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造假罪魁祸首陶心如(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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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造假罪魁祸首陶心如（下）
《红楼梦》造假罪魁祸首陶心如（下）——伪造贩卖“脂本”、“程乙本”和涉曹雪芹材料的陶洙精于造假陈林昨天11:
51分享陶洙自早年涉足古籍刊印伊始，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造假售假。
清末《红楼梦》评本流行，陶洙就伪托古人炮制“蝶芗仙史评本”，又伙同狄葆贤炮制“戚序本”；在书画领域，陶洙的仿古伪造技艺也臭名昭著。
在深入揭发陶洙伪造贩卖“脂本”、“程乙本”和涉曹雪芹材料等罪恶之前，大家不妨先来了解一下陶洙种种造假的大致情形。
雷梦辰所撰《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一文谈及陶洙的造假，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心如书画之功，俱臻妙境，尝累抄古本，绘制插图，几可乱真。
董康影印之宋版《周礼疏》，其中有缺页部分，是由心如据阮刻《十三经注疏》之疏文，摹仿宋刻本字体将缺页抄配齐全，后即以影印上版刻印，其抄配部分，非知其底细者均不能辨，时为书林佳话。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1辑，总第69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02页。
）】陶洙不止是模仿宋刻本字体的《十三经注疏》。
雷梦水谈及董康，称董康“所刻书皆由北京文楷斋刘春生承办，其要求极为严格，尤以《五代史评话》为董氏刻本中之冠”，而该本影刻宋残本《五代史评话》，“摹刻绝似，极可乱真”。
（参见伦明著，雷梦水校补：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113～114页。
）大家想一想，以摹刻补残本的高手不是陶洙又能是谁呢？
翦安所撰《陶湘藏书聚散两匆匆》一文称，陶湘“遇到购来的图书稍有破损，必购旧纸，觅良工巧匠照原书笔法摹写补足，整旧如旧”；魏隐儒编著之《中国古籍印刷史》也谈到了陶湘“整旧如旧”的高超水平，如陶湘“所刻《百川学海》一百种，是据宋咸淳本影刻，其中缺卷依明弘治年间华氏覆宋本摹补”。
诚如本专栏前文所述，文楷斋固然不乏书写宋体字的高手，但其中佼佼者当然是陶洙陶心如，因为雷梦水就披露，陶湘“刻书多由其弟心如为之督造”。
陶洙不但精于字体摹写，而且精于仿制古画。
张珩《怎样鉴定书画》一文称：
“近年照模的伪作更为常见，拿戴熙的画来说，上海的徐俊卿和北京的陶洙都是作伪能手。
陶洙伪造的《西泠烟雨图》从外签、引首一直到本身和题跋都是复制，颇有几分相似。
”（杨新主编：
《故宫博物院七十年论文选》。
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89～390页。
）金代的“泰和通宝”折十钱是一种极为精美和珍贵的古币，深为后世藏家所宝重，与王莽和宋徽宗三代所铸之钱并称为“钱币三绝”。
网上流传的一则报道称，据说民国时期，折十钱仅有陶心如和一个赵姓泉家各藏一枚。
“陶心如曾用原钱做范两次仿作，据说首次所仿仅五六枚。
因为以原钱为范，化金朝钱币为铜，加之制作精细，竟作得和原钱不差毫厘。
”古泉学家郑家相也不禁感叹：
“予恐将来泉家，或有受其欺者。
”这则报道写得活灵活现，但并未出示文献来源。
我仔细研究了一番，发现报道中的传闻难辨真伪。
最早谈到陶洙与折十钱关系的，是一位叫“赵权之”的泉币学家，他在《泰和通宝折十大钱》这篇小文中写道：
【泰和通宝折十大钱，十余年前在北平先后出土二品。
先出者肥缘肥字，为泉商冯松泉所得，后归陶心如君。
后出者即此细缘细字，亦为冯松泉所获，予以四百金易得之。
二泉经冯之手，尝翻铸之，仿作甚精，易眩法眼。
后北平坊间又转翻多枚，于是伪钱充斥矣。
惟后翻之钱，造作不工，已失精神，不难辨也。
（郑家相编辑：
《泉币》第二期。
医学书局，1940年9月出版，第47页。
）】赵权之的说法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报道中陶洙伪造折十钱的传闻。
但是无论如何，陶洙惯于造假并且技艺高超，在圈内是有名的，否则传闻也不会将伪造折十钱的恶名跟他联系在一起。
行文至此，请大家想一想，常年造假、精于作伪、“耽于红学”、厚颜无耻的陶洙陶心如大肆伪造贩卖关涉《红楼梦》的各种假货，难道很奇怪吗？
