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的科普人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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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其的科普人生
高士其的科普人生
高士其，我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社会活动家。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撰写了数百万字的科普作品，并引领着近2000人的科普作家。
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困扰，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为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追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后，高士其抱着化学救国的梦想留学美国；得悉亲人死于流行性疾病，他毅然改学细菌学专业1905年11月1日，高士其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所以高士其的童年是在祖父母身边度过的。
祖父是一位有远见明事理的通达之人，在高士其4岁时，祖父就耐心细致地教孙子读书识字，讲解做人的道理，使高士其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逐渐养成了一丝不苟的良好作风。
1918年，勤奋好学、聪明伶俐的高士其考取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3岁的高士其怀着强烈的求知欲，长途跋涉来到北京。
这千里之行，使高士其看到了旧中国的现实：
贫穷、落后、多灾、多难……高士其从此萌生了科学救国的梦想。
进到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园后，高士其便开始处于紧张的学习之中。
上生物课时，常常解剖豚鼠、小白兔之类的小动物，这让高士其产生了很大兴趣。
最使高士其着迷的，是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许多长的、圆的、扁的小东西。
老师告诉他，这些小东西叫微生物。
后来老师又给同学们观察一种原生动物，叫“变形虫”，也叫“阿米巴”。
想不到，多年以后高士其竟跟“阿米巴”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一个驰名中外的微生物专家。
1925年高士其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了。
抱着“化学救国”的理想，他被保送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
由于精通英语，又懂德语、法语，虽身在异国，高士其却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
威斯康星大学的教师中，有很多是德国移民，他们即便说德语，高士其也能对答如流。
教师们都十分喜欢这个聪慧、勤奋的中国留学生。
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了一年后，由于成绩卓然，高士其于1926年夏转入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四年级学习。
1927年他从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继续深造时，他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得知他最亲爱的姐姐死于霍乱。
联想到因患白喉而早早死去的小弟弟，高士其毅然放弃了报考化学系研究生的计划。
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读医学博士的功课。
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为细菌学系试验助理。
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课题是“食物毒细菌”，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对人体究竟是怎样危害的，他竟然亲自吞食了一种名为“B.Aer-trycke”的病菌菌液。
吞食以后，高士其做了认真仔细的记录。
老师和同学在为高士其担心的同时，又被他那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第二年暑假过后，高士其回到研究院又开始研究起脑炎病毒。
一天，他在实验室不小心弄破了一只装有甲型脑炎病毒的瓶子，在解剖患有甲型脑炎的豚鼠时，又不慎割破了手指。
于是，无情的甲型脑炎病毒钻进了高士其体内。
一天晚上，高士其正在图书馆里看书，忽然觉得眼睛不听使唤了。
他以为是眼病，就到眼科大夫那儿去检查，可怎么也查不出病因来。
后来，不仅眼病经常发作，而且每到下午，他便昏昏欲睡。
不久，他的左耳也变得有点聋了，脖子也有些发硬，转头都很困难，后来就连手也有点抖了，脚也不大灵便了。
他赶紧到校医院作检查。
一位神经科大夫经过诊断，确认他得了脑炎，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
但是，高士其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
他一边与病魔顽强斗争，一边继续坚持学习、研究。
学成归国，面对旧中国的腐败，高士其断然辞去公职，开始了“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科普工作1930年秋，高士其终于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读完全部医学博士课程，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
高士其回到了母校——清华园。
此时，清华留美学校已改成了清华大学。
老师和老同学看到高士其学成归国，都感到十分高兴。
可是一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又都感到很是惋惜。
一位老同学劝高士其还是到美国养病为好，在中国那样落后的医疗条件下是治不好他的病的。
然而祖国在“病”中，人民在“病”中，高士其此时所想的，是急于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知识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
