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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数据解读
财经数据解读
第08期
（总第1007期）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2017年03月01日
国信观点：
对人民币贬值风险需持续保持警惕
宏观数据：
从产能周期看经济增势变化
行业调研：
国内钢价涨幅收窄进口铁矿石价格大涨
煤价总体趋稳“过山车”难重演
报告集粹：
刘伟：
“滞胀”风险上升要想办法降成本
如何清理僵尸企业与去产能
国际财经：
亚行：
亚洲基础设施年需求有望达1.7万亿美元
特朗普执政满月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摩根士丹利报告称:
英镑汇率被严重低估
对人民币贬值风险需持续保持警惕
2016年四季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一波急速、持续走贬。
按中间价、在岸即期汇价和香港离岸即期汇价计算，人民币对美元在10-12月份三个月内分别累计贬值3.74%、4.02%和4.22%。
2017年初以来，人民币贬值压力阶段性缓解，人民币对美元在岸和离岸汇率均略有升值，截至2月末升值幅度超过1%。
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依然存在一定高估，美元走强是人民币贬值压力存在的外部不可控因素，对未来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波动变化需密切关注，不可松懈大意。
尤其是今年防控金融风险任务突出，要防止人民币贬值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一、多因素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存在
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持续面临贬值压力，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稳健、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并推动美元走强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外部因素。
美国经济近两年保持良好的复苏势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美国GDP分别增长2.4%、2.6%和1.6%。
美联储于2014年10月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在2015年12月份和2016年12月份分别加息各一次。
受美国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推动，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一季度，美元指数走出一波持续强势上涨行情，累计涨幅超过20%。
美元走强相应带来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人民银行连续降息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内部因素。
与美国经济增长趋好相反，中国经济增速近年来持续放缓。
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中国GDP分别增长7.3%、6.9%和6.7%。
为缓解下行压力，2014年底以来人民银行连续6次降息，造成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下降，激发人民币贬值预期。
再次，中美汇率博弈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国际政治因素。
一方面，施压人民币升值是历任美国政府“敲打中国”的一贯策略，我国汇率调控因而受到外部束缚。
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的客观要求也使国内汇率调控受掣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暴露无遗。
为摆脱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困境，中国积极寻求人民币国际化。
2016年10月，人民币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事件。
2014年5月～2015年7月美元走强之时，世界主要货币相对美元平均贬值20%左右，但在美国政府施压之下，国内汇率调控被迫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人民币对美元反而升值0.8%，积累了高估压力。
2016年6月24日英国意外脱欧冲击国际汇市，造成英镑等货币对美元暴跌，日元对美元6月当月贬值5.7%，英镑对美元贬值7.8%。
但人民币受制于国际化、SDR技术评估等要求，对美元当月仅贬值0.8%。
可见，美元指数走强时，人民币因锚定美元而被动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势货币，进而积累了高估压力。
最后，国内货币超发并催生房市、债市等资产价格轮番上涨是人民币贬值的金融因素。
在2014-2015年美联储边际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持续宽松，M2仍保持13%左右的高增长。
由于实体经济低迷且缺乏盈利能力，国内货币超发造成股市、房市、债市等资产价格轮番上涨，进而造成人民币对内购买力下降和贬值。
以收盘价计算，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上证综指累计上涨126.2%。
2014年1月至2016年10月，中债银行间债券总指数累计上涨23.5%。
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百城住宅平均价格一线城市累计上涨42.99%，二线城市累计上涨17.9%，三线城市上涨7.8%。
国内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造成人民币对内购买力下降和贬值。
但同期人民币对外仍在升值，人民币对内币值与对外币值反向变化并相互扭曲，积累了明显的高估风险。
