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古代现代冷僻易考名词解释汇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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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古代现代冷僻易考名词解释汇编
中国历史中（古代——现代）冷僻易考名词解释汇编
陶器
一种质地较粗，具有吸水性，且不透明的粘土制品。
是人类创造的第一种新物质。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及其研究，我国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已有近万年的历史。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中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了8千多年的陶器。
殷墟
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横垮洹河两岸，总面积达50平方公里。
整个都城以王室宫殿为中心，有比较严格的规划和布局。
洹河南岸为宫殿、作坊区，分布有宫寝、宗庙、储藏粮食和其他物品的窖穴，以及生产铜器、陶器、骨器、玉器的手工作坊。
宫殿区外，有一道保护宫室的壕沟。
恒河北岸为墓区，分布有王陵、贵族墓地以及数以千计的杀殉坑、祭礼场。
遗址的西北部为平民墓葬区。
此遗址出土大量的甲骨刻辞，对研究商代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这些资料充分说明，商代后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四羊尊
盛酒器，作于商代后期，1938年湖南宁乡月山铺转耳仑出土。
尊呈方形侈口，通高58.3、口径52.4×52.4厘米。
该尊通体遍布精美细致的多种纹饰。
颈部饰蕉叶形相对龙纹，尊四面肩部中央各有一突出带角的龙头，肩之四角各饰一突出的大角羊，羊头上有卷曲的巨大双角，耳甚小，向上竖起作静听状。
两眼微微凸起。
口、鼻悉备，蹄足分明。
腿上部饰凤纹。
尊之边缘处均饰有出戟的扉棱。
古代的匠师们把装饰纹样、动物形象与整个器形的结合巧妙，和谐得体，不愧为光辉灿烂的商代青铜文化的杰作。
甲骨文
一般是指商周时代刻在龟甲或兽骨上面用作占卜的文字。
主要是商代的文字。
它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体系。
发现商代甲骨文的地点主要在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屯村（殷墟），西周早期的甲骨文主要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但数量较少。
目前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西安郊区，距今有4000多年，仅是很少的几片。
甲骨中的龟甲，大多用龟腹甲，因腹甲较背甲柔软，容易用刀刻字。
骨多是牛的肩胛骨，也有极少数其他动物的骨头和个别人的头盖骨。
甲骨上面的文字，一般是用铜刀刻写的，也有少数用“毛笔”写的。
古代称刻为“契”，称书写为书，因此甲骨文也被称为“殷墟书契”。
司母戊鼎
商代后期青铜礼器。
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长方形、立耳、柱足。
鼎的四角各有突出的牙扉一道。
器身以云雷纹为地纹，腹部的四面、四角及足部分别饰有饕餮纹。
两耳外侧左右各饰一虎纹，两虎张口相向，作欲吞噬一人头状。
腹内壁铸铭文“司母戊”三字，据此可知该鼎是商王文丁为祭祀其母而作。
鼎身及足是浑铸的，鼎耳则是采用分铸法，后铸接上去的。
鼎通高133厘米，器口长112厘米、宽79厘米，重875公斤。
根据其体积和重量估计，当采用安阳小屯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所出直径约60～70厘米的较大的熔炉，以槽铸法浇注而成的。
据测定，该鼎成分为含铜84.77％、锡11.64％，这一比例与《考工记》所载《六齐》中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的青铜配比规律大体相符。
该鼎体造型庞大、浑厚，是我国已发现最重的青铜器，它集中地反映了商代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成就。
金文
也称“钟鼎文”，即指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
现已发现带铭文的铜器4000多件，金文单字3500个左右。
内容多记奴隶主贵族祭典、征伐、赐命、契约等，涉及到礼仪、制度、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
商代的金文是在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上才出现的，其字体和甲骨文相近。
较早的铭文只有很少的几个字，大都是古代氏族的族徽、人名等，如妇好之类。
商代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最长有三四十字的，内容大体是因受赏而为父辈做器的。
青铜器铭文是研究我国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早期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汉字发展的珍贵资料。
曲阜孔庙
位于曲阜南城墙内，与孔府毗邻。
原为孔子住宅，孔子死后第二年（前480），鲁哀公为祭祀孔子，将其故宅改建庙院。
以便“岁时奉祀”。
自西汉以来，历代的封建帝王对孔庙不断重修和扩建，形成了一座宫殿式的宠大的古建筑群。
合纵连横
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
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西向抗秦。
秦在西方，六国土地南北相连，故称合纵。
与合纵政策针锋相对的是连横。
张仪曾经游说六国，让六国共同事奉秦国。
秦在西方，六国在东方，东西相连，故称连横。
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
合纵的目的在于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
连横的目的在于事奉一个强国以为靠山从而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
