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主主义对旧民主主义的超越.docx

论新民主主义对旧民主主义的超越.docx

《论新民主主义对旧民主主义的超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新民主主义对旧民主主义的超越.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论新民主主义对旧民主主义的超越

论新民主主义对旧民主主义的超越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最系统、最成熟、最光辉的理论，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论和支柱理论。

它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

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不认真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在中国，最早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名词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中国社会党的首领江亢虎。

早在1922年8月以前，他在列席共产国际三大期间，就起草了《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新国家主义说明书》，并在“大会席上毅然发表新民主主义”。

及至1922年8月初回国后发表的《回国宣言》中，就正式发表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

8月25日，他又在《东方杂志》发表《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说明书》，对他的主张作了解释。

1923年夏季，湖南省政府令教育厅举办暑期学校，邀请社会名流讲学。

江亢虎应邀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的演说以及《社会主义十讲》的讲座，引起湖南知识界的关注，李达等人还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对江亢虎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

　　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主要是针对旧民主主义的弊病提出来的，又名“限制民主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选民政治学说”，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选民参政”，即不是由全体人民进行直接选举，而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经过参政考试、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的人才能成为选民，才能参政；二是“立法一权”，即不是三权分立，而是立法权超越于其他两权之上，三权统一于一权，形成一权制国家，其最高代表是国会议长；三是“职业代议”，即“以职业为单位，以地方为区域，以选民人数为比例，平均分配投票权、代议权”，以防止议员集中在官僚、军人、资本家等少数人身上。

很明显，这些主张并不是革命的主张，而是改良议会制度的一种社会改革方案。

他所谓的“新”，主要是在由什么人治理、管理国家和如何治理、管理国家上不同于旧的议会制度。

因此，他的主张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

　　在江亢虎提出“新民主主义”之前十年，也就是1912年，还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副标题翻译过来就叫“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是否阅读过江亢虎的文章或那个美国人的书，我们不得而知。

他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是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比江亢虎晚了17年，比那个美国人晚了27年。

不过，无论是江亢虎的文章，还是那个美国人的书，他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都和毛泽东所阐述的新民主主义完全不同。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针对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掀起的反共浪潮，阐明中国前进的方向，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而提出来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亟需国共两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为了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明确宣布：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但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为了巩固它的“一党专政”，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随后掀起一股“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宣传浪潮。

他们说什么“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中国有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就够了，用不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了”。

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在全国造成很坏的影响，使很多人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对很多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产生了模糊认识。

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头所说：

“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对于国民党企图以三民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的宣传，中共中央立即做出回击，首先提出要区别真假三民主义。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一个告全党同志书中，第一次提出要为揭穿假三民主义、实施真三民主义而奋斗。

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实行“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的政策，并指出应对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加以严正的批驳。

于是，一批反驳国民党反共理论的重要文章相继发表。

　　但是，要从根本上反驳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仅仅区别真假三民主义还不够，还必须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因此，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毛泽东相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抗日战争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鲜经验，科学地论述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这以后，他又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论著中，对这个理论做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吸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合理成分，经过长期探索和深入思考、大胆创新的结果。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的领导人和很多杰出人物，就开始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艰苦的探索。

例如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1922年8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做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的决议；从1923年6月开始，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到党的四大，不仅强调革命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而且开始把买办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

四大以后，很多领导人继续进行探索，特别是毛泽东深入分析中国的各个阶级，突出地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党都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如毛泽东对农村和土地革命问题做了深刻的调查研究，刘少奇提出白区斗争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张闻天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各阶级做了深刻的分析。

所有这些，都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过程，也是一个深入探讨和产生飞跃的艰苦过程。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虽然提出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是不同的，但直到写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才开始把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严格区别开来。

1940年12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就曾说，过去我们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直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及《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发出（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时才正确认识清楚。

又例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初稿中，并没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完整表述，直到1940年修改时才加上下面这段话：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　

   再如《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也经过了一个反复的过程。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谈论《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时候曾说：

“《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论》是经过反复研究、推敲、修改才写出来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一般认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个部分。

实际上，它还应该包括近代中国的国情论，即关于近代中国的国情，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特点的论述。

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都是从近代中国的国情论而来的。

陷于篇幅，下面着重介绍一下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二、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主要讲的是中国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以及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

原来讲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般只讲它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前途等方面的理论，实际上还应该包括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论和“三大法宝”论。

因为这些方面的内容大家都比较熟悉，下面我就简要地介绍一下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是一场什么革命的理论，即革命性质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世界近代历史的进程中，主要出现过两种类型的革命：

一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应该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党在成立时并不清楚，认为也应该像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脱离实际的，是行不通的。

1922年，党的二大初步区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并据此认为，这种革命对内而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对外而言是民族革命。

但是，对于中国革命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区别，当时并没有清楚的认识。

正是由于这种理论上的失误，导致了大革命时期的右倾错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以后的中国革命是直接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的阶段。

在这个不切实际的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当时，有的领导人主张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代表了党的正确方向。

他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针对那种反对资产阶级甚至打击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明确指出中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即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

他指出：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在何处呢?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作了清楚的回答：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这之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第二，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即不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第三，革命的前途不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上述区分中，革命领导权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

由于革命领导权不同，就导致了指导思想、革命力量、发展前途等方面的不同。

这样，就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区别了开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前途是什么呢？