二、在我国当前众多金融风险中，人民币贬值风险尤为突出
伴随我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我国金融风险在上升并有所暴露。
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国金融风险表现多样，在众多风险中，尤其要引起重视的是人民币贬值风险。
目前，我国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
一是人民币贬值存在“超调”风险。
在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放任贬值压力释放可能带来人民币汇率“超贬”。
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动态变化、难以确定。
学术界对汇率运动有大量研究，其基本结论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各种宏观变量对汇率走向都没什么解释力，汇率变动表现出极强的随机性。
这意味着任何对所谓“均衡汇率”的估算都不准确，存在极大误差。
也就是说我们事先无法确定人民币汇率贬到什么水平才算贬到位。
另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仍未完全实现市场化，国内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不足。
如果放任人民币汇率贬值，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加之投机因素发酵，会造成人民币汇率短期大幅超调。
二是债券市场风险。
伴随我国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我国债券市场在2014-2016年连续三年走牛。
一级市场扩容增势迅猛。
2014年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11.87万亿元，同比增长36.47%；2015年发行16.82万亿元，同比增长53.12%；2016年发行22.34万亿元，同比增长24.71%。
二级市场持续走牛，各债券品种收益率不断下行，基本都处于历史低位水平，10年国债收益率从2013年末的4.55%一路波动下行，2016年10月份一度跌破2.7%。
近两年，包括信用债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在内的债券市场风险也在暴露。
信用债违约事件频发，2016年以来，公募债券市场共26只债券发生违约，涉及15家违约主体，违约债券只数为2015年的近3倍。
伴随人民币贬值风险加快释放，2016年四季度国内债市也出现一轮剧烈调整。
尤其是2016年底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出现边际收紧，央行先后上调中期借贷便利（MLF）、逆回购和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中标利率。
央行主动推动金融“去杠杆”加剧了市场对债券市场进一步调整的担心。
三是房地产泡沫风险。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去库存”压力的情况下，2016年以来房价再次攀升，泡沫进一步膨胀。
社会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失衡也导致房地产风险进一步积累。
四是互联网金融风险。
自2013年起，以P2P网络借贷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金融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由于监管缺位及行业自律不足，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也累积了一定风险。
以P2P网贷平台破产、跑路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案件近年呈高发频发态势，2016年4月，国务院组织14部委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行动。
五是银行不良风险。
2012年以来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比率持续“双升”，2016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12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379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4%，较上年末提高0.07个百分点。
2017年我国防范金融风险形势严峻，在众多金融风险中，人民币贬值“超调”风险尤其要引起重视。
房地产泡沫风险与银行不良风险具有长期性，其释放是逐步且缓慢的。
互联网金融风险则具有局部性，从其规模和地位看，对金融体系影响较小。
但人民币贬值风险和债券市场风险表现较为急迫。
美元走势是人民币贬值风险释放的短期主导因素，具有外部不可控性。
而人民币汇率短期“超贬”可能引发恐慌性换汇，导致资本外逃压力骤增，进而造成国内流动性被动急剧收紧，引发国内金融市场动荡。
尤其是在我国债市泡沫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形成“汇债双杀”的危机。
三、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走势预测及政策建议
中期来看，美国已进入加息周期，美元也已步入强势周期，人民币贬值压力具有一定持久性。
2017年2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在岸即期汇价与离岸一年期NDF汇价相比，显示离岸市场预期未来一年人民币贬值2.88%。
短期来看，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将给人民币贬值带来海外政治压力。
根据特朗普的言论，不排除未来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打响贸易战、货币战的可能。
如果贸易战爆发，我国出口可能大幅下滑，从而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
为避免操纵汇率的指责，我国央行将难以有效干预外汇市场。
