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现代汉语的写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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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现代汉语的写作
韩少功：
现代汉语的写作
韩少功：
现代汉语的写作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格非老师给我出的。
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专深的研究，只有拉拉杂杂的一些感想与同学们交流。
我想分三点来谈这个问题，讲得不对，请同学们批评。
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在法国出版。
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
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那里出书一本、两本、三本、四本法文的书。
这个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
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
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
以前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
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
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也可能有韩少功等等。
很边缘呵。
但现在出现了变化。
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
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
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可能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
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
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
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汉语的，后来他们语言独立了，与汉语分道扬镳。
在座的王中忱老师是日语专家，一定清楚这方面的情况。
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日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
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
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
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杂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众笑）。
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
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
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
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
日语逐渐与汉语分家也是一个不诤的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
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
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
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
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zhuogapeipeng（众笑）。
你看，你们也都听懂了。
还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
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
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他们在政治上构成了中央帝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
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
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
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
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
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
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拉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
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文字改革的方向。
只是没有做成而已。
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
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汉语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
汉语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
刚才徐葆耕老师说我英语好，只能使我大大的惭愧。
五十万单词！
谁还敢吹牛皮说自己的英语好？
你们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
《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每年都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
你学得过来吗？
记得过来吗？
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
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文件，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
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
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
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
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
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
“激光”，台湾译成“镭射”，就是旧字组新词。
“基因”，“基”本的“因”，也是旧字组新词，对于英文gene来说，既是音译又是意译，译得非常好，小学生也可猜个大意。
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high-tech，high-way，就是这样的。
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为很多其它语种所不及，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汉语也闹出个五十万的用字量，你们上大学可能要比现在辛苦好几倍。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
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汉语的末日来临，因为汉语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
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汉语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语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汉语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太消耗人力和时间。
在当时，很多人认为：
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
我们先不说这一点有没有道理。
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汉语判死刑。
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汉语输入不但不比英语输入慢，反而更快。
据说现在还有更好的输入软件，就是你们清华大学发明的，什么智能码，比五笔字型软件还好，使汉语输入效率根本不再是一个问题。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
西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刚才说到的日语假名、韩语、越语等等也是向表音文字靠扰，但汉语至今是另走一路。
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
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
有日本朋友同我说，日语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发音大致是denno；另一个是片假名，是用英语computer的音译。
这个日本朋友说，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电的脑么，很聪明的机器么，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至于computer，你只能“望文生音”，读出来倒是方便，但一个没有受到有关教育和训练的人，如何知道这个声音的意思？
有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教师还说过，有一次，他让几个教授和大学生用英语说出“长方体”，结果大家都懵了，没人说得出来。
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
奇怪吗？
不奇怪。
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
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
为什么最容易出现专家主义？
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
你连开口说话都没门，不崇拜行吗？
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
汉语是一个大语种，即便在美国，第一英语，第二西班牙语，第三就是汉语了。
我曾到过蒙古。
我们的内蒙用老蒙文，竖着写的。
蒙古用新蒙文了，是用俄文字母拼写。
你看他们的思路同我们也一样，西方好，我们都西化吧，至少也得傍上一个俄国。
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啦。
蒙古总共两百多万人，首都乌兰巴托就住了一百万，是全国人口的一半。
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出版者能干什么？
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诗歌，因为牧人很热情，很浪漫，喜欢唱歌。
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
他们的作家都很高产，一见面，说他出了五十多或者八十多本书，让我吓了一跳，惭愧万分。
但我后来一看，那些书大多是薄薄的，印几首儿歌（众笑）。
但不这样又能怎么样？
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一套就一大堆，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
谁会做这种傻事？
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
同学们生活生活在一个大语种里，对这一点不会有感觉，你们必须去一些小语种国家才会有比较。
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
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冰岛语拒绝任何外来词。
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
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
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
怎么出版？
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不是他们贪恋大锅饭，是实在没有办法。
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
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
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
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
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综上所述，从用字的俭省、输入的速度、理解的方便、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汉语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我们还可以说，汉语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语言。
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
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
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
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以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
这更不谈汉语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一直受到其它民族羡慕。
远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班固、董仲舒、杨雄他们，用的是文言文，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乃至数百万言，以至我们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惭愧呵。
第三个指标：
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资财富数量。
我们在这第三点还牛不起来。
