紧凑、紧凑、中度紧凑、低度紧凑和不紧凑5个级别，且城市群综合紧凑度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逐渐下降的态势，原因在于城市群综合紧凑度与城市群发育程度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46]；毛广雄等从经济紧凑度、城市用地及形态紧凑度、交通紧凑度和人口紧凑度4个方面选取18个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了江苏省13个中心城市的综合紧凑度，并将13个中心城市划分为紧凑、较紧凑和不紧凑三类，最终借助回归模型得出制度调控力、市场拉动力、人口推动力对江苏省城市紧凑度的影响明显[47]；马丽等基于紧凑城市内涵，从形态紧凑、结构良好、效率较好3个维度选取8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国内12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紧凑度进行评估，并对其与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强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国内67.2%的城市属于不紧凑城市，城市的紧凑度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人均能耗及污水排放的联系较弱[48]。

4.3.2评价方法

在评价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国内学者通过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优化，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韦亚平等以“屠能-阿隆索”的扩展模型——标准断面比较模型为工具提供两个方面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紧凑化发展与土地利用绩效的关系：

一是在同一时间上对多个连续空间单元进行横向比较；二是在时间上对整体土地利用绩效进行连续测度[49]；郭腾云等借助GIS分析工具、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及Malmquist模型方法，对我国特大城市的空间紧凑度及其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城市空间紧凑度变化与测度的技术方法不存在互动关系[50]；陈逸敏等采用MCE-CA模型模拟东莞市的城市空间紧凑形态，并对2010和2020年东莞市的城市空间紧凑形态进行了预测[51]；赵景柱等在T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标准化紧凑度指数来反映城市空间形态的紧凑度，消除了因面积差异而对评价结果的影响[52]；吕斌等从低碳视角，以商业、医疗、教育和文化娱乐等服务设施的布局为基础，构建了城市功能空间紧凑度指数，实证了城市内部“功能空间紧凑度”指标较外部“形态紧凑度”指标能够更好的反映城市形态的紧凑性内涵[53]。

5研究述评

紧凑城市作为城市蔓延的对立面，其公认的特征为高密度、功能混合、以公共交通为导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国外有关紧凑城市理念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城市蔓延的遏制，而真正兴起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将城市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紧凑城市注重高密度、功能混合的思想相结合，在指导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并有学者在检讨以往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紧凑城市的一些发展模式，如以“TOD”等为代表的单中心或多中心发展模式和以“城市网络”等为代表的“分散化的集中”发展模式。

而在测度方法方面则形成了空间形态指数测度法和指标体系测度法两种。

空间形态指数测度法仅仅是从城市外部形态来衡量城市的紧凑度，如形状率、圆形率、形状指数和万有引力模型等；而指标体系法则是通过城市外部形态和城市内部密度、结构、功能等各方面，构建完整的评价模型，综合衡量城市的紧凑度。

相比国外，由于我国的社会背景、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等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紧凑城市的解读应有所区别。

因此，我国有关紧凑城市的研究亟待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1）完善紧凑城市理论框架

21世纪初，紧凑城市理念引入我国，并逐渐受到关注。

国内有关紧凑城市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概念性辨析和理论探讨为主，大多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入手，认为紧凑城市是一种城市发展策略、发展政策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等，并提出了紧凑城市理论在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原则、适用性及需要考虑的问题等，但紧凑城市的确切定义仍未给出。

目前，有关紧凑城市的实证分析和实践活动方面的研究开展较少，在紧凑城市建设与发展方面缺乏实际性的理论支持。

因此，完善我国的紧凑城市理论框架是未来的重要研究内容。

（2）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发展模式

国内学者通过对“单中心或多中心”和“分散化的集中”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认为“分散化的集中”发展模式较为符合我国当前的城市发展。

并提出了“交通轴+葡萄串+生态绿地”、“有机集中”、“控制型界内高强度开发模式、引导型界外混合开发模式、限制型绿带低强度开发模式”、“集约型空间发展、间隙式空间布局、山水化空间形态”等发展模式。

但需要强调的是，城市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考虑自身的条件，如城市规模、资源、地貌地形等。

（3）深入城市紧凑度的测度研究

只有在获知城市紧凑度的基础上，城市自身或城市之间才能进行分析比较。

国内普遍采用的测度方法是指标体系法，其关键在于指标的选取具有针对性，符合城市的自身特点，但目前大多数研究由于早前资料记录的不完整、现有资料的统计不完善以及技术手段较落后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一些重要指标无法列入评价指标体系中，从而影响评价的结果。

另外，对于紧凑度的评价模型，国内虽有学者在借鉴国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其作了改进，但未能综合考虑国内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其结果有失科学性。

因此，国内在紧凑度的测度指标体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