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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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容
备注
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课程教案
讲课题目：
新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目的要求：
掌握新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的主要容，牢固树立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辩证统一的观点。
重点难点：
新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主义革命的区别；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在中国不能建立资本主义国；新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新主义文化就是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方法步骤：
以理论讲授为主，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意双向互动，启发学员进行思考。
。
器材保障：
多媒体设备
时间地点：
2009年11月5日教学主楼104教室。
教学容与时间安排:
（100分钟）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主义革命的理论。
关于新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在这个理论中，关于新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思想又是最关键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思想是关于中国新主义革命的总设计、总图样。
在思想，尤其是在新主义革命理论的学习中，应该对新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做集中的和深入的研究。
在这个大题目下，我想讲以下二个问题：
一是新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与其科学涵，二是新主义革命基本纲领的制定与其主要容。
一、新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与其科学涵（60分钟）
在非严格的意义上，理论、路线、纲领、政策等，可以看作是同义语，都讲的是认识和主。
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理论、路线、纲领、政策等，是认识和主不同层次的概括。
比较而言，理论是最高层次的概括，路线、纲领、政策等则是理论的展开和具体化。
路线通常是管方向、道路的。
路线又可分为基本路线和具体路线，我们讨论的新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讲的就是基本路线。
这个总路线的“总”字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
从时间上来讲，它是指具有长久的意义，即事物全过程都适用的意义；从空间上来讲，它是指具有普遍的意义，即事物各个方面、各个层面都要服从于它的意义。
建国以后有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几种提法。
革命时期多用的是“总路线”的提法。
★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在同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在同党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和对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
探索的容已经涉与到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新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问题。
★一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1923年9月，瞿秋白就提出：
劳农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于领导权。
”1924年11月，邓中夏更为明确地指出：
“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作国民革命的领袖。
”1925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
四大以后，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先后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1925年5月，邓中夏发表《劳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提出了无产阶级要真正掌握领导权必须与资产阶级进行争夺的思想，他说：
“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
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
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
”邓中夏所强调的争夺领导权的思想，是对党的四大关于领导权思想的发展。
瞿秋白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中，充分估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
他说：
“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着的国民革命运动，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骇惧的势力。
”省港大罢工发生后，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六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
“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
”少奇在《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中也指出：
“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
……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二是关于农民同盟军问题。
党的四大还明确提出了农民同盟军的问题。
四大决议指出：
“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其工具（国军阀与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而在被压迫的社会各阶级中，占中国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湃，于1925年10月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说：
“由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欧洲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农民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工人，这已成为铁律。
我们工人要革命成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工农联合问题。
”1926年2月，大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一文，对中国的农民问题作了系统的考察，指出：
“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文章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后指出，耕地农有是广大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认为党要加强农运工作。
★三是关于资产阶级问题。
党的三大已明确指出“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因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仍然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党作出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
三大后，1923年9月，瞿秋白著文指出，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不但要取得领导权，而且要“预防资产阶级的畏却。
”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党的四大初步分析了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区别，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四大以后，1926年5—6月间，少奇在《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中，对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作了深入分析。
报告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
少奇这里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他在报告中还提出对资产阶级应采取有“合作”有“反对”的策略，对小资产阶级应采取“联合”和“促进”的方针。
对新主义革命基本问题探索作出贡献的党的领导人还有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等，他们写了大量文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特点，从不同角度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论述。
这一时期，对新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5年底和1926年初，先后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与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重要文章，集中了党的正确意见，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农民、尤其是贫农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积极性，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和最可靠的同盟军。
其他的小资产阶级也可以成为革命的同盟军。
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指出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是革命的同盟军。
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这种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所取得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论述，初步形成了新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为后来新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为新主义革命基本路线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主大资产阶级政权，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倒向了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党一些领导人承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认为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还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种“左”倾观点混淆了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正确地指出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
但大会又认定，“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等战斗在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继续探索、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
在1928年10月发表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文中明确指出：
“从出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
”把一般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区分开来。
★的结论是：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这就是说，现阶段中国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买办豪绅阶级。
一般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敌人。
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加深。
正如所预见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改变战卖国政策。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当时国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动，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指出主大资产阶级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会发生分化，其中的一部分（亲英美派）参加统一战线也是可能的。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侵略，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矛盾的多样性、斗争的艰巨性是前所未有的。