高士其在南京中央医院找到一份工作。
那时，正值南京汤山一带发生严重的脑炎。
高士其想不到在南京又碰上了“老对手”，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消灭脑炎的战斗中。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给他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必要的实验设备不能添置，医院收费贵得惊人，而且贪污泛滥。
高士其实在看不惯“商人加官僚”式的医生，看不惯“商店加衙门”式的医院，不久他便愤然辞职，离开了南京中央医院。
高士其失业了。
就在这时，曾在美国结为至交的李公仆向他伸出了热情之手。
李邀请高士其到自己家休养，并请高士其翻译了一些文章，编点儿童读物。
1935年，高士其在李公仆创办的“读书生活社”认识了艾思奇。
艾思奇热心地借给高士其《共产党宣言》等一些进步书籍看。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高士其不仅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找到了利用科学小品文作为他联系人民及与反动派斗争的武器。
应李公仆和艾思奇之约，他开始为《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潜心进行科学文艺创作。
1936年4月，高士其的第一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与别人合著）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6月，第二本科学小品集《细菌大菜馆》由通俗文化出版社出版；1937年初，第四本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后曾改名为《活捉小魔王》、《微生物漫话》出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自1936年起，高士其在《中小学》杂志上连载《菌儿自传》，每期发表一章，至1937年8月写完最后一章。
这些文章后来编成《菌儿自传》一书，于1941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此外，高士其还应陶行知之约，写过一本《微生物大观》；应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之约，翻译了《细菌学发展史》；他还应《开明中学生手册》、《大众科学》、《申报》周刊、《新少年》半月刊、《读书》半月刊、《妇女手册》、《力报》、《言林》等报刊杂志的约稿，写了大量科学小品文。
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文，语言生动、活泼、形象、清新。
例如，在科学小品《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中，他巧妙地用凤阳花鼓调，写了蚊子的危害，写出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痛苦，既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疟蚊子，十人倒有九人慌；大户人家挂纱帐，小户人家点蚊香，奴家没有蚊香点，身带疟疾跑四方。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沟壑不修污水涨，孑孓变成蚊娘娘；多少人家给她咬，多少人家得病亡，卫生不把疟蚊灭，到处寒热到处昏。
说弄堂，话弄堂，弄堂年年遭灾殃，从前苍蝇争饭碗，如今蚊子动刀枪，大街死去劳力汉，小弄哭着讨饭娘，肚子还欠七分饱，哪有银钱买金霜？
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文把政治、文学、科学熔于一炉，别具一格、脍炙人口，人们喜闻乐见。
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高士其便写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出版了四本科学小品集。
他以惊人的毅力，在科学文艺的大地上耕耘着。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他科学小品创作上最旺盛的时期。
随着高士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1937年8月，高士其热情满怀、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
经过3个多月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
党的关怀温暖着高士其的心，尤其是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后，他的心情分外激动，决心发奋工作，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
来到延安后，高士其感到由衷的兴奋与喜悦，因为这里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昂扬向上的抗日激情。
但有一天，高士其看到当地一个老乡患了感冒来到医务所求助，值班护士却对他说：
“我们的诊所只为机关、干部服务，老乡的病我们管不了。
”高士其用颤抖的手为老人在鼻翼、脑后推拿、按摩了几下，又把自己离开上海时随身带的感冒药分了一些给老人。
老人病愈后挑来一担西瓜表示感谢，高士其不肯收，两人推来推去，最后老人留下一个最大的西瓜，才把担子挑走。
这件事对高士其触动很大，他特地召集医护人员在自己住的窑洞里开了一个“革命医学座谈会”，并让红小鬼陈世富把老人留下的大西瓜切开，请大家边吃边谈。
他在说了这个西瓜的来历后，提出了一个有关医德的问题，要大家一起讨论。
会议开得紧张而热烈，最后大家公推高士其起草延安医德标准。
于是，高士其提笔在土纸订成的笔记本上写道：
“医生要为人民服务，要讲医德，这就是人道主义的革命精神，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病人，没有三六九等的差别，以救死扶伤为最高准则。
要为老年人和盲、哑、聋、残提供特别的服务。
医护人员要深入群众，到工农兵中去宣传卫生、保健知识，以预防为主应该作为长期的方针，做到人人健康，这是抗战所需要的。
”作为第一个来到延安的科学家，高士其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写出了一篇篇介绍边区的文章。
