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造假罪魁祸首陶心如（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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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造假罪魁祸首陶心如（上）

《红楼梦》造假罪魁祸首陶心如（上）

——伪造贩卖“脂本”、“程乙本”和涉曹雪芹材料的陶洙生卒年和旧宅考

陈林 昨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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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行文至此，必须来好好谈一谈陶洙陶心如了。

陶洙陶心如究竟何许人也？

本专栏前文对其下了一个断语：

“陶洙陶心如就是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罪魁祸首，陶洙就是卖‘甲戌本’给胡适的藏书家‘胡星垣’，是伙同狄葆贤共同伪造‘戚序本’的‘著名小说家’，是伙同陶湘、董康共同伪造‘程乙本’的首恶，是伪造系列‘曹雪芹’生平材料的犯罪分子。

胡适一生的‘红学’功绩，从一开始就跟陶洙这个文化败类紧紧纠缠在一起。

”

何以证明陶洙是“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罪魁祸首”呢？

非常简单——找出陶洙的亲笔笔迹，跟系列“脂本”上大量的正文和朱批笔迹做笔迹鉴定，事实清楚，铁证如山——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详细论述。

为了彻底理清陶洙在百年“红学”史上的罪恶，也为了全面深入揭露“红学界”长期隐瞒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本”及涉“曹雪芹”材料的欺诈行径，有必要详细梳理陶洙的家世生平。

如前文所论，学术界第一篇较为详细考证陶洙生平的论文是著名“红学家”胡文彬所撰的《陶洙与抄本<石头记>之流传》（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一辑），但这篇论文考订未详，失误颇多。

本人自2008年7月确证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砚斋评本”的罪恶行径之后，几年来一直苦心孤诣地搜罗考证陶洙的家世生平资料，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大量翔实深入的考据文章；而“红学界”在此期间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一篇文字。

迄今为止，从公开的材料来看，本人掌握并发布的有关陶洙家世生平的资料毫无疑问是最翔实最准确的。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必须严正指出，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高文晶之毕业论文《陶洙校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研究》（2011年4月，指导教师曹立波教授）贪人之功，在关于陶洙家世生平的考证等问题上，大肆抄袭剽窃本人发表在博客上的系列学术论文，或一字不改地原文抄袭剽窃，或直接袭用本人的考据结论以为己有。

我已有专文并将继续在本专栏对此学术不端行径予以揭露和谴责，教育部和中央民族大学理应对我的公开实名举报做出严肃调查处理，曹立波和高文晶师生及其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必须为此学术不端行径承担相应责任和严重后果。

陶洙，字“心如”，号“忆园”，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陶洙是陶湘（1870～1940）的六弟，也是著名教育家、北京八中前校长陶祖伟的亲生父亲。

陶洙本人也是藏书家和书画家，台湾出版的《民国书画家汇传》称陶洙“工山水，花卉，不拘一格，均俊逸秀雅”（第233页，转引自杜霭华：

《陈淳写意花鸟画的新贡献》。

广州艺术博物院编：

《广州艺术博物院年鉴（2006年）》。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08页）；“一代名士”、“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之妻、著名画家潘素曾师从陶洙学画。

据陶湘自撰之《武进陶湘字兰泉号涉园七十年记略》，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三月六弟洙字心如生”。

《董康东游日记》1935年4月24日（农历三日二十二日）记“是日为余与心如诞辰”。

由此可知，陶洙心如生于1878年4月24日。

陶洙死于何时呢？

对这个问题，“红学界”一直没有弄清楚，或者是早就知道却一直不敢说清楚讲明白。

胡文彬在其论文中推测，陶洙可能是在1954年后“不久即逝世”（第203页）。

事实证明，胡文彬的推测完全不能成立。

著名学者、“红学家”周绍良曾经伙同陶洙伪造了一部假古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学界通称“北师大藏本”。

