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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协调资料整理
什么事金融协调理论？
金融协调理论是在充分把握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它们的收益、成本、风险状态和运动规律，并研究由此决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造金融协调运行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健康发展。
关于协调和均衡
我们认为，金融协调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均衡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这种动态均衡是在发展中均衡，那么就可能出现整个均衡与局部不均衡并存；或长期均衡与短期不均衡并存。
金融资源在内部的流动，包括各层次上或各相关要素之间的博弈，从而推动长期和整体的均衡，使金融与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当外部规则发生变化时，会产生新的博弈，这又将会推出新的均衡或协调。
关于国际金融协调
金融协调当然包括国际金融的协调。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显示出现代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协调的重要性。
金融协调理论的几点初步突破
金融协调理论从协调问题出发研究金融，从而使得金融成为与时间变迁相联系的有历史阶段性的金融，使金融成为处于经济生活中而又内生于经济系统中的金融，这样也就更接近于金融的本来面目。
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角度的转移，必然带来金融理论的变革。
在此，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问题来反映金融协调理论所带来的金融理论的突破。
1.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连通和联动：
泡沫经济的根源之一
现实中的货币不仅仅服务于商品市场，也服务于金融市场的交易。
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越来越脱离了商品市场的制约，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自身的特有规律，这种趋势也带来货币流通及经济运行态势的显著变化。
金融市场的功能主要在于提供作为激励机制的信息和投资资源配置相关的信息。
但若是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过大，就会妨碍其基本功能的发挥，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经济理论已经表明，金融市场由于受到预期的影响，只要预期形成，它本身可以在某一区域内的任何一点达到供求均衡，而没有一个具有帕累托效率的供求均衡点。
当人们预期价格上涨时，市场便会吸引大量的资金，拾升价格，并强化原有的预期，直到人们的预期发生改变。
而在投机性的金融市场上，非理性的投机者增多，他们对资产价格走势的判断，逐步脱离经济基本面，此时金融市场就成为凯恩斯比喻的“选美比赛”。
这种选美比赛中的问题不在于预测谁最漂亮，而在于猜测裁判认为谁最漂亮。
即股市中的中坚力量的预期将成为股市中的决定因素。
由于金融市场中参与者构成变化，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此时，在金融市场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利用资金实力对市场操纵。
拥有雄厚资金实力者，可以通过造市，诱导别人的预期，并利用散户的“从众”心理，以其预期来获取赢利，这样，资金实力成为投机性金融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所以，投机性金融市场的特点是对资金的追求，从而使其成为多余资金的“吸纳源”。
当经济持续发展时，就会导致金融市场上价格上涨预期的形成。
此时，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成为一个连通器，资金由商品市场流向金融市场，促使金融市场价格上升。
而商品市场出现资金短缺，银行体系便向其注入资金，维持商品市场购销两旺、价格平稳的局面。
中央银行通过监测M2和控制商品物价水平，并没有发现超量货币供应的迹象。
随着金融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上涨，资金转移更为加深，甚至于资金会溢出金融市场而进入房地产市场等投机性领域，经济出现一派繁荣景象。
但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不能无限地偏离其基本价值的支持。
当偏离越来越大时，预期反转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几乎任何信息都可能使泡沫崩溃。
当泡沫崩溃的一天真的来临时，价格便会急剧下跌，金融市场发生动荡。
个别获利了结的庄家大户抽款拆资，而多数客户被高位套牢，资金连通受阻，债务链发生危机，银行紧缩，信心受挫，市场低迷，经济陷入困境。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投机者对资金的过量需求会成为商品市场的冲击源，如果中央银行割裂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资金联动关系，只盯着商品市场的物价水平，并将其作为调控货币供给量的标志，就很难控制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
所以，协调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关系，将股票市场的价格纳入中央银行的监控指标，才有可能防范泡沫经济的发生。
运用金融协调理论就可以正确地看出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这种连通与联动关系，摆脱现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误区。
2.需求不足与金融协调问题
金融往往同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需求的扩张和萎缩就会带来经济的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周期，都可以看到金融政策发挥作用的痕迹。
有的学者曾运用1979~1997年的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从中发现，其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的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
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99％，这说明在1979~1997年里，投资是引起国民生产总值波动的主要因素，二者波动幅度基本一致，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
而且由于投资处于“饥渴”状态，投资需求非常巨大，所以投资便只受到资金可得量的制约。
金融放松控制，资金可供量增加，投资便增加，GNP增长速度加快。
反之，实施紧缩银根政策，控制金融，投资便会减少，GNP增长速度便会回落。
所以利用金融政策，通过控制国有部门的投资，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变化，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政策的调控目的。
但是，199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了改变。
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需求下降，为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政府改变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改变存款准备金制度，放松商业银行存贷款比例控制等措施，并没有带来投资的扩张，甚至于国有部门的投资扩张也不明显。
1998年下半年，政府通过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才使国有部门的投资大幅增加，但非国有部门投资并未跟进，最终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7.8％，1999年GNP仍保持回落势头。
对于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态势，其主要问题可概括为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问题，对此理论界已经给了很多探讨，其中不乏有许多真知灼见；而在此，我们主要研究金融协调与经济运行的关系:
第一，就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来说，虽然金融对经济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认为，金融并不是外在于经济的一个工具。
