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资料之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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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资料之二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兴观群怨
最早为孔子对《诗经》的批评。
《论语.阳货》：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兴”，西汉孔安国注：
“引譬连类”（《论语注疏》），南宋朱熹注：
“感发志意”（《论语集注》）；“观”，东汉郑玄注：
“观风俗之盛衰”（《论语注疏》），朱熹注：
“考见得失”（《论语集注》）；“群”，孔安国注：
“群居相切磋”（《论语注疏》），朱熹注：
“和而不流”（《论语集注》）；“怨”，孔安国注：
“怨刺上政”（《论语注疏》），朱熹注：
“怨而不怒”（《论语集注》）。
兴观群怨指出了文学的情感功能（“兴”、“怨”）、认识功能（“观”）、社会功能（“群”）等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文学的功能，“兴”、“观”、“群”、“怨”经常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尺度。
明徐渭《答许北口》：
“公之选诗，可谓一归于正，复得其大矣。
此事更无他端，即公所谓可兴、可观、可群、可怨，一诀尽之矣。
”清黄宗羲《汪扶晨诗序》：
“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
孔安国曰：
‘兴，引譬连类。
’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
后世咏怀、游览、咏物之类是也。
郑康成曰：
‘观风俗之盛衰。
’凡论世采风，皆谓之观。
后世吊古、咏史、行旅、祖德、郊庙之类是也。
孔曰：
‘群居相切磋。
’群是人之相聚。
后世公、赠答、送别之类皆是也。
孔曰：
‘怨刺上政。
’怨亦不必专指上政。
后世哀伤、挽歌、遣谪、讽谕皆是也。
盖古今事物之变虽纷若，而以此四者为统宗。
……古之以诗名者，未有能离此四者。
然其情各有至处。
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兴也；言在耳目，赠寄八荒者，可以观也；善于风人答赠者，可以群也；悽戾为骚之苗裔者，可以怨也。
”明清之际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上：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
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
”《古诗评选》卷四评阮籍《咏怀.开秋兆凉气》：
“唯此窅窅摇摇中，有一切真情在内，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
”王夫之特别强调四者间的联系：
“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
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
”（《薑斋诗话》卷上）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知人论世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由战国时期孟轲提出。
《孟子.万章下》：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
”“尚”同“上”，尚友就是与古人为友。
后来史书作者遵循孟子这一观念，发掘与重要文学家创作密切相关的生平活动材料，进行评论，帮助理解作品。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孟子的话：
“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
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
”明高棅《〈唐诗品汇〉总序》：
“诚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
”就是把作品、作家同时代联系起来。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文德》：
“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章学诚还创论文“设身”之说，要求设身处地，要求“恕”，即体会和推想作者为文之心。
他说：
“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为了知人论世，古代文学批评中遂有“纪事”、“年谱”等类著作。
清计有功在《唐诗纪事》自序中称该书目的是使读者“读其诗，知其人”。
北宋吕大防《杜少陵年谱后记》：
“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
”知人论世的方法与“诗史”观念有关，孟轲也是最早将“诗”与“史”并提的人，《孟子.离娄下》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后来清王昶在《湖海诗传序》中说：
“以诗证史，有裨于知人论世。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以意逆志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由战国时期孟轲提出。
《孟子.万章上》：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文”指文字，这里指单个的字、词，“辞”指辞句。
东汉赵岐《孟子注疏》：
“人情不远，以己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认为“意”是说诗者即批评者之意，“志”是诗作者之志。
宋人更看重说诗者主观的作用，北宋程颐说：
“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六）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孟子的话：
“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提出不同看法：
“诗有内有外。
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
”“志古人之志而意古人之意。
”“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
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
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
”“不以文害辞，此为说诗者言，非为作诗者解也。
”“不以辞害意，亦为说诗者言。
”当然，清代也同样存在另一种见解，清袁枚《程绵庄诗说序》就指出：
“作诗者以诗传，说诗者以说传。
传者传其说之是，而不必尽合于作者也。
”（《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八）以意逆志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王应麟曾谈到，“以意逆志，一言而尽说诗之要”。
（《困学纪闻》卷三）明胡应麟把它尊之为“千古谈诗之妙诠”。
（《诗薮.内编》卷一）历来有学者主张把孟子提倡的“知人论世”方法同以意逆志结合起来。
明王思任《〈唐诗纪事〉序》：
“善作诗者，必起于知诗；善知诗者，必起于知人。
