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传播学史》笔记(DOC).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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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史》——罗杰斯
罗杰斯是传播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领域—发展传播学的重要开创者。
这门学科是二战之后首先在美国开展起来的，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其中心课题是：
如何运用传播拉促进国家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具有启发意义，特别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改革和发展道路有关，它集中探讨大众媒体在实现社会变革，或在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过渡过程中的作用问题。
罗杰斯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杰出发展者和当代主要代表人之一，该理论认为：
大众媒体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体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体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
《创新与扩散》是他的成名作，他赋予传播已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而社会变革的过程就是创新与发明的传播推广过程。
他提出议程设置研究中应该加以补充和重视的方面：
开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议程设置的对比研究；重视对传媒议程的分析，研究议程设置在大众传媒如何影响社会方面的重要性。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传播学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传播学‘是建立在石油提供的基础上的’”。
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
第一章
施拉姆的口吃直接影响了他对传播学的关注，导致传播学的最终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传播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战争努力要求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传播学问题为中心。
它从欧洲为美国带来了勒温、拉扎斯菲尔德、阿多诺、霍夫兰、拉斯韦尔等美国学者从事传播研究。
将那些将要开创传播学领域的学者连接成一个密集的网络
拉斯韦尔（1948）的传播模式——“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
”—首次发表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传播研讨班的一份报告上（1940年11月1日），这个研讨班1939至1940年期间，每月在纽约举行。
备忘录成为正在出现的传播学领域的一个开创性文献。
洛克菲勒基金会研讨班产生了两份很长的备忘录：
1940年11月1日的报告——《公众舆论和非常时期》，它建议政府在即将到来的战时非常时期投资进行传播研究；1940年10月17日的报告——《必要的传播研究》，它呼吁对作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方面的传播进行研究。
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形成于1942年间，最直接地受到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20多名工作人员和顾问的影响。
施拉姆在传播学史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他是整个领域的奠基人，最早建立大众传播方面的博士课程，培养了第一代传播学学者。
（衣阿华大学，1943）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在一个新闻学院，这是第一个关于传播的印刷途径的专业培养单位的开设，直接导致了传播领域之被区分为两个分支学科：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
布莱尔是将新闻学推进成为一个合法的大学学科方面的开拓者。
第一部份传播学的欧洲起源
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上个世纪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们的思想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理论的基础间接地影响了1900年后在美国崛起的传播学。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通过芝加哥学派的努力，被深深植入传播学的主流学派之中。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友重要影响。
它借助于批判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和拉斯韦尔直接地影响了传播学领域，并且借助于霍夫兰间接地影响了这个领域；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被列入批判的传播学理论谱系之中。
1833年，随着本杰明·戴的廉价报纸的《纽约太阳报》的创办，第一个真正的大众媒体才出现。
1450年后，大学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型的中世纪大学产生于天主教教会。
与美国最早的一批大学——诸如常青藤名牌大学——一样，这些早期大学强调我们今天称为一种人文学科方法的东西，而美国最早的大学就以它们的欧洲前辈为模式。
德国的研究性大学的样板是创建于1737年的格廷根大学。
因此，两个不同的大学模式被从欧洲移植到美国：
一是常青藤名牌大学的本科生的模式，即人文学科教育模式；二是注重研究生学习的研究性大学的德国模式。
美国大学的第三种本土的模式是：
政府赠地的学院。
对于传播学在美国的推广来说，伊利诺伊、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其他中西部的政府赠地的学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查尔斯·达尔文和进化论