另外，特朗普在近期采访中表示美元已“过度强势”，未来可能会重申其反对强势美元的立场。
2017年美联储将加息2次，加息时点可能集中在下半年。
这就使得美元指数年内走势将呈现“上半年区间震荡，下半年重拾升势”。
与之相应，人民币贬值压力在上半年相对和缓，下半年将再次加大。
政策应对上，短期内，央行汇率调控应保持定力，顺势而为，择机引导人民币贬值风险有序释放。
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也不能低估人民币汇率“超调”风险，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加强预测预判，对各类“黑天鹅”事件做好预案研究和政策储备。
当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恶化和贬值风险集中释放时，应适时“维稳”，保持必要和适当的外汇管制和市场干预，管理和引导预期，防止市场反应过度和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与强化。
长期看，要加快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坚定推进人民币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进而实现自由浮动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做好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顺利转型。
（执笔：
李若愚）
从产能周期看经济增势变化
一、产能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的关系
1.改革开放以来的三轮产能周期
微观上讲，产能指企业的生产能力，即在既有的技术、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能够充分有效利用时，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水平。
由于技术进步与劳动力供给变化均属于长期因素，因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我国产能状况的研究均以固定资产投资及其所形成的物质资本存量作为切入点。
企业产能的调整主要是基于经济前景与利润预期进行。
当企业预期经济会稳定向上扩张、利润回报较高时，企业会扩大投资来扩张产能；当预期经济向下收缩、利润回报下降时，企业会缩减投资来收缩产能。
因此，产能的扩张与收缩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
根据日信证券、中信建设证券对我国产能同比增速的测算，以谷谷法为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已经历了三个较为完整的产能周期。
分别是：
1980-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
第一轮周期为1980-1991年：
1980年产能同比增速处于周期的谷底（5.5%），1981年产能同比增速开始回升并逐渐加快，1986年达到峰值，为13.8%，1987年开始回落，1991年达到谷底为7.9%。
第二轮周期为1992-2000年:
1992年，产能同比增速开始从1991年的谷底值回升，1996年达到峰值，为13.0%；1997年开始回落，2000年达到谷底，值为10.2%。
第三轮周期为2001年至今：
2001年至今的产能周期，在扩张阶段出现波折，即产能同比增速在2008年略有回落后在2009年迅速加快，达到峰值15.3%，随后，从2010年开始增速开始下降，至今尚未看到谷底。
2.改革开放以来的三轮经济增长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以GDP增速为依据，以谷谷法为标准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轮经济增长周期。
第一轮周期为1981-1990年：
1981年，经济增长处于周期的波谷，谷值为5.1%；1984年，经济增长处于周期的波峰，峰值为15.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1990年，经济增长回落到周期的波谷，谷值为3.9%，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
第二轮周期为1991-1999年:
这轮周期从1990年经济增长处于波谷开始，1992年达到周期的波峰，峰值为14.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次最高值；1999年，经济增长回落到周期的波谷，谷值为7.7%。
第三轮周期从2000年至今：
本轮周期从1999年经济增长处于波谷开始，2007年已经达到了本轮经济增长的波峰，峰值为14.2%，与上一轮周期峰值持平。
2008年开始经济增长进入回落阶段，目前尚未看到谷底。
3.我国经济增长周期与产能周期总体重合，经济增长周期领先于产能周期变化
对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轮经济增长周期和产能周期的波动情况，可以看出两者在时间上基本重合，但经济增长周期在波动上总体要领先于产能周期变化。
其中，经济增长周期波谷出现的时间要领先于产能周期波谷出现1年左右，经济增长周期波峰出现的时间要领先于产能周期波峰2-3年。
我国近三轮经济增长周期与产能周期谷与峰出现年份
GDP增速
产能增速
波谷
波峰
波谷
波峰
第一轮周期
1981年
1984年
1980年
1986年
第二轮周期
1990年
1992年
1991年
1996年
第三轮周期
1999年
2007年
2000年
2009年
设备、厂房等固定资本形成一般需要2-3年时间，从投资到产能形成需要一个过程。
而投资需求对总需求的影响具有关键性和主导性作用。
根据凯恩斯理论，投资需求波动是形成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两轮GDP增速波动也呈9-10年左右的周期性变化，符合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朱格拉周期特征。
考虑到由投资到产能的耗时性以及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产能周期难以与经济周期同步，应滞后于经济周期波动。