峄山夫子曰：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故其读《小弁》、《云汉》等诗，俱因人以知其事，而意、志逆之言外。
”（《王季重十种.杂序》）佚名《〈杜诗言志〉序》：
“故说诗者必以意逆志。
然古人之志，又各有在。
苟不知其人之生平若何，与其所遭之时世若何，而漫欲以茫然之心逆，古人未明之志，是以卒不可得矣。
故欲知古人之志，又必须先论古人之世。
”清顾镇《虞东学诗》：
“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
……故必论世知人，而后逆志之说可用之。
”近代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
”古代人把能否做到“以意逆志”，作为批评者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序》称赞《文心雕龙》：
“大而全编，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温柔敦厚
出自《礼记.经解》：
“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本来是说在一个国家看到人们温柔敦厚的情性品貌，就可以知道是由于《诗》的教化。
《礼记.经解》又云：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唐孔颖达注疏：
“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
《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是《诗》教也。
”后来，温柔敦厚成为对作家精神品性和作品美学风貌的要求。
北宋杨时《龟山先生语录》：
“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
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
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
荆公在朝议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而已，何以事君？
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衺僻之气，不设于身体。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龟山语录》云：
“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
若是伯淳诗，则闻者自然感动矣。
因举伯谆《和温公诸人禊饮》云：
‘未须愁日暮，无际乍轻阴’，又《泛舟》云：
‘只恐风花一片飞。
’何其温厚也。
”元揭傒斯《萧孚有诗序》：
“夫为诗与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明，法度欲齐，而温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
”（《揭文安公全集》卷八）明王祎《学诗斋诗记》：
“既而思之，诗非徒事乎章句而已也。
诗以理情性，是故圣人有优柔敦厚之教焉。
求止乎礼义之中，而不失其所感之正，情性之道，斯得矣。
”明陈子龙《皇明诗选序》：
“诗由人心生也，发于哀乐而止于礼旨。
故王者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世之盛也，君子忠爱以事上，敦厚以取友，是以温柔之音作，而长育之气油然于中，文章足以动耳，音节足以竦神，王者乘之以致其治。
其衰也，非辟之心生，而亢厉微末之声著，粗者可逆，细者可没，而兵戎之象见矣。
王者识之，以挽其乱，故盛衰之际，作者不可不慎也。
”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
“诗心与人品不同。
人欲直而诗欲曲，人欲朴而诗欲巧，人欲真实而诗欲形似。
盖直则意尽，曲则耐思；朴则疑野，巧则多趣；真实则近凝滞，形似则工兴比。
要其旨统归于温厚和平，则人品诗心一揆也。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
“温厚和平，诗词一本也。
然为诗者，既得其本，而措语则以平远雍穆为正，沉郁顿挫为变，特变而不失其正，即于平远雍穆中，亦不可无沉郁顿挫也。
词则以温厚和平为本，而措语即以沉郁顿挫为正，更不必以平远雍穆为贵。
诗与词同体异用者在此。
”清袁枚《再答李少鹤》提出不同于传统的看法：
“《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
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春秋笔法
本指孔子著史书《春秋》的写作方法。
孔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
”（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辞。
”在准确严谨的选词用语中，在冷峻客观的事件记述中表现思想倾向。
“《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清刘熙载《艺概.文概》）。
后来把这种文笔曲折寄寓微言大义的文字称为“春秋笔法”。
唐白居易《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其一：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
”（《白居易集》卷第三十六）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评阮籍诗《徘徊蓬池上》云：
“此《春秋》笔法。
”评点中常用“春秋笔法”一语，袁无涯本《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昔贤比于斑马，余谓进于丘明，殆有《春秋》之遗意焉。
”清脂砚斋评《红楼梦》四十五回：
“写针线下。
‘商议’二字，直将寡母训女多少温存活现在纸上，不写阿呆兄终日醉饱优游，怒则吼，喜则跃，家务一概无闻之形景毕露矣。
《春秋》笔法。
”（庚辰本第四十五回夹批）清戚蓼生《石头记序》：
“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发愤著书
“发愤”一词首见于《论语.述而》：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释“愤”：
“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可知“愤”是指一种心理状态。
在文艺创作的意义上首次运用“发愤”一词的是屈原。
《九章.惜诵》：
“发愤以抒情。
”西汉《淮南子》对“愤”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从心理学角度予以说明，它首先指出内心愤懑必然通过外在行动予以宣泄：
“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本经训》）；其次又谈到艺术的美感力量与“愤”的发抒有关：
“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汜论训》），“夫歌者，乐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
”（《修务训》）。
到了西汉司马迁则将“发愤著书”视为历代文人创作成功的普遍规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说。
《史记.太史公自序》：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亦云：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汉代史传文学家对屈原的评论，多承司马迁此说。
班固《离骚赞序》：
“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王逸《天问序》：