进化论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对于生物科学的影响。
进化论的思想受到几个学者的影响。
马尔萨斯关于竞争的选择作用的基本思想成了进化论的关键部分。
还受到C·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的影响。
对达尔文思想的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当代人，即社会哲学家H·斯宾塞爵士，他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著称的理论中将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生活。
斯宾塞赞同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体系决策的最有效的机制。
达尔文将斯宾塞的术语“适者生存”借用到他的进化论中。
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的最著名论断是：
个体通过金钱收益而获得私利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人类动机。
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其中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的收益——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达尔文进化理论形成的关键是他的广泛的阅读，是他能够从其他科学领域中看到与生物学相似的学说的能力。
他的理论创造是一个高度的社会过程，涉及到通过与其他人的思想交流而进行逐步的建构，这些既借助于阅读而获得，也是与科学同事广泛通信的结果。
“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构成了对自然科学的根本重建，这在进化的生物学的狭窄范围之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1、赫伯特·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赞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富有启示意义的人口原理。
斯宾塞将社会进货定义为某种现象的不连贯的、无序的分布状态向连贯的、有序的变化状态的转变。
他使用来自生物学的类比，追溯社会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
斯宾塞向企业领导人讲述他们想要听的东西：
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关键。
他论证说，资本主义所展示的无情的经济竞争应受到鼓励，以便人类社会获得可与展现于自然之中的效率相媲美的效率。
在《社会静力学》中，斯宾塞声称，自由企业保证了个人和机构迅速地适应于其变化的环境。
那些不能适应的人所遭受的通苦提供了一种激励因素，以便下一次做得更好。
因此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理想机制。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声名扫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斯宾塞促进了进化论的普及。
事实上，他的主要作用就是普及达尔文的进化论。
2、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达尔文特别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它出版于1873年。
这部著作创建了非语言传播的领域。
3、群体生态学理论
4、在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直接影响了马克思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依德的主要贡献是他对于无意识的认识，对于超出我们理性控制的精神力量的影响的认识，对于性欲在个体从婴儿时期起的精神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
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对行为的一种内在考察的个体性的解释，是通过对无意识的理解而发展起来的。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灵分为三个自我意识的层次：
（1）意识，对此，一个个体可以不怎么困难地予以理解和向他人描述；
（2）前意识，一个个体可以将之召唤到意识当中；（3）无意识，它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能进入一个个体的自觉意识，除非这个个体依靠精神分析家的帮助。
抑制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一个个体阻止某些儿时的事件和其他东西成为在自觉意识中可以获得的东西。
偏见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无意识层面的神经性的、或精神的焦虑被转化为有意识的恐惧。
因此，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有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之间有可能发生交换。
事实上，创造精神分析理论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1896年和1901年之间：
“弗洛伊德在40岁至45岁期间，通过直接着手对于他自己的梦进行分析而发明了精神分析。
”
谈话疗法——安娜·奥也将之称为“扫烟囱疗法”（chimneysweeping）——被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重新命名为“宣泄”（catharsis）。
“宣泄”是通过替代性的手段对某个个体的强烈的情感进行清洗。
这个概念最初来自希腊悲剧，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那样，这些悲剧常常通过在戏剧舞台上描绘悲剧事件来净化或纯净观众的情感。
由于某种“水压式的”情感论，宣泄被看作是一种对个体有用的释放：
内在的情感必肥肉被释放，否则，它们就会“沸溢”或“爆发”。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宣泄是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一个先驱。
弗洛伊德的创造性疾病和梦的分析
1896年，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引起了一场中年危机和神经疾病，由此导致弗洛伊德对他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
