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素材三公经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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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
截至8月8日，超过国务院最后期限一个月后，中央部门中，有94家公布了“三公经费”，作文之作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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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
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等3部门称“国家保密”仍未公布。
在已公开的“三公”费用中，有50个单位今年“三公经费”预算高于去年决算，国家信访局今年预算比去年决算增加68%，出国费预算是去年决算的4.4倍；12个中央部门去年“三公”决算超过1亿元。
最先公开和最后公开都是关注的。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有些中央部门一直在拖着看形势，结果错失时机，成为舆论焦点。
“外交部驻外使馆众多，外交礼仪要求用高档汽车，估计外交部的‘三公’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叶青说。
除了国家安全局等几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的数据可以不公开之外，剩下的部门不可以例外。
叶青说，国务院要求公开，不按时公开已是违令。
中央部门预算五六月份已经通过，到8月份才公开。
“预算执行已经完成了一半，钱也花了一半，监督来得太慢。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说，第一次公开，技术上肯定有不懂的地方，不能要求太高。
李炜光说，美国等国家是从预算编制过程中就公开，执行过程也是公开的。
从2010年开始，中央部门的预算公开大幕徐徐拉开，因此，2010年也被称为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元年。
今年国务院又前行一步，不但要求中央部门公布部门预算和决算，还要公布“三公经费”。
全国的“三公经费”到底有多少
2006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在《学习时报》发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该文明确指出：
政府部门每年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三项支出高达9000亿元之巨。
竹立家说，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
与公车消费相联系，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
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竹立家认为三公相加，数字高达9000亿元。
这个数据出来后，各界纷纷引用。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引用这个数据后，此数据更为人熟知。
但财政部称这一数字“严重失实”，“三公”实际支出为1201亿元。
竹立家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近年来政府连续有大动作，包括公车改革、取消驻京办等。
但随着政府机构的扩大，经济的发展，如今全国的“三公经费”只会比他原来估计得高。
比如公车购置款，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2007年是500亿元，2008年是600亿元，2009年是900亿元，呈连年上升趋势。
竹立家说，很多公务出差都是没有必要的，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完全可以在家学习。
沿海各省市去英、美、新加坡考察的干部络绎不绝，新加坡理工学院已经把培训中国官员当成一个产业来做。
竹立家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今年发表的白皮书透露，2010年中国的预算内收入大约8.3万亿元，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大约是14.2万亿元。
换句话说，去年我们的公共收入大约有14.2万亿元，这14.2万亿元里面，除了预算的8.3万亿元以外，剩下的近6万亿元基本上在预算之外循环。
6万亿元中有多少用在“三公”上？
这个数字连人大都无法知道，更别提公众了。
“财政部的数据跟竹立家的数据不一样很正常”，李炜光说，因为差不多一小半的“三公经费”不在预算内，而预算外循环的“三公经费”连人大都很难监督。
花了多少钱基本是笔“糊涂账”。
如何监督庞大的“三公经费”
“监督是重要的。
”竹立家说，不能只通过政府部门自身监督，必须引入第三方监督。
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各个部门“三公经费”的预算、决算，必须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批，必须在以后的制度安排过程中让人大做一个财政预算，特别是在“三公经费”方面，应有一个主要的监督机构。
二是每年坚决公开“三公经费”的一些预算注资，进行社会舆论监督、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称，《预算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社会公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获得政府预算信息的权利，也没有规定政府行政部门提供相关信息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固定必须公开的财政信息的范围、具体程度以及公开的时间和方式。
