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基于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的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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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基于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的探讨
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基于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的探讨
【摘要】本文将从社会工作优势视角出发，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各个类型对大学生群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的影响。
研究对象为珠三角地区高校大学生，采用问卷量表的形式进行调研，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假设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
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情感温暖型、信任鼓励型五种家庭教养方式均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存在显著相关；其中，情感温暖型与信任鼓励型家庭教养方式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并从社会工作优势视角针对学生、家长、亲子互动提出个案、小组方法介入参考意见。
丰富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职业教育与职业引导的理论视角，为实务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优势视角；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家庭教养方式
1前言
高校教育改革在短时间内将精英教育发展成大众化教育，给更多学子带来深造机会，更是全面提高了国民素质。
同时，是一把双刃剑。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下岗人数增多，就业市场对人才资源的需求的增长与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增长不匹配，供大于求，形势不容乐观；对一部分自我意识较弱、职业认知不明确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毕业即失业。
对于职业认知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选择与职业生涯，职业决策是从大学校园这个象牙塔迈向社会就业重要的第一步，是整个职业生涯的基石[1]。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最早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素来有言传身教一说。
家庭教养方式对个体的态度、观念、思想等方面影响非常之深，对个体的职业决策（即职业观与择业观）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而职业决策是学生从学校进入社会，进行更深层次、全方面社会化的重要一步。
因此，从家庭教养方式这一因素为切入点，研究其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
社会工作在国内是一个年轻的专业，对社会工作的研究与其他成熟的学科相比较为落后，对优势视角的研究应用也有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
目前，优势视角在现有社工对青少年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青少年抗逆力、留守儿童、社区矫正、问题青少年等领域，对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几乎空白。
通过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各类型对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的影响，从社会工作优势视角探讨如何介入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职业观的形成与影响的工作方式与策略，这有利于丰富和拓展青少年社会工作开展介入工作的视角，从而为指导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参考价值。
出于方便研究考虑，本研究以广东省珠三角地区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出发，探讨不同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影响。
从而为如何运用优势视角介入家庭中对青少年的职业教育与职业引导提出建议，帮助青少年提高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
2文献综述
2.1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综述
家庭教养方式指的是一种情感气氛的集合体，主要是由父母将其传达给儿童的有较大影响的行为组成，这些行为通常对儿童的态度也会有影响；主要包括目标定向与非目标定向行为，前者指父母履行其职责义务的教养行为，后者指如手势、姿势、语调的变化以及自然流露的情绪等方面的教养行为[2][6]。
家庭是个体早期发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其社会化形式主要受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通过这种相对固定的模式父母把社会主流价值观、行为方式及道德规范传达给孩子，同时也具体了社会化的内容[12]。
Baumrind提出了专制型、权威型和放纵型三种常见的教养方式，并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采取的一套相对稳定教育孩子的行为模式。
南希·达林和劳伦斯·斯坦伯格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传达给儿童的具有高稳定性的、对儿童的态度以及由父母的行为所表达出的情感气氛的集合体[32]。
顾明远将家庭教养方式定义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这是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理解是在狭义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的基础上加上家庭内部所有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即不仅仅是父母与子女的影响，还包括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互动影响[16]。
林磊将家庭教养方式从一开始的七种分类后经研究归纳为五种教育方式：
严厉型、积极型、溺爱型、极端型和成就压力型[17]。
张文新认为家庭教养方式是亲子关系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表现形式，且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实质[18]。
龚艺华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在养育孩子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子女的固定的行为模式与行为倾向，主要专制型、情感温暖型、溺爱型、信任鼓励型和忽视型分为五种类型，可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它受父母的个性、教养信念和行为习惯的影响，并由父母的养育态度决定，是其教养观念和教养行为的综合体[14]。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家庭教养方式定义为：