因此，我国产能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在时间上总体重合，但滞后于经济周期波动，滞后时间在波峰和波谷处略有不同，在波峰处滞后期较长（2-3年），在波谷处滞后期较短（约1年）。
鉴于产能周期相对于经济增长周期的滞后性，可将产能周期出现由收缩阶段转为扩张阶段的拐点性变化作为确认经济周期性见底的重要依据。
二、产能周期目前持续处于收缩阶段，经济增长难见底
2009年以来，我国产能周期进入收缩阶段，截至目前收缩期仍未结束。
产能形成的耗时性及企业投资的谨慎性决定产能扩张与否取决于长期性需求变化。
经验来看，是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消费的规模扩张与结构升级带来长期需求快速扩张，进而引导了产能周期的形成与更替。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1980-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的三轮产能周期，背后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不同阶段。
1978年以来，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这期间，我国创造性地将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利条件转化为工业化的强大驱动力，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化。
与工业化发展相对应，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衣、食等生存型消费占据主导，在这个时期，生产日常消费品的轻加工业成为主导产业，自行车、收音机及手表代表了温饱时期标志性消费品成为潮流。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推进，居民消费结构开始由温饱向小康升级，冰箱、洗衣机和彩电则代表了小康时期的标志性消费品，并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2001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向住、行等发展型消费升级。
在人们满足了食品、服装、电器等需求后，开始追求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
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重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如汽车、住房。
与此同时，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
消费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带动重工业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化进入重工业、重化工业和高加工度工业为主的中期阶段。
经历了前期经济高速扩张以及经济刺激政策所导致的产能大规模扩张后，2009年以来，我国产能周期进入了收缩阶段。
当前阶段，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及消费结构升级的速度均已放慢，经济增长由“高速”进入“中高速”新常态，长期需求很难出现趋势性快速扩张，产能收缩阶段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一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我国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已经快速地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2010年以后中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
各国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化中期相比，一个重要的特征变化是在中期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发展而支撑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自然回落。
二是与进入工业化后期相对应，我国城镇化进程自2011年也出现“拐点”变化。
2000-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3个百分点，2011-2015年年均提高0.97个百分点，高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在“减速”。
三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汽车、房地产等传统消费热点接近饱和，新的消费热点未成气候，消费结构进入转型期“青黄不接”的阶段。
1981-1991、1992-2000两轮产能周期中，扩张阶段比收缩阶段要长1年左右。
而2001年至今的产能周期扩张阶段持续了9年，2009年为波峰。
如果按照扩张期比收缩期长1年左右来估计，则收缩期要持续到2017年。
2009-2010年，政府的推动四万亿投资虽然拉动短期需求快速回升，但也带来后期产能的增加，加剧了“后四万亿”时代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从而使产能周期的收缩阶段被拉长。
尤其是在工业化、城镇化与消费结构升级均推进放缓后，长期需求难以再现加快增长的势头，产能周期的收缩阶段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产能周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周期，产能周期波谷的出现可确认经济增速是否真正“触底”，可确认经济增长是否真正进入周期性、趋势性扩张阶段。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当前一轮产能周期的收缩阶段远未结束，产能周期尚未出现波谷，经济增速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真正“触底”。
三、“十三五”期间GDP增速将持续稳中趋缓
从前面我们对我国产能周期的分析可以看出，“十三五”期间，我国产能周期可能持续在收缩阶段运行，经济增长也将总体保持稳中略缓势头，继续寻找底部。