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历史作用应当引起人们重视。
五经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易》、《尚书》、《诗》、《礼》、《春秋》。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
《易》又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
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
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
《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
。
《诗》，又称《诗经》，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贵材料。
《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
《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
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
都江堰
历史上岷江上游因流经川北山区，极易泛滥成灾。
为战胜水患，秦国蜀郡守李冰征发民工，主持兴修了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
他们在灌县县城附近新建一条内江河道，把流入灌县附近的岷江江水分出部分流入内江，而岷江的原河道叫外江，当洪水泛滥时，内江的分流作用可减轻外江负担，免除外江水域的水患；同时，在外江新开辟灌溉河渠，兼具灌溉和排洪作用。
二是“鱼嘴”工程，这是都江堰中最重要的部分。
都江堰工程经历了2200多年，经历代维修整治，灌溉面积最大时曾达300多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古今闻名的“天府之国”。
虽然历代不断开辟新的干支渠，但它的基本规模和主要设施，当时就已具备。
郑国渠
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的大型灌溉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
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原。
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
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
郑国渠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可灌田四万余顷。
郑国渠开凿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嵌错攻战宴乐纹铜壶
酒器，1965年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
通高40、口径13.4、腹径26.5厘米。
壶通体嵌错有丰富多采的图象，以3条带纹分为四层画面。
以壶肩两耳为左右，壶前后两面图象是对称的。
第一、二、三层图象又分别分为左右两组，共有6种，包括竞射、采桑、宴乐、狩猎、攻城和水战等场面。
第一层左面和第二层右面上部图象为竞射场面。
第二层左边一组为宴乐场面。
从上下两层图象看，可能是陆地、水上相互配合的水陆交战。
壶上六组图象生动地再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变革时期，耕战和社会风貌。
虎符
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
符身为铜质，虎形，有铭文，分左右两半，右半留存朝廷或君王，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的将帅。
调发军队时，须由使臣持符到地方验合，方能生效。
盛行於战国、秦、汉。
现存最早的虎形符节是战国时期的，如“辟大夫虎节”和“韩将庶虎节”。
“韩将庶虎节”存半符，呈伏虎状，符身阴刻铭文“韩将庶信节”等十字。
表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征调大权，实行凭“虎符”发兵的制度，且管理制度严密。
调动军队五十人以上，就要有君王符命，但如有烽火报警，则不必会君符，即可采取行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
征调军队需以皇帝“虎符”为凭。
令黔首自实田
秦始皇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的法令。
黔首之称，在战国时已经广泛使用，含义与当时常见的“民”、“庶民”相同。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下令“更名民曰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秦统一中国后更定名物制度的内容之一。
黔，黑色，《说文解字·黑部》：
“黔，黎也。
从黑从今声。
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27）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照当时实际占有土地的数额，向封建政府呈报。
政府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依此征收田租。
这是根据现有文献所知道的秦第一个承认土地私有的法令，意味着私有土地受到封建政权的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得到确认。
土地私有合法化，促进了大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使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剥削人民成为合法，压在农民身上的地租、赋税以及各种徭役也愈来愈重。
半两钱
形制为圆形方孔，重12铢（我国古代规定1两为24铢），有钱文曰“半两”。
“半两”二字分列方好（即方孔）左右，通常是右“半”左“两”。
战国末期，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钱”，即指秦国开始由王室铸造货币的流行，标明秦国王室专铸货币制度的确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战国时期流通的刀、布、郢爰和贝币等大小、形制、重量和货值不一的庞杂混乱的六国货币，把秦统一货币的政策和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西汉初年所铸的钱，虽陆续减轻重量，仍称“半两”。