在对付他自己的神经病，即一种创造性疾病（creativeillness）时，弗洛伊德开始写作《梦的释义》（1899），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随着《梦的释义》的出版，弗洛伊德的神经疾病也痊愈了。
移情，一个病人的情感态度从父母或过去的其他个体向治疗者转变。
认同，某个个体接受了另外一个人的特性，并将之体现他或她的个性之中。
弗洛依德在自己的许多梦中找到了婴儿性欲的根据，包括对父亲与弗洛伊德母亲的性关系的妒忌。
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希望的实现：
（1）、快乐原则，这主要由某种性本质的希望和欲望所构成，它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们可以要求并不十分文明的行为。
快乐原则统治着无意识。
（2）、现实原则，它由更有逻辑的、有组织的思想所组成，其中许多思想有助于个体达到快乐原则的目的。
现实原则主要在意识层面发挥作用。
这两种类型的希望的实现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一个个体的行为可以代表一种妥协。
（施拉姆1949b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对比的理论解释这样的问题：
个体为什么将大众媒体用于娱乐而不是新闻？
）
弗洛伊德提出，个体的人格由三个系统组成：
1、本我（theid），由生而有之的某种心理本性——诸如本能——的所有东西构成。
由人的人格的生物成分构成的本我，借助于作为减少紧张手段的快乐原则来发挥作用。
对于本我来说，在存在善和恶；它不知道道德。
2、自我（theego）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
这晨，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
由此，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的外在世界的思想。
自我在自身和其环境之间进行调节。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
3、超我（thesuperego），这是人格的社会成分，代表着自我控制，由社会的传统理想的内在表现所构成，如同父母向其孩子所解释的那样。
在这里，个体被教会区分正确和错误，并学会为完美而奋斗、而不是为快乐而奋斗。
因此，超我与本我是相冲突的。
在所描绘的生活周期阶段中，人格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往往有着不同的发展。
弗洛伊德还发明了“利比多”（libido，用来表示“欲望”的拉丁文）的概念，描绘诸如饥饿、渴和性这样的生命本能（这些生命本能也被称作性欲）的力量。
利比之被包括在本我之中。
精神病学在欧洲的兴起
精神分析理论最初是在维也纳获得发展，然后扩展到瑞士和德国。
美国现在是世界精神分析的中心。
精神分析理论向美国的转移
促使精神分析理论得到推广的是C·荣格。
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不过美国心理学的主流朝着不同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方向发展。
现代心理学从W·冯特（WilhelmWundt）演化而来，冯特是实验心理学家。
尽管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都注重人类行为的个体内的解释，但它们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1、心理学是以（实验室的实验）方法为中心，而精神分析理论是以（神经病）问题为中心。
心理学试图通过使用实验的方法而成为科学的学科，但这对于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是不适合的（舒尔茨，1975）。
2、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的影响，心理学的资料是定量的，而精神分析理论涉及个体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使用取自深入的案例研究的定性资料。
3、心理学的时间框架是实验的此时此刻，而精神分析理论与个体以前的生活有关，利用回忆童年时期的事件来解释成人的神经病。
4、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主要感兴趣的个体是正常的成人或儿童：
精神分析家则涉及神经病患者。
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传播学的贡献
对于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S·弗洛伊德是自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三个影响力量之一。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处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而弗洛伊德的思想是个体性的，是在个体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个体的儿童经历——它们掩盖在无意识之中——之年寻求对于行为的解释。
精神分析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存在于个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
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都在个体当中寻求推动行为变化的力量，尽管这些理论不是精神分析理论。
例如F·海德（FritzHeider）（1946）的平衡理论，L·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1957）的认识不和谐理论以及佩蒂（Petty）和卡西奥普（Cacioppo）（1981，1986）的态度变化的详尽可能性模式。
这些理论都假定，个体失衡的、不一致或不和谐的状态，由于对于个体来说乃是不舒适的事，所以导致了这个个体的行为和变化。
人格研究的学术传统由C·I·霍夫兰所开创，这个传统是从C·赫尔的学习理论发展而来的，赫尔的学习理论反过来又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对H·D·拉斯韦尔有关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产生了影响，尽管它没有同样直接地影响拉斯韦尔的传播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了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
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交往传播
帕洛阿尔托小组重视作为理解个体行为的手段的个体与他人的传播关系。
