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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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了解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内容。
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认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教学重点：
（1）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历史经验。
（3）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意义。
教学难点：
（1）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间，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之中，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
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2）如何正确地历史地把握当今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教学中突出的难点。
教学时数：
4学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上一章我们就讲过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过渡性社会。
第一节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1、新民主义社会理论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从理论上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问题，从而架起了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
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发生嬗变，并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性质、地位、任务及长期性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认识。
这个理论经过了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首次提出和使用了马列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地位，较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从而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他明确指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有为目的的革命。
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9页。
）。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前提，特别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以后，大力发展经济事业、充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和经济结构作了深入分析，比较充分地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任务、意义和条件，更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历史必然的重要性。
此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形成。
1947年至建国前夕，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从新的角度概括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并不危险的重要观点，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
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命题。
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建国后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已全面实施，这时，毛泽东更多的是思考和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设想，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发生了嬗变。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性质
为了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首先对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科学分析。
早在1936-1937年间，毛泽东在阅读苏联《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一书时，就深谋远虑地注意到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述，产生了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基本想法。
1948年9月，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发言中，刘少奇在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后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即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或者说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私人资本家的矛盾。
同年9月15日，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一文，也在系统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在上述思想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及这次全会的决议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科学分析了建国初期的中国国情。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1433页。
）
第一，强调要以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作为观察、处理革命时期及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国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政治上已经建立起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并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定地位,但已不是领导阶级。
第二，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经济相当落后，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工业占10%，农业占90%左右。
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
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使原本落后的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
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在占旧中国经济10%左右的现代性工商业经济中，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本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80%，占全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集中了价值10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
在没收这些官僚资本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就是新中国的家底。
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奠定了基石，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直接相通的。
分析了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理论。
毛泽东指出：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它却极为集中，最大和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大中城市，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
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这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现代工业中占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参加或保持中立的立场。
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不是有害而是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城乡资本主义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诸方面受到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同的、恰如其分而又有伸缩性的政策限制。
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即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但必须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必须组织各种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合作社领导机关、专门从事合作社事业。
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
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还有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革命胜利过程中逐步产生的国家经济同私人资本合作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去改造私人资本主义。
其中包括在政府无力经营的情况下，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将公营工矿业租给私人资本经营或由私人资本集股经营，等等。
根据以上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包含的五种主要的经济成分是：
国营经济，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并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
3．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具有两重性，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与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步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阐述中指出：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矛盾，即新民主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
在这种矛盾状态下的斗争，特别是在这个矛盾中的长期的经济竞争，将决定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的发展前途。
无产阶级在现阶段与资产阶级进行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不能忽略同资产阶级的联合的一面，所要限制的是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生产。
政治上的独立要求有经济上的独立作为巩固的基础。
毛泽东和刘少奇指出：
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就等于完全解决了中国独立自主的问题。
只有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经济上完全可以摆脱对外国的依赖了，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仅不可以削弱，而且必须加强。
努力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使其过渡到社会主义，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与此同时，建国后由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日益突出起来，如何认识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及其与工人阶级矛盾的性质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从理论上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过渡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
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接受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一面。
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也具有两重性，既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相互敌对的对抗性关系，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即在中国所处的具体条件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共同合作、利益一致的一面。
这些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建国初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为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建国初期的基本国情，正确制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具体的理论依据。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建国初期都曾经有过一个“先建设、后改造”的基本思路，有过一个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工业化建设再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安排，把过渡与工业化建设，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联系在一起。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任中央书记之一的任弼时提出：
俄国在1913年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是42.1%，而我们现在还只有10%，有什么办法转入社会主义呢？
当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可以不必达到40%以上，但大致说来,总不能少于30%，所以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仍需要有二、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
任弼时关于工业化比重的这种看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内较为普遍的意见。
所以1949年9月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当一些代表认为应该把社会主义目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写出来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些同志都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以不提社会主义为好。
周恩来当时的解释是：
“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看待它。
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8页）
