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外贸环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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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外贸环境
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外贸环境
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强美元的政策，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也从来都不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
当然，国际收支不平衡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
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意味着中国和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减少。
无论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难于避免。
或迟或早，中国将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
因此，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的立脚点放在内需上。
如果不愿主动调整，中国将付出极高代价。
国际金融危机起源于次贷危机。
住房金融机构将住房抵押贷款借给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高风险借款者。
通过证券化，风险从发起人转移到投资者。
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导致违约率的上升。
而后者又导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收入来源的债券（MBS）和在MBS基础上进一步证券化而创造的另一类债券CDO的价格暴跌。
由于MBS和CDO价格的暴跌，依靠拆入短期资金进行长期投资（持有MBS和CDO）的结构投资机构（SIV）所出售的短期商业票据（ABCP）无人问津，货币市场利息率急剧上升。
2007年9月西方中央银行联合干预，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
美国次贷危机由此而浮出水面。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的认识也逐步深化。
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把金融危机归因于监管的失败。
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监管，“有毒债券”才得以被创造出来、被高价售出，而风险则被转移、传递到整个金融体系。
除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美国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被指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美国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并使MBS和CDO大行其道。
然而，直到前不久、在次贷危机吸引了所有经济学家的眼球之前，国际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是国际收支不平衡（globalimbalances）。
所谓全球不平衡是指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和亚洲国家、石油生产国的贸易顺差。
自1981年以来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美国几乎年年是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与此同时，美国外债余额对GDP之比不断增加。
到2005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达到7%,美国的净外债余额为3万亿美元左右，外债余额对GDP之比接近30%.
与经常项目逆差相对应，美国拥有大量资本项目顺差。
外国资金的源源流入，使美国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而不必诉诸于美元贬值或提高利息率。
但是，美国外债的不断积累迟早会使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不愿继续购买美国资产。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美元必然贬值，美国利息率必然上升，一场类似东亚金融危机式的危机就会在美国发生。
然而，尽管自2002年以来，由于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增加，美元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贬值，外资流入美国的势头并未发生更本逆转。
相反，在一段时间内，还出现了美国国债长期收益率平缓化的所谓“格林斯潘之谜”.
随着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外债余额对GDP之比会不断上升。
在正常情况下，外债余额-GDP之比会趋于一个极限值。
但是，国际投资者对一个国家外债余额-GDP比的容忍程度是不同的（风险贴水不同）。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外债余额-GDP比可能达到很高水平而不会导致危机的发生。
例如，澳大利亚和爱尔兰外债余额-GDP比都曾达到很高水平而未发生任何危机。
因而，美国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积累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外投资者是否会继续购买美国资产。
事实上，正是由于对美国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高回报深信不疑，日本、中国和石油输出国一直在购买美国金融资产。
这就使美国得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美元的稳定。
而美国消费者则得以继续通过借债维持入不敷出的生活水平。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
当外债余额达到什么水平时，外国投资者将不再购买美国国库券从而引发一场国际收支危机。
在这场讨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未过多考虑美国金融市场本身会发生什么问题。
