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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寿保险需求的因素分析

影响人寿保险需求的因素分析

时间:

2003-4-3014:

44:

00 来源: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作者:

卓志 阅读837次

 

 

 

一、国内生产总值{GDP}

很多研究显示,微观上,个人的收入与她或他的人寿保险需求呈正相关,亦即当个人收人增加,对人寿保险的承担能力也增加,同时为了保护遗族因主要收入来源者的可能早死而导致未来收入的损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增加。

进一步,当个人试图维持其退休期间的生活标准,增加的个人收人也会推动生命年金的需求。

总之,随个人收人的上升,一般地,额外消费的收入比例下降;而购买人寿保险和其它金融资产的收入比例将增加。

宏观来看,由于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经济指标,通常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面的指示变量,因此研究人寿保险需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般转换为讨论人寿保险需求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

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等之间存在的固有的内在关系,过去的一些文献也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甚至人均国内(或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宏观指示变量。

Truett,DaleB和Truett,LilaJ(1990)以美国和墨西哥的国家总合资料的研究表明,人寿保险需求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并且他们发现用延后三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之当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更好。

他们还发现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其对人寿保险需求将有较高的收入弹性。

Browne,MarkJ和Kihongkim(1993)在对人寿保险需求的国际分析中,认为国民收入相对国内或国民生产总值更能反映可支配所得。

他们的结果显示国民收入与人寿保险需求正相关。

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可以增加人寿保险需求。

其它文献如陈民哲有关台湾地区人寿保险需求之实证估计也发现,平均每人国民收入与人寿保险需求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得出台湾地区的人寿保险需求弹性为1.35。

二、通货膨胀

一个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体的经济社会,其经济的固有性质和国家的经济改革与政策,总是与通货膨胀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货膨胀破坏人寿保险产品的需求,人寿保险的需求要得以实现和人寿保险市场要得以形成,通货膨胀应当得到合理的控制。

通货膨胀对人寿保险经济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人寿保险产品的价格影响;二是对收入水平产生的收入影响;三是通过其它间接变量等产生的替代影响。

对应于这三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的简要分析是,人寿保险保险费与保险金额分别以货币形式缴纳和支付,而且保费缴纳在前,保险金额的给付滞后于保险费的缴费的时间。

所以,通货膨胀对保险费的影响或贬值相对较小,而对保险金额的影响或贬值较大。

如果分别考虑投保人在无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和有通货膨胀下的人寿保险保险费,可以证明前者使投保人实际缴纳的保险费,高于后者投保人应缴纳的保险费。

亦就是说通货膨胀使投保人的实际费率或价格提高。

价格的提高一般地使得寿险需求下降。

第二,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一般地表现在国民生产总值以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

在无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一致的;但当存在通货膨胀时,实际收入的增长水平低于名义收入的增长水平;进一步,当通货膨胀率高于名义收入的增长率,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成为负值。

消费者实际收入的下降,如上所说收入与寿险需求的正相关关系,将导致人寿保险需求增长速度的放慢,或人寿保险需求的减少。

第三,通货膨胀对人寿保险需求的替代效应,是指通货膨胀引起的人寿保险的预期收益,与其它替代金融产品的预期收益之间的相对变化,从而引起人寿保险需求的增减。

由于比较利益机制的存在促使人们在多种金融资产的选择时,倾向选择收益率较高的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之间的替代效应主要是这样一种关系:

通货膨胀引起寿险的收益率下降,而其它金融产品的收益率不变或上升,替代效应使寿险需求减少;反之,通货膨胀使寿险的收益率上升,同时其它金融产品的收益率不变或下降,比较利益将使寿险需求上升。

以上其实是说明通货膨胀发生时对人寿保险的需求的影响。

然而,消费者购买人寿保险的产品时,可能更关心未来年份有无通货膨胀下可能得到的保险金的保障程度。

换言之,除当年通货膨胀值得考虑外,预期通货膨胀可能抑制寿险需求。

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预期通货膨胀与寿险需求呈负相关。

如Browne和kim(1993)用前八年的通货膨胀率,作为预期通货膨胀率的的替代变量,结果是预期通货膨胀高时,寿险需求降低;反之预期通货膨胀较低,寿险需求上升。

陈民哲(1996)在研究台湾寿险需求时,以1991年为基期,用前一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消费者预期物价膨胀率的替代变量,结果也是寿险需求与预期物价膨胀率呈负相关。

此外,Babbel(1981)以巴西资料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不仅预期通货膨胀不利于一般寿险产品,而且在通货膨胀期间指数型寿险的需求也减小。