到1952年，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新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民主改革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威信空前提高，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家已经有了相当强大、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且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国营企业大多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职工在国营企业中主人翁意识强、生活稳定、劳动热情高涨。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相对于其他经济成分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经过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奋斗，我们已经掌握了重要的工矿企业、铁路、银行等同民经济的命脉，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在质上也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国营经济已占主导地位，到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额的60%，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已居于相对强大的地位。
为开展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第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愈来愈不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并且暴露出与大规模国家建设要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建国初期私人资本的几次投机活动（银元大战、米棉之战）以及私营工商业中相当严重的“五毒”（行贿、偷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现象，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
毛泽东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无政府状态同国家大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及其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
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为前提的，因此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必然受到限制。
再加上当时私营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国营工业企业，也适应不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合理调整式商业的过程中，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供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这些本来主要是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困难而采取的措施，不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有效的利用和限制，也很自然地加深了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
国家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成为以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经过调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私营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场出现初步繁荣景象；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等。
在实践上证明了调整改造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正确性，证明了共产党的治国能力。
第三，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为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具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在一些老解放区大力推广农业互助组，并着手组织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
党总结这些经验，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形式是帮助贫苦农民战胜自然灾害、克服困难、增加生产避免农村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
实际上也可以称作是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同时，中国广大而又极为分散落后的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个体农业，在发展生产方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根本无力进行机械化，不可能照搬“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发展模式，也适应不了国家工业化大规模经济建设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
与个体农业相比，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增产一般比较明显。
这也为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四，计划经济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能较快地实现国家工业化。
实现国家工业化，推动民族的繁荣富强，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新中国的建立，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垮了封建势力，没收了官僚资本，从而扫清了中国工业化和富民强国道路上的障碍。
如何抓住这个机遇，尽快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呢？
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也因此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第五，“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五反”斗争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产生了在“三反”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意向。
中共中央后来在总结“三反”时曾经指出：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即1952年的“三反”、“五反”斗争，已经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
在此以前，三年经济恢复的过程中，私人资本主义对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家大量订货，国内市场扩张，在政治上也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从而使私营工商业在抗美援朝的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们便开始想同国营工商业平起平坐，在利润上平分秋色。
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拉拢、腐蚀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有的不法奸商甚至在运往抗美援朝前线的军需物资上做文章，将失效药品供应前线，使许多战士的生命受到威胁，其犯罪活动恶劣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因此，要顺利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六，初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础。
建国初期，党较早地进行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社会改造工作。
思想文化改造工作的主要方针，一是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洋奴买办思想等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敌对意识形态，尤其深入地批判肃清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进行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反共宣传，在配合彻底消灭三大敌人残余势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为确立新民主主义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二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慎重对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人民，教育改造资本家，鼓励他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后，从国际环境看，当时国际上东西方正在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采取仇视态度，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遏制和侵略政策。
1950年的朝鲜战争，使中国与西方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更趋紧张。
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获得什么援助，而且连正常的贸易交往都不可能。
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为独立而战的民族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援助中国。
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也别无选择。
当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又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新中国仍然面临严重的战争威胁，这要求我们必须争取时间，集中力量加快工业化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
同时，在两大制度对比方面，20世纪5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却正生机勃勃，从一个国家到一个阵营，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巨大优越性。
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初步成功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客观上具有巨大的示范和鼓舞作用。
这也是推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促使中国人民在5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
2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
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项历史任务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即通过进行经济、文化等建设，实现现代化，使中国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被突出地提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议事日程上了。
而进行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首先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无非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究竟走哪一条路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
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因此，这条道路，中国走不得。
第一，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很脆弱。
由于它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就仍然不能摆脱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就会搞成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
第二，资本主义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大量有人身自由、但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存在。
这个条件的创设，意味着中国社会将要发生剧烈的两极分化。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社会就会不稳定，我们的建设事业也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充分发展的另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大量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
在中国的条件下，少数人要积聚起大量的资本来建设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那将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搞资本积累，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加紧剥削工人；一个是让小生产者自发分化。
这样的办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正是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解决、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中国的繁荣富强问题，中共中央在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到1952年土地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全国财政实现了统一，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52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
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
各项社会改革也不断顺利地向前推进，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级国家政权得到巩固，朝鲜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原来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估计在一段时间内打不起来。
所有这些国内国际情况的新变化，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在条件已经初步具备的基础上，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不失时机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把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作为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3．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21页。
）这个从那时起即“逐步过渡”的思想，是根据于毛泽东同中央的一些同志当时这样的设想，即：
10年之后，私营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将只占不到10%的比重，可以不费力地收归国有；在农业方面，10至15年可以将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基本实现集体化。
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并基本同意了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给中央的《关于利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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