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正因为如此，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有时候被人瞧不起。
英美人购买力强，所以软件都用英文写。
这就是钱在起作用。
香港比较富，所以以前粤语很时髦，发了财的商人们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
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需要大陆“表叔”送银子来，开放旅游，开放购物，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
这种时尚潮流的变化后面，也是钱在起作用。
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在我来看有一定的道理。
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
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来自文言的汉语
前面我们是展开汉语外部的比较角度，下面我们进入汉语内部的分析，着重回顾一下汉语的发展过程。
我们常常说，现代汉语是白话文。
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
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
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
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
语言跟着文字走。
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
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
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
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
你们看过电视剧《孙中山》吗？
孙中山跑到日本，不会说日本话，但同日本人可以用写字来交谈。
不是言谈，是笔谈。
那就是文字中心主义的遗留现象。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
从全世界来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
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
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公元前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
有了纸，就可以写字。
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
欧洲的情况不一样。
他们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了中国的造纸技术，与我们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差。
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
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这么大一摞一摞的，翻动起来都很困难，也过于昂贵。
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人们怎么交流思想和情感呢？
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到处跑，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不是以纸为凭和以字为凭，大多只能随嘴而变：
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
你们看看地图：
他们北边是日尔曼语系，包括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爱莎尼亚语，德语等等，原来是一家，随着人口的流动，你到了这里，我到了那里，说话的语音有变化，文字也跟着变化，互相就不认识字了，就成为不同的语种了。
他们南边是拉丁语系，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有一个专家对我说过，阿拉伯语在这一点上类似汉语。
比如伊拉克人与沙特阿拉伯人，使用同一个字时可能有不同的发音，但含义上相通。
我在这方面只是听说。
中国有个研究历史的老先生叫钱穆，十多年前在台湾去逝。
前几年台北领导人马英九还主持了了一个仪式，说以前我们对钱老先生不大公道，现在应该给他落实政策——大概是这个意思。
钱老先生号称国学大师，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
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
欧洲就没有这个条件。
语言一旦四分五裂，政治上相应的分崩离析也就难免。
现在他们成立欧盟，就是来还这一笔历史欠账。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
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
一个“吃”字，上古音读qia，中古音读qi，现代音读chi，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吃”。
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
同学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欧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
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欧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
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
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
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
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
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
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
“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
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依里奇“，你怎么缩写？
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众笑）？
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
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大家知道，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
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
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
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
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
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
白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
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
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
像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
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
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
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
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
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可能还不行。
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周立波先生，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
他们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运用了很多方言和俗语，更多地依托了民间资源。
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白话文增添的虎虎生气和勃勃生力。
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外来语运动与民间语运动，构成了白话文革命的大体方位，使汉语由此获得了一次新生，表达功能有了扩充和加强。
我们以前没有“她”这个字，“她”是从英语中的she学来的。
当时还出现过“妳”，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可能觉得，英语第二人称不分性别，那么我们也不用了吧（众笑）。
当时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跟着西方走。
包括很多词汇、语法、语气，句型结构等，都脱胎于西文。
“观点”，pointofview；“立场”，position；都是外来语。
“一方面……又一方面”，来自onthisside…onotherside；“一般地说”，“坦率地说”，“预备……走”等等，也都来自直译。
同学们现在说这些习以为常：
这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话么。
但我们中国古人不是这样说的，这些话原本都是洋话。
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取消这些移植到汉语里的洋话，现代汉语至少要瘫痪一半，大部分的研究、教学、新闻、文学都可能无法进行。
当然，大规模的群体运动都会出现病变，没有百分之百的功德圆满。
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
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对外来语不是去粗取精，而是生吞活剥，半生不熟，甚至去精取粗，不成人话。
刚才徐老师说我现在每年有半年生活在农村。
这是事实。
我在农村，觉得很多农民的语言真是很生动，也很准确，真是很有意思。
今天时间有限，没法给大家举很多例子。
同学们可能有很多是从农村来的，或者是去过农村的，肯定有这种体验。
同农民相比，很多知识分子说话真是没意思，听起来头痛，烦人。
中国现代社会有两大思想病毒，一是极左的原教旨共产主义，二是极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
它们都是洋教条，其共同的语言特点就是“书生腔”，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
因为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
中文系请李陀先生来讲过课，是吧？
李老师曾经研究“毛文体”，有人也将其称为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就是一种红色的“洋腔”和“书生腔”，一种极权时代的陈辞烂调。
“在党的十大精神光辉照耀之下，在全国人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热潮之中，在大江南北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大好时刻，我们清华大学今天开学了（众笑）！
”这种绕来绕去的语言垃圾，就是当时常见的套话。
在文革前后那一段，我们经历了一个白话文非常黯淡的时期。
有人可能说，那一个时期离我们比较远了，我们同学们都是新一代，说话也不会是党八股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恶化。
这些年，我常常听到一些大人物说话，发现他们还是满嘴废话，哪怕是谈一个厕所卫生的问题，也要搭建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机制”，来一个“系统工程”，完成一个“动态模型”，还要与WTO或者CEPA挂起钩来。
这些大话都说完了，厕所问题还是不知道从何着手，让听众如何不着急？
这是不是一种新八股？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
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因此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甚至有大量糟粕。
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完全无视和破坏文字规范的积累性成果，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
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
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
打仗首先要师出有名，要知道打得有没有道理。
打得有道理的，叫法不一样。
打得没道理的，叫法又不一样。
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皇上御驾亲“征”呵。
打土匪，那个土匪太低级了，对他们不能叫“征”，只能叫“荡”，有本书不是叫《荡寇志》吗？
就是这个用法。
“征”、“伐”、“讨”、“平”，“荡”，是有等级的，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
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
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
打台湾，是“打”；打美国，也是“打”。
这是不对的（众笑）。
站在中央政府官史的角度，打美国应该叫“征”；打台独只能叫“平”，顶多只能叫“伐”，对不对（众笑）？
又比如说，打仗打得轻松，叫做“取”。
打得很艰难，叫作“克”。
力克轻取么。
虽然只是两个动词，但动词里隐含了形容词。
但现在白话文经常不注意这个区别，一律都“打”。
打石家打得艰难，打天津打得轻松，都是“打”。
这同样是不对的。
与“打”相类似的万能动词还有“搞”：
“搞”革命，“搞”生产，“搞”教学，“搞”卫生，还有其它的“搞”，不说了（众笑）。
总而然之，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
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还可能分裂。
这个情况在广东和香港已经出现了。
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一个版或者两个版，用的是粤语文，是记录粤语发音的汉字，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基本上看不懂。
但他们可以看懂。
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
没有这种合法性，粤语中很多精神财富就可能无法表达和记录，普通话霸权可能就压抑了粤语文化特色。
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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