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伟大的斗争实践中，在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科学地总结了党成立以来领导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主义论》等理论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新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最早使用“总路线”这个概念是★1937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的发言中，他说：
党在十五年中“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
这是第一方面。
但还有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
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与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
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
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
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犯过总路线的错误。
”★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又提到“总路线”，他说：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
在详尽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领导力量等问题的基础上，科学地概括了新主义革命总路线：
“所谓新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新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上面讲的“总路线”指的是总体性的、全局性的路线。
后来几次用总路线来表述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
比如：
1941年5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刊词》中说：
“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
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讲：
我们党的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主义的中国”。
在详尽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领导力量等问题的基础上，科学地概括了新主义革命总路线：
“所谓新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新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用最明确的语言表述新主义革命总路线是★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他指出：
“在这种形势下面（注：
这里讲的是1948年的形势），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这就是新主义革命的路线。
新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他又说：
“同志们知道，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
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在这篇讲话的最后，他还再一次强调指出：
“让我再说一遍：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达就是中国的新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这是经典性的、规性的表述。
在这里，总政策与总路线是同一层面和同一意义的概念。
除了总路线、总政策的提法外，还有过“总图样”的表述。
1941年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章中指出：
“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
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
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阶级关系，关于国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
”
新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正确解决了新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领导权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中国共产党在新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就其所包涵的容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新主义革命的领导者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
★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这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和特点决定的。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突出的优点。
其中包括：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了极少数的工贼以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集中在沿海、沿江大中城市，集中在煤矿、、铁路、纺织等一些工矿交通企业部门，便于组织。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四，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平较低（相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是新主义革命与旧主义革命相比较最重要的区别，这是革命由“旧”变“新”的首要标志。
中国的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那是旧主义革命，这是五四运动前的革命；而由无产阶级领导，则是新主义革命、这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
”
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以后的觉悟和独立，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他承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并使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不仅有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先锋队，而且有了自己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中国无产阶级行使革命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对于革命行使领导权。
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中国新主义革命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最终胜利的。
★2.新主义革命的动力
党在新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明确指出，人民大众是新主义革命的动力。
这里讲的人民大众是十分广大的，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与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
★首先，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和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坚固的同盟军。
早在l926年9月就指出：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万面说明，中国的广大农民，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支持他们和领导他们最彻底地实现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说明，无产阶级也只有和广大的农民群众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有力量，才能行使领导权，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在《新主义论》中，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指出：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说的更展开，更具体，他指出：
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等等。
农民是生活在农村从多农业劳动的群体。
这个群体在全国总人口约占80%，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容，主要是指贫农和中农。
贫农连同雇农在，约占中国农村人口70%。
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主力军。
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20%。
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丰收年份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
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
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下中农），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或称上中衣）土地略有多余。
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承受社会主义。
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
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
在中国革命的指导工作中，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来对待，这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重要表现。
当然，他也指出：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从无产阶级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无产阶级只有解决农民问题，才能使自己获得占全国人口80%的最广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
无产阶级与其政党是农民革命的组织者、农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同时，无产阶级与其政党之所以有力量，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农民作为自己强大而巩固的同盟军。
平常所讲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包括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阶层，其中主要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特别是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雇农。
★其次，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也是革命的基本动力。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象，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
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
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获得解放。
★再次，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中区别于买办大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
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井未完全断绝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这种情形，特别是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
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这一点主要表现在1927年以后1931年9.18事变以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跟随着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
中国新主义革命的过程的总体来看，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
中国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
没有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方面力量的广泛参加，这个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指出：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
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
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之一。
★3.新主义革命的对象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
★首先，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用了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在《中国革命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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