“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
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汉代批评家通过对屈原及其创作的评论，奠定了“发愤著书”说在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南朝梁刘勰和钟嵘这两位文学评论家进一步分析了“发愤”而作与不“愤”而作两种情况。
刘勰指出，“志思蓄愤”，是“为情而造文”，其楷模是《风》、《雅》；“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文心雕龙.情采》）“郁陶”指感情郁积。
为什么“志思蓄愤”、心有郁积能写出好诗呢？
刘勰曰：
“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
”（《文心雕龙.才略》）“蚌病成珠”之喻是“发愤著书”的发展，同时代的其他评论家亦有此喻，如《刘子.激通》：
“楩柟郁蹙以成缛绵之瘤，蚌蛤结疴而衔于明月之珠……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
”钟嵘把“托诗以怨”与“发愤著书”联系起来，作为他分析诗人何以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根据。
《诗品》卷上评李陵：
“文多凄怆，怨者之流。
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
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
内心的激愤与不平，是诗人取得艺术成就的关键，这种思想到了唐宋诗文理论中已经成为普遍的认识。
李白：
“哀怨起骚人”（《古风》其一）；韩愈：
“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王安石：
“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书李文公集后》）。
经过历代诗人评论家的反复申说，可知“愤”作为创作成败的关键，主要是指文人怀才不遇、横遭罹难的情绪，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唐刘禹锡曾指出，“发愤”之作的艺术成就，不仅取决于艺术家，而且与读者接受心理中有无“遭罹世故”的愤懑之情有关。
《上杜司徒书》：
“昔称韩非著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
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著于篇，显白其事。
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固无以异于他书矣。
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耶？
……知韩非之善说，司马子长之深悲，迹符理合，千古相见，虽欲勿悲，可乎？
”这显然是对“发愤著书”这一命题理论内涵的丰富。
“愤”不仅是创作的动力，而且“愤”这种情感本身就是抒情写意作品的原料，南宋陆游《读唐人愁诗戏作五首》：
“清愁自是诗中料。
向使无愁可得诗。
”（其一）“我辈情钟不自由，等闲白却九分头。
此怀岂独骚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
”（其四）北宋秦观《司马迁论》亦云：
“迁之遭李陵祸也，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以陷腐刑。
其愤懑不平之气无所发泄，乃一切寓之于书。
”
明清两代小说批评家在分析小说家之“愤”的情感内涵时，对“发愤著书”的传统命题进行了新的发挥。
明李贽《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
“太史公曰：
‘《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
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盖自宋室不竟，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
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
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
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敢问泄愤者谁乎？
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
”李贽继承了司马迁以来关于发愤著书的思想，又有两点发展。
其一，他不着重于个人的穷通出处，而讲整个国家能否选贤任能；其二，他不止为一般怀才不遇的文人鸣不平，而且敢于替啸聚山林的反叛者说话。
李贽所说的“愤”，具有更大的正义性，这种正义的社会性情绪充溢在作品中，必然具有更大的审美感召力。
在李贽以后，不仅谈论小说要发愤而作的人时有所见，而且有的作家正是在这一命题的影响下进行小说创作的。
清金圣叹尽管不满李贽对“发愤著书”的理解，他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十四回夹批和第十八回回批中也用“发愤作书”、“怨毒著书”评论作品的人物描写。
明末清初陈忱《水浒后传论略》说《水浒》是“愤书”：
“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实切于中，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
”他本人作为明末遗民，一生“穷愁潦倒，满腹牢骚”（《水浒后传序》），受“发愤著书”说的影响，借写小说以泄其愤：
“《后传》为泄愤之书：
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开基创业；愤六贼之误国，而加之以流贬诛戮；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客，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围冒险；愤官宦之嚼民饱壑，而故使其倾倒宦囊，倍偿民利；愤释道之理淫奢诳诞，而有万庆寺之烧，还道村之斩也。
”（《水浒后传论略》）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穷而后工
北宋欧阳修受唐代韩愈的直接影响而提出的命题。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韩愈《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韩愈的这些观点被欧阳修归纳为“穷而后工”的命题。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
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穷而后工”概括了文学史上一种规律性现象。
“屈原将投汨罗江而作《离骚》，李陵降胡不归而赋别苏武诗，蔡琰被掠失身而赋《悲愤》诸诗，千古绝调，必成于失意不可解之时。
”（清费锡璜《汉诗总说》）“子美不遭天宝之乱，何以发忠愤之气，成百代之宗？
”（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穷而后工”的原因何在？
首先，“诗人少达而多穷”（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凡圣人奇士，自以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
见而不能知其贤，如弗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弗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弗用而已矣；尽其才而容谗人之所间者，如弗尽才而已矣。