“北师大藏本”于1957年卖到了北师大图书馆，“其登录号为342510—17，书价为240元”，“书买进以后，与其他《红楼梦》版本相比，显得很贵”。

（参见曹立波、张俊、杨健：

《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总第169期。

第114、第115页。

）当年“偶然发现”这部假古籍的北师大博士生曹立波及其导师张俊等人前去拜访周绍良，周绍良对他们说，陶洙“可能是（19）54年死的”。

（参见同前，第117页。

）

事实证明，周绍良在“北师大藏本”和陶洙其人等问题上撒了谎（理据后文详述），他关于陶洙卒年的叙述也很可能是刻意的谎言。

周绍良的老师、北师大校长陈垣于1957年12月7日与尹炎武（时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陶洙、陈乃乾（时在中华书局）在京会面，还一起照了一张相，刊登在1957年12月24日第223期的《师大教学》上，可见陶洙此时还健在。

（从左至右：

陈乃乾、陈垣、陶洙、尹炎武。

）

上面这张照片是我艰苦搜求而来并首先公开发布的。

我艰苦搜求的另一个结果是，首先发现陶洙直到1959年夏天还活着，作有花鸟图一幅，钤印“七十以字行”，题款“仲田二兄雅令已亥夏八二病夫陶心如力疾作”。

剽窃者高文晶在其“论文”《附录》之《陶洙生平查访录》中称，高于2011年1月12日将其“论文”中关于陶洙家世生平的文字发邮件给陶洙的孙女陶扬（第55页），陶扬于3月18日在电话中告诉高，据其不具姓名的“伯父家的大哥”声称：

“我爷爷应该是在1959年秋冬去世的，好像是撑到了年底。

”（第56页。

）

高文晶对陶洙死于1959年的“论证”就此完结。

高文晶“证实”了陶洙死于1959年吗？

一条证据都没有，一件可验证的事实都没有，都是晚辈的回忆和推测：

高：

1959年吗？

那关于去世的时间和抄书的详情，您家祖中还存有什么具体的记录或纪念之类的证明材料吗？

陶：

好像没有了，这也是家里人回忆的。

（第55页。

）

根据陶扬的叙述，陶扬的奶奶也去世了，陶扬本人没见过陶洙（第54页）；陶洙那一辈“一共兄弟九个，后来还有三个活着。

一个去美国了，两个去了台湾。

都已经特别大岁数了，现在即使在世的，也得了老年痴呆症，在养老呢。

目前通过爷爷那一辈人也问不出了”。

南京匿名学者“孤鸿道人”在2008年8月发布的一篇网文中称，陶洙在1954年的一次运动中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扫回了常州老家，死于1961年冬天。

“孤鸿道人”发布的这个信息可能是其文中提及的“孙氏后人”透露的。

我推测，所谓“孙氏后人”应当是指修绠堂的经营者孙承俭的后人。

本专栏前文已经指出，修绠堂的投资者是陶洙之兄陶湘。

但是，参照其他资料来看，“孤鸿道人”掌握的信息并不正确。

如果陶洙真的在1954年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他没有任何可能跟地位显赫的北师大校长陈垣等人合影，更没有任何可能把照片刊登到北师大学报《师大教学》上去。

据雷梦辰《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1辑），陶洙“晚年迁居天津”；又称陶洙所藏之“抄本《永乐大典》8卷4册，实为珍贵。

1959年中华书局将这4册抄本与其他藏本一并影印出版”（第102页）。

雷梦辰关于陶洙“晚年迁居天津”的说法跟雷梦水不同。

雷梦水为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陶湘》一诗加按语称，陶湘刻书，“多由其弟心如为之督造，字画工雅，楮墨精良，心如亦工鉴别也。

暮年僦居六部口，逾八十，佣书为生，间于字画见之”。

（伦明著，雷梦水校补：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44页。

）

雷梦水按语中“暮年僦居六部口，逾八十，佣书为生”，指的不是陶湘，而是陶洙。

对比各种史料记载，我认为雷梦水的叙述更为可信，而可信的最关键依据在于——陶洙亲手伪造的假古籍“脂本”之一“蒙古王府本”于1961年以当时300元人民币的重价卖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鉴定人就是陶洙的老哥们、北图善本部主任赵万里。

