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十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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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十卷
《商君书》商鞅
·垦令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
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
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
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
民平，则慎；慎，则难变。
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
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
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
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
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
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
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
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
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
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
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
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
休居不听，则气不淫。
行作不顾，则意必壹。
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
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
爱子、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
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
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
无所于食，则必农。
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
商贾少，则上不费粟。
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
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
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
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
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
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
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
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
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
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
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
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
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
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
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
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
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
官属少，征不烦。
民不劳，则农多日。
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
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
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
则农民不饥，行不饰。
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
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
然则往速来疾，则业不败农。
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
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
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
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
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垦令译文
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谋求一己私利。
假如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
邪恶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
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那么国家的田赋制度就会统一，而百姓承担的赋税才会公平。
国家的田赋制度统一了，就会在百姓中有信誉，有了信誉大臣便不敢做不应做的事。
百姓的负担公平，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职业，百姓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改变。
如此百姓就不会议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会感到官吏害民。
百姓就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恨官吏，那么壮年农民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
壮年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轻人一定会不断向他们学习，从事农业生产。
年轻人不断学习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权势来给某些人封爵加官，那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笨，百姓愚笨无见识，就不会到外国交游。
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
农民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生产而不偷懒。
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民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吃闲饭的人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数收税，从重役使他们。
那么这些邪僻、淫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
这些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就一定务农。
人们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
农民不准买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商人不准卖粮食，到了丰收年就不能靠卖粮谋利来增加享受了，那么饥荒之年也没有充裕的厚利可图。
没有厚利可图，那么商人一定会害怕经商，会想去务农。
懒惰的农民努力从事生产，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异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那么农民在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奇异服装，在家里休息时听不到使人丧失意志的音乐，那么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会涣散。
到田间劳动时看不见奇异的服装，那么他的心思一定会专心在农业生产上。
心思专一且意志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雇用佣工，那么卿、大夫、家长就没有办法建筑修缮自家府院的房屋，他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儿女就无法不劳动吃闲饭，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
卿、大夫、家长不建房修房，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危害。
卿大夫娇生惯养的儿女和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农田就不会荒掉，农业生产不会受危害，农民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对从事农业生产迟疑不定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周游，而且那些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
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婪的人就没有吃饭的地方。
没有吃闲饭的地方，那么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本钱十倍，如果这样的话，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
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
农民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
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
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处罚措施，并且建立联保组织，使他们互相监视，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其他人一起受处罚，那么那些气量小、性格暴躁的人就不再敢打架斗殴，凶狠强悍的人便不敢争吵斗嘴，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喜欢挥霍的人也不再会产生，善于花言巧语、心怀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进行欺诈。