故见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尽其才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南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二）其次，身处逆境之人有深刻的人生体验。
清秦朝釪《消寒诗话》：
“东坡云：
‘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荧荧，时于此中，得少佳趣。
’王阮亭甚爱此语，而云苦不能多得。
夫阮亭终身富贵，不知此中之苦，安能多得此中之乐？
此境惟不遇文士饱尝之，有时感慨牢骚，则佳趣减矣。
无所杂于中而能全其乐者，其惟学道之士与？
”最后，人在穷境中能用心专一。
“诗人穷而后工。
盖穷则嗜欲少而攻苦多，故能思微律细。
唐人如少陵、太白、昌黎、柳州，宋人如东坡、石湖、永叔，皆遭遇坎坷，诗名最著。
国朝渔洋先生境遇既顺，功名亦达，虽才博学富，鼓吹休明，巍然一代巨手，终不免后人獭祭之讥。
”（清袁洁《蠡庄诗话》卷八）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以史证诗
中国传统的说诗方法之一。
秦汉时期，文史不分，诗、赋等文学作品如能被尊奉为儒家经典或史家著述，则成为作者的殊荣。
“以诗为史”成为说诗者和作诗者一时之共识。
《毛诗序》云：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
”《毛诗正义》引郑玄答张逸云：
“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瞢歌之。
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
”这就把民间优美的诗歌均看作出自史官之手。
一些文学家也自觉地要求文学具有史书“拨乱世而反其正”的“春秋笔法”。
东汉王充《论衡.佚文篇》：
“夫文之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
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
”连三国魏曹植都认为，“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是自己理想的著述目标，而“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辞赋则是不屑为的“小道”。
（《与杨德祖书》）这种以史学为尊荣的史官文化，使作诗者有意以史为诗，如“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筐箧”（唐杜甫《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使说诗者将史法引入文学批评，将诗比附成历史文献，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寻找诗中意象和用语的隐含意义，发展成颇有影响的以史证诗的说诗方法。
以史证诗，是指说诗者根据诗人创作时的时局和朝政来抉隐剔微，发现诗中隐含的政治意义。
这种方法对像杜甫这样关心国计民生的现实主义诗人的一些包含有深厚政治历史内容的作品，具有独到的阐释效果。
在适当的范围内，以史证诗可以成为理解作品的“遥深之旨”的有效手段。
超出了一定范围，以史证诗的方法则又可能导致误解、恶解，犯求之过深的毛病。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诗无达诂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观念。
最早由西汉董仲舒提出，其《春秋繁露.精华》：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诂，即用今言释古言，这里指解释《诗经》词句的意义。
《诗》无达诂，是说对《诗》的解释无法完全符合其本意。
诗无达诂要求通过诗句领悟诗意。
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说：
“董子曰‘诗无达诂’，孟子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凡例》：
“读书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合也。
况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
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讲《鹿鸣》而兄弟同食，斯为得之。
董子云，‘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评点笺释，皆后人方隅之见。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诗言志
中国古代儒家文学批评观念。
最早出自《尚书.尧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此句作“诗言意”。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
“诗，志也”；“志，意也”；“意，志也。
”《毛诗序》以“情”释“志”：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唐孔颖达接受这种看法，并表述得更明确：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李善也认为：
“诗已言志，故曰缘情。
”（《文选注》）这种阐释已经偏离“诗言志”的本意。
“诗言志”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子文对叔向曰：
“诗以言志。
”《荀子.儒效》：
“诗言是，其志也。
”前句是指“赋诗言志”，今人朱自清认为：
“‘诗言志’这句话也许从‘诗以言志’那句话来，但也许彼此是独立的。
”（《诗言志辨》）他还认为“诗言志”是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比兴说诗
传统诗歌批评观念和解释方法。
“比兴”源于汉儒提出的“诗有六义”说，“六义”中包含“比兴”。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唐孔颍达《毛诗正义》卷一）。
诗歌创作离不开“赋比兴”，它们是“作诗之法度”（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
诗人之情志在诗中不能直说，必以“比兴”出之，所以读诗者要把捉诗人情意，须识诗中“比兴”。
以“比兴”说诗最早始于汉代。
刘知幾解释汉儒为什么在《诗经》的每一首作品前作序时指出：
“《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
”（《史通.序例》）中国古代批评的解释重心常常在索解作品中寄托的诗人之志（见“以意逆志”条），不识“比兴”，说诗者就容易陷入明显的误读。
误读又分有两种。
一是视诗家语为直陈，不去探求语言、意象中隐含的深意。
清吴乔指出：
“唐人诗被宋人说坏，被明人学坏，不知比兴而说诗，开口便错。
义山《骄儿》诗，令其莫学父，而于西北立功封侯，托兴以言己之有才而不遇也。
葛常之谓‘其时兵连祸结，以日为岁，而望三四岁儿，立功于二十年后，为俟河之清’。
误以为赋，故作寐语。
”（《围炉诗话》卷五）二是以为语语皆有所托，求之过深，穿凿附会。
北宋黄庭坚指出：
“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
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
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
……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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