如果陶洙1959年底就死于常州或天津，这笔高价的买卖意义何在？

陶洙晚年居住在北京，贫病交加，老朋友们予以庇护，才会有这荒唐假古籍的高价买卖连续发生。

“红学界”都知道，关于“蒙古王府本”，“红学泰斗”周汝昌生前最早于1961年公开撰文介绍，周汝昌对“蒙古王府本”收藏和鉴定的叙述广为人知，最为权威。

周汝昌写道：

“一九六一年春，北京图书馆收得一部乾隆钞本红楼梦。

当年，我们曾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简介一部红楼梦新钞本》一文（署名‘玉言’）。

此外，尚未见其他相关文章。

”

“蒙赵万里先生见告：

这本子系一清代蒙古旗王府的后人所出，这里就把它简称作‘蒙府本’或者‘蒙本’。

”

剽窃者高文晶的“论文”第四章第二节谈及“北师本与蒙府本”关系，高写道：

“据赵万里所述，蒙府本出自北京蒙古旗人之手，原为清蒙古王府旧藏。

1960年至1961年间出现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1962年由北京图书馆重金购藏。

（第44页。

）”

高文晶的这段文字未列出参考文献，所涉史实荒腔走板。

实际上，高文晶是不加思索地抄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的“蒙府本”影印本的介绍文字。

高文晶此处捅的大篓子，不是抄袭剽窃本身，而是放大了“重金购藏”这个问题。

大家还记得吗，中国书店的前身就是陶湘投资的修绠堂呢。

“蒙府本”影印本的叙述实际上验证了我的坚定判断——陶洙贩卖了他伪造的假古籍“蒙府本”，陶洙在1961年春还活着！

有关北图“重金购藏”“蒙府本”的叙述，直接摧毁了著名“红学家”沈治钧和杜春耕的谎言。

沈治钧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递藏史述闻》的文章，引述杜春耕等人的叙述，声称“蒙古王府本”确切来历，是2011年8月，由杜春耕等人调查访问王年、达锐夫妇而最终查明的。

沈治钧写道：

“1960年，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反复动员，金允诚（按，王年、达锐夫妇之母）才勉强答应将它捐献给国家，以利学术研究。

”

“为了表示感谢，北京图书馆回馈了一部《红楼梦》刊本，另外象征性赠予人民币300元。

据李明新女士介绍，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处通过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原文化部副部长）了解到，国图善本部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收据，那上面的签名正是“金允诚”三个字。

”

对比高文晶和沈治钧的“论文”，两处谎言都破产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介绍文字，当然是国图方面提供的，北图当年“重金购藏”“蒙古王府本”是一个“红学界”捂了40年的事实。

既然是“重金购藏”，当然会有白纸黑字的购藏凭据，卖者是谁，经手购藏者何人，购买价格、时间等，当然一清二楚。

如此一清二楚的事实，用得着杜春耕等人2011年8月才调查清楚吗？

作为大学教授，沈治钧上述两段话说得非常离奇含糊。

请大家想一想，国图善本部保存的“收据”，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收据呢？

是“蒙古王府本”的收据，还是“300元”或《红楼梦》刊本的收据？

沈治钧到底是什么意思？

更离奇的是，既然收据还在，国图善本部出示这个收据就行了，沈治钧非要拉扯出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来干什么？

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摆事实是唯一硬道理，否则拉出任何权势人物来作证都无效。

沈治钧所谓北图“象征性”赠予金允诚人民币300元，更是欺世之谈。

300元人民币在当年是一笔巨款，“象征性赠予”是完全说不过去的，“重金购藏”才是确切的描述。

现在的问题不是金允诚得了300元，而是陶洙在这笔买卖中得了多少钱。

大家请注意，我在2008年公开发布的学术论文中就斩钉截铁地论断：

“‘蒙古王府本’一直在陶洙手中，陶洙直到他罪恶的一生结束之前不久才将‘蒙古王府本’卖出去，这是他生前卖出去的最后一个本子。

陶洙的好友赵万里（1905～1980）在北京图书馆（按，现国家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因此‘蒙古王府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购很可能是赵万里直接操办的，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给贫病交加的陶洙提供最后一笔救命钱。

”

