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教育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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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人。
祖籍昌黎，人称昌黎先生，着作有《韩昌黎集》。
韩愈是唐代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他生于唐代中叶，是藩镇割据、中央集权削弱的时代，又是佛教泛滥的时代。
他基本代表世俗大地主的利益，欲以恢复古道作为挽救时局的方针。
他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要求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
他又猛烈攻击佛教，以维护儒家的道统。
他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十年犹布衣，常以古文作不平之鸣。
其作品有不少反映他对政治的不满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情绪。
韩愈多次担任教育官职，提出不少教育主张。
他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和国子祭酒。
他作《师说》、《进学解》，采取措施，严选学官，整顿国学，重视地方教育，作《子产不毁乡校颂》，捐薪兴办州学，热心奖教后进，“韩门弟子”众多，在唐代有很大影响。
一、“性三品”说与教育作用
韩愈继承和发展孟、荀、扬雄等儒家传统人性论观点，提出人性分为三个等级，他说：
“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1]。
他还认为：
“其所以为性者五：
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
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于其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
”[2]这就是说，仁、义、礼、智、信乃是人生来所具有的五种善性，上品的人只要是五种善性中有其主要的一种，则其他四种也相应的同时具备。
中品人在五种善性中，某一种或偏多或偏少，而其他四种也杂而不纯。
至于下品人在五种善性中，某一种偶而得到一点善的因素，则其他四种都背逆善性了。
在这里，他把孟子的人生来本性中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发展为人生来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善性，可见他的性三品说立论是唯心主义的臆说。
韩愈认为在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情也分上、中、下三品，区别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
上品的人动得其中，中品的人过与不及，而要求得其中，下品的人则直情而行罢了。
这正是他认为要对劳动人民进行刑罚统治的依据。
既然性与情都有品级，那么教育有什么作用呢？
他认为性是可移的。
对上品的人说，“就学而愈明”；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
教育对上中两等人都是可以发生作用的。
而对下等人只起“畏威而寡罪”的作用，只可用刑法来制驭，使其有所畏惧而少犯罪。
这在韩愈看来，也就是性可移了，但尽管性移了，而上下的品级却是始终不可移的。
二、“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
韩愈在魏晋玄学之风盛行之后、佛学广泛流传之际，重新打起维护儒家道统的旗号。
他说：
“愈之志在古道，……学所以为道”，从而提出了“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
什么是“明先王之教”？
他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
”[3]由此可见，韩愈所谓的“先王之教”，其内容概括言之，既是“仁义道德”四个字。
如扩而言之，它包括儒家的经典，儒家宣扬的封建道德，封建社会的政治措施等等。
用今天的话说，即包括德育、智育、政治教育。
他认为，把这些内容学好了，便可以运用无穷。
总之他认为诵习古圣之书，遵守先王之法，明乎人伦，本乎人性，乃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三、《师说》论师
韩愈关于教师的见解是教育思想史中的宝贵遗产。
他感于当时的人“耻学于师”，“抗颜为师”并作《师说》，这是从他的“卫道”立场出发的。
其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道”思想是一致的，是以儒道为基础的。
但是，他对教师问题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工作的客观规律，是很有创见的。
《师说》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阐明了教师的作用——“古之学者必有师”
文章的第一句话为：
“古之学者必有师。
”他认为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没有老师的教诲和指导是不能成为有才智的人的。
他认为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因此孰能无惑？
如“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性和教师的作用。
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批判。
他指出：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其皆出于此乎？
”这种批判是很深刻的。
（二）明确教师的任务——传道、授业、解惑
《师说》指出：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用十一个字，就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得很全面。
一是传道，即传授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
三者的地位摆得也很清楚，第一位的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答疑。
三者中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之。
他认为只有完成这三方面任务，才配称做教师。
实践证明，在任何社会里，乃至今日，作为教师的任务，都不外乎这三个方面。
只不过由于历史时代不同，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是很明确、科学的。
（三）提出择师的标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他说：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因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他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
他认为可为师者，不在于其年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师其“道”也。
由于他把“道”作为衡量和选择教师的根本标准，因此他要求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要对“道”有坚定的信念。
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
然而，韩愈要求教师要信守的是儒家之道，这是不足为训的。
（四）论述了师生关系——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韩愈认为，师与生的关系，是以“道”和“业”来衡量的。
谁先有“道”，谁有专“业”学问，谁就是教师。
教师不受年龄、地位、资格等限制。
他说：
“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的这句话，提出了师生关系的有创见的三个论点：
第一，“弟子不必不如师”，做弟子的不一定比不上老师，在某些方面强于老师、超过老师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学生不能自卑，要立志发奋，敢于超过老师，这是孔子“后生可畏”思想的发展。
第二，“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不一定处处比学生高明，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不能求全责备，要虚心向老师学习；做老师的不应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也要向学生学习，在业务上要学而不厌，精益求精，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
这是对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思想的发展。
第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只要闻道在先，学有专长，就可以为师。
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老师比学生懂得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些方面是有专长的，做学生的应向老师学习，同时学生在老师启发教导下，也在不断提高，在某些方面会有独到之处，或有专长。
因此老师也要向学生学习。
总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师生关系要“不耻为师”，即“相互为师”，也包括“能者为师”和“教学相长”的思想。
总之，韩愈的“师论”是相当开明而有创见的，有助于人才的培养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继承、发展，它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师生关系仍有借鉴意义。
四、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
（一）勤勉善思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学业的精深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道德行为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败毁在于因循苟且。
他所说的“勤”，包括口勤、手勤、脑勤，日以继夜地学习。
他说：
“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治学多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
（二）“钩玄提要”，博约相辅而行
在治学方法上韩愈提出“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意即读不同性质的书，要采取不同方法。
阅读史籍一类的书，一定要做出提要，提纲挈领，掌握要点。
阅读辑录古人言论的书籍，一定要探索其要旨，着重领会书中的精神实质。
这种读书方法至今仍是可取的。
韩愈认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意即学业的精深要以广博地掌握和积累知识为基础，一定要博览群书务求有所得，知识不论大小，要兼收并蓄。
但要正确处理博与约的关系，由博而约，由约而博，结合进行。
他所提出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意思是说，读书不能浮光掠影，满足于一知半解，要融会贯通，对书中精华要仔细体味，反复领会。
这个见解至今仍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
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
“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
”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
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
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
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
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鉴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
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
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
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
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
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
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
”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
强调：
“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
“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
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
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群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迹人性上的作用。
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性三品”等学说。
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
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
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
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
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
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
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
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
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
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
当时柳宗元评论说：
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重”的思想是一致的。
《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
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
《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
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师说》论述的教育观点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
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
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
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
（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
《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
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的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
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评天下之道。
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
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
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
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圣人无常师”。
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
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
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4、关于教学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几度做大学教授，招收过很多学生，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所以，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
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
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反之，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
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但是，它却是学习成败的规律。
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
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和独到。
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
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
”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
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
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写作的基本特点。
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他的文章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影响深远。
总之，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
他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已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
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恢心颓废，报国之志不流，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
如谏迎佛骨，说服王庭凑之举，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伟业。
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
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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