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内生于经济的，这也就决定了金融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界已经有人指出，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它对摆脱萧条作用有限，因为经济的复苏不仅靠资金的供给，更需要对未来预期和信心的恢复。
看到金融的局限性，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金融服务于经济。
1998年以来，经济的持续滑坡，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转变时期，即由原来粗放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转向效益型、需求拉动型的经济。
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
第二，1998年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特点是民间部门投资不再跟随国有部门投资变化，融资渠道的制约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非国有部门以获得30％的信贷资金来源，却支撑了GNP增长的70％以上，国有企业依靠70％以上的信贷资金，却只有GNP增长贡献的30％，这被理论界称为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
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在于非国有部门利用其制度优势，在经济活动中以各种方式获得了通过国有部门没有有效利用的信贷资金，这样，才支撑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不完善的市场交易是这种看不见的资金转移的主要渠道。
所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部分地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基础之上的。
国有经济部门的低效率性，对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了盈利机会，投资机会以及资金来源。
当要求国有经济部门“三年脱困”，并加强控制后，就会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构成影响。
加之，银行经营风险加大，不对国有部门放款，同时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渠道没有建立，这样，就进一步导致了非国有部门投资形成能力下降。
这是融资渠道、融资割据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反映，因此要促进非国有部门投资增加，必须构造与其相适应的融资渠道。
第三，非国有经济部门或称民间部门投资没有跟随财政投资而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民间部门的投资机会缺乏。
就市场竞争能力来说，由于有制度优势，民营经济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它比国有经济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当国有经济部门出现“软预算约束”时，其开支处于无度状态，民营经济所面对的市场机遇较多，在较高的回报率的刺激下，投资进入成本较低。
而当国有部门在改革的压力下，减少制度漏洞，无效开支减少时，民营经济的投资机会减少，市场前景影响投资，从而陷入投资减少——市场机会减少——投资减少的恶性循环中。
加上这次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无法有效地扩大民营经济的投资机会和市场预期，使得经济迟迟不能得到恢复。
这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协调了各个方面的市场预期和投资状况，刺激其后的经济繁荣形成鲜明对比。
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问题和供给问题。
如果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带动整个产业或主导产业间的同时扩张，经济很容易摆脱衰退和萧条，而走向繁荣。
而这一点正是融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相互发挥作用的领域。
第四，这次经济滑坡同消费需求不足有很大关系，而其中的大部分消费不足是由未来支出不确定性增大和缺乏消费信贷的流动性短缺而造成的。
金融机构扩大服务领域，积极开展消费信贷，是解决经济主体，特别是消费者，收入与支出不协调的主要途径。
协调这种金融业务是经济保持良性循环的内在要求。
上述便是我们运用金融协调理论，分析经济理论界的两大热点问题，泡沫经济和通货紧缩所得出的初步性的结论，但仅此也可以看出金融协调理论的意义。
事实上，运用金融协调理论，分析其他金融现象，也会得出一些新颖的观点。
如美国监管制度演变中所反映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结构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对金融业稳健和效率目标的影响，实际上表明了其金融监管制度的变化是金融市场组织机构变化的内在要求，是金融监管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产物。
如金融约束理论的提出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战略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产物，是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扬弃，是强调协调与适应的过度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反映，等等。
金融协调理论的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总之，金融协调理论是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技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变化和波动性加剧的要求，研究金融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相统一的金融理论，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扬弃”和发展。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也不想改写整个金融学，我们要做的和想做的只是在传统金融理论基础上的前进，通过逐步探索实践已经给我们提出来的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金融协调理论仅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金融协调的原则
就金融协调的原则来讲，主要是坚持三个统一。
1.数量发展和质量发展的统一
即在注重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规模、金融机构扩张等数量型金融发展指标的同时，更要关注金融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金融各项功能的有效发挥，注重金融的功能效应及其发展。
2.要坚持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的统一
由于现代经济所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关系，研究金融时就不能只研究其微观效率，而必须同时关注金融的宏观效率，及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的统一问题。
3.要坚持金融动态效率与静态效率的统一
金融作为现期货币购买力与远期货币购买力的交易，是一项包括时间过程的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考虑未来的各项因素，而成为动态决策过程。
而金融协调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就是要在动态的变化中追求其效率，它是一种协调中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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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协调的方法
金融协调的方式包括市场机制协调、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以及网络协调。
1.市场机制协调
主要指经济运行为主体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资本市场中的利率），依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相互竞争的市场中形成的一种协调发展。
它也可以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协调。
