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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近代历史的开拓性著作陆续问世。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撰写于1945年，1947年出版，共分八章：
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章，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
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
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五章，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
第六章，甲午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
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
第八章，对抗瓜分的义和团运动。
本书虽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
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高度赞扬了从林则徐、洪秀全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同时谴责了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祸国殃民。
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他说：
“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
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了。
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
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一本专著。
它从“官、民、夷”三者关系上阐述帝国主义侵略是怎样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新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
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
“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
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范文澜与胡绳的著作，开一代新风，对其后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
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
（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换，就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铺陈。
但无论采取何种体系，旧的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和主流的把握；
（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自身规律性。
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
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
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
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
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
1840—1850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1—1905年、1905—1912年、1912—1919年。
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
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
（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
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4—1905年、1905—1919年（孙守任：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
（二）“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将近代史分为五个阶段：
1840—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0—1914年、1914—1919年（金冲及：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
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前者。
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
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两个过程”（即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即指：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陆续出版。
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
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5年）。
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
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
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
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
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
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
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
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册），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四册），体例严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等，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
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
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
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
不过，尽管“三次革命高潮”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政治史从来是历史研究的主干，加之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社会经历巨变，政治风云急剧变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构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著述如林。
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八大事件”。
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研究，除了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从总体上看，相对薄弱。
限于篇幅，这里只具体介绍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军阀研究。
鸦片战争史
中英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
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是迄今出版的两本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史篇幅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二者都注意到了广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资料，却又各具特色。
前者在详细考察了“鸦片输入”、“禁烟过程”、“战争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鸦片战争的全貌。
同时，作者着力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结合上，系统地考察了战争的历程，包括每一阶段，以至每一场主要的战斗，在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利弊，都作了探讨，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
后者则视野更加开阔，不仅仅将鸦片战争看成是中英两国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且将之视为中国历史发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叙述战争的全过程之外，更着力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探讨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
陈胜粦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是一部论文集，作者将林则徐的一生与整个时代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作多方面和整体性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地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
同时，研究者对于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经世派以及对西方的了解，汉学宋学的论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变化等等，也都有所论述，且观点愈趋平实。
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使用主战派、主和派两个概念，界分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以为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主战、主和两大阵营。
道光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经历了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政策。
而其失败，则又提出了外交观念与政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任务”（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兼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问题》，《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有的研究者则考察了士大夫的不同阶层在鸦片战争中的不同表现，以为其上层即官僚士大夫，多经历了由自大转为自卑的过程；
其中下层即尚未入仕的读书人和虽入仕尚未更多受官场积习影响的中下层官僚，多战前倡导禁烟，战时积极参战，战后则开眼看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的层面，都在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其深层的影响（沈渭滨《从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
还有的研究者则着眼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以为嘉道间士习的衰恶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识之士因之起而批评时弊，倡言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经世派。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经世派中的一些人将视野从时务扩展到“夷务”，进而主张学习西方。
但他们地主阶级的立场是坚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补天者。
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他们与湘、淮系的那些头面人物并无本质的不同。
所以，“从嘉道年间崛起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其发展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这些论述无疑都表现了开阔的思维。
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道光帝、徐继畬、姚莹、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
其中林则徐的研究最有成绩。
这方面的成果，除了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外，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具有代表性。
作者“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主线，以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分章论列，鲜明地突出了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形象。
太平天国史