三、赡养{或抚养}率

一个国家的赡养(或抚养)率通常有几种定义。

按联合国的定义,所谓一个国家的赡养(或抚养)率,等于15岁以下人口数与15岁与64岁之间的人口数的比率。

另一种称着总合赡养(或抚养)率的定义是,15岁以下人口数与65岁以及65岁以上的人口数之和,扣除以年龄在15岁与64岁之间的人口数的比值。

在我国,有老龄或少年赡养(或抚养)率之分。

老龄赡养(或抚养)率等于65岁以及65岁以上的人口数除以15岁与64岁之间的人口数之比值;而少年赡养(或抚养)率是指15岁与64岁之间的人口数去除15岁以下人口数的值。

如前所说,一些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表明,人寿保险的主要目的乃保护遗族(或受赡养或抚养的人数)因为主要收人来源者的早死而带来的财务困境。

进一步,另一些学者已经提供了一国的人寿保险的需求与该国的遗族或受赡养或抚养人口数呈正相关的实证事实。

而还有的学者认为,一国的每一位潜在寿险消费者平均的遗族或赡养或抚养人口数,近似等于赡养(或抚养)率。

因此赡养(或抚养)率可以作为解释变量,以近似地讨论它对人寿保险需求的影响。

四、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指社会成员因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时,有从国家、社会获得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

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范围广泛,不仅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待和抚恤制度,而且还使商业保险作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

社会保障是现代工业革命的产物。

社会保障尤其是其中的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寿)保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它们的联系集中体现在同以社会再生产的人身要素为标的;同以建立基金作为提供经济保障的物质基础;同以人身风险的存在作为前提。

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实施方式不同;强调的原则不同;行为依据不同;保险费负担不同;两者的功能不同;此外两者的体制也不同。

正因为两类保险有一些共同的基础,从而使两者在一定的制度下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社会经济保障制度的重要成分;与此同时它们的区别亦使两者在一定的时期和条件下互为影响,即就是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的富裕程度将影响商业保险的需求。

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与人寿保险需求的相互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如下的分析:

1.社会保障尤其社会保险的政府支出,通常要求一个长期的税收保证。

一个较富有的国家具有较好的税收基础,这个国家一般地被期望有一个较慷慨的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制度。

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几乎是国家财富的代表。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有较大的财富,一般地有较大保障的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制度。

据有关研究如lewis(1989年)所分析的,财富对人寿保险具有替代作用,亦即财富越大,人寿保险需求越小;反之财富越小,人寿保险需求相对增大。

用数理的术语来说,人寿保险需求与国家在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上的支出具有负相关关系。

一些学者的实证分析的结论也显示了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对人寿保险需求的负面影响,如Browne和kim对44个国家的研究表明,政府的人均社会保障的支出每增加100美元,人均寿险保险费则要减少6.9美元。

2.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尽管大多数情况是较为基本的,但是这样的保障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减少被保障者本人,而不是她或他的遗族人身风险的损失,减少被保障人对自己风险的担忧,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被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需求。

西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商业寿险的竞争者的角色。

如社会保障的有关健康保险计划支付所有参加者的医疗费用,减少了商业寿险的医疗保险的保费收入。

而近年拉美一些国家(如智利,阿根廷等)的社会保障改革,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商业化改革趋势,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业人寿保险的发展,或者为人寿保险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发展契机。

3.严格地讲,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与人寿保险需求的关系,可能因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关系及其程度。

即便是从一般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两者的关系有时是不清楚的。

如上所说,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主要是对被保险人本人的基本生活,而不对那些不受社会保险保障的遗属提供保障。

因此受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保障的人当要为了使遗族的生活有所保障,社会保险的被保险人得考虑遗属的商业人寿保险的保障。

在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的被保险人符合条件,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的利益或保险金给付,代表着被保障人家户的一种资产,这样的资产便可能增加家庭人寿保险的需求。

这表明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的支出,可能促进人寿保

险的需求的增加。

Browne和kim对45个国家的人寿保险需求的国际分析表明,人寿保险需求(无论是人寿保险保费还是有效人寿保险保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与社会保障支出(用财富作为解释变量)是正相关的。

4.从一国的整个经济来看,社会保障与商业人寿保险可以同步发展。

当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后,政府的税收基础将得到改善,社会保障的政府支出就会有更好的基础。

同时经济发展和增长也会使人们的收入提高,从而使人们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

五、寿险价格或费率

理论上,在商业经济条件下,任何商品都要受价格规律的约束;同时还要受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的制约。

由于寿险的经济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寿险与其它商品一样,价格均被视为影响需求的重要变量。