当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外债余额/GDP越高，外国贷款者要求的风险贴水越高。
而这又将使国际收支平衡的维持越来越困难。
外债余额/GDP比可能加速上升，从而使国际收支加速失衡。
但是，在达到什么临界点之后，外债余额/GDP比会出现爆炸性增长，换言之，到底到什么时候美国将会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没人能够给出肯定的回答。
由于尽管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美元出现式微迹象，经济学家所预期的由于全球不平衡恶化导致的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急剧贬值一直并未发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新布雷顿森林制度，即布雷顿森林体系2.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必须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
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贸易逆差这样一种贸易格局，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将保持不变。
与此相应，中国将用贸易顺差换回的美元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
在中国私人投资尚未得到发展之前，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贸易顺差、美国贸易逆差，中国提供真实资源、美国提供借据，中国积累债权、美国积累债务的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
所谓全球不平衡是一种不平衡的平衡。
对于这种不平衡的逆转和纠正，从而导致经济动荡和衰退的担心是多余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在国内外都具有极为广泛的市场。
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出口是解决就业的重要保证。
而加工贸易的支配地位又是中国贸易结构的重要特点。
因而，中国保持贸易顺差是必要的。
另一种流行看法是，储蓄大于投资必然导致出口顺差。
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降低储蓄率，因而中国保持大量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
应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同布雷顿森林体系2假设是高度吻合的。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政府和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表示不满，要求人民币升值，但美国精英阶层深知，中美国际收支结构的这样一种镜像关系对美国十分有利。
因而，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强美元的政策，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也从来都不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
现在看来，如果不发生金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2可能还会在相当时期内维持下去。
现在金融危机终于发生了，但却是以大多数人所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发生的。
我们有必要问一下：
全球不平衡与美国金融危机到底有何关系？
把美国金融危机归罪于中国是荒唐的。
没有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会支持这种指控。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否认国际收支不平衡同美国金融危机存在密切关系。
可以说，没有资金的大量流入美国，所谓格林斯潘之谜就不会发生，美国政府就难于长期保持低利息率，从而使美国的资产泡沫不断膨胀。
当然，国际收支不平衡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全球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要为美国金融危机负责是一个还需要做更多经验研究的问题。
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试图说明，中国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结构-布雷顿森林2这样一种全球不平衡状态，对中国是不利的。
现在，对中国来说一个更为急迫的问题是：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展及其最终解决将对全球不平衡造成什么影响？
一方面，对美国政府来说，最为急迫的问题是使美国金融体系重新运转起来，制止美国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为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另一方面，由于资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消费者终于开始考虑改变生活方式：
减少开支，偿还债务。
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是5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们的平均发债也是5万美元。
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跌，他们已经无法靠再融资（refinancing）来继续入不敷出的生活了。
与此同时，由于信贷紧缩，企业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廉价资金增加投资。
消费和投资的减少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
经济学家所预期的国际收支结构调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猛烈方式发生了。
但是，这种调整方式过于剧烈，政治代价太高，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抵消这种调整的力度和速度。
换言之，美国希望使布雷顿森林体系2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