父母通过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行为信念对孩子的行为习惯、思想信念等人格组成因素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是一种相对基因遗传来说的社会遗传。
由此，父母的理想信念、行为习惯、教育方式、亲子互动模式等方面将会对大学生的职业选择产生影响，而教养方式能够较为综合全面的反映这种影响。
国外学者虽有不少较为权威的家庭教养方式测量量表，但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
所以，本研究采用龚艺华修订本土化的适用于我国家庭的父母教养方式测评问卷，着重探究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2.2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研究综述
自我效能感这个概念并非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其在实践应用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拓展[3]。
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学者将自我效能感定义为是一种行为预期，代表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能成功达到目标的预判[30]。
AlbertBandura则认为是对操作行为能力的知觉和遵守自我生成能力的信念，在实践上定义为人们对组织和实施达成特定操作目标的行为过程的能力判断[31]。
Taylor和Betz结合AlbertBandura对自我效能感的理解，在社会认知学习理论基础上提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完成与职业选择有关的相应任务的信心程度[28]，这种定义最为权威被广泛接受。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构成主要有四种途径：
与职业有关的亲身经历、替代性经验、言语说服、生理和情绪唤醒状态[3]。
不少研究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是预测个体工作绩效的其中一个指标，该水平可以直接影响个体对职业的选择范围、对待工作的态度、求职行为、职业认同感和争取绩效的动机水平、职业活动中付出的努力程度[4][5][29]。
国内学者对职业决策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相对薄弱。
主要集中在人口学方面的研究对大学生群体的分析也是近年来才有较大的热度的[3]。
李力等从性别差异角度研究了大学生的择业价值取向与职业自我效能感[11]，另外有部分研究的研究对象为高等职业院校生[12]。
研究家庭因素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较少，尚有研究空白。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采用Taylor和Betz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定义，该定义较为权威，被学者广泛接受。
以及采用彭永新和龙立荣[9]参照Taylor和Betz的较为权威、应用广泛的《职业生涯决策自我效能量表》进行本土化修订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CDMSE）》测定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总体水平，研究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对该水平的影响。
2.3家庭教养方式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影响的相关研究
家庭为个体提供食物来源、生存空间，个体在家庭中成长学习、逐渐形成独特的个性。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所，与父母的关系也是最长久稳固的社会关系。
父母的教育方式无疑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体的态度、行为、价值观念等社会化具体的内容都在与父母的互动中形成，并且形成固有的认知、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对个体影响深远。
父母的鼓励有利于子女在自我认知、自信水平、性格情绪等方面的提升与发展，父母的养育行为对子女的影响先是在社会化初期阶段形成固有的模式，之后在不同的情景中泛化形成各种变式，子女成人后便依据这种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多样的应对方式，其中在职业应对方面主要影响职业的认知与职业决策行为等[7],[8]。
张丹刚的研究从各个类型的预测力出发，其结果表明，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存在显著的影响，权威型、专制型可预测职业生涯探索类型，且权威型的预测力要高于专制型[20]。
刘天阳的研究从家庭功能各个维度与职业探索各个维度出发，其结果表明，家庭功能中的情感卷入、问题解决、行为方式这三个维度与职业探索水平存在显著相关，职业探索的目标聚焦维度与家庭功能的角色分工、情感卷入、行为方式、家庭功能这四个维度存在显著相关，环境探索维度与家庭功能的问题解决存在显著相关，自我探索维度家庭功能各维度都存在显著相关[19]。
纪春磊等人则区分父亲、母亲、父母亲的角度分析，其研究结果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对成就动机有影响，父母教养方式和成就动机对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有影响，父亲过度保护、父母偏爱、父母情感温暖理解、母亲过分干涉过分的教养方式和成就动机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有积极作用，父亲过分干涉、父母惩罚严厉、父母拒绝否认对职业价值观消极作用，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对大学生成就动机有积极作用，母亲偏爱对成就动机有消极作用[21]。
综上所述，已有学者运用各种分来方式、各种角度研究家庭教养的不同类型与职业生涯决策、职业生涯探索、大学生成就动机的关系。
但多数从心理学领域进行研究探讨，社会工作视角较为空白。
本文通过测定研究对象的家庭类型，分析各类型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的影响，并结合社会工作优势视角，从龚艺华学者划定的内涵与类型出发，为青少年社工开展实务工作提供参考。
2.4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的研究综述
优势视角是由DennisSaleebey等学者发展出来的，优势视角与问题视角恰好相反，是一种与传统的社会工作理念完全不同的尊重人类潜能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模式[23]。
在80年代，正式成为一个理论模式取向，区别于传统的社会工作的问题取向，它摒弃过去将服务对象当成一位“病人”这种观点，而是将关注点聚焦在服务对象的优势与潜能上，认为服务对象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是一种全新的实务模式[22][23]。
正面管教这一教育理论与优势视角理论有共通之处，正面管教起源于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理论，是一种即不严厉惩罚也不放任娇纵的管教方法，亲子之间建立坚定且和善的气氛，采用长期有效的方法（非惩罚的方式）培养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教会孩子学会有价值社会与生活方面的技能，帮助孩子建立健全人格的教育方法。
