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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语研究综述

土家语研究综述

摘要

濒危语言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濒危语言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近年来土家语越来越受到语言研究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本文主要对土家语研究著作以及论文进行简要的综述,分析研究土家语、土家语使用现状及土家语濒危的原因。

关键字

土家语使用现状濒危原因

 

随着国家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政策的逐步实施,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之一的土家语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也逐步向更加深入的方面发展。

近年来,国内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者都对土家语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和调查,并出版或发表了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使得土家语越来越受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本文主要对土家语研究著作以及论文进行简要的综述,分析研究土家语、土家语使用现状及土家语濒危的原因。

再深入分析研究土家语及土家语濒危的原因、使用现状。

一.土家语的概况:

(一)土家语的语言系属

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为田心桃女士(土家族)的语言录音并进行了语言系属的大致鉴定,指出该语言既不是汉语,也不是汉语的方言,更不是其它少数民族语言。

王静如先生的《关于湘西上家语言的初步意见》一文详细地从身体、数目、人事、亲属、天象、地理等19个方而对土家语词汇进行实录,并与许多其他民族的语言作了深入细致的比较后得出结论,指出湘西土家语在汉藏语系中属于藏缅语族,比较接近彝语的语言,甚至可以说是彝语支内的一个独立语言。

潘光旦先生运用民族志和民族学的方法对上家语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指出土家语是土家族的民族语言,它在土家族社会中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土家语简志》载,土家语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一个独立的语言。

中南民族大学何天贞先生通过对同源词和语法的比较,从发生学关系上认为,土家语是藏缅语族中属于羌语支的一个语言,是从羌语支语言中分化出来的一个语言,也是简化最多最快的一个语言。

马学良先生提出:

土家语的系属问题之所以难以定论,是由于它有些与藏缅语族彝语支相同的特点,又有些不同的特点。

李敬忠先生认为,土家语是藏缅语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语言。

它既有藏缅语的共同特点,又有许多不同于藏缅语的特点;既有与这一支语言相同的特点,又有与另一支语言相同的特点。

对其系属归类,至今意见不一。

罗常培、傅懋勣认为,土家语言中有些特点跟彝语近似,也应暂时列入彝语支。

1993年12月出版的由马学良、胡坦、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编的《藏缅语族新论》,将“藏缅语族”分为“北部语群”和“南部语群”两大类。

“南部语群”包括三个语支,即“缅彝语支”、“白语支”和“土家语支”。

叶德书认为:

我们在分类表中将白语、土家语独立为白语支、土家语支,是因为它们在语族共同语阶段,与缅彝语支还有密切联系,但由于受汉语影响,在语支特征上偏离了南部语言的发展趋势,走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对于土家语的系属归类,学界至今意见不一。

土家语属于汉藏语系,但关于土家语的语支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定论。

大多数学者认为土家语属于藏缅语族。

(二)语言本体研究

语言本体研究是指对组成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诸多要素及其内部演变规律所进行的研究。

北部方言共有21个声母,共有25个韵母。

《土家语简志》对土家语北部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进行了归纳,说明了土家语有声调,无复辅音,复合元音较多,辅音韵尾较少,词汇以复音词居多,语法主要体现在句子的语序和修饰词相互搭配的关系上,句子的基本语序是“主语一谓语”“少主语—宾语—谓语”的结构形式,形容词、数量词作定语放在被修饰语之后,名词和领格代词放在被修饰语之前,指小代词位于所修饰的名词之前。

南部方言共有29个声母,韵母共有31个。

南部方言有5个调类,它们是高平调、中平调、高升调、低升调和低降调。

南部方言的词汇丰富,多音节单纯词多,多音节合成词比较少。

短语主要靠语序等方式构成。

短语可分为不同的结构,如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偏正结构、联合结构,等等。

句子由词和短语组成,有单句和复句之分。

由此可知,土家语北部和南方言之间的语音、词汇差别很大,语法差别较小。

(三)土家语分布

土家语北部方言分布于湘西北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及其周边的湖北省、重庆市、贵州省的一些县分。

南部方言分布在沪溪县。

北部方言内部分歧不大,各地都能通话。

南部方言分布在沪溪县。

南部方言沪溪土家语与北部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均有较大差别,彼此不能通话。

语音方面,沪溪土家语保留着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声母,北部方言代表龙山话没有这套声母。

词汇方面,粗略统计,沪溪话只有百分之八的基本词汇与龙山话相同,百分之二十七有对应关系,百分之六十五的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土家语大致有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方言差别较大,互相不能通话。