李炜光称，已经运行了17年的《预算法》必须修改，从法律上规定预算的透明度，保证人大和公众监督的权力。
规定财政信息公开的范围、时间和方式。
他认为，国家应该规定，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的人头费是多少。
否则没有了标准，就无从比较，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大型国企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也应公开‘三公经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提出，中石化天价酒等事件说明，央企的“三公经费”如果不受监督，也会滋生腐败。
央企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它的花费应该受到公众的监督。
“三公经费”公开人民日报及其它媒体评论合集（共8则）
人民日报：
应明确保密和公开的边界
引导社会理解、认同合理合法的“不公开”，关于“秘密”的讨论，才能成为一堂很好的公开课
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接近尾声。
近日，外交部向媒体表示，由于本部门部分预算涉及国家秘密，因此不予公开。
“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已成共识。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样的例外，包括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毋庸置疑，这些信息不能也不应公开。
外交部的选择，有其现实依据，也有国家利益的考虑。
然而，信息公开实践中，有些“秘密”似乎并没有什么道理。
几千个停车位造成市民出行不便，郑州市规划局却以“秘密”为由拒绝公开规划信息；北大三位教授要求公开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数额、流向，也被“秘密”挡在门外。
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益秘密被掩映在了“国家秘密”的幕布后面。
从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来看，时间、类目、口径还未能统一，信息的公开与保密边界还比较模糊。
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严格标准、不经合理程序，那些“想公开的就公开，不想公开的就不公开”的部门和机构，会不会拿“秘密”当挡箭牌，让公开变成走过场？
这也是引起公众顾虑的重要原因。
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基础上，引导社会理解、认同合理合法的“不公开”，不仅会让认识更进步、心态更成熟，更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
正因此，政府部门理应正视公众的敏感，回应顾虑背后的疑问。
在我们相继以中办国办文件推动信息公开、以法司法解释保障信息公开的背景下，在“公开透明”渐成上下共识的时代潮流中，划定不公开的范围、标准和程序，对于规范“不公开行为”，至关重要。
哪些属于秘密？
谁来判定秘密？
该有什么程序？
这些明确了，那些不该例外的部门，也就难以用秘密把本该见光的信息锁在柜中。
从“以保密为主导的公开”变成“以公开为主导的保密”，政务公开才能掌握好公开与保密的天平。
我们需要更明确的标准，细化相关条例中的笼统规定，收紧相关法规中“其他事项”这样的口袋条款；我们需要更完善的机制，让“例外”的划定、鉴别和监管更公开合理，避免各个部门自定其秘密；我们也需要更严格的规定，确保不公开的程序正义，打消公众对“自我豁免”的质疑。
实际上，向公众说明不公开的理由、标准和程序，本身也是一种公开。
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能对不公开作一些必要的解释说明，恐怕更能获得公众的理解认同。
这样的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甚至比单纯的信息公开更能起到普及政治常识、争取社会信任的作用。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算起，政务公开刚刚开始三年。
在中央部委的公开元年，对“不公开”的讨论，于政府、于社会，都无疑是一堂很好的“公开课”。
在这样的讨论、修正和实践中，政务公开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
三公公开亟须细则专家称不能每次都让总理施压
7月25日，国家物资储备局、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务院法制办等3个中央部门公布了“三公经费”2010年决算和2011年预算。
至此，98个中央部门中，已有79个部门公布了“三公经费”。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2010年公开预算的中央部门有88个，除去一些安全保密部门，这次“三公经费”公开的也应该有88个，现在还有十多个部门没有公开，7月30日之前应该全部公开，不然比国务院要求晚了一个月就太不像话了。
而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则表示，“公开了总比不公开强，但明年还要往前走一步。
”
国税系统三公经费排名第一
中科院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已被超过，最新上榜的头名是国税系统，其2010年的“三公经费”决算数是21.663168亿元。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48623.6亿元，公务接待费66587.1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1420.93万元。
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以5.030110亿元、4.188588亿元、
2.82454亿元位列二三四名。