该理论还提出家长的养育方式取决于家长的生活风格，将家长生活风格分为安逸型、控制型、取悦型、力争优秀型，分别对孩子产生不同的影响[26]。
蔡雨青曾将该理论运用在学校教育中，并认为适当的赏识教育对于问题学生特别受用，不将问题标签化，认为问题学生只是缺乏自我约束力，本质是好的。
这种赏识可以让孩子感受到久违的认可，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表扬还可以释放一个人身上的正能量、调动人的积极性[27]。
DennisSaleebey将优势视角定义为是社会工作中的一个理念与模式，它是从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这个角度来关注，将案主的问题淡化，把聚焦点放在案主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潜力，而且优势与潜能除了指个人的品质、特征与技能，还可以包括环境资源的关系特点，甚至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优势[23]。
史柏年认为优势视角是指在评估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要时，帮助案主发掘出自身的潜能和能力，强调要关注案主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优势，以此来解决问题，且它能够识别、利用并强化人们已有的优势与能力[24]。
牛文杰认为优势视角关注的是人有改变的潜力和可能，而不是问题本身，重点是相信案主具有优势和资源；优势视角近年来发展愈发完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主要包括对单亲家庭、边缘青少年、网瘾者等弱势群体以及对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介入[25]。
”
综上所述，本文将优势视角定义为：
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案主开展介入工作时，区别于传统的问题取向，将工作重点放在关注案主的个人优势与潜能开发上，结合案主自身及家庭、社区等社会资源，为案主提供支架式帮助。
上文中提到近年来优势视角已逐渐扩大应用范围，在青少年领域中的应用主要为边缘青少年、网瘾、戒毒、单亲家庭、青春逆反、学业困难等，少量应用于青少年德育教育、青少年抗逆力、亲子关系领域。
本文从优势视角出发，着重分析家庭教育方式类型对大学生群体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探讨社工在开展青少年家庭工作的可行建议，丰富了优势视角的实践研究领域。
在研究过程中，应借鉴优势视角在其他领域中的实务应用经验，并注意其适用性及可能出现的问题。
3研究设计
3.1研究目的
在总结文献基础上，对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调研实证的方式，探讨了广东珠三角地区高校大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对毕业生职业决策时自我效能感水平高低的响应机制。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调查了解研究对象既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
（2）对比分析不同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的差异
（3）综合分析得出有利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提高的家庭教养类型与具体因素
（4）结合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理论，为如何介入家庭教育营造有利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的提供参考意见。
3.2研究假设
为分析家庭教养方式类型是否对大学生的总体水平有显著影响，在参阅相关文献与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实际情况出发，本文提出家庭教养方式类型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存在关系且产生影响。
本文的研究假设包括：
假设H1：
五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专制型、情感温暖型、信任鼓励型、溺爱型、忽视型）都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存在显著相关。
假设H2：
情感温暖型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假设H3：
信任鼓励型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3.3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论文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以及数据分析研究法等。
3.3.1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查阅国内外对家庭教养方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社会工作优势视角的相关文献、论文、期刊等，为基于社会工作优势视角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提供经验和理论依据。
同时，利用互联网和书籍了解当前家庭教养方式的各个不同概念类型差异以及分类方式的差异与分类方式，深入探讨不同背景下的家庭教育模式对大学生在职业选择自我效能感优化上的影响机制。
了解优势视角理论在青少年、亲子领域的应用情况。
对所收集的所有文献资料分类整理，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
（2）问卷调查法。
本文借鉴国内权威量表针对大学生群体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共62道题目，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家庭教养方式量表。
在广东珠三角地区高校大学生群体中，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描述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及测量家庭教养方式类型。
3.3.2研究工具
本文使用SPSS22.0统计软件，综合利用统计学上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
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4问卷设计
根据本文的研究的目的、研究架构与研究假设，参考国内外已有文献，本文所编制的测量问卷主要包括了三大部分共62个项目。
（1）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信息：
年级、性别。
（2）第二部分是彭永新和龙立荣[9]修订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CDMSE）：
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8，其量表的鉴别效度、结构效度较好，运用较为广泛；。
该量表主要从五个不同维度出发，通过细分的39个题进行计量，主要包括自我评价、收集信息、选择目标、制定规划、问题解决等方面，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方式，答案选择又从低到高进一步细分为：
完全没有信心、有一点信心、有一些信心、比较有信心、完全有信心等。
该量表采用计算总分值的方式反映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总体水平，分数越高者，表明该测试者自信程度更高既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水平更高。
（3）第三部分是由龚艺华本土化编制的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好，达到0.604，信效度良好。
该问卷量表的类型维度主要分为：
