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写老师的文章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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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正当的办法。
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
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
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①〔“正心”“诚意”〕出自《大学》。
“正心”，指端正心思；
“诚意”，指意念真诚。
“不欺暗室〔不欺暗室〕指不在暗处伤人。
”，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
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己责任。
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二）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
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
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
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
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
先生沉吟一下说：
“《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
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①〔与其进也，……不保其往也。
〕语出《论语?
述而第七》。
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
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
与，肯定、赞成。
’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
”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三）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
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
我说：
“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
”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
“这除非你做大将。
”此外如此类者尚多，或牵连他人，或言之太长，姑不提。
即此三事，已足证先生责人之态度是如何诚恳而严肃的，如何词近而旨远的。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梁实秋
我在十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
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
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
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
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
我常给他画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
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藏着两桶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箸。
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
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余生也晚，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斑。
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
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
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
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
所以每天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
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是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表。
有时候逗先生开玩笑。
国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举人。
他们授课不过是奉行公事，乐得敷敷衍衍。
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盅，摇摇摆摆地进了课堂。
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当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这吸溜之际，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
“这题目怎样讲呀?
”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
“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
……”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
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
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
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
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吸溜一下鼻涕，骂我一句，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
×
?
你是什么东西?
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
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是什么东西?
我把你一眼望到底?
”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
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
批改之不足，还特别地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了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
《林琴南致蔡了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
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
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
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
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
“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地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能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
徐先生介绍完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
这一遍朗诵很有意思。
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宣泄出来了。
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已经理会到原文意义的一半了。
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
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
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
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
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地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
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他说：
“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巴巴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
”我仔细一揣摩，果然。
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
我离开先生已将近５０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
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地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
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
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
“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
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
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
这就更怪了。
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
眼睛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
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
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
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
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
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
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
“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
”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
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
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
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
“Ｙｅｓ！
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
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
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
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
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
“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
‘Ｍｒ．林国达isperpendiculart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
”林国达傻了。
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
金先生上课，说：
“林国达死了，很不幸。
”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
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
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
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
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系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
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
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
老金为什么请客？
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
“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
毛主席曾经对他说：
“你要接触接触社会。
”金先生已经８０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
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拉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
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我的老师（贾平凹）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
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亲杀鸡剖鱼，很有些善良，但对家里所有的来客都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
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
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儿为师，是我疯了，或耍娇情。
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以小认大?
孙涵泊!
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
阿姨问：
“你不要?
”他说：
“花疼不疼?
”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它的美好了，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
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晚上看电视，七点钟前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
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市，不敢挤人，惟恐人挤，应忍的忍了，不应忍的也忍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上谤”自慰，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
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歌，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在他家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朵。
他爹问：
“你来看什么?
“看写。
”再问：
“写的什么?
”说：
“字。
”又问：
“什么字?
“黑字。
”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和获奖，我也就说：
“好呀，当然是，你瞧，他写的这幅联，‘×
，×
春’，多好!
”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慎句酌字，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
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他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
“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架!
”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炸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
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服强者，弱者悄然遁去，警察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敢做。
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雄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
我琢磨，或许他这样正是要我明白“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道理。
我是诚惶诚恐地待我的老师的。
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耻。
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
我的老师也将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
《我的老师》冰心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老师。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
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而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
这题目是我在家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同班上课。
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自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
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罢。
“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
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体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
我最怕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
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
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
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
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
她温和地问我道：
“你为什么哭？
难道是我的分打错了？
”我说：
“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
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
”她就款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
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地对我说：
“这不能怪你。
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
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
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罢。
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合格，很有留级的可能；
而且她很忙，每天抽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
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地道谢。
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地询问T女士的一切，她觉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
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
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
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
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
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
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
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
我就会看见T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工夫地做着；
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
因着T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学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
我补完数学以后，母亲觉得对于T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
T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
“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
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数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
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
”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
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
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
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
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
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
“谢谢你，你真是细心。
”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教室里，嘴角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
因为补习算术，我和她面对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
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匀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
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的眼光正我和的相接，出神地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
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T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地方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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