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廖仲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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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廖仲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廖仲恺

　　中图分类号：

K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0745（2010）10-0006-03

　　上世纪20年代实现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走向高潮，开拓了各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新道路。

由于这次合作，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获得了新的血液，改造成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纲领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重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这次合作，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借助国民党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得以在广东为中心的一些南方省市公开进行宣传，从事发动工农运动，壮大革命力量的活动，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和大革命高潮，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作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主要助手的廖仲恺，在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并为此鞠躬尽瘁，以身相殉。

　　积极筹划改组国民党，促进国共合作

　　廖仲恺是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忠实追随者，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同孙中山一样，廖仲恺逐渐认识到依靠军阀进行革命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于是他们开始了新的探索。

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他们的探索送来了一缕春风。

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后，他们逐渐感到国民党的活动有改进的必要，必须联俄联共，他们的思想朝着新的民主革命方向急速转变。

　　1922年8月，孙中山先后会见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和苏俄代表，决心联俄联共，接受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并邀请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廖仲恺也挣脱陈炯明的羁禁到上海，投入筹备工作。

9月下旬，他受孙中山之托，赴日本与苏俄代表越飞进行详谈。

此次会谈为以后的《孙文越飞宣言》作了良好准备。

1923年1月，改组筹备工作初获进展，廖仲恺被委任为国民党本部参议。

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

27日廖仲恺再次赴日本同越飞会谈。

两次会谈，使廖仲恺有机会了解到一些新的革命知识，这成了他转变的关键。

廖仲恺“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

”故“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仲恺……便己知之甚详。

如俄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十分了解。

”他的思想从原来的资产阶级思想逐渐进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边沿。

他竭诚拥护和全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完全赞同三大政策。

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2年10月上旬，廖仲恺与李大钊等5人被任命为改组委员，统筹改组事宜。

25日，他和谭平山受孙中山委托。

到广州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着手起草宣言、党纲、章程草案和制定召开代表大会议事纲要。

在其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于1924年1月1日正式成立。

　　1924年1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经过孙中山、廖仲恺等的努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廖仲恺是广东省的三个代表之一，并担任了大会党务审查会委员，国民党章程委员会委员。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制定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阶段上的政纲基本一致，所以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

在大会上，廖仲恺被选举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中央党部工人、农民部长。

　　国民党的改组，遭到国民党右派势力或明或暗的反对抵制。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是一个松懈的、成员良莠不齐的组织，一些官僚、军阀、政客、投机分子混迹其中，孙中山虽有改组决心，但当时积极赞成改组的成员只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一些党内右派分子，如冯自由、胡汉民等则根本反对。

右派分子戴季陶写信给廖仲恺，污蔑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只能“做酱油或醋”，不能“做正菜”。

廖仲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竭力协助孙中山同右派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他坚定地说：

“我为国家为本党。

无论何人反对。

我皆不畏。

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

”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右派分子发言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还污蔑这是一种阴谋。

廖仲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义正辞严的指出：

“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

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是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

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

且加入本党之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人……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且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及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支持下，大会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国民党的改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建立黄埔军校，建立革命武装组织

　　国民党改组后，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培养为主义而奋斗的军事干部，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打倒国内外反动派成为当务之急。

廖伸恺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组织革命军和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在这两方面廖先生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

　　早在1923年10月，廖仲恺就遵照孙中山要尽快计划培养为主义而奋斗的军事干部的意图，将筹办军校列为临时中央执委“最重要的议案之一”，提出建立陆军讲武学堂的提案并得到通过。

并命名为“国民军官学校”。

国民党一大期间，蒋介石擅离职任，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继续进行建校工作，开始办理招生事宜。

他很重视学生的政治质量，指出：

“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

”为办好军校。

他不断与杨希闵作斗争。

在筹措军校经费、枪支问题上，由于当时广州财政大权由滇系军阀杨希闵把持，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

”军政府所需枪械海运广州，他“半夜三时起床亲自去蚬壳监督起运上岸。

”不辞劳苦的四处奔走，克服各种困难。

使筹建工作顺利完成。

军校建立后，他任军校的国民党代表。

他常和全校师生联系，给他们讲述建立新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宣布建立军校的目的，对学生的要求。

他特别强调“三统一”的治军主张，指出“中国目前顶大的缺点，不是没有人才，实在是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没有统一的精神。

”要军人用主义武装头脑，为主义而战，以国家利益为前提。

从军校筹备到建校以后的训练教育，廖仲恺都倾注过自己的心血，他不愧为这个新型革命军校的创始人之一，

　　廖仲恺很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真诚、主动地同共产党合作。

他坚定地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复兴的一个关键。

在他的活动中，始终自觉地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经常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取得一致。

他任工人部长期间，凡是有关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都虚心听取中共代表的意见，并不断把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推荐到重要岗位上，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把领导工人、农民两部的部务分别交给了共产党员冯菊坡、澎湃，还让澎湃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

他在军校任党代表时，亲自迎接从巴黎归来的周恩来到校任政治部主任，亲密共事。

“当时在广东的，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李大钊、澎湃、苏兆征等，毛主席也到过广州。

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

”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他的真诚合作，虚怀若谷的态度赢得了共产党人的尊敬和爱戴。

　　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同共产党人真诚合作

　　国共合作后，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

对此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地主军阀是刻骨仇恨，竭力压制，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心存疑惧，要求限制。

廖仲恺坚定地站在工农一边，他同孙中山一样，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败之后认识到，要取得革命成功必唤起民众。

挽救农工即挽救中国，“只靠兵士打仗，很难得到胜利，惟有工农兵的大联合，始可达到成功。

”提出以对待工农的态度来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界限，说：

“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

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

”

　　在农民运动方面，他不仅信任和支持共产党员澎湃开展工作，而且自己也投身于宣传、组织农民的实际工作。

他说：

“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如农民不了解与不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可言。

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

”“吾人其不谈国民革命则已，否则必先干农民运动!