二.土家语使用现状

熊英在《土家语南部方言的濒危现状》指出:

土家族人口1990年第四次人曰普查时是5725049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是8028133人,而土家语的使用人曰却是微乎其微。

1986年出版的《土家语简志》说:

“北部方言区……使用本民族语丫作为交际工具的,共约十七万”。

“南部方言区.…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约有四千余人”。

如果按1990年人曰普查全国上家族人口570余万计,使用上家语的人口17.4万余人,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这是一个相当乐观的数字。

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调查研究显示,土家语的使用人口急剧衰减。

徐世漩先生认为,上家语在1900年才40万人使用,1950年使用人数降到20万,当前使用人数约6.5万人左右。

张军(2006)认定,当今土家语的使用人口语为46267人,占土家族总人口约0.58%,也就是说土家语的使用人口已经不足五万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1986)载:

土家族“使用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种独立语言。

无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现绝大多数人使用汉语;沿酉水流域约20万人仍使用土家语,有的也兼通汉语。

邓佑玲认为,土家语曾经是土家族广泛使用的母语,但现在97%的土家人已经转用汉语。

土家族的语言转用自隋唐经宋元至明清基本上完成,不同地区时间不同。

何天贞先生认为,操当地土家语的有17万人,分布在湘西自治州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以及沪溪县的土家族聚居区内。

90%以上的土家族分布区,土家语已经消失,广大土家族人民已经直接使用汉语来传递信息。

在操土家语的17万人中,90%以上是土汉兼通的双语人,他们可以自由交替使用汉语和土家语。

李敬忠先生认为,土家族绝大多数人口现在使用汉语、汉文,只在湘西约有不足16万人使用土家语兼用汉语。

南部方言分布在沪溪县,主要集中在谭溪乡的一些寨子,据粗略统计,操这个方言的人实际只有2000多人。

罗安源、田心桃、田荆贵、廖乔婧认为,土家族是一个“准双语民族”大部分人(99%)放弃本民族语言而转用各民族通用语言,即汉语;少部分人(l%)保持操用本民族的语言,即土家语。

田德生先生认为,土家族在聚居区以本民族语言为主要交际工具,除少数偏僻地区外,大多数地区的中、青年和少年儿童兼通汉语。

居住在杂居区的土家族则以汉语为主要交际工具,只有老年人能用土家语交际,中、青年略懂本民族语。

谢志民先生在《龙山县土家族双语情况调查》中认定,龙山县使用土家语的居民约67000多人,是保留民族母语人口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

在这些人口中,大多能兼操汉语,因而又是土家语和汉语的双语典型区。

《龙山县志·土家族》(1985)载:

现大部分杂居区己全使用汉语而不会土家语了。

只有洗车区和里耶区的土家族聚居地区和部分杂居区,约有八万人,还使用本民族语言,但也会讲汉话。

徐世漩先生认为,土家语在1900年有40万人使用,1950年使用人数降到20万,当前的使用人数约在6.5万人左右。

尽管6.5万人比一些小语言的群体总人口还多,但这是在短短的100年中从40万降下来的,前一个50年使用人数的下降率是50%,后一个50年的下降率超过了50%,这一急剧削减的比例和过程,显示了土家语衰变的严重状况。

叶德书先生把土家语的使用情况分为三个类型:

沿用型,即本民族内部或与外人接触都沿用土家语作为交际工具,仅有20来万人。

兼用型,即土家语和汉语兼用,有22万多人。

转用型,在湘、鄂、渝、川、黔边区,交通发达,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乡镇的土家都转用了汉语,但仍使用一部分土家语单词和大量的土家语底层语言(如土家语地名)。

使用土家语的还有40多万人。

张伟权认为,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700多万土家人中实际懂得土家语的不足10万人,约占1.42%,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土家语交流的为数就更少了。

所以土家语是濒临消亡的一个语种。

北部方言的操说者占土家语使用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南部方言操说者不上1000人,几近消失。

由此可见,土家语的现存状况却令人堪忧。

使用土家语的人数在急剧下降,土家语业已属于濒危语言。

三.土家语濒危原因

(一)非语言因素

陈默在《土家语“濒危”因素探析》一文中指出,土家语“濒危”是渐进的历史接触性衰变。

明末清初,汉人大量迁入土家族居住地区,为了有别于汉人或其他民族,“土家”开始作为相对的族称出现,这一带的居民才逐渐被统一称为“土家”。

这种移民的大量迁入,造成了土家人居住的许多区域汉语和土家语“双语并行”。

由于汉语拥有强大的使用功能并拥有文字作为学习的辅助工具,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反客为主”,逐渐取代了土家语的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实行的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不再忍受饥饿之苦,促使土家人必须迅速地融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当中,为了更快地融入新社会,原来会说土家语的人当中许多也改说汉语,从而对土家语形成新一轮的冲击。