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排在最后三位的是国家信访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务院扶贫办。
已公布“三公经费”的中央部门中仅有10个部门提供了人均数据，以在职人员为基数，国务院扶贫办2010年人均“三公经费”为10816元，为目前公布人均“三公经费”的部门中。
人均“三公经费”最低的部门是卫生部，仅为476元。
国税系统不但“三公经费”总量位居第一，公车和公务接待两项指标在已公布了“三公经费”的79个部门中也均位居第一。
机构庞大被认为是国税系统“三公经费”位列榜首的原因，国税系统实行垂直管理，除了国家局之外，包含省市县直至全国各乡镇一级分局（所），此次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三公经费”数据，正是包括了其垂直管理的分局。
根据税务机构管理体制，全国税务机构包括总局、省局、地（市）局、县（区）局和乡（镇）分局（所）五级，预算单位多达3567个。
据了解，仅税务干部就多达近百万之众，其中国税系统约有58万人。
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和人数也带来了高额的支出总数。
而人均支出3731元在公开人均“三公经费”的部委中处于中等水平。
有评论称，税务系统庞杂的组织和高企的“三公”经费，也是我国征税成本很大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部委之间的数据差距这么大
“垂直管理的部门三公经费都很大，因为牵涉到全国所有分支机构。
”叶青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也是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位列一二名的主要原因。
叶青认为，虽然许多中央部门公布数据较晚，但清晰度还赶不上前面公布的部门，依然没有人均数和公车平均花费数。
有些部门“三公经费”高企就不可理解，叶青说，比如银监会，人员不是很多，成立于2003年，其近3亿元的“三公经费”花在了哪里？
同样让他难以理解的还有国家人口计生委。
去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三公经费”支出927.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470.54万元，占五成以上。
“国外并不实行计划生育，出国考察的意义何在？
”叶青说。
他认为，待遇出国、级别出国是出国经费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一个处级干部，如果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他会认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
叶青说，“有一半人不用出国，也照样能办成事。
”而且，出国的组织费用很高，如果交给旅行社，只需要花一半的钱。
但可惜中央部门都不会这么做。
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住建部接待费去年决算是26.07万元，今年预算是13.95万元；而有着相同权力、相同规格的其他部委比如发改委、审计署、教育部、农业部，今年的接待费预算分别是639.46万元、865万元、768万元、3755.68万元。
叶青质疑，为什么类似的部委之间的数据差距这么大？
是统计口径原因，还是有些数据失实？
预算公开的列车要行驶在法律轨道上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在预算中并没有“三公经费”的科目，所以中央各个部门都是从总预算中将关于接待、出国、用车的经费剥离出来。
各个部门之间自然口径不一，数据千差万别。
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的真实性很难判断。
李炜光说，公布的数据太笼统，又没有公布相关财务规定，难以进行比较。
预算公开专业性很强，仅仅公布两三个数据远远不够。
李炜光认为现在的公布，“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修订《预算法》，用法律规定中央部门预算公开的实施细则。
”李炜光说，现行《预算法》只赋予财政部公开全国的决算、预算以及全国“三公经费”的权力，没有赋予财政部公布每个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数据的权力。
没有法律依据，花钱的部门就可以想办法不告诉公众花钱的数目。
李炜光说，必须有《预算法》约束，不能每次都让总理给中央部门施压吧？
没有法律规定，明年这些部门还会不会公开？
不过，《预算法》修订一波三折，这部法律的修订曾经列入两届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但至今仍未出台。
李炜光说，即便在《预算法》修订草案中，也只有一句“预算应该公开”。
希望通过实施细则让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成为常态。
“最终目的是让预算公开的列车行驶在法律轨道上。
”李炜光说。
（本报记者王超）
3、“三公”经费：
请拿发票来
早已溜走的童年，这下给拽回来了——这是98个部委次第公布“三公”经费，在苦夏盛放给我的感受。
一回首恍然如梦，我分明看到，班主任要求同学们日出前准时出操，但太阳已经晒屁股了，操场还空空荡荡，一个人数近百的大班，只有科技部同学按时来了，其余嘛，全部迟到，甚至到现在也还云山雾罩……
“三公”经费公布迟缓也就罢了，有些部委还专挑周末临近下班时公布账目。
这可算调皮捣蛋！
本来早已到场，偏要瞅准朝阳躲进云朵时，才突然现身，只为一脸无辜地抬杠：
太阳不是还没出来嘛。
“三公”经费还真像孩子的零花钱，存有无之别，具多寡之差，然而饶你千姿百态中，专款专用，账目明细，是坚定不移的家规。
凡经过童年的人，恐怕都有觉得家长烦人闹心的时候。
零用钱花向了何处，家长们动辄要追问查验，出示不了钱换来的三个本子、两支铅笔、一块橡皮，根本不能过关。
有时更悲剧，还要少看电视、多写作业。
儿时的情景水利部同学貌似记不得了，近亿元的车辆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占零花钱的八成，只说是工作需要，愣不肯说有多少车辆，哪辆花钱多，哪辆花钱少。
搁在小时候，这可是要挨罚的。
一般来说，下周的零用钱就别指望了。