这五种人在国内不存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就会愚昧迟钝。
百姓愚昧迟钝就安居不迁移，那些摇唇鼓舌迷惑农民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了。
愚昧无知、性情浮躁多欲念的人也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心务农。
农民安心务农，愚昧迟钝的人也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等同地发布有关卿大夫、贵族嫡长子以外弟子担负徭役赋税的法令，根据他们的辈份让他们服徭役，再提高他们服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为服徭役之人供给谷米的官吏那里领取粮食，他们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够获得，那么他们就不再四处游说或投靠权贵，就一定会去务农。
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诸大夫们，对那些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到外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那么农民就没有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
听到蛊惑人心的学说。
农民没有地方听到异端学说，那么有智慧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来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笨的农民就会无知识，不喜欢学问。
愚笨的农民无知识，不喜欢学问，那么就会积极务农。
有智慧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军队的市场上不准有女子，还要命令内部市场上的商人自己给军队准备好铠甲兵器，让他们时刻关注军队军事行动开始时的战斗动员；还要让军队内部的市场不能有私自运输粮食的人，那么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就没有办法找到隐藏粮食的地方，偷运来粮食的人就不能私藏偷运来的粮食，那些轻浮懒惰的人就不能到军中市场上游荡。
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卖，运送粮食的人全由国家派出，轻浮懒惰的人不能到军中市场游逛，那么农民就不能四处游荡，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浪费，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各郡县的政令和统治措施必须一致，那么到期离任和升官的官吏就没有办法弄虚作假来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隐藏自己的错误举动。
错误行为不能隐藏，那么官吏中就会没有不正派的人。
升迁的人不用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么官史的从属人员就会减少，农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
官吏中没有邪恶的人，农民就不用到外躲避邪恶的官吏；农民不用四处躲避，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危害。
官吏的从属小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
农民的负担不重，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多。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多，征收的赋税也不多，农业不受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商品的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就会对经商产生怀疑甚至懒得干的思想。
农民讨厌经商，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业怀疑，不愿意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让他们家中砍柴的、驾车的、供人役使的、做僮仆的人都一定要到官府登记注册，并且按名册服徭役，那么农民的负担就会轻，商人的负担就会重，来来往往送礼的人就不会在各地通行。
如果这样，农民就不会饥饿，做什么事也不用送礼讲排场。
农民不挨饿，做什么事不送礼，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对国家让做的事积极努力，并且个人的事也不会荒废，那么在农业上的事就会做好。
农业上的事优先发展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运送粮食的人不能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人货物。
车、拉车的牛、车在运粮时的载重量服役时一定要同注册登记时一致。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去得迅速回来得也快，运粮的事就不会危害农业生产。
运粮不会危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靠。
奸民没有了依靠，那么他们做坏事就得不到鼓励。
做坏事得不到鼓励，那么奸民就没有了靠山的支持者。
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
农民不会受到危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靳令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
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
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
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
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
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
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
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
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
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
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
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
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
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
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冶去治、以言去言。
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
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
守十者乱，守壹者治。
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
民泽毕农，则国富。
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
其次，为赏劝罚沮。
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
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虱：
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
十二者成朴，必削。
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
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
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
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
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
六虱成群，则民不用。
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
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一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靳令译文
严格执行君主的法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
执行法度公正，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
法度已经确定，君主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
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
推行了法治，就能在下层决断政事，在五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能称王天下，在十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隔一夜才将事情处理好的，国家会被削弱。
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奖赏激励民众去作战，任用所谓的“奸邪之人”，而不用“善良之人”。
如果法度确立了而不再更改，那么就会显示出法度的地位，民众就会明辨处罚的法令，民众心中对处罚的法令弄明白了，处罚自然停止使用了。
贵族和平民被君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是各都市中尊贵的爵位、丰厚的俸禄都要在征战中立功获得。
国家没有邪恶不守法的民众，那么都市中也没有违法的交易市场。
如果豪华的生活用品多，从事商业的人多，农业生产就会松懈，邪恶的事就会发生，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有了多余的粮食，让民众用粮食换取官爵，得到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农民就不会懒惰了。
四寸长的竹管子没有底，一定装不满。
授给官职，给予爵位不靠功绩，对爵位的欲望就像就像没有底的竹管一样。
国家穷而一定从事作战，那么对国家有危害的事就会在敌国发生，没有六种像虱子一样有害的东西，国家一定强大。
国家富足而不作战，苟且偷生的事就会在国内发生，国家有了六种虱害，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
国家根据战功授予官职，给予爵位，这就叫用官爵来增加智慧和谋略，用官爵鼓励勇敢作战。
用官职、爵位增加智慧和计谋，用官职鼓励民众勇敢作战，这样的国家一定无敌于天下。
国家根据战功授给爵位，那么政务就会简明，空谈就会少，这就叫用政务除去政务，用空谈去掉空谈。