如吕后二年（前186）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民间私铸的半两，有轻不足一铢的，因其轻薄如榆荚，故称“榆荚半两”。
汉武帝初铸三铢钱，元狩五年（前118）废除半两钱，始铸五铢钱。
秦兵马俑
1974年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三华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
经发掘和实测，俑坑为土木结构。
一号俑坑最大，面积为12600多平方米，坑的四边各有5个斜坡门道。
坑中埋藏着与真人真马近似的陶俑和拖战车的陶马约6000多件，且排列有序，组成一个方阵。
二号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左侧，是由近1000个骑兵俑和步兵俑以及战车混合编队组成的曲形军阵，并出土有多种实用兵器。
三号俑坑在二号俑坑的后面，平面呈凹字形，有卫士俑68件，战车1乘，是一、二号俑坑军阵的指挥部所在地。
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当年统一中国时兵强马壮的雄伟军阵。
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措施。
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的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
至其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
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两种政治思想斗争激化的结果。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巩固统一局面，禁止“以古非今”活动，采取一些统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
但是，焚书坑儒这种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
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
黄老政治
西汉初年为恢复封建经济稳定封建统治而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方针政策。
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思想中含有许多政治、战争的战略、策略思想，所谓“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或“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这种思想到战国末期发展成为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
黄老学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这恰好符合了汉初统治集团的需要。
西汉初年接秦之弊，经济萧条，人口散亡，作业穷困，财政匮乏，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和发展。
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
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
因此，执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的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
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
同时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起来。
但在太平盛世的背面，也存在着农民破产失业的现象。
察举制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
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
文帝前元二年（前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文帝纪》）。
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
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
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
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中朝和外朝
汉武帝时期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
中朝即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近臣所构成；外朝又称外廷，指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组成的官僚机构。
西汉初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丞相多由功臣列侯充任，权力极大。
他们既能参与制定国家重要政令、辅佐皇帝总管全国政务，又能督察中央百官和地方二千石郡守、王国相。
丞相权力的强大影响皇帝的集权。
汉武帝时，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加强专制皇权，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
这样，在宫廷内逐渐形成了新的决策机构——中朝。
由尚书、侍中、常侍等组成中朝之职。
以丞相为首组成的官僚机构则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外朝。
自从中外朝分立之后，中朝决策，支配外朝，丞相的权力日益转移到中朝。
和皇帝最为亲密的宦官、外戚，很容易变为中朝的主宰。
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即以中书的身分专断国政；哀、平之世，外戚王氏相继把持中朝，终于酿成新莽代汉的结局。