《土家族转用汉语及土家语濒危的成因》一文中指出:

土家族转用汉语和土家语濒危是土汉经济、文化相互交流、相互适应的结果。

由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会影响到一个民族的语言使用特点,但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改变后的经济活动方式的开放程度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由于土家族通过引进、接受以汉语为媒介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提高了其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变革及其结果,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及跨地区、跨民族商品交换的发展,汉语汉文作为土家人与汉族交往的重要工具价值更加牢固,这使土家族全面认同汉语和汉文化,进而放弃母语和转用汉语成为可能。

(二)语言因素

熊英认为民族意识在对待民族语言时,表现出对本民族语言深厚的感情和忠诚。

要保护濒危语言,本族群的语言忠诚是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和必要条件。

如果语言群体对自己的本族语缺乏热情,没有使用和保留的意愿和行动,那么,即使客观环境对本族语存在有利条件,也于事无补。

实用、功利的价值取向,使土家村民在保存民族文化时的民族意识如此,在保存民族语言时,民族意识更为淡然。

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开放的语一言政策,各民族人民都有自由使用民族语言和汉语的自由。

国家支持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这使一些影响大、在本民族人民心中地位高的民族语一言得以保留、传承和发展,而对于在本民族人民心中地位正在消退的土家语来说,则是面临着挑战和濒危。

开放、兼容的语言观念促进了汉语的迅速传播,加剧了土家语的萎缩。

土家人的语言观念是开放的、兼容的,对于母语土家语、汉语方言、普通话都是认可的,甚至于更加看重汉语,汉语的地位超过母语土家语在土家人心中的地位。

并且,年龄越小越倾向于汉语,对母语土家语的感情越淡薄。

土家语在汉语的影响下,语言功能出现衰退,语言活力(潜力)不足。

土家语中借词和本语词大量并存,而相当一部分借词已处于优势地位。

土家语汉语借词中大都是全借词,很少像维吾尔语那样,在吸收借词的同时,也会调动自身潜力使用本族语材料创造新词,或者“土家语化”。

大量汉语借词进入土家语,已经开始影响到土家语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这是深层次的影响。

陈默认为土家语在与汉语的长期接触中,汉语对土家语的结构产生种种干扰,在土家语中留下了很多汉语的因子。

由于大量外来形式的冲击,土家语自身系统又来不及做必要的调适,所以异质成分大大增加,结构特点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固有形式遭到破坏或被取代。

设想在久远的年代,汉语通过扩散波,一点点地冲击着土家语,使土家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产生了土家语被汉语替换的衰变现象。

综上所述,土家语濒危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因素及经济因素使汉语对土家语的冲击愈来愈大,而语言本身的开放性使汉语对土家语的影响日益显著,从而产生了土家语被汉语替换的衰变现象。

土家人保护本名族文化的意识淡薄。

以上这些都使土家语日渐濒危。

四.结语

本文分析研究土家语、土家语的使用现状及土家语濒危的原因,对于土家语语言本体的研究不够深入透彻。

本文对于以土家语的发展历程、未来走向以及如何保存土家语等方面没有涉及。

 

参考文献:

[1]王静如.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J].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1955,(第四辑).

[2]谭志满.《近50年来土家语研究述评》[A]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1期 

[3]田德生何天贞等:

《土家语简志》[M].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6112

[4]李敬忠.《沪溪土家语》,北京:

中央民族人学出版社,2000,页1-2

[5]罗常培、傅懋勣.《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载《中国语文》1954年第3期

[6]叶德书.《土家语一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7]熊英土家语衰落趋势刍论—以湘西上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坡脚乡万龙村为例-[J]

[8]熊英《土家语南部方言的濒危现状》

[9]《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M],1986,页431

[10]邓佑玲.《十家族转用汉语的进程及特点》,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页84

[11]何天贞.《略论土家语的双语现象》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986年第3期,页15

[12]李敬忠.《沪溪土家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页1

[13]罗安源、田心桃、田荆贵、廖乔婧.《土家人和土家语》,民族出版社,2001,页3

[14]徐世漩.《论语言的接触性衰变—以毕苏语的跟踪调查分析为例》[J]语言科学.2003(5):

97-110

[15]陈默.《土家语“濒危”因素探析》[A]载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6]邓佑玲在.《土家族转用汉语及土家语濒危的成因》[A]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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