国家按照像六种虱子似的东西授给官职、赐给爵位，那么政务就会繁多，空谈就会产生，这就叫用政务招来政务，用空谈招致空谈。
那么君主就会被空谈之士所迷惑，官府被政治上的邪恶风气搞乱，奸邪的大臣便得志了，有功于国的人一天一天被排挤出去，这就是治理国家中所犯的错误。
君主墨守儒家宣传的各种思想就会混乱，坚守让民众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思想来治理国家，国家就会治理好。
法度已经确定，而国君喜欢任用像六种虱子一样对国家有危害的人，国家就会灭亡。
民众都选择务农，国家就会富裕。
像六种虱子似的危害的东西不再使用，那么士兵、民众都会争相鼓励而愿被君主使用，国境内的民众都争着以从事农耕作战为荣，不认为这样做耻辱了，这是最好的方面。
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被奖赏所鼓励，被刑罚所阻止。
再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讨厌为君主去从事农战，他们为此担心，以从事农战为耻辱，他们注重修饰自己的外表而凭这个四处游说，认为为了拿君主的俸禄与君主交往就耻辱，用这种方法躲避农耕作战；同外国势力交往，为自己准备后退之路，如果这样，国家就危险了；有人宁肯挨饿受冻甚至死亡，也不愿意为了利禄的原因去作战，这是亡国的风气呀。
六种虱害：
是礼制，音乐；是《诗经》《尚书》；是修养、仁慈，是孝顺长辈，尊重兄长；是诚实有信用，是正直廉洁；是仁爱、道义；是反对战争，是以参加作战为耻。
国家有这十几种有害的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让民众从事农耕作战，国家一定会贫穷直到被削弱。
如果这十几种思想的信奉者成群结队，这就叫君主的统治不能超过他的臣下，官府对民众的治理不能超过他的民众，这就叫做六种虱子似的危害压过了国家的政策法令。
这十几种思想如果有根基，国家一定会被削弱。
因此，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几种思想统治国家，所以国家的实力雄厚，天下各诸侯国没有能入侵它的。
军队如果出战，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就一定能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就一定能富足。
朝廷的大小官吏，被人轻视也不会受毁谤，受到别人的重视也不会被人诋毁遭到损害，只要事业有成效建立功勋就能获得官职和爵位，虽然有诡辩的口才，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排在别人的前面，这就叫用法度来治理。
凭自己的实力去攻打别的国家，出一分力会获得十倍的收获；凭空谈去攻击别的国家，出十分力会丧失百倍的代价。
国家喜欢实力，这就叫用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喜欢空谈，这就叫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击别的国家。
加重刑罚，减少奖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
增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那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那么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那么国家的安全就难保了。
加重刑罚，能严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严明，是因为有六种像虱子一样的东西作怪。
信奉像六种虱子似的有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愿意被君主役使。
因此，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奖赏实行了，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
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诸多学者认为此句当为衍文，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韩非子·饬令》中就无“轻其重者”几个字——录者注），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
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以他治理民众能掌握最关键的东西。
如果掌握奖赏和刑罚用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来培养仁德，这一定是他政治思想的继续。
圣明的君主在统治民众时，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所以，能在农战中用他们的力量。
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德，恩德又产生于实力。
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拥有实力，所以他在天下能继承仁义。
·君臣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
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
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
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
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
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
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
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
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
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
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
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
臣闻：
道民之门，在上所先。
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
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
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
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
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
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故明主慎法制。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
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
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君臣译文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时候，人民纷乱无序。
所以圣人划分贵贱，制定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
由于国土广阔，人民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分设五官来管理。
人民中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所以创立法制作为行为标准来限止奸邪产生。
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五官的分职、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
处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那就危险了；五官已经分职，却没有常规，那就乱套了；法度已经建立，而私惠风行，那么人民就不惧怕刑罚了。
只有国君尊严，法令才能行通；官吏清明，政事才有常规；法度分明，人民才惧怕刑罚。
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从法令，那是不可能的。
民众不服从法令而希望国君的尊严，即使国君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统治。
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功劳行赏。
凡是人民奋勇作战，不畏死亡的，是为了求得爵禄，明君治理国家，战士有斩得敌首、捉得俘虏的功劳，一定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食用。
农民不离开乡村，足够奉养双亲、供给军需。
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战斗，农民才不惰怠。
今天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开法度而以个人的智慧治国，舍弃功劳而以其人的声誉封赐。
所以军士不肯作战而农民外迁。
我听说疏导百姓的关键在于国君的倡导。
农民，可以使他们务农作战，也可以使他们游走求官，还可以使他们致力学问。
这些都在国君的赏赐（因何而行）。
国君依照战功行赏，人民就奋勇作战；国君依照人民所读《诗》、《书》赐予爵禄，人民就致力学问。
人民趋利而行，好比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选择的。
人民可以获利而乐于作的事，取决于君主的赐予。
凭瞪眼睛、撸胳膊而表现勇武的人获利，垂拱无为而只知高谈阔论的人得利，成年累月依附权贵的人得利。
尊崇以上三种人，他们没有功劳而得到好处，那么，人民就要放弃农战而搞这些事情了，或者用空谈去求得爵禄，或者依附权贵而祈求好处，或者用悍勇去争得利益。
所以从事农战的人民日益减少，而游荡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
那样，就会国家混乱，国土割削，兵力弱而国君地位卑微。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国君抛开法度，而相信虚名。
所以，明主重视法度，不合法度的言论不听，不合法度的行为不推崇，不合法度的事情不做。
言论合乎法制，就听从；行为合乎法度，就推崇；事情合乎法度，就做。
所以国家政治清明，国土扩大，兵力强大，国君地位提高。
这就是政治清明的最高境界。
做国君的不能不加以明辨呀。
·修权
国之所以治者三：
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
君臣释法任私必乱。
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
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
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死。
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
文武者，法之约也。
故明主任法。
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
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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