”在他参与主持下，广东革命政府先后发布了农民运动的第一、第二次宣言，制定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组织法，动员农民组织农协、农民自卫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农民部工作有了较大开展，广东地区的农协象雨后春笋般产生，各县纷纷召开农民大会，进行减租，地主们极力压制减租运动，组织民团，武装收租，武装攻击农会。

1924年11月，中央直辖第三军王天任部将番禺县夏园乡农协职员三人捕去，并声言要枪毙。

廖仲恺得知。

一面写信要王天任放人，一面派人到农村调查。

最后，农会职员恢复了自由：

12月13日，广州市郊第一任农协执行委员长林宝宸，在招村被民团枪杀，民团首领彭础云神通广大，又是廖仲恺的亲属。

但他不循私情，一闻讯即写信给胡汉民，请政府严办。

　　对工人运动，廖仲恺积极支持并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1924年，广东江门千余工人参加“五一”活动，遭到英商侮辱，商团镇压。

他强烈予以谴责：

“此次油业及江门商团，仇恨工人，借端伤杀，围困工会，拷打无辜。

此等行为，直同野兽。

”并以工人代表会名义，提出赔偿损失、抚恤死伤人员、保护工人自由等要求，为广大工人伸张了正义。

1925年，他又积极地支持省港大罢工。

他高度地赞扬和评价了罢工工人的斗争，同时。

他还尽力帮助解决罢工工人遇到的种种困难。

在罢工期间。

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20万，当时有13万之多回到了广州，他热忱地接待了他们，积极协同省港罢工委员会为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和住宿问题，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

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封闭烟赌馆，征用市内会馆和空屋作为安置工人的临时场所。

从广州财政经费中调拨专款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费用，并提出发行非常时期债券，解决财政困难，此时，他“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餐了，每天清晨就出去，很晚才回家来。

常常在半夜还要起来，为省港罢工委员会交涉事情或筹募款项。

”他一直与省港罢工委员会保持密切接触，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制定坚持罢工斗争的具体计划，参与领导工作，还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励，关心其疾苦，政治、经济、外交上的许多事情都由他负起了很大的责任，付出了很多心血。

廖仲恺精诚与共产

　　党人合作，支持工农运动，不愧为人民的好朋友。

　　同破坏国共合作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为主义献身

　　国共合作后，广东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这引起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恐慌、破坏，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不巩固。

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反革命武装，在广州以及附近城市横行霸道，成为革命政府的大患；南方军阀也想扼杀革命力量：

政府内的右派势力，一刻未停止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活动。

廖仲恺为维护国共合作，同各种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广州商团是一支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为头子，代表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地主及各种反动势力的武装，廖仲恺早就看清它的反动本质，在其成立之时，以广东省长名义发布《禁止商团联防总部成立训令》，令其解散。

商团阴谋叛乱，从香港偷运大量武器，结果被广州革命政府于八月中旬查获扣留，陈廉伯组织商人请愿团，并煽动全省酝酿总罢市。

廖仲恺主张严办，他发出通缉电令，并劝说广大商民不要附合两陈的反革命活动。

当时革命政府内胡汉民等右派和军阀与商团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商团煽动罢市，帝国主义也出面干涉，局势十分严重，为有效打击敌人，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组织训练了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军，并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革命委员会作为权力机关，他亲临前线配合全力进剿，终于平定了叛乱，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1925年2、3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广东政府依靠黄埔学生军发起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他亲自在东江前线上鼓舞将士英勇杀敌，6月又镇压了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阴谋。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右派惶惶不可终日。

在孙中山逝世以后，他们加紧了反革命活动，右派小组织乘机纷起，打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辛亥革命俱乐部哩”招牌，进行反共反苏活动，公开投靠帝国主义、封建军阀。

廖仲恺毫不畏惧，坚决的同右派作斗争，号召国民党人继承孙中山遗志，进行反帝反官僚军阀的国民革命。

他发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对那些自诩为“稳健”和“老革命党”、反对新三民主义、背叛孙中山遗言的右派的面目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号召群众同右派斗争到底，“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

”此文是国民党左派继承孙中山遗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檄文。

它闪耀着彻底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反映出廖仲恺在对右派斗争中认识已大大提高，斗志更坚定。

　　1925年夏广州出现了很好的革命形势，国民政府成立。

右派的权力被削弱。

廖仲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还是党、军的党代表，成了孙中山逝世后左派核心，革命政权的中流砥柱。

以胡汉民、邓泽如等为首的一批在国民党和政府内握有实权的右派，阴谋进行清党，将廖仲恺和共产党排除领导岗位，这一阴谋被发现并加以抵制。

右派感到廖仲恺是他们夺取党权，拆散国共合作的重大障碍，便决定对他下毒手。

经过阴谋的策划，1925年8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楼前，刺杀了廖仲恺。

“廖仲恺之死，是中国工人农人失却一个最大的领袖，也是我们革命军人的领袖，我们再没有法子来找到这样一个领袖了。

”

　　廖仲恺是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光辉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晚年为我国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是国共两党首次合作时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他忠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忠于三大政策，忠于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坚决支持工农运动，而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中，作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

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又作为坚持孙中山的‘联合苏联，以俄为师“扶助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联合共产党’的革命三大政策的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先生。

”他不愧为革命志愿之承继者。

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

　　参考文献：

　　[1]《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党务报告》

　　[2]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3]何香凝《在粤军追悼廖陈二公大会上演说词》

　　[4]何香凝，《廖仲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3，5

　　[5]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6

　　[6]《人民日报》[N]，1955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