上一篇专栏谈到，“脂本”之一的“北师大藏本”就是陶洙伙同周绍良伪造的假古籍，是其伪造贩卖系列“脂本”以及“红学界”长期隐瞒真相等欺世谎言溃堤的管涌。
我认为，这部假古籍很可能是陶洙生前最后一项大的造假工程。
现在，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北师大藏本”的基本情况。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北师大藏本”究竟是不是一部假古籍。
（图注：
“北师大藏本”影印本。
）据署名“实达”的作者（按即曹立波）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二辑上的《北京师范大学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专家座谈会综述》一文，“北师大藏本”是张俊的博士生曹立波于2000年12月14日上午在北师大图书馆善本室“意外”发现的，书号是857.4/141-012。
2001年1月13日，这部“北师大藏本”又引起了著名“红学家”杜春耕的“重视”。
随后，曹立波的短文《北师大有部带大量脂评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旧抄本》在网上和2001年2月6日的《人民政协报》上发表，该抄本“逐渐受到关注”。
2001年2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主办了“北京师范大学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专家座谈会”,启功、冯其庸、蔡义江、胡文彬等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
冯其庸和刘世德等人认为这部抄本是一项“重要发现”，具有“重大价值”。
蔡义江认为“绝对不是书商为了牟利而过录去卖的”，“整理过程可能是清代”，“字体的味道不可能是造假”。
胡文彬“希望北师大图书馆尽快影印出版”，“尽快地让广大研究者看到本子，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北师大藏本”怎么不是造假呢？
前文引周绍良的年谱作者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一文，就揭示了陶洙造假的动机：
【1953年9月，周汝昌先生的新作《红楼梦新证》在上海一个出版社出版。
出版后，反响很大，洛阳纸贵，抢购一空。
陶洙看到《红楼梦新证》轰动一时，便想把他正在抄校的本子整理成一部新的最好的脂评《红楼梦》，并设想此本出版后，必然引起比周书还大的反响。
】据曹立波、张俊和杨健三人合撰的调查报告《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经过三人为期8个多月的查访，初步断定“北师大藏本”的整理者为陶洙,该抄本上的一些朱笔批语为周绍良“补录”；据周绍良回忆，陶洙1952或1953年时，将这个抄本卖给了现在的中国书店。
调查报告称“一些朱笔批语”为周绍良“补录”，这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一翻“北师大藏本”的影印本，确认为周绍良亲笔笔迹的朱笔批语大量存在，不但有眉批和回末批，还有行间夹批，所谓“补录”之说毫无疑问是企图掩盖事实的谎言。
周绍良对曹立波三人的说法更加荒谬，他说：
“我也不是存心要补,我是随手看到给补上的。
”对比影印本，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大多数朱笔批语都是出自周绍良之手，陶洙抄的是正文和少量朱批。
现今任教中央民族大学的曹立波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高文晶在其毕业论文附录的《陶洙生平查访录》中披露，高文晶于2011年1月12日电话采访陶洙的孙女、北海幼儿园主任陶扬，陶扬明确告诉高文晶说，“我刚和我哥哥通过电话了，他说那本书（按即“北师大藏本”）的确是我爷爷抄的”。
陶扬的这位哥哥正在编家谱，陶扬还说“我大姑的女儿在北师大图书馆”。
联系曹立波等人的调查报告和高文晶的毕业论文，陶洙和周绍良合作炮制“北师大藏本”是一个无可否认的清楚事实。
（图注：
陶洙亲笔抄写了“北师大藏本”的正文和少量批语，周绍良抄写了绝大多数朱笔批语。
）那么，“北师大藏本”又是如何卖到北师大图书馆去的呢？
曹立波等人的调查报告也得够清楚，该本是1957年卖到北师大图书馆的，当年的《中文图书登录簿》上登录号为342510-17，书价为240元；购入该抄本的经手人是周騄良（调查报告误为周禄良）和当时的图书馆副馆长李石涵。
据周对曹立波等人说：
“师大这本书登录的时间是（19）57年，就是57年购进的。