2.计划和行政制度协调
作为市场机制协调的替代，它包括企业内部的各层组织机构的协调和政府计划手段的协调，这种协调主要依靠行政权威来进行。
它可以称为“看得见的手”的协调。
3.网络协调
是指经济网络组织理论所强调的介于市场和企业或政府之间的中间力量的协调。
它是既不依靠市场机制力量，也不依靠行政权威力量的经济主体间形成的其他特殊关系和制度安排。
金融协调的层次
金融协调的层次有：
金融内部协调，包括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当局、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金融与经济（宏观经济各要素、微观金融要素或全体）的协调以及金融与社会的协调。
金融协调的内容
金融协调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1.在宏观方面包括：
总量协调、结构协调、区域协调、内外协调、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间的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创造、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风险控制等问题。
2.在微观方面包括：
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协调、资产结构、银企关系、收益与风险等问题。
其研究的重点是在分析金融构成要素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解决金融的所有权结构协调、金融与技术效率协调、外部性（溢出）协调、跨企业资金配置协调、跨行业资金配置协调、金融与社会环境制度协调、金融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协调、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的协调等问题。
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金融协调政策调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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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协调中的经济学问题
由于金融协调讨论的是金融发展、金融效率、金融安全和金融对经济的作用，所以金融协调包含了广泛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如经济中的互补性、报酬递增、效率与安全、溢出效应、协调与均衡、国际协调等等。
第一，金融协调包含金融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补性
经济中的互补性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一般规律，由经济发展中分工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企业与企业、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的关系。
互补性指出了分工经济最本质的方面，即强调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和技术的外部性。
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合理化之初的产业间相互关系充分表明了由于生产过程的分解和扩张——增加了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而形成的分工，使得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发展，更多地受到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企业或产业所形成的整体网络的发展状况的影响和约束。
经济中的互补性问题不仅体现在一般企业或产业之间，在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很明显。
金融业的产生本身就是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分离出来的，是企业财务的延长，金融业的独立发展和不断创新，不断地节省着流通费用，降低着全社会的交易成本。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金融创新，如NOW帐户、信用卡、ATM和全球金融市场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的物质支持。
金融业与非金融产业有着明显的互补性。
第二，金融协调是引导报酬递增的一条途径
关于报酬递增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斯密从分工的角度说明了报酬递增产生的过程，并提出了“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定理，即分工和专业化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而分工和专业化又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扩大。
斯密在报酬递增问题上的研究体现在两个层次：
其一是微观层次的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其中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成，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其二是宏观层次的分工因果累积。
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所体现出的就是报酬递增机制。
在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杨格提出了迂回生产和社会收益递增概念，认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及新行业的出现。
使产业链延长，也使得市场规模扩大，而扩大的市场会促使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扩大。
这是市场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和专业化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报酬递增机制。
这种报酬递增的来源有两种
一是对于某一厂商而言进行专业化生产导致的生产费用的节约而实现的报酬递增；
二是产业间分工呈现出社会分工的网络效应，加之供求的交互作用使产业间分工扩大时报酬互补，从而使整个经济呈现报酬递增，因此产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的基本组成部分。
经济发展中的报酬递增，突破了新古典学派以报酬不变为基础的一般均衡，并把动态的、非均衡的经济进化思想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
对报酬递增问题的分析表明，分工是导致报酬递增的一个重要源泉。
在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的过程中，交易费用的产生和不确定性的增大，都是影响报酬递增的负效应因素。
通过金融运行环境的制度安排，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和金融制度的科学设计，促进金融活动的协调运行，提高基于金融因素的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过程中的交易效率和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经济报酬的递增。
这可能是我们真正把握金融在现代经济中作用的一条新的途径。
第三，金融协调可以统一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
金融效率是金融协调的中心问题。
它要求在协调金融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不仅把握金融活动的直接效应，也要把握金融运行的溢出效应，从宏观的系统的角度和动态的长期的观点，保证金融作用于经济的尽可能大的正效应，强调金融效率的宏观性和动态性，避免只重视金融活动的微观盈利和静态效率的观念。
在金融协调中将金融效率置于中心地位，这就在研究范畴上涵盖了在现代金融中普遍存在的金融安全问题。
金融安全可以说是与金融活动在现实中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相关联的。
金融脆弱性是由金融业的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的，这也是金融业的本性，是金融内在的脆弱性，可以称为狭义上的金融脆弱性。
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金融领域中可能出现风险积聚，以至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于是金融脆弱性也就会由过去狭义上的内在脆弱性转为广义上的脆弱性。
与金融脆弱性相对应的就是金融安全。