寿险的价格就是寿险的费率。

在假定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寿险需求与其价格或费率呈负相关。

寿险价格上升,寿险需求下降;寿险价格下降,寿险需求上升。

当以寿险保费收入作为寿险需求的衡量指标时,寿险需求与寿险价格的反方向变化,可以通过寿险需求的价格弹性来刻画。

寿险需求的价格弹性指寿险需求量(寿险保费收入)变动的百分比,比上寿险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的比值;而当已知寿险需求函数而且它可导以严格的数量方式来描述寿险价格弹性,便是寿险需求量对寿险价格的偏导数,与寿险价格比上寿险

需求量的值的乘积的负号。

这一比值或乘积反映寿险需求量变动对寿险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

寿险需求的价格弹性依其值的大小,有寿险完全无价格弹性、缺乏价格弹性、有单位价格弹性、富有价格弹性以及具有无穷大的价格弹性。

对于寿险需求是缺乏价格弹性还是富有价格弹性、决定于需求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分别是介于0和1之间的数还是大于1的数。

寿险价格弹性的具体值,不同寿险具有不同的价格弹性,同一寿险在不同的条件下也可能不同。

进一步,寿险是作为生活必需品还是奢侈品也使其价格弹性有别。

由于人们将寿险作为生活必需品还是奢侈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收人水平有较密切的关系,所以寿险价格对需求的影响,当考虑其它因素变动时,应当结合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如GDP),通货膨胀等进行综合分析。

正因为从寿险需求整个因素的分析可能存在共变动的相互影响,所以寻求一个与收入不存在或不完全共相关,同时又能够较好反映寿险价格的解释变量,可能因为研究期间的资料的缺乏,甚至有时根本无法恰当地去决定,而使价格变量对寿险需求的影响,除上述理论分析的一般论断外在实证分析中被忽视。

当然,有的学者如Browne和kim以寿险总保费除以寿险有效保单保额的比值,作为每一元有效保单保额的成本。

但是一些国家寿险保费资料中包括了年金保费,使得困难地区分年金和现金价值寿险的保费,进而使保费度量标准不统一,最终引起估计结果的失真。

六、文化因素

一个国家的人寿保险经济需求,除受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体制、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寿险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外,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可能受国家的特有的文化的影响。

文化从广义上讲指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称。

文化从狭义来看是一种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沉淀下来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信仰。

文化一般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

一个国家特有的传统文化及其文化走向,可能影响人们对风险的偏好、风险的态度以及对所面临风险的管理措施的选择等。

纵观国内外有关文化对保险或人寿保险需求的影响的分析,就方法论的角度,不外乎运用定性的分析和定量的方法。

定性的分析侧重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对保险或人寿保险需求的影响作定性上的一般描述。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中,人们进行宗教信仰有较为明确而且较为统一的对象,很多人信仰宗教而将上帝或真主作为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西方社会中人们强调个人发展,家庭观念相对淡漠,好个人自我表现,较有冒险精神,注重节俭但又有超前消费的习惯。

相比之下,东方民族如日本和中华民族,人们更加注重人间亲情,人际关系较为复杂,强调团队作风,家庭观念相对浓厚,冒险精神较差,崇尚节俭并有较强的储蓄意识。

文化对寿险需求的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在台湾寿险业的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着利用同族、同宗、同学、同乡、同事的"五同"关系推销寿险的方法。

而从实证的分析的角度,一些学者更强调文化因素中的某种特别的文化成分,如宗教:

或者一个大的文化中可能包括的较小的亚文化群,而不是笼统地以大的、较泛的文化作为一个解释变量。

一则很多文化的因素没有较为集中的明显的表现;二则可能因资料的不完备和不精确等无从进行定量分析;三则一些文化或亚文化群根本难于用合适的解释变量来描述。

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学者的讨论是有启示意义的。

Zelizer(1979)从历史视角的分析并注意到,宗教信仰已经提供了不利于人寿保险的文化源泉;很多具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对人寿保险的依靠起因于对上帝保护的不信任。

直到十九世纪,欧洲国家基于宗教的理由谴责和禁止人寿保险。

Zelizer也陈述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仍然存在宗教对人寿保险的阻碍。

此外,Wasaw(1986)用了国际资料集,试验了伊斯兰对人寿保险需求的影响。

其结果指出,伊斯兰国家的消费者比非伊斯兰国家的消费者,购买较低的人寿保险。

Browne和Kim(1993)对人寿保险需求的国际分析中,得出对于人口中伊斯兰占主导的国家,较之人口中非伊斯兰占主导的国家,人寿保险需求较低。

亦即宗教信仰(伊斯兰)与人寿保险需求呈负相关,但显著性检验不具规律。

七、受教青人数或国家的教育水平

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教育程度在5%的显著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

DaleB.Truett和LilaJ.Truett(1990)在对墨西哥和美国的人寿保险需求的比较研究中表明,所研究的人口的教育水平与人寿保险需求也呈显著性正相关。