东汉文献中已不大提到中外朝，但中外朝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变化。
光武帝、明帝时吸取西汉覆亡的教训，对功臣、外戚防范甚严，不许他们进入宫禁，竭力把权势揽在自己手中。
外朝的*******成为备员，中朝的尚书的地位便更加重要。
章帝以后，在位者多为女主、幼君，依靠外戚宦官治理朝政，他们逐渐取代尚书而成为中朝的支柱。
刺史与州
汉武帝时设立的刺史为中央派到地方的监察官。
刺史所在的监察区域称为州（部）。
秦代曾设监郡御史，或称郡监。
汉高祖时不再设置。
惠帝时派御史监三辅郡。
武帝初年，也曾派遣监御史监郡，但没有成为一种固定和完善的制度。
为了适应加强专制皇权的需要，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正式废止派监御史监郡，又于元封五年创立了刺史制度。
东汉政权已失去对州牧、刺史的控制，而州牧、刺史也完全失去了监察地方的职能，演变成为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势力。
东汉以后，州也逐渐成为居于郡县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刺史亦由监察官转变为地方行政长官。
五铢钱
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
钱文“五铢”二字，分列方孔左右，通常是右“五”左“铢”。
它的标准重量为4克，钱径2.5厘米，厚0.12厘米。
它继承了秦半两钱的形制，确立了圆形方孔，内外有郭，并发展成为轻重大小适度的铜质钱币。
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至西汉末年，币制不复改变。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铸行东汉五铢钱。
此钱径2.5厘米，重3.4～3.5克，外郭较窄。
灵帝时铸“四出五铢”，即钱背有四道斜纹，由穿孔四角至外郭，其形制、质量与东汉五铢钱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蜀汉铸直百五铢；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始铸“太和五铢”，宣武帝永平三年（510）铸“永平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529）铸“永安五铢”；西魏文帝大统六年（540）铸“大统五铢”，形制似“永安五铢”。
萧梁初期，曾铸“大样五铢”；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铸“常平五铢”。
581年，隋统一后，另铸“开皇五铢”，结束了长达一百余年币制混乱的局面。
唐武德四年（621）铸“开元通宝钱”，废止五铢钱。
五铢钱流通七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久的钱币。
尚书台
东汉中枢机关。
秦代于少府内设尚书，有令、丞。
汉成帝时，初置“尚书”员5人，开始分曹办事。
东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年大权旁落于贵戚大臣，所以竭力把权力集中于君主，凡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以此制约*******。
因而加重了尚书的职权。
因尚书的官署在宫禁内而称为台阁，故有尚书台之称。
东汉尚书台组织有：
尚书令一人，秩千石。
若以公为之，则增秩二千石，仪礼亦加。
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
职署尚书事，尚书令不在，则代行处理公务。
尚书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掌录文书期会，佐令、仆治事。
六曹尚书，秩各六百石。
*******曹，掌管年终对州郡官吏的考绩；吏部曹，掌管选举和祭祀；民曹，掌管一切有关修建和盐池苑囿的管理；客曹，掌管护驾边疆少数民族朝贺事务；二千石曹，掌管司法诉讼事务；中都官曹，掌管水、火、盗贼等治安工作。
尚书侍郎36人，秩四百石，每曹6人，职掌文书起草。
尚书令史18人，秩二百石，每曹3人，主书。
东汉尚书台权力极重，既出诏令，又出政令；朝臣选举，由尚书台主管；还拥有纠察、举劾、典案百官之权；参预国家重大政事的谋议、决策，对朝政有着重大影响。
尚书台权力虽重，但台官职位卑微，长官尚书令不过千石，尚在九卿之下，这样位卑权重，皆由皇帝亲任干练之士充任，便于控制，发挥效率高。
东汉和帝以后，多幼君弱主，实权常被外戚、宦官所掌握。
尽管*******要听命于尚书，但尚书又往往被实权更大的外戚、宦官所左右。
占田、课田和户调制
西晋的土地、田租和赋税制度。
魏末晋初，在屯田制逐渐破坏的情况下，中央两次下令废除屯田制，原屯田官转为郡县地方官，屯田民则变成郡县的编户。
太康元年（280），西晋统一全国后，颁布了占田、课田和户调令，实行新的土地，田租和赋税制度。
占田、课田令规定：
每一男子占田70亩，女子30宙。
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男女16～60岁为丁）；次丁男25亩，次丁女不课田（男女13～16岁、60～65岁为次丁）。
占田数，是国家允许农民占有土地的限额，不是由国家授予农民的土地数。
国家限制农民占田不得超过这个限额，而实际上能否达到这个限额则不管。
课田数，是农民必须缴纳的田租的田亩数，每年每亩田租8升，50亩为4斛。
边远地区不实行课田的少数民族分三等缴纳：
稍远者每户每年交“义米”3斛，较远者5斗，绝远者每人钱28文。
户调令规定：
丁男为户主者，每户每年交绢3匹，绵3斤；丁女及次丁男为户主者，交丁男户的一半；边远郡县交三分之二，最远者交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交“寳布”1匹，远者1丈。
西晋土地租赋制度承袭曹魏而对小农的剥削明显加重，田租由曹魏每亩4升增至8升，户调由每户绢2匹、绵2斤增至绢3匹、绵3斤。
不仅如此，曹魏田租承担者是确实拥有私有土地的小农，而西晋小农不管是否拥有50亩土地，却都要交50亩地的田租，丁口越多，田租负担越重，这是不利于小农而有利于豪强大族的政策。
彝陵之战
三国时孙权与刘备因争夺荆州在彝陵（又作“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
荆州是当时的战略要地，关系孙、刘双方的生存与发展。
赤壁之战中，刘备轻易占领荆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孙吴一直耿耿于怀。
建安二十一年（216），当刘备夺取益州后，孙、刘经过一番较量，暂时达成妥协：
以江夏、长沙、桂阳归孙吴，而南郡、零陵、武陵归刘备。