审计署同学或许满腹委屈，账目报得比较细致，不但获得当众表扬，还被当成范本。
不料每部车平均每年要花5.4万元运行维护，且不说高得离谱与否，单说这车，也太疲劳了。
公车毕竟也是车啊，三两年就报废，不是败家子是什么？
住建部同学则在吃喝方面有优异表现，公务接待费预算居然不足14万。
此刻所有能联想到房价的人，都得对自己的理解力打个多大的问号？
更凌厉的是，这钱一出，谁与争锋，莫非暗示公务接待费近亿的同学是酒囊饭袋——这叫他们情何以堪？
98个部委公布“三公”消费，其实不就是向纳税人报账吗？
出过公差的人都知道，报销差旅费，不拿出发票，是无法销账的。
公布“三公”经费，一改阴拿暗用的陋习，很好很强大。
但是，仅仅愿意报账并不够，还必须让账目更细致、更清楚。
尤其要提醒，请时刻牢记：
得出示发票。
4、唯有责任追究才能促使三公经费公开
7月6日和7日，中国工程院、国家文物局相继公布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据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加上此前的科技部，目前已公布三公经费的中央部门仅为三个。
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中央部门压缩预算，并明令各中央部门务必于今年6月底之前将本级三公经费向社会公开，但除上述三部门外，其他中央部门纷纷爽约。
（7月8日《新京报》）
其他中央部门无视国务院的要求，使得上述三部门成了公开三公经费的“模范”，其实，这三个“模范”只是矮子里面选出来的将军，因为此前科技部只是公布了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并没有公布2010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据，而现在中国工程院、国家文物局晒三公经费账本的时间，也比国务院规定的时限晚了一周。
想当初，国务院要求中央部门务必于今年6月底之前公开三公经费时，笔者曾热情洋溢地撰文，呼吁全国上下的公权机关来一场公开三公经费的“比学赶帮超”，没想到，实际的“比”和“学”竟然是相互比差、学差，相互观望，集体抵制，以图“法不责众”。
这么多年来，三公消费问题为舆论质疑最久，为坊间议论最多，为民众腹诽最甚。
公开三公经费的意义其实是双重的：
既在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遏制三公消费，也在于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近年来，为什么来自官方的声音总是不被民众信任？
为什么官方说什么老百姓都习惯性地拿三公消费说事？
就是因为一些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低下，而三公消费无疑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一大“软肋”，相关信息越是不公开，民众的猜疑就越多，就越是缺少信任感。
以此观之，将三公经费置于阳光之下，对于政府和民众实属“双赢”之举，反之，不公开的结果则是“双输”。
对拒不公开三公经费账本的部门，不能仅仅谴责了事，而当以问责机制倒逼三公经费公开，在这方面我们其实有法可依。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而“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属于政府重点公开的信息。
毫无疑问，三公经费不仅位列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而且属于应当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
在该条例的“监督和保障”一章，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规定了罚则：
“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那么，这些无视国务院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没有公开三公经费的中央部门，其相关责任人该不该被问责，又该受到何种处罚？
无论如何，国务院的要求竟被当做耳旁风，看来不问责是不行的，不动真格是不行的，唯有严格的责任追究，才能换来三公经费的公开透明。
5、评论：
公开“三公”经费本身并不是目的
7月19日，国家人口计生委等若干单位公布了各自去年的“三公”经费。
首先得明确，这个公布是姗姗来迟的。
按照今年3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部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公”经费预算有关问题，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现在，期限已经过了20天了。
不过，比较起来，他们又还算好的，有媒体统计在98个中央部门中，加上他们也仅有33个遵照执行，才占1/3。
其余那2/3，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还在按兵不动。
“三公”经费的公开肯定是非常艰难的。
捂了那么多年的盖子，一下子要揭开，任何原本以慷慨公款为能事的部门可能都懵掉了。
但是，3月下旬到6月底，给他们留的时间并不算短，或者说够充裕了，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国务院的明令期限形同虚设，难道大家还都在忙乎着弄本尽可能自圆其说的账目吗?
还不好理解的是，国务院本身并没有逾期就如何的跟进手段，一副听之任之的态势。
这样下去的话，其下一个政令的严肃性谁还放在眼里?
但就现有的公开状况，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没有达到公开的目的。
公众对那些干巴巴的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茫然不知所以，只是根据数字的绝对大小来盲目地发些议论。
比方水利部去年的“三公”经费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决算总数的83.13%，马上哗然一片。
哗然什么?
人大代表也发话了，公车费占比太高。
但是人家解释了，这是由水利工作性质决定的，防汛抗旱多是到现场工作。
你又能根据什么推翻人家的解释呢?