这是琉璃厂一个书店送来的，当时旧书不好卖，他们一个星期送来一次，让咱们挑。
买进以后，有人看过，说是新抄本，根据北大本（按即现藏北大图书馆的‘庚辰本’）抄的，可是没对过。
”调查报告没有写清楚的是，周騄良究竟是何许人。
我查到的第一个情况是，周騄良生于1922年，安徽东至人，1943年高中毕业，1954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
我再查周绍良家族的《世系大表》，发现周绍良和周騄良原来是堂兄弟——周馥有两子，长名周学熙，次名周学煇；周学熙生子周叔迦，周叔迦生子周绍良；周学煇生子周明椿，周明椿生子周騄良。
周騄良没有说清楚的是，“北师大藏本”究竟是琉璃厂的哪个书店送来的。
但这个抄本后有一个方框型的签章，下边一行字为“北京市图书业同业公会印制”，方框中有一个长条型小章刻着“前门区议价组”。
前文已经明确，这个抄本实际上就是“中国书店”送来的，陶湘投资、孙承俭经营的修绠堂于1956年并入中国书店，孙承俭及其弟子们是中国书店早期的骨干成员。
周騄良想不起来这个“北师大藏本”究竟是孙承俭的哪个弟子送来的吗？
从调查报告来看，周騄良等人买进“北师大藏本”时根本就没有做鉴定，事后鉴定又发现是“新抄本”。
曹立波等人拜访了曾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过的陈宪章，陈是购书情况的知情人之一。
调查报告写道：
【书买进以后,与其他《红楼梦》版本相比,显得很贵。
于是,图书馆就请专家来鉴定。
当时,请了红学家范宁先生，参加鉴定的还有赵进修先生。
据陈先生介绍，范宁先生的结论是：
“这部书是过录本。
”我们问：
“范宁先生看了多久？
”陈先生说：
“没看多长时间。
”从此以后，图书馆就按“过录本”的结论来处理这部书了。
】一部新抄的“过录本”，卖出了240元的高价，比其他《红楼梦》版本贵很多，这看起来至少是图书馆方面的一个“技术性失误”。
可是，事情可不是“技术性失误”这么简单。
大家首先要对“240元”是高价这个问题有明确的概念，这个问题对于认清“北师大藏本”造假售假的本质非常关键。
1957年的240元到底贵不贵？
贵到什么程度？
今天的人们不容易对此有明确的了解。
如果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这240元只是相当于今天的2400元，甚至24000元，那就很容易得出“北师大藏本”并不贵的结论。
要知道1957年的240元究竟有多贵，就得准确了解当时的物价和生活情况。
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命令规定：
新人民币自1955年3月1日起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旧币的折合比率，定为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从1955年5月10日起，全国城乡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已全部是新人民币。
“北师大藏本”的240元售价，就是以新人民币币值来计算的。
我首先随机抽查了五十年代几个地方的物价情况，折合新人民币来看是这样：
【1953年11月的四川重庆，大米统购价每100市斤为8.4万元（新币8.4元），统销价每100市斤为9.4万元（新币9.4元）。
湖南新化县，1953～1959年，中等稻谷统购价每100市斤为6.35元，统销价6.71元。
安徽太湖县，1953～1959年，三等生猪收购价每100市斤为29.4～34.5元，母鸡收购价每100市斤为45～52元，鸡蛋收购价每100市斤为28～58元。
】然后，我查证了北京市1957年时的生活情况，以下是《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和21日连续两天的长篇报道，主要写的是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工人冯广智的家庭生活实际情况。
记者叶剑韵写得很细致，有点有面，情况是这样：
【第一种类型是富裕户。
工人的工资收入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在十五元以上者。
他们的生活状况是：
全部吃细粮，肉食经常；如果生活不铺张，可以做到月月有节余。
这类户叫丰衣足食户，在工人中约占10％左右。
第二种类型是中上等户。
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12元至15元者。
生活状况除了保持以细粮为主，两三天内吃一次荤菜外，如果计划的好，每月稍有节余。
这类户占工人总数的32％左右。
第三种类型是中中等户。