云冈石窟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北崖上，自东而西，长约2里，依山势开凿。
现存主要洞窟53个，造像5万余尊，其中有佛像、菩萨、力士、飞天等，姿态各异，形象生动。
最大的佛像高17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
云冈石窟造像以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采著称，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侯景之乱
南朝萧梁末年北齐降将侯景发动的一场叛乱。
侯景，原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戍兵，渐升为镇功曹史。
高欢死，子高澄执政。
侯景平素甚轻高澄，而澄则忌惮景叛乱，乃征调景入京，以剥夺其兵权。
侯景惟恐被杀，于是投降西魏，但西魏亦调景入京，故景转而求降于萧梁。
梁朝臣多表示反对，而梁武帝竟说夜梦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梦，于是封景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
梁武帝又遣将率军救援侯景，结果被东魏大败于寒山堰，主帅萧渊明被俘，全军几乎覆没。
东魏又进击侯景，景众4万余只剩下800人南逃，骗取梁寿阳城（今安徽寿县）。
东魏继而实施离间计，佯称与梁议和，挑拨侯景反梁。
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台城。
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
侯景又东略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
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
不久梁武帝忧死，景立萧纲为帝，又废杀萧纲立萧栋。
天正元年（551），侯景终于废萧栋而称帝，国号汉。
次年，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
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
魏晋玄学
魏晋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
随着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和汉王朝的瓦解，儒学逐渐趋于衰微，一些士大夫开始从道、名、法诸家学说中发掘有用的思想资料，从而动摇了儒学独尊的地位。
曹操提倡名、法，公开否定儒家说教，更有利于各种思潮的活跃。
曹魏正始（240—249）年间，何晏、王弼阐发《老子》、《庄子》和《周易》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因《老子》等三部书后来被称为“三玄”，故这个流派遂被称为玄学。
玄学对于打破儒家思想的禁锢有一定作用，玄学的思辩形式也刺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但玄学亦强烈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腐朽性。
政事堂
唐代宰相的议事处。
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唐初，设政事堂于门下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共行宰相之职，在此共同参议国政。
其后，由皇帝指定入政事堂议事，并以本官加带“参知政事”、“参豫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后逐渐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为宰相。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中宗即位，裴炎由侍中迁中书令，遂奏请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表明中枢决策重心已由执掌封驳之权的门下省转至草拟诏书的中书省。
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改政事堂印为“中书门下之印”，同时，又创置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于政事堂正厅之后，分理众务，所设吏员，地位至重。
在政事堂（中书门下）办公的数位宰相中，设秉笔宰相一名，谓之“执政笔”，在处理中书门下日常事务方面具有相当的职权。
唐前期为专人，肃宗以后改为轮代，以防秉笔宰相借执政事笔之权，独揽大权之弊。
曲辕犁
又称江东犁。
在敦煌莫高窟第四百四十五窟的壁画中有曲辕犁耕作图。
据唐朝末年著名文学家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
即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和犁盘。
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有几处重大改进。
首先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畜力。
其次是增加了犁评和犁建，如推进犁评，可使犁箭向下，犁铧入土则深。
若提起犁评，使犁箭向上，犁铧入土则浅。
将曲辕犁的犁评、犁箭和犁建三者有机地结合使用，便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要求，并能使调节耕地深浅规范化，便于精耕细作。
犁壁不仅能碎土，而且可将翻耕的土推到一侧，减少耕犁前进的阻力。
曲辕犁结构完备，轻便省力，是当时先进的耕犁。
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耕犁的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
唐三彩
唐代陶器和陶俑上的一种多色釉和具有这种釉色的陶制品。
是唐代制陶工匠在汉代铅釉陶器的基础上创烧成功的新工艺。
唐三彩属低温釉陶，用白色粘土作胎，釉质的主要成份是硅酸铝（包括石英、铅、金属元素），呈色剂是釉料中所含各种不同的金属氧化物。
如浅黄色是铁和锑的氧化物，绿色是铜的氧化物，蓝色是铜或钴的氧化物……。
唐三彩除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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