他所创作的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作品，不仅传播了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而且成为号召群众起来抗日的檄文，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和群众的欢迎。
由于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高士其的病情加重了，住进了中央干部疗养所。
在这里，他一边与疾病顽强地斗争，一边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1938年12月，高士其在疗养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缺少药物，高士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为此，党组织决定把他送到香港治疗。
1939年4月12日，高士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延安。
在香港治病期间，高士其依然割舍不下他的科普创作，拖着病体继续写作。
1941年九龙被日军占领，高士其从香港辗转来到桂林。
在他的再三要求下，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和特长，让他担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的技术顾问。
于是，他又开始了科学食品的研究，同时继续进行科学小品创作。
抗战胜利后，高士其来到广州。
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内战。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高士其把心中的怒火化为“匕首”、“投枪”，用一首又一首旗帜鲜明的诗歌，与反动派进行“肉搏”。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下和平伪装，悍然发动内战。
高士其的好朋友李公仆和老同学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参加了公祭大会。
当我地下党得知高士其已被列入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后，立即把他转移到苏州。
由于病情再次加重，他又被转送至台北治疗。
期间，高士其还是那样勤奋，病情稍一好转，就又开始了研究和写作。
1949年1月，在党组织的掩护下，高士其悄悄离开台湾来到香港。
5月，又乘船来到已经解放了的天津。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科普作品和诗歌，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良师益友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及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科普事业，成为科普园地中的辛勤园丁。
高士其的创作离不开对真实生活的体验。
一次，《战友》编辑部请他写一篇《炼铁的故事》。
因为没去过炼铁厂，没见过炼铁，高士其就先让秘书到北京图书馆借来一大堆关于炼铁的中外书籍，一本本阅读；后来又专程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参观。
在炼钢车间，炽热的钢水烤得他满头大汗，但他却透过火镜认真地观察炉火。
回来后终于写出了饱含科学知识、趣味横生的《炼铁的故事》。
1953年，高士其当选为云南省选区的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人民代表，他除了每年出席一次代表大会外，还经常深入到各族人民之中，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等地方和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际以及他们的所需所想，这对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也有很大帮助。
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不少作品就是到一些地方和基层视察、调研后，有所感受而记叙、抒发的。
如他在视察云南个旧锡矿时，认真做了许多笔记，回来后写出了《锡的贡献》这篇科学小品文。
1954年，高士其的科学诗集《我们的土壤妈妈》获得全国儿童文学一等奖。
发奖大会那天，当他坐着手推车来到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宋庆龄副主席代表评奖委员会亲自给高士其授奖。
此时此刻，高士其的心情十分激动：
在旧中国，他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科普佳作，依旧是贫病交加，不得不接受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为他募集的捐款；而在新社会，党和政府给了他工作，并委以重任，生活有了保障，为孩子们写了些诗，竟受到这么高的奖励。
他决心要更加努力地创作。
他将所得全部奖金交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托他们转赠给深陷战争之苦的朝鲜小朋友。
获奖后，知道高士其的人越来越多，他更是收到许多青少年的来信，他们中不少人正是在高士其精神力量的鼓舞引导下后来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
作为我国科普创作的第一批拓荒者之一，高士其珍惜时间，勤奋工作，从1949年到1965年，他以顽强的毅力创作了6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以及两千多行诗；著述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的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细菌世界探险记》、《自然科学通俗化问题》、《青年向科学进军》、《科学诗》、《高士其科学小品集》、《揭穿小人国的秘密》、《太阳的工作》、《时间伯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等十几本科普书籍。
“文革”中，高士其也遭到迫害。
虽然周恩来指示不能给高士其贴大字报，但高士其的工作人员被调走了，汽车也被收回，就连他的爱人金爱娣也差点被调离。
于是，高士其被迫与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读者分开了，他的名字从报刊、杂志、书籍上消失了。