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在10元至12元者。
这类户的家庭生活状况是，细粮为主，必须吃部分粗粮，肉食不经常。
在正常的情况下，伙食和零用、季节换衣可以自理。
如果生活计划安排得好，除收支平衡外，每月可剩下少量的钱，这类户占工人总数的38％左右。
第四种类型是中下等户，也就是季节性的困难户。
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在8元至10元者。
他们的生活状况是粗细粮各半，一个月一两次荤菜；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计划的好，月头月尾不致于用的空空的。
但到季节换衣，工人本身和家属生病时，就会发生困难。
这类户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在18％左右。
第五种类型是经常困难户。
每人每月平均在8元以下者。
这样的家庭生活状况是以吃粗粮为主，菜蔬以咸菜为主。
每月发的油票只能用三分之一。
吃熟菜炒菜的机会一月三四次。
这类户在产业工人中几乎没有，只有在杂工及其他从事简单劳动的辅助工中，因为收入少孩子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人在第一汽车附件厂占不到全厂人数的1％。
五级车工冯广智每月的工资是65.5元。
全家六口，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10.92元。
这是附件厂第三种类型中中等的生活水平。
】请大家看清楚，在1957年的北京，一个居民每月只要11元就能过上中等日子。
按每月30天算，一日三餐总共1斤米，每月30斤米，按米价9分/斤来算，每月米钱才2.7元。
假设每月吃10斤肉，按肉价3角/斤，每月肉钱才3元。
按1斤鸡蛋共3枚来算，每天吃一个蛋，每月吃30个共10斤鸡蛋，以5角/斤计，每月蛋钱共5元。
陶洙单是卖“北师大藏本”就得了240元，在北京可以过上两年中等日子了！
周绍良告诉曹立波，说陶洙当时“很穷”，这是在撒谎呢。
陶洙当时就一个孩子，即1933年10月21日出生的陶祖伟，这是晚年得子；陶祖伟1951年高中毕业后就留校（今天的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任教，这是有工资的，可以养活自己。
（参见《陶祖伟传略》。
陶西平著：
《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鉴1993》。
北京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雷梦水又说，陶洙“暮年僦居六部口，逾八十，佣书为生，间于字画见之”。
可见陶洙晚年仍有挣钱的能力，跟富贵周家相比虽然“很穷”，跟普通北京市民相比却算是宽裕的了。
对“北师大藏本”作鉴定的，先是范宁，后来又有赵进修。
赵进修是老舍的外甥，是老舍三姐的长子，生于1911年，四十年代进入辅仁大学图书馆任职，后来成了业务骨干。
1952年院校大调整，辅仁大学被撤销，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赵进修就成了北师大图书馆的业务骨干。
北师大图书馆长期以范宁“过录本”的鉴定意见来处置“北师大藏本”，就是认为这个本子没有什么价值，那么范宁究竟何许人也？
他的意见为何如此重要？
范宁，江西瑞昌人，生于1916年8月7日，卒于1997年12月5日。
范宁1937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9年转入西南联大。
1942年，范宁大学毕业，随即考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闻一多。
1944年研究生毕业后，范宁经闻一多介绍参加了民主同盟。
1948年，范宁被聘为清华大学讲师。
1953年，应郑振铎、何其芳之邀请，范宁进入新成立的北大文学研究所，被聘为副研究员并负责文研所图书馆工作。
1956年，北大文研所归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范宁任为副研究员。
1957年，范宁开始任《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编委，又参与闻一多全集修订工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范宁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揪出。
1979年，范宁的职称被评为研究员，当年《红楼梦研究集刊》创刊，范宁出任顾问。