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做出了清楚的阐述。

　　关于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毛泽东指出：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革命对象。

其中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因此，反帝和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

这两大任务虽有区别，但又“互相关联”，“互相统一”。

　　关于革命的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本来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但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一面，但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许多联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两大基本任务，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

因此，它们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恰恰有领导革命的能力。

它除了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外，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

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种压迫”，革命最坚决，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极易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从开始走上革命舞台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

因此，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由它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的选择。

　　关于革命的动力，毛泽东指出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其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农民主要是贫农和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

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

因为它有着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面，因此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对之必须采取慎重的政策。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终极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大资产阶级在抗战时期借抗战名义，利用国家政权，竭力扩张官僚资本，抗战胜利后又运用政治特权，将其经济势力伸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各个方面，形成相当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其政治代表蒋介石集团又疯狂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企图扼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的情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中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从而完整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清楚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以及革命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和由谁领导革命等基本问题，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第二，关于怎么进行中国革命的理论。

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革命步骤论；二是革命法宝论；三是革命道路论。

（一）革命步骤论，即关于中国革命分几个步骤、怎么进行的理论。

关于中国革命的步骤，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党的一大主张“一次革命论”，即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党的二大虽然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区分，但陈独秀又提出“二次革命论”，即无产阶级先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待资本主义获得发展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结果犯了右倾错误。

后来，王明等人主张“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基本上又回到“一次革命论”，结果使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挫折。

　　在总结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即整个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为什么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需要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之准备。

第三，不同性质的革命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和特定的时间，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

第四，在一定的时期中，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无产阶级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

混淆革命阶段，就会把革命的同盟者当成革命对象，从而损害革命。

　　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大目标，我们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因此，两个革命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第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犹如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只有做好上篇，才能去做下篇。

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第三，从经济上看，我们进行的革命是要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它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大的道路。

它将促使资本主义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又会促使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

　　毛泽东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透彻地阐明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与“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划清了界限，清晰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两个步骤。

（二）革命法宝论，也可以叫方式方法论，即关于中国革命应该用什么方式和方法进行的理论。

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仅仅明确革命的性质、步骤等问题还不行，还必须找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

这些革命的方式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毛泽东把它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策略原则。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如何建立统一战线，还需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也是比较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具有两重性、可以争取的同盟者。

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两个联盟。

　　第一个联盟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

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度，农民占了人口的80%。

因此，谁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谁就有力量，就能得天下。

中国革命能不能胜利，关键是能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

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建立同广大农民的联盟。

　　第二个联盟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劳动人民的联盟。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也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但由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又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

因此，要正确地对它加以认识和处理好同它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容易的。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解决好同它之间的关系。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认真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正确的分析，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软弱性、动摇性，但它本质上是一个爱国的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属于人民大众的一部分。

因此，在各个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都应该团结、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并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而且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也结成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了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和策略。

这样，就正确地处理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可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书生气十足，不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一心去搞群众运动。

结果蒋介石一反动，一切群众运动都垮台了。

经过这次血的教训，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从此开始重视武装斗争。

　　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要建立军队。

军队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武装斗争的成败。

为了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在三湾改变时，毛泽东就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建军宗旨，重视政治工作，实行民主制度，加强军队纪律和群众工作，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一上井冈山，就规定军队要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并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又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所以人民群众把党所领导的军队亲切地称为人民子弟兵。

以后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党始终重视军队的建设，成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问题。

　　除了军队的建设之外，毛泽东在武装斗争方面还有三个突出的贡献：

一是人民战争的理论，二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是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解决了在中国如何依靠广大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处于劣势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问题，从而使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军事史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占有重要的地位。

很多外国人都称赞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军事家”，一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甚至说：

“图书馆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

”

　　有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还要有一个领导它的核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要胜利地完成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作过很多论述。

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不遇到很多新的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去加以探索和解决。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由于党处在农村，不能不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使农民出身的党员成为党的主要成分。

在这种情况下，党还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一个党的性质不决定于党员的出身和成分，而决定于以什么思想为指导。

因此，他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

由于党始终重视思想建设，大批农民出身的党员成了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有的还成了党的各级骨干甚至杰出的领导人。

　　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党还始终重视组织建设，努力解决好两大问题：

一是如何克服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和农民党员占多数容易导致的权力过分集中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二是如何消除苏联党内的激烈斗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的问题，使党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

　　对于党的作风建设，党也是一直非常重视的。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把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这些优良作风是延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三）革命道路论，即关于中国革命特别是武装斗争应该走什么道路的理论。

　　道路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没法到达目的地。

过去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包括法国的巴黎公社、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从中心城市爆发武装起义，直接夺取政权。

这也是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

可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在全国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牢固地控制了各个中心城市，而革命力量因为刚刚遭到严重的挫折，力量还十分弱小。

在这种情况下，再以城市为中心，直接夺取大城市，就行不通了。

但是，共产国际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的了解，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

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会失去无产阶级先进性，变成农民党；担心红军长住一地，会像大肚子女人一样，把老百姓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光，势必会遭到老百姓反对。

他们不主张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要求中共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重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红军要配合城市的斗争。

在根据地内，也有不少人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缺乏深刻的观念，有的人甚至对农村斗争的前途表示悲观，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