这样，美国政府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就出现了自相矛盾。
例如，一方面，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力求居民消费不会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又接受了国会提出的“买美国货”的主张。
前者意味着国际收支难于改善，后者则意味着缩小国内投资对储蓄的缺口。
因而美国政府也面临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
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尽管美国外债的不断增加，基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信任，外国投资者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国资产，包括MBS、CDO这类高风险资产以及原以为风险不高但实则不然的“两房”债券。
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彻底打破了美国资本市场近乎完美无缺、美国金融资产回报高风险低的神话。
一旦有选择，外国投资者是不会像过去那样盲目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了。
另一方面，美国家庭对自家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换言之，美国居民必将降低自己的消费率（提高储蓄率），降低债务水平。
这一调整过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也可能会很快完成。
而这一调整意味着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
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又意味着中国和亚洲国家贸易顺差的减少。
无论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中国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难于避免。
或迟或早，中国将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
因此，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的立脚点放在内需上。
如果不愿主动调整，中国将付出极高代价。
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
高王凌集体经济时期农民反行为分析
提要1：
当时农民已在相当程度上修改了制度，使得所谓“集体经济”面目全非，甚至成为一个空架子。
这种虚假的集体经济局面还有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
政府是否还有必要逼迫农民去“瞒”、去“偷”、去“借”，去“扩大自留地”，去变着法儿这样那样……这就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选择。
于是，1980年代，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包产到户、农村改革终于发生，农民和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提要2：
可以说，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不好好干活了。
“土改”的时候农民也有“反行为”，我多干活了，产量增加了，我变成富裕中农怎么办呢？
你们又要来斗我。
所以他有很大的心理障碍，他宁愿穷着。
有两本写土改的书，有一本叫《翻身》，一本《十里店》，都说到土改以后的减产。
有人说“土改”之后中有一个黄金时代，那都是骗你们。
提要3：
让农民增收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当工人、当农民工，中国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有两亿人口的农民变成了工人，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件事绝对非同小可。
第二条路，其实大家早就说过，就是让农民进城来，现在国家领导对这条路是不赞成的，减税、免税就是针对这点出台的。
主持人：
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高兴暑假里相聚在燕山大讲堂。
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高王凌老师。
我个人很感谢高老师的书给我的启迪，他所写的《租佃关系新论——农民、地主与地租》一书，颠覆了我对旧社会的旧认识，主要是颠覆了农民和地主的关系。
而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反行为”的调查，也让人从更长一点的时间段，理解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为什么会有包产到户的改革。
请掌声欢迎高老师。
高王凌：
作为历史学者来说，我们最得意的不是把人家的错误改过来，最得意的是自己发现一段历史。
这就是我所说的“反行为”。
不过今天的题目写得怪怪的“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民行为分析”，这有现成的答案吗？
我不会讲这样的题目，也不喜欢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像一个香饽饽，填鸭一样喂下去。
但是从这个题目出发的话，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农民和政府关系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我是一个历史学者，我的所谓学问差不多都是从历史里来的，我要想解释今天“三农”的问题，我可能就要从30年以前说起。
当然，我讲完以后还有提问的时间，可以提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聊。
谁改变了中国？
——从集体化到包产到户
我要讲的是农民的“反行为”，这个“反行为”不是抵抗也不是反抗。
“反行为”到底有多大力量？
我说它曾经改变中国，比如，1980年代前后的包产到户，就是农民在后面拱，像私分小队、包产到户都是被农民拱出来的。
“反行为”不是“反”，无数的人把我的“反行为”特别是外国人翻译成“反抗”，不是反抗，它是一个“不反”之“反”，它是“小动作”，是日常生活中的猫腻，可是最后起了“大作用”。
斯科特有一个名著“弱者的武器”，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
很多外国学者包括国内的学者看不起中国人，不相信中国人可以创造理论，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把我的这个“反行为”跟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放在一块，我觉得很别扭。