总的来说，范宁的著述跟《红楼梦》关系不太多，但他曾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理事”。
以我有限的阅读来判断，范宁跟“红学家”们的方法论和学术品德大相径庭。
早在1962年撰写“脂本”之一“梦稿本”影印本跋文时，范宁就“枪毙”了“高鹗续书说”，这在当时很需要一点勇气。
范宁是这样写的：
【自从有人根据张问陶《船山诗草》中的赠高鹗诗“艳情人自说红楼”的自注说“《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皆兰墅所补”，认定续作者是高鹗，并说程伟元刻本序言是故弄玄虚，研究《红楼梦》的人，便大部接受这个说法。
但是近年来许多新的材料发现，研究者对高鹗续书日渐怀疑起来，转而相信程、高本人的话了。
……因此，张问陶所说的“补”，只是修补而已。
】1964年，范宁又进一步谈到这个问题，他写道：
【高鹗续书的证据，全部的也是唯一的就是《张问陶诗集》中那一条附注而已。
旧红学家发现这条材料，并不十分重视。
只是到了新红学家手里，才大肆宣扬，并用这条注子大胆地否定了程伟元、高鹗在序言中的话。
最近，高鹗的诗集《月小山房遗稿》发现了，其中有《重订红楼梦竣工题》诗一首，还和《红楼梦序》一样，只承认我参预订正工作，不曾补写。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撇开近年来许多新的材料发现不谈，单就张问陶的诗注可靠性大呢？
还是程伟元、高鹗本人的话可靠性大呢？
从这方面来考虑问题，我相信程、高本人的话，对张问陶诗注持怀疑态度。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张问陶的诗注比程、高本人的话的权威性要大些？
为什么“没有理由证明张问陶是撒谎”，而有理由诬蔑程、高本人是撒谎？
有人说高鹗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续写后四十回是有政治上的原因，害怕文字狱。
其实这是想当然耳。
文字狱对于写书和写序以及刻书都是一律平等的，待遇公平，决不偏袒。
程、高敢承认写序和刻书，不敢承认写书，决不是有什么政治上的顾虑。
末了，还得说一说，“补”字解释问题。
我说“张问陶所说的‘补’，只是修补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
张问陶所说的“补”（请注意引号），在我们今天根据新发现的材料看来，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些修补的工作而已。
并不是说“补”字的字义在这个地方应该解释作“修补”。
而且事实上，高鹗续写《红楼梦》与否问题，凭一个字的训诂，是解决不了的。
在这里，我不想做无补于实际，徒费精神的工作。
（范宁：
《关于高鹗续<红楼梦>及其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范宁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第390～391页。
）】以上材料说明一个问题，范宁在1957年时就是一位“学术权威”，他不媚俗，不阿世，稍微一看就准确判定了“北师大藏本”的本质。
北师大图书馆有什么能耐推翻范宁的鉴定意见呢？
事实很清楚，陶洙和周绍良合伙炮制的“过录本”“北师大藏本”不经鉴定即以离谱的高价卖进了北师大图书馆，这不是造假售假，那什么才是造假售假呢？
卖书的是以孙承俭师徒们为业务骨干的中国书店，买书的是陶洙老哥们陈垣当校长的北师大，经手的是周绍良的堂弟周騄良，图书馆里还有陶洙的亲戚在任职，这造假售假真可谓“产销一条龙”呢。
前文指出，何以证明陶洙是“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罪魁祸首”呢？
非常简单——找出陶洙的亲笔笔迹，跟系列“脂本”上大量的正文和朱批笔迹做笔迹鉴定，事实清楚，铁证如山。
现在，陶洙亲笔炮制的“北师大藏本”现身了，“红学界”垢污积深数十年的欺世谎言，就到了粉身碎骨的宿命终点。
笔迹鉴定彻底摧毁百年“红学”大厦，请看下文分解。
（end）————————————【编者注】本文首幅配图为北影版《红楼梦》剧照。
电影版红楼梦本着尊重原著的态度，基本保留了后40回对各主要人物结局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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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嘉）阅读（9.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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