已经公开“三公”经费的那些部门，情形都像这样，公开的只是一些笼统的数字，每个“公”多少多少，如此而已。
公开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接受社会监督，那么凭借这些孤零零的数字就远远不够，也使监督变得底气不足。
他的公车消费诚然高，但多了还是少了，公众包括人大代表等于全凭感性来定论，这种监督主观上就是盲目的。
再比方，明明国家药监局、国家邮政局、国家粮食局与国家人口计生委同一天公开的数据，媒体却单单拎出后者作为标题，为什么?
因为人口计生委公开的数据有看点。
去年，他们的“三公”经费支出927.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470.54万元，占五成以上。
计生、出国，这就有了足以让人一惊一乍的前提。
谁都知道计划生育是咱们的基本国策，人家并没有搞，你那么多钱出国干什么，还不是公款旅游?
很遗憾，这仍然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联想，人口计生委固然欠一个起码的解释，但建立在这种不牢基础上的监督，肯定也没有实质意义可言。
因此，公开“三公”经费还需要一个明细，但也别搞得像每年总是令各级人大代表都看不懂的那些需要审议通过的预算那么复杂，至少使部门相互之间能产生一定的可比性，进而使公众的监督能够以理性为基石，打蛇打在七寸上。
只有理性监督，才不会冤枉了既恪尽职守又勤俭节约的部门，也不会让挥霍民脂民膏的部门得手之后暗地里能够弹冠相庆。
6、三公经费公开，细化数据方能显现魄力和诚意
日前，外交部对媒体表示，今年该部门的“三公”经费因部分预算涉及国家秘密而不公开，这也是目前明确表示今年不公开“三公”的中央部门。
有媒体统计称，到目前为止，除外交部、国务院侨办和港澳办尚未公布之外，“其余部门均已公开”。
但在门户网站为此番“三公经费”公开的首秀所设立的专题页面中，逾百部门中还有近十个的“三公消费”栏为空白，官方迄今没有披露相关的具体名单。
其实大可不必做这样的盘点，因为对于财政开支的账目公开这一注定要日常化运作起来、并且必须越来越细的政府行为，这几个月所呈现给公众的“三公消费”的公开首秀，远称不上完满。
但即便是这一轮，真的就行将结束了吗？
相较几个月来舆论和公众的热议与不断紧跟，以及人们长期以来对”三公经费”公开所寄托的期待，现在的局面着实有些草草收场的意味。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除了外交部以“涉密”为由拒绝公开之外，其他部门如国家烟草专卖局给出的不公开理由，居然是“我们是企业，不是财政拨款”。
另有多个机构，则因同时处于党政不同序列，“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而被看作不在国务院要求公开的98个部门范畴。
但现在看起来，这些已经端上台面的说法和行内分析，并非可以成为天然不公开的挡箭牌。
以外交部的涉密说法观之，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于，部分预算涉密无法成为全部不公开的理由，消费细节可能涉密也并不代表总数字无法公开（从目前的公开情况看，其他已公开数据的部委，所给出的也大都是一些笼统总数而已）。
更何况，是否因“涉密”而不公开，判断和决定的权力应归属更高级别的机构（国务院甚至全国人大），外交部作为公开义务的履行单位，没权同时充任裁判者的角色。
而其他不公开的理由，恰好对应的，则是政企不分和党政难辨的现实情状，是否具有理所当然的说服力，亦值得商榷。
2010年3月23日，国务院首次开出时间表，明确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更是指出，要大力推进行政经费包括出国出境、出差、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等支出的“详细公开”。
除了公开时间与所承诺的时限有些许延后之外，本轮作为“三公经费”的首次公布，还是赢得了舆论与公众的不少赞扬，毕竟开始是艰难的，哪怕一小步，都应当得到充分的宽容、呵护和鼓励。
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状况已经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
最无法令人满意的问题之一，便是数据的过分笼统：
大而无当的数据，除了可以用作历年数据的简单比较之外，能够反馈出的信息实在寥寥。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细心的人从中耙梳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比如国家统计局的三公费用总数，在进行简单的、平均到人头的计算后会发现，其人均“三公经费”已然接近甚至超过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比如中科院2010年全年的接待费，平均到每天的花销居然超过27万元，比住建部全年的接待费还高；再比如公务用车的平均维护费用，的国家粮食局需要5.57万元，最低的国家统计局则需要2.92万元……
监督本身就是些繁琐的较真，苛刻的比较，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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