斯科特说农民的“日常斗争”有——偷懒、装糊涂、假装顺从、装傻卖呆、偷盗、怠工、诽谤、暗中破坏等，他同时认为，“弱者的武器”只是边缘性的反抗，只能获得一点琐碎的物质利益，并不能带来正式的制度变革。
尽管斯科特本人曾说，“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可以运用到中国的集体化甚至一些官员行为的分析上，但他研究的背景和对象，主要还是小农经济之下贫富对立的乡村社会。
根据我的调查所得，在中国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民的“反行为”，有许多地方和“弱者的武器”是一样的，如上述那些。
但也有一些，恐怕就不属于这一范畴了。
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当代的“包产到户”改革了。
1980年前后，农民坚持他们实行多年的“反行为”，如“偷”、“瞒”、“借”和在制度上的各种实验，特别是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以及借地、扩大自留地、划小生产队、部分作物或土地分季包产到户，设立“口粮田”、“井田制”）等等，坚持不懈地使用杜润生所说的“顶牛”的办法，终于一步步把包产到户改革“顶”了出来。
这成为通过双方互动实现制度变革的一个范例。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刘堪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
世人对中国农村的这场改革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
有的国外学者非常关心它的“决策部门和决策程序”问题，国内研究软科学的部门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并且意图把它当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案例。
其实，这次变革最多来自农民，来自基层的自发涌动，最少来自某种信条，来自领导者的主观设计。
这是一次农民参与程度最高、最具农民色彩和中国特点的改革。
1990年代杜老（杜润生）鼓励我去调查“农民反行为”时说：
“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作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
这些都应该找一找，不能把它当做消极的东西。
”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经过双方“互动”，才实现了今天的农村改革。
在这中间，农民的“抵抗”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
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
我们后来发现，中国农民的“反行为”，在全世界的农民行为类型中是独特的，很难归类，它无须大的更高层次的反抗形式（甚至与大规模的反抗或革命运动无关），而仅仅依靠那些相对而言静悄悄的日常行为，最终修改了制度，导致了制度变迁，这是其他国家多没能做到的。
在这次包产到户改革中，假如党不接受农民的意见，改革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时农民已在相当程度上修改了制度，使得所谓“集体经济”面目全非，甚至成为一个空架子。
如果说农业社的若干制度，在包产到户改革以前早已经“似是而非”，那种虚假的集体经济局面还有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
政府是否还有必要逼迫农民去“瞒”、去“偷”、去“借”，去“扩大自留地”，去变着法儿这样那样……这就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选择，于是（在外部条件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农村改革终于发生，农民和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而且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农村改革很大一部分就是农民一步一步拱出来的
法国的社会学家麦港认为，农民可以自行创造（而且是在那样严厉的环境和条件之下），而无待于什么精英知识分子或革命政党，这就是我们与斯科特不一样的地方，用麦港的话说，如果我是斯科特的“忠实信徒”，我就不会有“反行为”这个概念，斯科特认为“弱者的武器”没什么作用，我们正是没有迷信谁，我们脑袋里有自己的东西就得出这么一个理论来。
斯科特把“弱者的武器”定义为一种反抗，我在2008年5月9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认为这样不妥当。
有一个老鬼子——美国人何天爵，在1895年出版了一本书《真正的中国佬》，他曾说，中国人“服从归服从”，但“服从”之后，背地里的行为却是令人“始料不及”的。
他讲了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大笔一挥，下令将全国的铜钱贬值一半。
“大部分地区”是“服从”了，但你到那里一看，却发现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一倍；在另一个地方，却在悄悄地“自行其是”。
他写得很幽默，很有启发性。
我们好好想想中国人的反抗其实很少是正面硬抗、硬顶，都是先顺从、先答应，然后在执行中往回找。
比如说这次《劳动合同法》的颁行，南方的小业主就说我哪敢抗法，所以我要先守法然后再想招儿。
因为小业主也好、农民也好，都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所以我们也不能埋怨农民，假装同意、表面接受之后的私下的行为。
对于政府的制度规定，“反行为”虽带有一种“反”的意味；但“反”不一定是“造反”，也不是暴力反抗，相对而言，“反行为”主要表示的是一种“反过来”的行为，是日常生活中秘密的、静悄悄的、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行为。
同时，“反行为”还是一种抵制行为，如针对上级布置的生产计划，采取“压产”、“限产”等措施，然后另来一套；
它又是一种规避行为，如针对着农业社的集体劳动，采取“磨洋工”等办法，来对付之；
它是一种变通行为，如采取多留“自留地”、“口粮田”，以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它还是一种侵蚀行为，这就是针对着“集体”的劳动果实，采取“瞒产私分”、“偷拿”、“借粮”等办法，悄悄地把一部分生产所得拿到自己手里。
所有这些，都很难用斯科特的“反抗”一词来概括。
其中许多也不一定是世界上其他同类行为中所具有的，它带有很大的特殊性，带有所谓中国的特点。
世界上很多外国学者都是人云亦云，特别是美国的学者，他们定义不了这些问题。