寒冷的冬天，因家里没有暖气，高士其的手脚生了冻疮，并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
尽管如此，高士其的生命力却仍是那么顽强。
他几度病重，几次半夜里被急送医院，但他都挺过来了。
虽然作品无处发表，但只要病体稍好一点，高士其仍旧支撑着继续写作。
1973年，《化石》杂志向高士其约稿，这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高士其非常激动，慨然应允。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酝酿、构思和字斟句酌的推敲、修改，他终于创作出一首脍炙人口的长诗《生命进行曲》。
这首诗一经发表，许多关心、敬仰高士其的青少年读者和科普作者、编者，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并争相转告：
高士其不仅健在，而且还在从事科普创作。
1975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提名下，高士其以“代表科普”的身份，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出席了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一次天津代表区的讨论会上，前来出席讨论会的周恩来看到高士其坐在代表们的最后一排，便径直走到他面前，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微笑着向他问好。
高士其也激动得发出“喔喔——”的声音，向总理问好。
就在这次讨论会上，高士其让秘书写了一张字条递给周恩来的秘书，请他呈给总理。
秘书一看字条上写着：
敬爱的周总理：
祝您健康！
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
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
请您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支持！
敬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高士其敬上元月十七日秘书瞅准机会将字条递交给周恩来。
总理看后，当即把字条内容向代表们念了一遍，然后举着字条高声说：
“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很好！
很好！
”隔了一天，周恩来又在高士其的字条上亲笔批示，责成有关部门办理。
然而，由于当时“四人帮”的阻扰和破坏，高士其的建议很难得到响应，科普工作依旧无人过问。
但是，困难和阻碍并不能吓倒不屈的战士。
后来高士其让秘书执笔，为发展科普事业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寄给各个报刊。
尽管文章或被退回或无人理睬，但高士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为科普的呐喊。
“四人帮”被粉碎后，高士其兴奋不已，他要秘书把前几年被退回的许多关于加强科普工作的建议重新拿出来，他坚信科普工作必定能得到重视和迅速发展。
1977年8月，高士其应邀参加了全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劳动模范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的大型座谈会。
之后，一队队红领巾到他家做客，一封封约稿信雪片般飞来。
高士其敞开大门，来客必谈，有求必应，每信必复，每会必到。
虽然年逾古稀，全身瘫痪，讲话困难，行动不便，但他却仍以超人的精力忙碌着，迸发着极大的工作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普及事业中。
1978年初，高士其再次病重住进医院。
经过抢救，他逐渐脱离危险。
可他病情刚有好转，便又开始忙碌地写作、复信……1978年2月，高士其当选为五届人大代表；3月，他带病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5月，在科普创作座谈会上，高士其被推选为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
高士其曾这样论述过科普工作的重要意义：
“科学普及工作是科学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
……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已经直接参加了人民的生活，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科学不再是少数人的装饰品，而是全体人民最可宝贵的财产。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社会主义奋勇前进，全中国人民的手都伸出来要科学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对科学的要求，我们的科学普及工作还必须加强。
”高士其以他的创作实践告诉人们，科普创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而是要与科学、文化、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学、艺术、诗歌、神话、童话乃至民俗民风相结合，让它们都为科普创作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搞好科普创作，也只能这样才能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高士其的创作取材之广，内容之丰，贡献之大，前所未有。
他的科普作品在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中影响巨大。
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因病逝世，中国现代科学史上一颗璀灿的明星陨落了。
在半个世纪的风雨岁月中，高士其虽然没有像其他著名科学家那样在科学研究的某个领域有重大的研究发现，但他那传奇的经历和大量的科普作品，对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同法国的凡尔纳、苏联的伊林以及美国的阿西莫夫等相比，就对人类的贡献来说，高士其完全可以与他们一道，站在世界著名科普作家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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