建国前太平天国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国后更成为各专史研究中的热点，成果最为丰富。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是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集大成的巨著。
全书150万言，共88卷。
作者经过长期探索，在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新体裁。
《太平天国史》正是依此新体裁撰成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全书史料翔实，见解精辟。
其第一篇“叙论”，对太平天国的始末作综合性的叙述与评论。
第二篇“纪年”，依时间先后为序，记录大事。
第三篇“表”，分门别类，列表以详。
第四篇“志”，为各种专门史，凡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外交、礼仪、文化、艺术等皆有专志。
第五篇“传记”，上起天王洪秀全，下至乡官钟志诚，旁及捻军人物和其时各地各民族起义领袖，如刘丽川、杜文秀等，均为之立传。
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共三册，同样是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
本书较全面而详细地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历史，并及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外交等诸方面。
全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独具特色。
太平天国的专题研究，成果更显丰硕。
如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
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等等，就太平天国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作专深的研究，各有创见。
特别要提出的是，钟文典主编的《太平天国史丛书》，共15册，计500万字，现已陆续出版了苏双碧的《太平天国史综论》，祁龙威的《太平天国经籍志》，钟文典的《太平天国开国史》，张一文的《太平天国军事史》，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史》，吴善中、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历法研究》，吴良祚、史式的《太平天国词语、避讳研究》，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茅家琦的《太平天国与列强》等九种，从广度与深度上将上述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地方史的著作，如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徐川一的《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等。
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是一部有影响的论文集。
内容包括史事新论、史料考释、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等。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除了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和陈宝辉等的《太平天国诸王传》外，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都有相关的专书出版。
对于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即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颇为可观。
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龙盛的《湘军史稿》、朱安东的《曾国藩传》、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苑书义的《李鸿章传》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实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深化了。
甲午战争史
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但近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这一点久成定论，并无疑议。
但是，一些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对整个战争影响甚大。
谁是战争的挑衅者？
丰岛海战后，日本当局极力将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以掩盖其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事实。
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写道：
“七时五十二分，..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
”我国史学工作者和正直的日本史学家虽然都承认是日本挑起了丰岛海战，却又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了海战七时五十二分开始的说法，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
近年来研究者根据中文记载，尤其是《济远航海日志》，判明：
首先发炮的是吉野，时间为七时四十五分，济远发炮时间虽然确是七时五十二分，却是为了自卫还击。
这样，丰岛海战开始的时间不是七时五十二分，而是七时四十五分。
考定数分钟的差异，却判明了谁是战争挑衅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戚其章：
《甲午海战史》）。
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战斗之烈，时间之久，为此前世界海战史所仅见，因之历来为中外研究者所关注。
北海舰队以何种阵形迎战及海战的胜利谁属？
这也是争议颇多的问题。
戚其章、孙克复、关捷考证认为，“北洋舰队变阵的结果，整个舰队便形成人字阵，它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夹缝雁行小队阵”（《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戚其章且认为，“北洋舰队终于‘以寡敌众，转败为功’，最后迫使日舰不敢再战，仓皇遁逃”。
（《甲午战争史》）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怎样看待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同样是个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
李鸿章的法律和外交顾问、前美国国务卿柯士达，在其《外交回忆录》中就以为台湾民主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连贯的《台湾通史》也称其事为“独立”。
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将台湾民主国说成是台独运动的“先驱”。
建国后近代史的著作对台湾民主国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语焉不详。
近十多年来，研究者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有了共同和明确的认识：
台湾民主国不是为脱离祖国而独立，而是在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特殊措施。
因而是一种积极的爱国主义的行动（林其泉：
《试析一八九五年的台湾民主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系统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
戚其章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
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
这些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当然，已有的研究还涉及到了人物评价、帝后党争、国际关系、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等广泛的领域。
戴逸、杨东梁、华立合著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以中、日、朝鲜三国为中心，考察甲午战争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的确立，表现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戊戌变法史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195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正确地指出它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长久意义的”（刘大年：
《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
建国以来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意义。
但是，同时也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主要意义在于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林增平：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略论》，《中华学术文集》；
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有的学者还提出，戊戌变法就其本质来说，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陈庆华等先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这个观点）。
对于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更强调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
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
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八十年后话“戊戌”》，《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红旗》1983年第7期）。
龚书铎则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
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是‘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年中日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
“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光明日报》1983年8月24日）。
与上述的认识相应，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已往的结论：
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进而注意探讨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维新派策略失误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等等。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著。
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则是戊戌变法系列人物传记。
这两本书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对康有为《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于日本横滨铅印出版。
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年2—8月）间所撰奏疏20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
另开列有奏疏存目13篇，无正文。
《戊戌奏稿》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史及其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
一些学者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订，发现内容经过大量篡改，增添了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
因之，认为全书不宜再作为研究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
但是，《戊戌奏稿》与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康有为戊戌年的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戊戌政变后其思想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因而仍具有重要价值（孔祥吉：
《康有为对<
戊戌奏稿>
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蔚禄#骸丁次煨缱喔濉期）。
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发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
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
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超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
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
“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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