我之所以认为雷梦水关于陶洙晚年情形的叙述更为可信，还在于雷所称陶洙“僦居六部口”确与陶洙常年在京居住的旧址“安平里”相去不远。

对陶洙所住“安平里”确切位置的考证，也是我的首功，高文晶在其“论文”中不加注明出处地全盘窃据为己有。

弄清楚陶洙在京的住址，对于深入了解陶洙伪造贩卖“脂本”的罪恶活动非常有帮助。

除了“甲戌本”，其它各部“脂本”都是陶洙在北京卖出去的。

陶洙在其曾经收藏的“脂本”之一“己卯本”上写了几条“题记”，其中一条落款是“己丑人日灯下于安平里”。

不知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是真糊涂呢还是故意把水搅浑，他竟然指称“安平里”在上海，甚至还把陶洙的号“憶园”当成了地名。

冯其庸在《关于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庚辰抄本的几点思考》（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四辑）一文中写道：

“这条题记写明写于上海安平里憶园，这年他七十岁。

最后一条署年的题记是一九四九年旧历正月初七日。

这已经是上海解放的前夕了。

（第18页。

）”

陶洙笔下的安平里在北京，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查证了多种资料，对陶洙在安平里的住址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翁向新在《希望之星——记北京八中校长陶祖伟的学生时代》（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成才者的足迹（续编）》。

郑州市文心出版社，1988年11月出版）一文中写道：

“解放前，在北京城和平门外安平里，住着一户殷实人家，主人姓陶名洙字心如，祖籍江苏常州，是当时颇有名望的书画家和藏书家。

”

“1933年农历九月初三，年近花甲的陶洙老人又得一子，这就是今天的陶祖伟。

（第220页。

）”

安平里是一个小胡同居民区，陶洙的确切住址又是哪儿呢？

翁向新的文章又写到，陶祖伟“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仅与他家隔一条马路，平时他从那里路过，经常可以听到校内的琅琅书声和看到老师、学生们的进进出出”（第221页）。

这段话写得不够严谨，陶祖伟当时就读的小学肯定不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而是“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

该校创办于1912年，是北京第一所全新的、有实验和示范性质的国立小学。

钱学森就是从这所小学毕业的。

1955年10月，学校奉令改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翁向新的文章还写到一个细节，陶祖伟“升入二年级以后的一天，他放学回家放下书包，背着家里人，偷偷地爬上与北师大相邻的墙头。

他屏住呼吸不敢出声，既怕家里人知道，又怕大学生们看见，只好手扒墙沿‘吊’在墙上”（第222页）。

由此细节可知，陶洙家当时跟“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仅一墙之隔。

“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所在地，从谷歌地图上来看，陶洙家的确切地址应该是在今天南新华街安平里1号小区的位置，这里正好与师大附中的操场紧邻。

当年陶祖伟爬在墙上，就是为了看“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大学生们在操场上打球。

从南新华街安平里1号小区陶洙故宅的位置向南到琉璃厂西街，直线距离不到100米。

（标红路线是安平里胡同，黄色路线是琉璃厂西街。

安平里1号小区在图中大操场的南边。

）

陶祖伟“到该升初二的时候，由于家庭住址迁移，他也就转学到了中国大学附属中学”（第225页）。

“中国大学附属中学”就是今天的北京第二十九中学，位于前门西大街13号。

这个中学就在天安门广场西南角旁边，距离纪念堂不到300米。

陶洙从安平里迁居，大概是在陶祖伟13岁左右，即1946年前后；之后究竟住在哪儿，暂时不可考，也许就是雷梦水所称的“六部口”。

令人疑惑的是，陶洙在1949年年初写下“己卯本”“题记”时，落款仍然是“安平里”，难道陶洙没有迁居吗？

我推测，很大的一种可能性是，当初陶洙旧宅跟其投资的书店是在一起的，后来搬了家，店仍留在安平里，这个店就是陶洙造假售假的黑窝点，因此“己卯本”的“题记”才会落款“安平里”。

生于1878年，死于1961年，陶洙在其颇为漫长的一生中究竟干了哪些罪恶勾当？

且看下文分解。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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