近些年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美国学者Browne和韩国学者Kim对国际寿险需求的研究,文中以1980年各国寿险有效保单保额作为寿险需求的解释变量,而以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有关"第三级教育占有率"作为教育程度的解释变量。

并得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寿险需求与第二级教育占有率呈同方向变动。

此外,台湾学者陈明哲(1996)以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人口作为台湾的教育程度的解释变量,其实证结论是教育程度与以每户平均有效保单保额和每人平均有效平均保额分别作为寿险需求的替代变量呈正相关。

尽管如此,也有的实证分析并未验证教育程度与预期寿险需求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如陈明哲(1996)当用新保单平均每件保费收入作为寿险需求的替代变量,由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人口数为教育水平的指示变量,结论是两者呈负相关。

又如J.FrancoisOutreville(1996)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寿保险市场的分析中,跨国总合保险费与教育水平也没有发现两者的正相关关系。

八、人口因素寿险需求是投保人对寿险的有支付能力

寿险需求是投保人对寿险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在支付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年龄分布、年龄18岁与60岁之间的人口数、现在和未来退休人数与劳动力人口的比值等国家的基本人口特征,直接影响到人寿保险市场的形成,寿险产品的开发,进而影响到寿险的需求。

一般而论,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大,潜在的寿险市场也越大,从而随收人的增加的现实寿险需求也可能增加。

由于寿险的购买通常的年龄限制在18岁与60岁之间,所以该年龄段的人口数,直接关系到现实寿险的需求的实现。

除18岁与60岁之间的人口数影响寿险购买力,进一步的分性别和分年龄段对应的人口百分比同样是寿险需求值得考虑的一大因素。

分性别和分年龄段对应的人口百分比,通常用反映某年的男性和女性各年龄组对应的人口百分比的直方图示来表示,其中女性人口百分比在右边而男性百分比在左边,纵坐标表示年龄段,横坐标表示百分比,两边不超过50%,纵横坐标的交点表示O岁的O百分比的人口。

对于一个年复一年出生率死亡率保持常数的稳定的人口,分性别和年龄的人口百分比一般图示为金字塔。

然而一般地出生率与死亡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使得分性别和年龄的人口百分比的图示一般并不表示为金字塔。

如加拿大在1986年女性人口百分比10岁约32%、25岁约46%、35岁约40%、50岁约24%、70岁16%;而预测到了2031年10岁约25%、25岁约27%、35岁约

30%、50岁约30%、70岁35%。

男性人口有类似的分布。

美国也有类似的状况。

再看1993年阿根廷和法国的人口的年龄分布,阿根廷10岁以下的百分比男性11.1%(女性10.8%),20-29岁男性7.6%(女性7.4%),40-49岁男性5.3%(女性5.4%),60-69岁男性3.3%(女性3.8%),69岁以上男性2.3%(女性3.2%)。

法国10岁以下的百分比男性7.0%(女性6.6%),20-29岁男性7.7%(女性7.7%),40-49岁男性5.5%(女性5.3%),60-69岁男性3.9%(女性4.5%),69岁以上男性3.6%(女性6.3%)。

再有人口的结构及其变化对寿险需求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一个趋势是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多元化,前者指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

我国从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美国60年代到90年代,家庭平均人口从3.33人减少到2.63人。

家庭结构的减少,可能导致其内部消化风险的能力减弱,有利于家庭成员向社会化的商业人寿保险的发展。

后者指家庭的破裂而使单亲家庭增多,单亲家庭便可能为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安全等需求而比一般家庭购买更多的寿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寿保险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居民承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的压力加大,我国的人寿保险业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大好机遇.面对人寿保险业迅速发展的态势,如何更好地把握人寿保险市场,尤其是寿险市场的发展规律、特点和趋势,充分发掘我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促进我国寿险业健康发展,已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研究影响我国人寿保险市场需求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这些因素对人寿保险需求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之上,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预测模型,对我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充分发掘我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最后,探讨我国在加入WTO后人寿保险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寿险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指出我国在发展寿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人寿保险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应采取的对策提出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

第一,前人在对我国寿险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对于影响因素的选择、确定以主观判断为主,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方法.本文运用德尔菲专家评价法,建立了评价的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第二,按照灰色系统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各影响因素对我国寿险市场需求的影响程度,做到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克服了我国寿险市场影响因素研究中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定量研究的弱点.第三,根据我国寿险数据"小样本"的特点,运用灰色系统的GM(1,1)模型解决市场预测问题,对我国寿险市场未来的需求进行了定量预测,并结合预测结果,分析我国人寿保险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促进我国寿险业以及保险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这一方法克服了我国人寿保险研究中数据量有限、数据灰度大等缺陷,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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