通过测算我国潜在增长率和产出缺口可侧面印证经济稳中趋缓的态势。
我们用H-P滤波方法计算了我国的GDP潜在增长率，通过与实际增长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潜在增长率自2007年以来持续下行，而实际增长率自2009年产能周期进入收缩阶段后，总体保持下行势头。
代表总供给的潜在增长率运行情况表明“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将维持微幅放缓势头。
经济下行压力不仅来自于需求侧增长疲软，更来自供给侧增长的收缩。
产出缺口率（实际产出/潜在产出）变化对短期经济走势判断具有较强指示作用。
产出缺口率代表了总供给（潜在产出）与总需求（实际产出）的失衡状况。
时差相关分析表明，领先1-2年的产出缺口率与GDP增长率呈高度负相关。
2015年我国存在正的产出缺口，这预示着2017年GDP增速仍将小幅放缓。
（执笔：
李若愚）
国内钢价涨幅收窄进口铁矿石价格大涨
在前一段时间大涨之后，国内现货钢市的成交在价格高位上受阻，出货不畅，钢价的涨幅开始收窄。
进口铁矿石价格则是一路大涨，吨价已冲破90美元关口，创出2014年8月以来新高。
据国内知名钢铁资讯机构“我的钢铁”提供的最新市场报告，最近一周，国内现货钢价综合指数报收于138.41点，一周上涨2.36%。
钢价在大涨之后终于出现了回落。
市场人士认为，随着钢价大幅走高，市场成交在高位受阻，在出货不畅的情况下，部分商家的报价开始有所松动。
再加上钢材期货市场也有所回调，受其影响，现货钢市心态有所动摇，商家普遍获利出货。
不过，到了周末，钢市的悲观心态有所缓解，市场成交也略有好转。
整体来看，商家依然对3月需求旺季的到来有所期待。
据分析，在建筑钢市场上，价格涨幅收窄。
上海、济南、广州等地吨价一周上涨30元至300元。
从上海等地的市场可以看出，钢市在价格高位上成交不佳，前期已有获利的商家马上调转“策略”，降价出货。
不过，市场的实际成交，仍然比较乏力，短期内市场还有调整的需求。
在板材市场上，前期的普涨格局已有所收敛，不同品种间涨跌不一。
热轧板卷价格总体小幅下跌，上海、福州、广州等地吨价一周下跌10元至100元，只有济南、石家庄等地价格略有上涨。
一些市场上，价格的跌速到了周末更是有所加快，商家获利套现的意愿较为强烈。
中厚板价格总体上涨，但也有一个冲高回落的过程。
上海、杭州、济南等地吨价一周上涨10元至190元。
不少市场上的成交都是先扬后抑，出货不畅，但商家整体的信心依然较好。
铁矿石市场出现了大涨行情。
据“西本新干线”的最新报告，在国产矿市场上，2月份以来国内铁精粉价格大幅上涨，河北地区吨价上涨了90元左右。
元宵节过后，矿山陆续恢复生产，精粉产量增加，钢厂补库积极，对高品位的铁精粉大量采购，导致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2月份进口矿价格也是大幅上涨，成功站稳吨价90美元的关口，创出2014年8月以来的新高。
截至23日，普氏62%品位进口矿指数报收于每吨92美元，较上月末上涨8.55美元。
不过，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士认为，铁矿石市场仍然是供大于求的格局，价格持续上涨的基础薄弱。
相关机构认为，国内钢价在2月传统消费淡季涨至近4年的新高，已引起市场注意。
目前，钢厂及钢贸商的利润都已相当可观，库存资源的套现冲动正在加大，这会使钢价有所回调。
不过，由于宏观经济有企稳回暖的趋势，使得马上就要进入消费旺季的钢市需求仍然值得期待。
只要“去产能”政策能够继续发力，调整好市场供应，国内钢价就能比较理性地运行。
（来源：
新华社）
煤价总体趋稳“过山车”难重演
随着供暖季即将步入尾声，煤炭价格走势再成市场关注焦点。
“目前山西这边排队买煤的盛况早没了，动力煤已是微利，公司这块已经不做了。
”山西龙泰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煤炭行业总体上不乐观。
为稳煤价，一边“276天工作日限产”措施不断发酵；另一边，中煤协2月21日召集神华、中煤等部分大型煤炭企业召开座谈会，分析当前煤炭经济运行情况，研究2017年运行走势，探索促进煤炭经济平稳运行的对策与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2017年煤价弹性较小，总体上会比较稳定，“过山车”行情较难出现。
动力煤价弱势调整
中国煤炭市场网2月20日发布的“CCTD秦皇岛动力煤价格”显示，本报告期（2月11日至2月17日），CCTD5500报收于602元/吨、环比下降3元/吨，CCTD5000报收于535元/吨、环比下降了1元/吨，上述两种主流动力煤的市场成交价格继续保持着自2016年11月初开始的下滑局面。
另据监测数据测算，2月17日，中国煤炭价格指数（全国综合指数）为158.1，比上期下跌0.4点，比年初下跌1.4点。
分煤种来看，动力煤市场运行偏弱，复产煤矿继续增多，但市场供应尚未完全恢复，电厂煤耗水平总体平稳，市场成交略显低迷，用户采购情况欠佳，动力煤价格弱势调整。
“煤炭价格逐步下跌，由于买涨不买跌的原因，客户都在观望不敢出手。
”山西大同一位煤炭企业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年后的煤价不太稳定，不知道价格今年怎么走，所以大部分企业都还没有规划产量，今年的煤炭价格走势应该会下降，但幅度不会太大。
为防止煤价下跌，很多小煤矿也减缓复工节奏。
榆林某煤矿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煤矿核定的产能是一年30万吨，但是煤矿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一年90万吨。
现在煤价较低，这时候开始生产，只会加速煤价下行，对我们并不利，所以小煤矿现在复工积极性都不是很强。
”
“采暖季结束后，动力煤的价格将会下降。
我们预测今年煤炭行业总体上不乐观，价格走势会下滑，但这属于煤价的一种理性回归。
”山西龙泰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煤炭企业的效益可谓是良莠并存，微利的比如电煤只够维护生产，而利润较高的焦煤利润能达到400%。
目前我们企业的重心在于优质焦煤的贸易，不再进行电煤的购销，并逐渐退出煤炭领域。
难现过山车行情
“煤炭行业相当的复杂，煤价的大幅波动难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因此维稳也是当前政策着力的重点。
”一位煤炭行业分析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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