这篇文章背后有一个故事，我在人民大学本科生有讲这个课，——我讲包产到户的课可能全国只有我一个人，——这个故事就是1978年底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中出现了“包”字，这个“包”不是包产到户，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一看“包”字出现了，刘爷爷的东西来了，咱们就开始搞包产到户。
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不许包产到户，所以用老干部的话来说农民就开始“蠢蠢欲动”，农民把自己的意愿表现出来了。
我检查了当时插队的笔记，发现1970年代很多农民对单干都有认识，农民种的自留地，在我插队的地方都有5-10倍的产量。
到了1979年初，国家农委开了七省农口座谈会，发现了农民搞包产到组已经有的20%，有人说50%，可能这个不太可信。
在这次小会上，大家注意包产到组农委给了它一个半合法的地位，农民就接着往包产到户上拱。
现在大家都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怎么怎么样勇敢，其实小岗村只是被当成了典型而已。
当时，这样签生死状的故事不止小岗存一个。
不少地方早就大包干了！
只不过没有成为典型而已。
到了1980年秋天开了一次会议，党的保守性充分表现出来，大部分的省委书记反对包产到户，这时候划一条线，贫困地区才可以包产到户。
可是农民才不听你的，农民顶着它往非贫困地区走，用万里的话来讲“什么是贫困地区？
什么是非贫困地区？
”农民继续往前推，1981年遍及90%的地区，结果终于在全国实行了包产到户。
可见，包产到户不是自上而下的一场改革，而是农民自发产生的强烈心声，促使延续几十年的那场违反规律的“公社化”、“共产风”告别历史舞台。
这件事和我们大多数想的不一样，中央没有预定的计划，中央很多人反对这次改革，这次改革很大一部分就是农民一步一步拱，就像包产到户这样的制度变革，这是“弱者的武器”不敢想象的事情。
有一些小说家都写过这种事。
我去过山西、广东、湖南一些地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民一直有着悄悄的行动，有着小动作、小猫腻，直到时机成熟。
政府显然没法拒绝。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应该直接拿出来，就是说农村问题的根本，经过我的调查我才发现农村问题的根本不是粮食问题（像80年代所以为的），也不是土地问题（它成了现在的一个热点）。
如果有与包产到户相对应的第二步就是农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通过“反行为”的历史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这个关系长期的连续性。
日常的小动作让集体经济面目全非
刚才第一讲就是讲历史的变动期，“反行为”的作用。
现在倒退回去好多年，在集体经济的时期“反行为”到底有什么用呢？
背景是比较中国和苏联。
要点：
谁屈服于政府的集体化？
我的一个朋友认为中国农民比较菜（音），苏联农民很厉害。
他说苏联农民怎么跟苏联红军打，飞机、大炮过来镇压，最后都没有镇压下去，后来因为一场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才屈服了的。
我朋友说你看苏联人多厉害，中国的农民敢跟政府打吗？
有不同的解释。
谁挫败了政府的企图呢？
我们下面就讲这个故事。
一般人认为中国的农民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规规矩矩，总体来说就是不中用。
实际上这些看法都有问题。
集体化时期的25年时间里，中国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可是倒过来看这个历史，自统售统销以后，中国农民上交国库的粮食总量始终在800-900亿斤左右，二十多年没有增长。
政府没有拿到增加额，拿的是定量租，农民的粮食产出比例越来越低。
你说苏联农民厉害，但是苏联虽然出现了大减产，但政府拿的粮食越来越多，政府很满意，苏联农民则饿着,活该。
这个是我画的示意图，这是从70年代开始的图示，1线是粮食产量不断增加，1线和2线之间的这部分是政府拿走的那部分产量。
这部分是农村留的数量，我们看到农村产量在增加，可是你仔细看数据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数据增长和农村增长是一样的，所有增加的粮食都被农民吃了，都没有上交给政府。
被农民偷吃的粮食，杜润生和我估计，占20%的产量被农民偷吃了。
这个图是我的学生做的越南的研究，越南的粮食产量是一条平线，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是假的；第二结论，就是越南农民比中国农民还狡猾，他也玩了一手，让你不知道多少产量。
越南农民也搞“反行为”，不比我们差！
“反行为”概念的说明，原来你们觉得集体经济怎么规定农民就怎么做，其实不是这样的，好象有正就有负，有阴就有阳，农民们会“反道而行”。
你让我搞什么我不一定搞什么，我可能压低产量，很多同学难以理解那时候农民故意压低产量。
它又是规避行为，磨洋工或者偷摸到外面打工，或者是逃荒。
还有变通行为上游政策下游对策，它还是一种侵蚀行为，就是把一些果实拿过来。
从历史上看，农民对于集体经济这个制度安排，并不是完全同意的，到1962年以后也是一样。
农民的第一步态度是退社，也许退社不能叫“反行为”，它带有“反抗性”。
退社主要是1956-1957年，包产到户是1957年出现的，农民一开始要“退社”，党不让它退，于是他就“包”。
到1962年以后就是两面政策，“反行为”。
刘少奇后来说“单干总比不干好”，很多人都引用了这句话。
刘少奇的意思是，现在包产到户单干比什么都不干好，不干的话国家承受不了，损失4000、5000万。
这说明农民对机体之是有过反抗行为的。
1962年以后，农民好像接受了集体政策，但是农民并不是无条件的，农民留在集体里，但不积极，而是应付它、维持它，我不多生产，所以我认为农民的总战略就是“消极怠工”，把生产维持在一定水平上，我也活得下去，如果还像大跃进、大饥荒那几年，首先饿死的是我自己。
农民是在压制产量、在限制产量，不是拼命干活。
我自己插队五年，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在拼命干活都在想增产，怎么还产量还是不上去呢？
还减产了呢？
真是微妙。
集体化时期，农民的“瞒产私分”和“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农民的这些“反行为”带有整体性，但不是很平均。
2000年我在外面演讲谈这个问题，很多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会问，农民的“反行为”是不是平均的？
我觉得他们的脑子中毒太深了，动不动搞个平均主义，这个平均与否是你的概念，不是中国农民的概念。
中国农民追求平均吗？
在座的各位可以回去问问爸爸妈妈，据我了解中国农民追求公平和道义，但不追求平均。
第二，这件事研究的不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是农民与政府的关系。
这种虚假的集体经济有没有必要维持下去？
没必要，所以，农民的这些行为带来了伟大的变革。
另一方面是从表层来看，今天的农民社会是一个共谋社会，共谋社会本身就带有假象和欺骗性，你们要研究中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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