G·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的两个交往传播小组的理论指导教师，这两个小组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交往观点上是完全相容的。
最终，贝特森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资助用完了，两组学者逐渐合并为至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帕洛阿尔托学派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组织。
或许，更准确的是把这些学者称为交往传播学派，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理论侧重点。
这个小组近乎是一个社会运动，以作为交往者的人类传播行为的理论观点为中心。
G·贝特森：
奠基者
贝特森论证说，人类精神不在大脑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之中，而是外在于身体，在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有了这样的标题：
“精神生态学”。
这样一个概念强调个体与其他人的传播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反映了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中心论题。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传播学
P·沃茨拉维克、J·B·贝弗拉斯和D·杰克逊撰写了《人类传播语用学：
交往模式、病理学和悖论的研究》（1967），以便对帕洛阿尔托学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
这是表述交往观点的核心文献，也是这个小组最著名的著作。
帕洛阿尔托小组中的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H·冯·福斯特（HeinzvonFoerster），他指出，一个行为的观察者、被观察的现象和观察的过程构成了一个控制的体系。
这个观点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一个科学家所观察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有关绝对客观性的尝试是徒劳的。
请注意：
帕洛阿尔托小组并未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学的系或学院——它们以单一的学科为中心——而是被组织成一个松散地连结在一起的学者小圈子，这些学者从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疗和精神分裂症等与传播有关的问题研究。
小组有一个中心问题（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它可以是限制性的），对它而言，人类传播被解释为主要的答案。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弗洛伊德的观点
帕洛阿尔托学派与弗洛伊德的方法形成强烈的反差，因为它在其传播思想中表现出一种系统理论的观点。
帕洛阿尔托小组将焦点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作为它的分析单位。
因此，小组的关系理论内在地具有一种人际传播的性质。
“准确说来，它们（精神研究所和贝特森的退伍军人管理局项目组）的共同特性是反对线形的、单元的、精神内部的模式，并用交往的观点取而代之。
”（沃茨拉维克，1981）。
元传播、悖论和双重约束
元传播：
传播的关系方面传递传播过程中的两个或更多的参与者的人际关系。
一个讯息的关系深度对于讯息的内容进行分类或予以构造。
因此，它是一种元传播。
当一个个体两个层次上的讯息传播给另一个人时，一个双重约束便出现了。
因此，一个个体通过重新构造传播环境而摆脱双重约束。
构造一种传播交流意味着在上下文中确定它。
重新构造就是改变讯息交流的上下文。
“人们不能不传播”
帕洛阿尔托学派本质上将传播等同于人类行为，正如他们的著名的格言所指出的：
“人们不能不传播。
”这个断言使我们意识到并非所有的传播都是有意图的。
作为“我们不可能不传播”的最早断言的提出者之一，J·B·贝弗拉斯（1990）希望通过确定两个子陈述——她认为这两个子陈述能澄清原意图——以修改她的最初观点：
（1）“所有的行为都‘不是’传播，”但是
（2）“人们在某个社会背景下可能无法避免传播。
”
“所有的行为并非都是传播性的，尽管它有可能是提供信息的”（贝弗拉斯，1990）
帕洛阿尔托小组对传播学的贡献
对于传播学说，从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工作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
既重视假定的实在，也重视传播问题。
帕洛阿尔托小组的观点要求人们意识到模棱两可的传播（贝弗拉斯等，1990），理解传播反常现象，研究诸如悖论那样的自我指认的矛盾的性质，并提出更多的与更清楚的传播是否经常发挥作用的问题。
该小组声称，人类传播作为通向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相互理解的一个步骤，不仅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和成功的。
个体的信息交流也可能是非语言的、无意图的、可产生悖论的，也可用作一种治疗的手段。
关系传播学学者的观点是控制论的、生态学的，以系统论为基础。
它不适合传播学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这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交往理论之所以没有对传播学产生更多影响的生个原因。
传播研究的占统治地位的重点是研究效果。
相反，交信理论试图回答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重要问题。
对于说服、宣传和研究大众传播效果来说，单向模式有可能是非常适用的，但是，由此类直接的模式所假定的线形因果关系并不适合作为相互关系与作为相互影响的过程的人类传播的认识。
马克思和批判学派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众媒体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大众媒体的内容由社会阶级关系所统治。
每天巩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并主要是反对革命和反对变革的。
大众媒体经常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包括批判的传播学派。
批判学派
以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著称的批判学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理智结合。