专制型、信任鼓励型、情感温暖型、溺爱型、忽视型，共包含21题。
量表的答案选择依据符合程度从低到高依次为非常不符合、比较不符合、有些符合、比较符合、非常符合，采用常用方法五点计分法，分各个维度得分累计相加，哪个维度得分最高，表示该测者更倾向于哪种教养方式[14],[15]。
4数据分析
4.1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珠三角高校各个年级大学生200名参与本次研究调查，进行线上量表问卷调查，经筛选有效问卷为192份，如图41所示。
以及本次问卷量表整体数据情况如表41所示
图41研究样本年级分布
表41家庭教养方式量表及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的描述统计
数字
最小值（M）
最大值（X）
平均值（E）
标准偏差
情感温暖型
192
1.00
5.00
3.2667
.79220
专制型
192
1.00
5.00
2.7279
.77939
信任鼓励型
192
1.00
5.00
3.1912
.77734
溺爱型
192
1.00
5.00
2.6083
.90377
忽视型
192
1.00
4.75
2.8337
.82566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
192
1.08
5.00
3.2482
.60993
4.2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处理方法，主要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来进行效度分析，利用Cronbach一致性系数来检验调查问卷的置信度。
4.2.1问卷量表的置信度检验
分别通过对家庭教养方式量表和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综合分析，通过置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系数。
由表42可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的Cronbach值为0.968>0.60，家庭教养方式量表的Cronbach值为0.604>0.60，家庭教养方式五个类型的Cronbach值都大于0.60，信度质量较好，这表示本文所使用的家庭教养方式量表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42家庭教养方式量表及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信度检验
Cronbach'sAlpha
项数
情感温暖型
0.754
3
溺爱型
0.869
3
专制型
0.944
7
信任鼓励型
0.830
4
忽视型
0.837
4
家庭教养方式量表总信度
0.604
21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总信度
0.968
39
4.2.2问卷量表的效度检验
为了分析家庭教养方式量表的因子分析适宜性水平，本论文主要采用Kaiser-Meyer-Olkin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来对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43看出，家庭教养方式量表的KMO值为0.849，大于0.60。
检验结果的卡方值为3322.098，检验结果值较大，这证实了本研究结果所对应的P值小于0.01，因此可以证明本研究中的Bartlett球度检测具有显著意义，综上所述，我们研究结果认为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较为适宜做因子分析，且研究表明本研究的效度结构较为合理。
本论文重要采用统计学上常用的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法，首先，对因子进行正交法转轴，其次，本论文综合抽取了分析结果中特征值大于1的五个公共因子，结果表明，五个因子的总方差解释率为76.0%，大于50%（见表44），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此量表的综合效度较为合理，表明问卷满足用来测量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类型。
根据
表45所示的因素分析表，各个成分的荷载均大于0.5，且被划分为五个成分，分别为情感温暖型，信任鼓励型，溺爱型，专制型，忽视型。
表43家庭教养方式量表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849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上次读取的卡方
3322.098
自由度
210
显著性
.000
表44家庭教养方式量表总方差解释
组件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8.119
38.661
38.661
8.119
38.661
38.661
5.261
25.050
25.050
2
2.680
12.764
51.425
2.680
12.764
51.425
3.224
15.353
40.403
3
2.218
10.564
61.989
2.218
10.564
61.989
2.733
13.016
53.419
4
1.716
8.171
70.161
1.716
8.171
70.161
2.458
11.706
65.125
5
1.226
5.839
76.000
1.226
5.839
76.000
2.284
10.875
76.000
注：
提取方法：
主成份分析。
表45家庭教养方式量表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组件
1
2
3
4
5
60、我觉得父母干涉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875
53、父母很少允许我和别的孩子一起玩。
.863
62、任何事情父母都不允许我和他们争辩。
.860
56、在制定家中的规则时，父母会征求我的意见。
.831
55、父母经常窥探我的隐私。
.830
44、我觉得自己完全处于父母控制之中。
.808
48、没达到父母的要求，他们会大声责骂我。
.762
49、父母经常鼓励我要不断有所进步。
.835
42、我能从父母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
.823
52、我觉得父母是值得信赖的。
.814
57、父母允许我独立去完成某些事情。
.790
59、在家我经常感到孤单。
.867
50、父母从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797
54、父母从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723
47、父母从不参加我的活动。
.721
51、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帮我做决定。
.916
43、父母从来不允许我做一些其他孩子可以做的事情。
.912
46、父母经常把我错误的责任归咎于别人。
.800
45、当我取得成功时，父母由衷地为我感到自豪。
.808
58、我觉得容易与我的父母沟通。
.800
61、当我碰不顺心的事时，父母会安慰我。
.759
提取方法：
主成份分析。
旋转方法：
Kaiser标准化最大方差法。
a.旋转在6次迭代后已收敛。
4.3家庭教养方式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分析
4.3.1家庭教养方式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的分析
以不同背景下的家庭教养方式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毕业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探讨不同家庭教养方式是否会对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五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职业决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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