在金融脆弱性伴随着金融和经济发展而频繁演化为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强调金融安全并把它提升到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也就成为金融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
在实践中，强调金融效率，常常容易忽视金融风险，以至产生风险积累效应，影响金融安全；强调控制金融风险，常常容易影响金融业的经营效益，导致金融效率降低。
而金融协调的根本目的、手段以及协调的过程，正在于提高金融效率，降低风险，保证金融安全。
可见金融协调兼容了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两个方面。
第四，金融溢出效应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
金融活动的溢出效应比其他经济活动的溢出效应更为突出。
金融溢出效应是金融系统包括各构成要素在内作为一个整体产业，其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方面不相一致的外部性的关系，根源在于金融活动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且也根源于金融活动是在市场中运行的，市场是没有边界的。
金融溢出效应的特征可以举例如下：
（1）货币所具有的价值尺度与支付手段的职能，使得货币供给者可以获取潜在的铸币税收益，但由此引发的后果却由全社会承担，这是金融活动中因供给货币存在的外部性，亦即溢出效应。
（2）供给货币因存在溢出效应而最终导致由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但与货币发行机构的货币供给过程相联系的商业银行，也由提供信用职能派生出了存款创造与资本分配功能，这就使商业银行提供信用的服务具有了外部性。
（3）金融业在金融活动中的高财务杠杆率，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但是也造成潜在的金融风险，使金融业带有脆弱性。
以上所说的三种金融溢出效应，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
对于金融效应的这种溢出性，只有运用协调的思想和方法，才能将负效应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正效应，实现其正效应激励与负效应约束的相容。
第五，金融协调实践推动均衡经济的发展
协调作为一种系统的和动态的发展观，不等同于均衡，它在均衡理论基础上更多地关注了质的方面和动态发展。
均衡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量，是量与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协调所研究的不仅包含均衡所研究的量的问题，同时还要研究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无法用量及均衡来分析和反映的许多社会、经济、金融要素及其关系问题。
比如，金融资源的流动于配置，包括在各个层次上或相关要素之间的博弈，会推动长期和整体的均衡，使金融与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当外部规则发生变化时，会产生新的博弈，这又将推出新的均衡，由此也就决定了金融协调不是一种静态的均衡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可能同时包含着整体均衡与局部不均衡、长期均衡与短期不均衡的并存状况。
在金融协调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相信会不断地推动均衡理论和均衡经济的发展。
第六，金融协调包括国际金融协调
世界金融的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在增加金融潜在收益的同时也增强了金融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这是金融溢出效应在国际交往中的反映。
国内经济金融活动可以影响外国，外国经济金融活动也会影响到本国来。
这是进行国际金融协调的主要原因。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其与日本金融专家合作的《时运变迁》一书在谈到国际金融协调时写道：
“简单地说，协调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国际磋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而不是按一方之见行事，要预测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决定。
而决定的时间、程度和实质，会受到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反之亦然。
如果各国的行动相互补充，最终所有国家的国内、国际目标相对而言更容易达到。
金融协调理论的内容
金融协调理论是在充分把握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它们的收益、成本、风险状态和运动规律，并研究由此决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造金融协调运行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健康发展。
内容提要：
当前中国和新疆正处于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中，整个社会经济都在转型，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在转型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传统的组织结构被整合，相沿成习的就业模式被异化，人们的价值观念被蜕变，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当我们宣布经济社会已经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却发现在几乎所有非经济方面和重要经济领域都面临着棘手的问题，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期。
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缓慢，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隐形失业，早已超过世界公认的7%的失业警戒线；世界上城乡差别最显著的国家之一，目前城乡居民差距已3倍多，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差别在50倍以上，西部与东部落差越来越引人注目，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成为世界上基层系数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农民增收缓慢，“三农”问题成为全社会焦点，成为影响和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瓶颈。
究其原因，既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缺憾，更有传统制度设计上的动因，有些深层次的矛盾是机制、制度造成的。
发展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硬道理。
严重失衡的城乡关系已成为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一道无法回避非跨越不可的天堑，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瓶颈。
解决不好这些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遏制甚至衰退，倾斜的天平就会引起强震带，就会严重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
因为城乡关系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非解决不可的大经济大社会大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判断。
中共十六大在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时，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理论判断，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中央科学把握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处理城乡关系问题的经验教训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跳出了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将城乡发展通盘考虑，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最终形成工农城乡良性互动，城乡一体化，这就为解决困扰我们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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