这一学派1923年成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学派侧重于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先锋派的艺术和文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学者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核心人物是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
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学说由以下批判所构成：
（1）对于实证主义（关于真实的、“实证的”事实可以从观察和试验中获得的信念）的批判，声称社会科学是一种虚假意识，它在价值中立的骗人外衣的掩盖下认可现状。
（2）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也因为它认为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这场革命将消灭异化和统治。
（3）对于社会的批判，因为它具有引导个体对其状况采取虚假接受的态度和非理性因素。
权威人格
有多名作者介入的著作很少是真正合作性的，但是《权威人格》看来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4个作者中有3个是犹太人，第4个人内维特·桑福特是一个南部的新教徒。
毋庸置疑，他们的背景对他们研究的性质产生了作用。
弗洛伊德的影响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入《权威人格》研究。
E·F·布伦维克也曾一直从事精神分析，将对弗洛伊德的倾向与量化心理学的爱好结合起来。
阿多诺“是一个最令人兴奋的理性伙伴。
他具有在我们看来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深邃把握的知识，熟知德国法西斯主义内部和外部。
D·列文森是伯克利的一个心理学博士生，曾上过具有N·桑福特的精神分析观点的课程。
这四位学者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对犹太人有偏见的个体是否也是对其他外在财体有偏见？
他们发现，这些级别（种族中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级量表）是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反犹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统都是被他们称之为“权威主义者”的一般性格结构的一部分。
由伯克利的研究者们所确认的权威主义人格是软弱的和有依附性的，但是试图通过实施一种惩罚性的、传统的道德来维持法律和秩序。
权威主义个体以老一套的范畴思考，并强烈地感受到对于所有外部团体的偏见。
总之，《权威人格》既标志着心理测试和精神分析观点的混合，也代表着调查、临床和投射法的一个三角测量术。
它所产生的1000页书卷是“图书馆书架上的一个有形标志”，也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于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偏见——的令人赞叹的表现。
不管用什么标志来衡量，《权威人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它的确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有成员的最著名的作品。
不幸的是，从这一重要的研究中没有引发出关于个体如何成为有偏见的这一问题的探讨。
此类探讨本该从一种社会学的，以及传播的视野出发更加侧重于这样的研究。
返回法兰克福，返回弗洛伊德
195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恢复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视。
研究所再次对精神分析理论发生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由马尔库塞所引导的。
由于西班牙内战和苏联的斯大林的清洗，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不满，并成为一名新弗洛伊德主义者。
马尔库塞的重要著作《爱欲与文明》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生命直觉（爱欲）和死亡直觉（死欲）的概念基础上，并将其置于一种社会经济的背景之中。
马尔库塞论证说，在某些物质条件下，个体能够摆脱性压抑和死亡直觉，因此一个不受限制的生命直觉会繁盛起来。
马尔库塞的其他重要著作是《单向度的人》（1964），这部著作使他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学生运动的祟拜人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批判后资本主义，因为后资本主义用大众媒体广告操纵着人们的精神，这样人们就会渴望消费产品，就会丧失他们的批判和抗争性的思想路线。
但是，当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真正反对现存的制度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学者们则因为学生由激进主义引起的幼稚破坏性而感到灰心丧气。
批判学派和传播研究中的经验学派
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极其不同。
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并能够引导渐进的社会变化。
对于批判学者，关键的问题是谁拥有和控制大众媒体，这是一种宏观的看法。
经验主义学者主要关注媒体对于个体受众成员的效果，这是一种微观的看法。
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原因可追溯到他们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开始，批判学者一般都反对实证主义，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倾向于哲学。
批判学者注重解放。
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从社会研究中谁有所得，谁有所失？
在大众传播和社会问题上，他们探求媒体使个体异化、使通俗文化商业化的途径。
有一个批判的学者相信媒体唤醒意识的能力，他就是W·本杰明。
今天，批判的学者和经验主义的学者的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经常将他们带入尖锐的冲突之中。
事实上，批判的和经验主义的裂痕是今日传播领域中最明显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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